男人只能作为必需之物，而非可有可无。除了英勇激昂，我们别无所长。
——诺厄·布兰德（Noah Brand），《好男人计划》（The Good Men Project）编辑1
可能在很多情形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体验到强烈的无力感。但是无论你是否愿意承认，性别歧视其实对男性和女性有着同样的伤害。男孩与生俱来跟女孩不一样，做个男人并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儿。
从人生的开端开始，在刚刚出生几天的时候，很多男孩子就做了包皮环割术。有的文化认为这是为了提升性生活质量，但是绝大多数的美国男孩只能接受别无选择。早在婴儿时代，男孩们在哭闹的时候会比女孩更迟一些才被抱起来安抚——这也是对他们的暗示：抱怨痛哭于事无补毫无益处。跟对待女婴相比，人们也更少唱歌、讲故事或者朗读书籍给男婴听2。这些种种“更少”实际上是消极的教训，让孩子们意识到自己不值得父母或者看护者花更多时间精力在自己身上。
晚些时候，也就是到了几岁十几岁的时期，男孩子们会从高强度的对抗类体育运动中学会忍受痛苦。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在家庭关系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上，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为了更多金钱收入去选择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年轻男性的社会化过程仍然让他们坚信自己必须尽可能多地赚钱养活老婆孩子，但是年轻的女性们所获得的信息却不一样（譬如那种应该由谁来支付约会费用的统计数字等等）。男孩们也继续着那种把在家带孩子的父亲视为不齿的成见——最近的一个皮尤研究调查的数据显示，有51%的人认为妈妈跟孩子一起待在家里比较好，只有8%的人认为父亲在家也一样3。显而易见，男人作为养育者的角色被忽视了，就连男人们自己也对之不屑一顾！至少在目前，对多数男人来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可接受的选择。
社会到底能否接受男性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选择更平衡的生活方式呢？理解我们为何要引发这样一个“令人如坐针毡”的讨论很重要。沃伦·法雷尔在他的《男权的神话》中提到，女性有了孩子之后可以考虑三个选项：
●全职工作
●全职在家
上述两者的混合：兼职工作
与此同时，如果是男性，可以考虑下面这三个选择：
●全职工作
●全职工作
●全职工作4
他说，普遍而言，男性学会了用远离亲人之爱的方式来爱他们的家庭，而女性是通过与爱同在的方式来爱她们的家人。女性会去谈论她们是否应该“向前一步”或者“抽身而退”，可是男人从来就没有抽身而退这个选项。这给予了男性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但是却切断了他们获取和给予爱的机会。在《父子重聚》（Father and Child Reunion）一书中法雷尔写道：
女性提供了一个情绪子宫，跟爱非常相似；男性提供了一个经济子宫，这让他们跟自己的目的南辕北辙——为了爱和支撑自己的家庭，反而远离家庭。男性通过与自己的家庭分离而爱他们，女性通过与自己的家庭相聚而爱他们。自始至终，女性角色有着爱的优势和情感的优势。5
长期研究揭示了女性更偏爱有意义的和能跟人建立连接的工作，这进一步增强了她们的情感优势，但却“与获得更高收入或者晋升到更高的职位相悖”。如同心理学家苏珊·平克（Susan Pinker）在她的《性别悖论》（The Sexual Para-dox）一书中所提出的：
诸如改变自己、寻找归属感之类的内在目标常常会跟诸如经济报偿或者社会地位之类的外在目标水火不容。就平均水平而言，女性在工作中更多被内在报偿所激励。一个对500个家庭进行的研究发现，对女性而言，她们在工作中的内在报偿和自主性同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教育水平更高的女性也会对兼职工作更感兴趣，这就从两方面导致了她们在职场的“选择退出”现象42——通过她们在工作中对于内在意义的追求，也通过她们愿意对工作投入的时间数量。6
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跟她们的丈夫共同分享她们在爱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愿意与之一起分担经济压力吗？美国的公司里，多数已婚男性高管的配偶都是待在家里的全职太太，跟女性高管的状况大相径庭——60%的男性高管的配偶没有全职工作，而只有10%的女性高管是这种情况。男性平均每个人有2.2个孩子，女性是1.7个7。有的女性高管曾说过自己“需要一个老婆”，但却仍然不愿意自己的丈夫承担在家主内的角色，成为父母、厨师、管家和孩子们的司机。
在《为什么女性仍然不能拥有一切》一文中，安妮-玛丽·斯劳特说，迄今为止男性仍然不需要付出跟女性一样多的牺牲：
“如果丈夫们或者伴侣们愿意公平地分担教育子女的责任，女性就可以后顾无忧地在事业上蓬勃发展了。”这种观念假设了大多数女性对于离开自己的子女跟男性有着相同的感受，只要家里有父母之一陪着孩子们就可以。8
