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地，我们都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感。我们都受苦于认知失调的紧张，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证明就坚信一句谎言，做了很多不必要的举动。我们也经过了“团体思考”。一旦我，一个领导者，相信谣言是有根据的，每个人便都会接受它是真的。没有人扮演恶魔的拥护者，但是每一个团体都需要那种角色，以避免像这样愚蠢或是悲惨的决定。就像"去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灾难性”的决定从猪猡湾侵略古巴，结果完全地失败。”
对我而言这十分明显，我们失去了科学的超脱，这是在执行任何研究中都必须保有的客观性。我变成了一个好的监狱警务长，而不是研究者。从稍早我和1037的父母见面时，应该就十分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更不用提和警察小队长发脾气的事。但无论如何，心理学家也是人，也会在个人层次遭遇相同的困惑，而这正是他们专业层次所研究的。
我们的挫败感和难堪，静静地在监狱大厅里散布。回顾起来，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错误，然后继续进行下去，但这是任何人最难做到的部分。就只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们却总无意识地寻找代罪羔羊来转移对自己的责备。而且我们不需要舍近求远，在我们身边都是犯人，他们必须因为我们的失败和窘迫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