在她的后续著作《未竟之业》（Unfinised Business）中，她解释道：
跟男性相比，女性同时背负着更多的文化责任，要担当孩子们的看护者，并且必须做得尽善尽美。甚至到了21世纪的今天，美国人还是会对那些看起来没有把带孩子置于自己的事业之上的女性抱以怀疑的眼光。然而倒是也有个好消息，就是带孩子现在渐渐开始不可避免地同样成为让男人也头痛不已的问题了。把当妈妈的问题重新定义为如何照管孩子的问题，让我们放开了视野，聚焦于真正的问题之所在，即对于看护儿童这个任务的价值的不认可，不论做这件事的究竟是爸爸还是妈妈。9
当一个男人看似选择了工作优先而搁置家庭责任的时候，往往也是他为了家庭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跟家人共享时光的机会的时候。女性会因为自己在孩子身上花的时间不够而感到自责内疚，男性的感受却有可能截然相反。因为他本就被认为应该努力赚钱养家，如果减少工作时间而花费更多时间陪小孩的话，那反而是一种自私，因为这么做减少了他对家庭经济保障的贡献。而这也是父亲们跟自己的家庭变得更紧密的条件——男性应该坦然相告，而女性应该认真倾听，这样她们就会知道，46%的男性希望花更多时间跟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10，同时80%的男性觉得如果自己的妻子认可并且经济上不受损失，他们希望可以全职在家照顾新生儿11。
很多人都会提及男性比女性挣钱多，但是他们并不讨论为什么会是这样——男性工作时间更长而且心甘情愿，因为当他们支付账单的时候收获的是爱；反之，女性在生儿育女之后减少工作量或者干脆辞职回家，这样她们才能收获到爱。经济实惠的托儿所让女性如果愿意的话在生养孩子之后仍然可以保持工作状态，这会让她们的职业生涯更少中断，从而缩小男女之间由于工作年限造成的薪资差距。但是也有证据显示，这种帮助远远不足，甚至并非正确的解决办法。甚至在有着全世界对父母们最为慷慨的福利政策的瑞典，女性仍旧会比男性多花四倍的时间离职照料子女，而且有的妈妈最初认为她们希望孩子的爸爸来照看孩子，但是“现在发现自己渴望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里”12。
另一个问题是在男女两性身上都出现了传统两性性别角色的整合，这种整合也会影响到性别自我认同以及两性关系的质量。如果自己的男性伴侣不是全职工作而是全职在家，女性是否还会觉得他具有同样的吸引力，这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目前的情形似乎是，这样的男性会被称作是“弱男”（beta male），得不到女性的青睐。举例而言，在丈夫赚取家庭收入的60%同时妻子承担家务的60%的情形下，离婚率是最低的，并且在这样任务分配更为传统的家庭中，妻子报告了更高的性生活满意度13。换句话说，机会均等未必能够导致结果相同，经济环境和社会人际规则朝着“趋同平等”的方向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性吸引力的变化或者是亲密关系的成功，这些都是顺其自然而非人为能够强制的东西。
如果一个男人选择居家生活，就会被认为是没出息，也展现不了领导力，女人对他当然不感兴趣。事实上，即使是经济上较为独立的女性，仍然希望自己的伴侣更为年长和有吸引力14。至少对于男性来说，妇女运动实际上抬高了两性交往的门槛，而不是使之更为平等。女性接受什么样的优势，男性就会去竭力获取这种优势——也就是说社会激励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对于什么是激励和父亲之爱，孩子们会潜移默化地开始学习。举例而言，在《哈利·波特》系列中，尽管哈利的父母詹姆斯和莉莉都为保护哈利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只有母亲的牺牲使大家感动。当哈利还是个婴儿的时候，邪恶巫师伏地魔降临到了哈利的藏身之所，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预言，说哈利一旦长大成人就会毁灭他。詹姆斯高声呼喊莉莉带着哈利逃跑，自己却留下来拖住伏地魔的后腿。他为了保护他们而死，随后莉莉也为了保护哈利身亡，但是因为她强大的母爱，让伏地魔的魔法反噬，毁灭了他自身，继而在哈利的额头上留下了那个众所周知的闪电形状的疤痕。这里面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母爱比父爱更强大，并且母亲的牺牲更伟大。令人诧异的是，如此世人皆知的作品，却几乎没有任何读者指出这个问题，即詹姆斯和莉莉实际上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莉莉的牺牲却被认为更有价值。有太多人认为父爱和母爱相比在亲子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这只是沧海一粟。
男孩们学到的是除非对家庭能有经济贡献，否则自己就毫无价值。大概在初高中阶段，在开始琢磨自己的第一个约会的同时，男孩们也就开始压制自己对于各种创造型活动的追求了，因为他们知道艺术和文学专业挣的钱远没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知道自己将来很可能要自立门户养家糊口，并且明白自己不可以依靠女人——尤其是跟自己建立家庭的女人，来养活自己。他们也从某种程度上知道，如果一个男人不会赚钱，就很有可能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女人，而且更有可能离婚15；他们明白自己的价值和被喜欢的程度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自己的赚钱能力。
尽管今天的研究生院里女生数量已经超过了男生，但是理工科技专业里面还是男生占大多数，而女生数量在社会科学专业中占绝对优势16。乍看上去，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比例和收入差异是性别歧视在作怪，但是实际上两个性别的学生们都知道理工科技专业会带来更高的收入。
男女两性作出不同人生抉择的原因之一非常简单，就是两性各有所好。譬如，男性对于无机材料更感兴趣，而女性更喜欢跟有生命的东西打交道，具有高度数学天赋的女性跟具有同样天赋的男性相比，更有可能具有强大的语言能力，于是她们的职业选择就会更多一些17。苏珊·平克认为，在那些女性最能够自由追求自己感兴趣的职业的国度里，性别鸿沟反而最为明显18。
男女作出不同抉择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埋单的方法不一样。虽然给每个性别或者族裔的奖学金都非常充分，但是更多的奖学金（既包括学业的也包括体育的）常常只对女生开放而拒绝男生。在美国最为流行的寻找和申请奖学金的网站之一scholarships.com上面，给女生提供的奖学金数量是给男生的四倍。所有为男生提供的奖学金都严格限制了申请者的地域或者学校，而为女生提供的奖学金里有半数是对全国申请者开放的。有好几个奖学金是针对单亲妈妈的，而没有一个奖学金针对单亲爸爸19。
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父母们花在儿子身上的教育费用要多过女儿，90年代时两者不相上下，而在21世纪的前五到十年间发生了逆转20，今天父母们花在女儿教育上的费用比儿子多出了25%21。如果有人为你埋单，为什么不挑个自己心仪的专业呢？
简而言之，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面对现实，明白世界不是围着自己转的。讨论权利平等总是会比讨论责任平等要轻松容易许多；然而，如果我们希望两性之间有更多的合作和同理心的话，恐怕这恰恰就是下一步该做的。
什么是权力
尽管最早期的农耕社会可能如社会学家埃莉斯·博尔丁（Elise Boulding）指出的那样，源自于古代中东地区的女性种植培育野生稻谷，很多其他学者，譬如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指出，在农业社会形成之后占据了支配地位的实际上是男性，他们继而也控制了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家庭、劳动力、经济、文化，乃至宗教22。
与之相应，权力往往是由父权系统定义的：得钱财者得天下，掌控经济大权的人也就控制了其他的一切。毋庸置疑，金钱能够让人享受更多自由并且对生活的更多方面更有控制权，但是能够在一个系统中发号施令只是权力的一种类型。还有另外一种不那么显赫但是同样有效的权力：个人权力。
真正的权力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外在奖赏，譬如收入、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全方位的权力也包含了内在报偿，譬如健康、内心的平静、灵性、被爱被尊重、对情绪的觉察和开放、积极的自我概念，以及那种能够通过实现自己的价值来提升个人和社会的日常生活质量的能力。
归根结底，所谓终极权力就是那种能控制一个人的人生并且能够获得个人成就体验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人寿命可能是个挺好的标尺。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简称WHO）给出了1990—2012年间出生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
●低收入家庭出生 男性：54.7岁
●低收入家庭出生 女性：57.3岁
●高收入家庭出生 男性：73岁
●高收入家庭出生 女性：80岁
●全球1990—2012年出生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64.7岁
●全球1990—2012年出生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69.7岁23
全球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比男性要多出5年（8%）。富有男性比贫穷女性的寿命长15.7年（27%），而富有女性要比贫穷男性的寿命长25年（46%）。女性占百岁老人数量的五分之四24。
被诊断出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数量要稍稍多于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的女性，然而美国联邦资助的乳腺癌研究要比其资助的前列腺癌研究多出了将近一倍25。美国政府也构建了一个提升女性健康的网站（WomensHealth.gov），但是与之对等的男性健康网站却并不存在。
有趣的是，男性健康的相关网页居然寄居在女性健康网站的下面。在这个网站上，有个醒目的“女性健康周”的标志，女性可以在此了解更多关于她们健康问题的信息，但并不存在“男性健康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开始推广“国际男人节”（11月19日），为的是提升男人和男孩们的健康意识，但是其规模仅仅同一个“为乳腺癌徒步走”活动差不多。
在几乎所有15种最常见的致死原因中，男性的死亡率都高于女性，最大的差距来自于心脏病、自杀和意外事故导致的致命伤26。跟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有自杀的想法，但是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四倍，美国79%的自杀者都是男性27。
在美国，92%的工作意外死亡者是男性。建筑行业是工伤致死最多的行业，最常见的原因是跌落或者滑倒28。全世界范围内，从事危险工作的男性都比女性要多。
有孩子的女性无家可归者比有孩子的男性无家可归者数量更多，但是在美国，68%的无家可归者是男性，并且无家可归男性里面有40%曾经当过兵，而全国成年人口里面曾经服兵役的比例是34%。据美国流浪退伍军人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Homeless Veterans）估计，每天都有27.1万退伍军人处于无家可归状态，其中的大多数是男性29。
这一国家耻辱一直都不为主流媒体所关注，如何报偿我们英勇的退伍军人的话题在全国性对话中也不见踪影。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从某种角度而言，女性实际上比男性在权力上更加占优。
活出个男人样：情感封闭的沉重代价
对于男人们来说，身体上受欺负或者被嘲讽愚弄在童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人们总要说：“男孩就是男孩。”“他们就是这副德行。”当年轻的男孩们把“必须表现强硬”的信念内化——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认为自己就要像个男人一样死扛的时候，他们最终就会失去自己敏感的一面，而在他们长大成人以后这一面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后果就是，他们未来的亲密关系之路会荆棘遍布，曲折丛生。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不会从自己的朋友、家庭、老师、教练，或者任何其他能够帮助他们面对困难振奋起来的人身上获得帮助。
当一个男孩被告知流眼泪是女孩才会干的事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表达情绪是不可接受的行为，于是开始压抑自己的感受。一旦任何人被告知自己或者自己的情绪是不正确的，他们就会退缩，或者试图扭曲自己的内在感受。于是在人际关系中，就会表现为一个人总是不能给自己定位，或者确定自己要什么。他们开始照本宣科，装样子应付事情。二十年后，当这个男孩长大成人并且跟一个出色的女性相遇相爱，而对方说感觉不到两个人的亲近和联结，他就会迷惑不解。她希望他能够更多地打开自己，但是他却完全不知所措，因为自己在之前的生活中从未尝试过“打开自己”。
另外，那些童年在学校中经历过霸凌的男性可能会把这种愤懑的体验一直带到成年。当这种愤怒没有被很好地处理时，它就会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经常是一种在脑海里的声音，告诉他们自己有多不堪、丑陋或者愚蠢，几乎跟现实中的霸凌有同样的效力。这自然而然就会对自信造成伤害，而且可能在亲密关系中表现为一个男性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或者不敢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害怕自己也变成欺凌他人的人，这种恐惧甚至有可能让他成为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另一种表现方式则是他有可能会跟他人永远保持距离，因为他会觉得人都是凶恶和不值得信赖的，如果让别人接近自己就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在更深的层面上，因为他们不仅会认为自己的同伴是穷凶极恶的，自己其实也是一样，于是就会认为自己不值得被任何人爱。如果一个人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值得被爱，那么他不论是接受还是给予爱都绝无可能。
很多男性转而沉湎于性，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够得到积极身体接触的方法。除此之外，他们在生活中竭尽全力避免跟他人身体接触。这种对于身体接触和爱抚的抗拒会使得性和亲密关系变得空虚孤寂，毫无意义，让人完全无法体验真正的快乐和联结。就像之前说的，当小伙子们沉湎于色情片进行性幻想的时候，他们看不到男女之间的含情脉脉、温柔缠绵和轻吻爱抚。
一个禁忌
性征就是屋里的大象——近在眼前，可大家都视而不见。但是它越来越显眼，装作看不见已经不可能了。贝尔·诺克斯（Belle Knox），就是那个声名狼藉的从杜克大学学生变成脱衣舞艳星的女孩，最近发言应和了女权主义者们长久以来的关于父权社会恐惧女性性征的观念30。但是这是个过时的观点，已经越来越少被人认同。此时此刻，在西方世界中，哪里找得到不想看看“#FreeTheNipple”43的男人呢？除非他是同性恋。
作为一个社会而言，我们可能确实害怕女性的性征，但是我们对于男性的性征和十几岁年轻人对性的渴望也同样噤若寒蝉，对于老年人的性需求也掩耳盗铃般予以否认。父权社会真的是问题所在吗？或许只是因为性征有些不堪入目，所以没人愿意以身涉险，越雷池一步？
最近一个名为《弱势的大多数》（Opressed Majority）的法国短片把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作了一个对调。这个电影被很多人热捧，我们的几个女权主义者朋友也在社交媒体上作了分享。一位男士在其中一篇分享后面评论，说他坚决反对暴力行为，但是男女两性视角不同，他自己并不介意被几个性感美女性侵犯，因为他认为这是让人非常渴望的性体验。这个影片的本意是要搞笑，但是其实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导演（一位女性）对于男女差异一窍不通。她通过片子中女扮男装角色的懒惰和感觉迟钝，含沙射影地表达了男性对于女性被性侵犯的漠不关心，这非常奇怪，因为很多时候男性会作为女性的保护者承担危险得多的角色。我们同时也发现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导演选择了软弱和无助（男扮女装的角色）来展现女性形象，这让我们不由得对她到底想如何描述女性心存疑虑……
为什么没有任何人愿意对压制男性的性别歧视发表意见呢？一位名为尼基·丹尼尔斯（Nicki Daniels）的博客作家写了一封给那些满脸胡须的时尚潮人的公开信，嘲讽他们毁了她的“恋须癖”。她说：
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喜欢留胡子的男人。对我来说，胡须意味着力量、权力和男子汉气概，给我一种受到保护的感觉。不幸的是，你们现在把胡须变成了一个时尚宣言。胡须现在变成了男人装扮英武之气的“加垫文胸”。看起来确实威武性感，但是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整整一代人都装扮得像是伐木工人一样四处招摇，但是你们中的大多数实际上连换个车胎都不会。31
这些话像病毒一样流行开来，坦白地说，除非你自己就曾经是个蓄须潮人，否则这个笑话真的相当滑稽可笑。但是如果有男人胆敢用同样的口气发帖子嘲笑女性腋窝或者两股间毛发丛生的话，恐怕立刻就会被撕成碎片。
为什么女性可以公开谈论因为男友不肯为自己口交就把他甩了，宣称自己觉得跟更年轻的男人上床更过瘾，说自己要开个全是女司机而且拒载男乘客的出租车公司，或者甚至说男性应该比女性缴纳更多税金，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提及相反的观点就是十恶不赦呢？32这种双重标准一般都是源自于女性在社会上更吃亏的惯常看法，但是如果用这个新的视角来看问题的话，男性被压迫的程度至少不比女性少。
如果男性用跟《弱势的大多数》一样的思路拍一个电影，我们可能就会看到性别敌意的另一面，也就是男人如何被当作“成功商品”（而女性是“性感尤物”）对待，除了性之外没有任何的爱抚，并且离婚的时候几乎没机会赢得子女的抚养权。可能我们也就能看到大学校园里的“知情同意”规则把男生置于父母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他仍旧被期望能掌握主动权，并因此承担所有责任）而把女生置于孩子的位置上（她无须主动，因此也没有责任）。我们还会发现在性侵犯发生的时候，男性被默认为是有罪一方，直到被证明是无辜的，而提出错误指控的人也不用承担任何后果。也许我们可以开始质疑一下，为什么女性有权利参军入伍，同时也享受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抽身而退的特权，但是所有的美国男性公民都必须在年满18岁的30天之内在兵役登记系统里面登记，并且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义务上战场33。这其实跟那种“如果国家需要更多婴儿，所有18岁以上女性必须登记并且生育”的性别歧视如出一辙，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生命之源计划44就是类似的一种尝试。也许我们会开始明白，在美国，每年在监狱里被强奸的男性远远多于全国范围内被强奸的女性34。
男性被强奸是一个基本上被视而不见的问题，在媒体和人们的街谈巷议中被淡化或者变成一个笑话来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甚至不会公布任何以男性为受害者的性侵犯统计数字：当得不到任何信息的时候，你就会相信这些事从未发生过35。但是这些就是既成事实。诚然，有多得多的女性会报告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候有被强奸的经历，但是有更多男性报告自己在童年时体验过非自愿的“完整的性虐待”36。报告自己经历过强奸之外的其他性暴力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大致相当37。尽管女性比男性感觉更不安全，男性实际上更有可能是各种侵犯和暴力犯罪的受害者38。
报告中的大多数对男性的性侵犯来自于其他男性的进犯。如果我们把那些成年男性被女性有意识地“侵犯”或者“被迫侵入”的情况都包含进强奸的定义中去，恐怕这个数字会更高。无论侵犯者是什么性别，我们都必须把男性受害者也算进来，而他们更不愿意报告自己的经历和寻求帮助。美国反对家庭暴力联盟（Coalition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对原因进行了解释：
作为一个男性被害者的耻辱，认为自己不配当一个男人的刻板印象，将来不被人信任的恐惧，对被害人身份的否认，以及来自于社会、家庭、朋友的支持的缺乏……种种这些导致了男孩们更不愿意报告自己被性侵，原因就是那种害怕被认为是同性恋的恐惧和焦虑，希望让人感觉自己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心态，还有就是想要独立自主的意愿。39
我们也要把羞耻感（shame）加入这个清单里面。除非是一个男孩被一个成年男人强奸的情形（如同很多天主教牧师的丑闻一样），否则大家并没有太强的意愿——如果不是完全充耳不闻的话，来讨伐这种对男性的性侵害。甚至有某种禁忌来阻止大家这么做。即便是男性受害者挺身而出公开披露，人们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目前对此也没有清晰的法律制度。而且人们也非常难于理解男性在勃起的同时也是被害者这种情形。如果你感到了兴奋，你就是自愿的，难道不是吗？
女性受害者在被强奸的时候体验到的性高潮并不会被认为减弱了她们在被侵害过程中的非自愿程度，那为什么我们对男性受害者就要区别对待呢？当你跟一个男人讨论他的性历史的时候，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第一次性经验都不是以自己理想的方式经历的。有的人会说自己第一次的性经历是被迫同一个女性同处一室，对方强买强卖，自己跟对方发生关系是因为觉得非如此不能脱身。我们不会把这些女性叫作强奸犯，但是如果换成是个男性这么做，我们就会认为是强奸。
男轻的男性尤其会被告知自己是不可以说“不”的，并且没人告诉他们如何断然拒绝自己不愿意的性侵扰，他们也不知道如果自己被性侵害了之后应该做什么。反之，社会文化训练他们时刻准备着，随时随地都能跟任何一个想要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交媾。不承认男性也可以是被害者，也就把另外一些情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包括被配偶虐待（言语上或者身体上的）、被跟踪围堵或者被骚扰。男人就应该自己搞定这些情况，或者“像个男人一样承受”。
这些情况能被改善吗？建立涉及意愿和界限的法律可能有所裨益，但我们更需要教给孩子们性的心理学知识，并且帮他们理解真正的意愿和界限是怎样的，而不仅仅是告诉他们两个基本要求：这个人是不是同意以及这个人是不是有能力同意。如果我们对性本身的复杂程度视而不见，也不能坦诚地思考性侵害是如何发生的——更重要的是，思考它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就无法期望社会有足够的能力来面对性欲的阴暗面。
对象化是强奸发生的先决条件。男性将女性对象化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主动邀请女性约会或者发起性体验的一方。而且他们经常受到挫折，甚至是在亲密关系中的时候也会被拒绝，这个时候如果能把拒绝自己的人视为一个物体的话，心里就会好受得多。久而久之，这种思维就会指向任何不主动发起邀请的人，而这样做也强化了对方的自我怀疑，不知道自己被认可的价值在哪里。
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浪漫关系和性行为里采取主动的时候，她们就会越来越喜欢把对方对象化的过程和拒绝对方的过程，继而男人就会开始理解对象化和拒绝行为的阴暗面，而女性已经对此心怀怨怼很久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性别角色对调的情形里面，譬如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挣面包养家的人，而男性在家带孩子的时间越来越长。
在我们对那些女性被压制的领域进行深入探索和关注的时候，同样也要允许男性来考量他们觉得自己被噤声的地方。女性也同样需要觉察和理解她们自身的偏见、双重标准和反过来针对男性的性别歧视。毋庸置疑，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低估了社会和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巨大影响力。如果我们只认同女性的脆弱，告诉男性他们是潜在的侵犯者，告诉女性她们是潜在的受害者，那就是矫枉过正，并且是在强化这种不平衡。这并非是要将男性性侵害归咎于女性，或者试图去低估女性被性侵害的严重程度；这是为了让两个性别能够发现合作与对话的途径，继而一起来努力终止性侵害。这些对我们身体边界的侵犯是有损人类尊严的事情。
伸张正义
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美国的司法体系中发现了一个性别偏见的漏洞：我们的法庭给予女性的缓刑期似乎要比犯同类罪行的男性更长40。司法系统过问了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触犯同样罪行的男性更有可能被判刑，而不是像女性那样得到缓刑41。在今天，父亲曾经服刑5年或者更长的可能性是母亲的两倍42。与此同时，入监狱服刑的女性所处的环境跟男性的监狱迥然相异。在沃伦·法雷尔的《男权的神话》一书中，他引用了一段律师的回忆：
女性重罪犯会去位于州首府东面几英里的一所曾经的学校。男性面临的则是简陋而艰苦的监狱，那里面有囚室、看守和内部黑帮……女犯人待的地方感觉上实实在在就像是一所学校，里面的员工会鼓励她们重新做人获得新生。43
当前，监狱里的女犯人比例只有8%44。加利福尼亚州的女性罪犯服务项目（Female Offender Pragrams and Services，简称FOPS）在其网站上宣布，他们针对女性罪犯提供了一项“性别响应”（gender-responsive）计划，为她们提供服务、亲子课程、各种指导以及自助治疗，帮她们更好地改造，以便在刑满释放之后能够更成功地融入社会。FOPS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提供更符合人伦的监狱环境来给女性罪犯以尊严和尊重。除此之外，FOPS也提供了职业训练和学校科目、专业和技术教育、释放前指导、艺术课程，还有讨论社区改造项目的互助小组。所有这些内容背后的理念，都是为了在增进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增加女性的机会并且减少女性犯人的比例。但是并没有与之对等的为男性罪犯提供的“男性罪犯服务项目”45。
在美国，有前科的男性有成百上千万46。考虑到对他们而言找工作或者找住所有多么困难，尤其是他们之中有大批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和职业技能的人，还有很多滥用毒品的瘾君子，那么为什么对他们就没有更好的改造项目呢？在监狱服刑的男性罪犯中超过半数都是父亲，而且有60%以上的人报告说自己从小就没有父亲在身边47，25%说自己的双亲中也有有前科的人48，那么为什么不给他们也提供亲子课程呢？
几乎有80%的男性服刑犯在被释放后五年之内都会再次因为新的罪行被捕49。很多男性服刑犯都说在服刑期间如果能够见到自己的子女，以及得到自己家人的支持，将会减少他们将来再犯罪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在入狱之前大多数父亲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在服刑犯中却是母亲更有机会能跟自己的子女接触50。对于男性而言，这种跟子女见面的机会实际上是个给他们更多生活目标和让他们更有爱心的激励行为。刑满释放人员在出狱后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的自杀率是普通人的七倍51。
服刑期间在监狱里被性侵和这些侵犯所造成的后果暂且搁下不谈。除了被强奸，而且经常是被黑帮轮奸之外，监狱里的男性也很容易感染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性传播疾病，这些疾病在肛交的时候更容易传播。现在美国有很多监狱开始提供避孕套售卖机，为的就是减少性传播疾病的扩散，以那些监狱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们指出，监狱服刑犯人中艾滋病患者的比例比总体人口中的比例要高出四倍之多52。
要是有更多能够在一开始就阻止监狱中的强奸行为的行动该有多好！
改变“薪酬差距”为何如此艰难
沃伦·法雷尔说：“男人所做的工作薪酬更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工作比较危险。就如同用‘玻璃天花板’来描述拦阻女性取得最高薪酬的职位的障碍一样，也有个‘玻璃地窖’让那些男性在这种高危职业里面难以脱身。”53
妇女运动之所以如此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强调了权利平等，但是并不说责任平等。它传递给年轻女性的神话是她们可以“拥有一切”。把责任平等束之高阁的后果之一，是女性要求获得作为高层管理者的平等机会，但是并不会去要求像男性一样做高危体力劳动的平等责任。那些男性是隐形人。这实在是个辛辣的讽刺，因为没有他们的劳作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继续。
有的人会提出争议，因为女性之所以要求当高管的平等权利，是因为她们遇到了性别歧视和来自于自己男性同事的阻力，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女性自身在职场里也对其他女性有着严重的性别歧视行为，譬如在雇用员工、给予薪酬和职业指导的时候54。
举例而言，在《心理科学》上发表的一个来自于荷兰的小规模研究发现，女性之间的相互态度中既有支持也有偏见。研究者们检验了高层女性警官的态度以及她们的“蜂王”行为。在一个实验中，一半的参与者被要求写下一段短文，描述在工作中觉得因为自己是女性而处于不利地位或者感受到性别歧视的时刻。另一半参与者被要求写下一个场景，其中自己的个人能力得到了重视，并且跟自己的性别完全没有关系。然后，两组参与者都被要求描述自己的领导力风格，以及她们感觉自己跟其他女性有多相似，还有就是她们认为性别偏见在警察系统里面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些女警官的回答显示了她们在工作场合对自己的性别认同的关注程度。具有蜂王行为的女性在工作场合中并不将其他女性视为自己的同类，并且她们的性别偏见浮出了水面。她们更倾向于采用阳刚气质的领导力风格，认为自己跟其他的女性截然不同，并且不认为性别歧视是个问题。另外一些女性在工作场合跟其他女性紧密相连，并且将她们视为同类，她们也有着存在性别偏见的感觉，并且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指导其他女性。
研究者们认为，那些希望有更多女性加入高管行列的组织机构必须跟工作场所的性别偏见作斗争。一位研究者贝勒·德克斯（Belle Derks）说：“如果你对组织里面的性别偏见无所作为，而仅仅只是把女性提升到更高的位置上的话，这些女性就会迫不得已地脱离自己原先的群体。”否则，她们就会不符合人们的性别偏见，或者在帮助她们的女性下属时诸多顾忌。“如果你把女性置于这样的位置，让她们不得不从自己的机会和自己群体的机会里面作选择的话，有的女性就会选择自己。为什么需要为你的群体作出牺牲呢？男人就用不着这么做。”55
那种认为我们需要改变高危职业来适应女性，而不是让女性去适应这些高危职业的想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男性和女性会在一起工作，但是同时脑子里却会有着两种不同的——并且是不兼容的对工作要求的理解。那个荷兰的研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那些被知觉到的性别偏见实际是由来已久的普遍认识，员工们用这些观念来找出职业的要求，譬如对环境的机敏觉察和对威胁作出身体上的反应的意愿。那些女性跟男性感受相反的情境实际上就像一个石蕊测试45，每个想要做这个工作的人都必须能够承受。他们的同伴必须确信这个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能在关键时刻让自己“后顾无忧”，如同沃伦·法雷尔所说：
战场上的训练需要男人们不那么惜命。这有什么后果呢？骚扰和找碴儿是贬低自身性命的前奏——这也就是男性为什么会相互骚扰和找碴儿：他们在相互驱除每个人的个性，因为战争机器在每个人都是一个标准件的时候运转最流畅。因而，骚扰和找碴儿在“男人的军队”里可以说是战斗训练的序幕；但是在“女人的军队”里，骚扰和找碴儿会被抗议——这些行为跟人的生命价值相悖。如果男性和女性在部队里面相互隔离开来的话，这种差别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是，如果男性被告知他们应该对女性一视同仁，并且他们真的这么做了，也去对女性骚扰和找碴儿，他们就会前程尽毁（而且有可能连家庭都分崩离析）。于是这只能让男性对女性的原始看法更加坚定：“她们得了便宜，还要卖乖。”56
举例而言，美国海军陆战队最近发现，由清一色男性士兵组成的战斗小组比男女混编的战斗小组的战斗力要强很多：全男性的战斗小组行动更快速，更能给敌人致命打击，能够更迅速地转移伤员，能携带更多负载，并且更少受伤。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更少的伤亡”。纯男兵队伍的无氧运动能力也更强——无氧运动能力最强的25%的女性跟最差的25%的男性大概不相上下，有氧运动能力也是类似——女性里面最强的10%跟男性里面最差的50%差不多57。
某些职业总要比其他职业更为危险一些，除非在身体上能够保障安全，否则不会有大量的女性加入这种行业。因而真正需要产生的变化应该是让这些行业都变得尽可能安全无忧，或者，如果男性和女性需要有不同的职业标准的话，他们需要被分成全部为男性和全部为女性的不同工作群组。有的行业对男性的保护不足迫使他们形成了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那些把骚扰打闹当作家常便饭的职业到底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氛围。对于系统和环境巨大力量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不能只盯着桶里面那几个“坏苹果”（或者某几个人）看问题；我们需要仔细检查一下桶本身，或者环境本身，然后把我们的注意力上溯到那个“造桶者”（对系统造成影响的人）身上去，他们有更大更深入的权力来创造、改变和终结那些影响系统中每个人行为的情境。
提要
做个男人不容易，男性面临着比女性更加残酷的现实。
男性用远离对亲人之爱的方式来爱他们的家庭，而女性是通过与爱同在的方式来爱她们的家人。
男性同样面临着遭受霸凌、性侵害的威胁，但身为男性，他们只能有苦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