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克服了绝对权力的催化，体验了能够做什么或是说什么而能为别人带来绝对的欢欣的冲击。接着我誓言要把我所有的权力用在善的一面，对抗恶势力，帮助人们从强迫性的自我监禁中释放出来，对抗那些歪曲人类幸福和公平正义的制度。
过去一整个星期我都在使用负向的权力，作为一个模拟监狱的警务长，我被我自己所建立的系统影响。此外，我过分注重基础研究，歪曲了我该提早终止实验的判断，或许我应该在第二个正常健康的受试者情绪崩溃的时候，就应该暂停实验。当我只注重在抽象上概念议题，行为情境的力量对上个人天性的力量，我看不见背后全盘影响的“系统”，而那正是我协助创造和维持的。
是的，克里斯蒂娜确实让我明白，我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无辜的男孩们身上真是糟透了。虽然不是直接的虐待，但我错在没有阻挡虐待的发生，而我支持整个系统独断的规则、条例和程序都是促使虐待的进行。我才是那水深火热渺无人性中那个冷血无情的人。
系统包含情境，但是更加持久难耐，影响更加广阔，涉及大规模的人际网络，包括他们的期待、基准、政策，而且或许还包含法律。随着时间演进，系统有着历史的基础，可能以政治或是经济的力量结构，在它影响的领域中统治或主导许多人的行为。系统就好像引擎，发动情境，创造行为的脉络，影响在它控制下的人类行为。在某些时刻，系统可能变成一个自治的实体，脱离原先刚开始的样子，或甚至不管国家统治集团里那些表面上的管辖权。每个系统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当许多系统集合起来时就会促成一个社会的文化。
当情境确定让这些自愿的学生受试者越变越差，一些人转变成邪恶的犯罪者，而其他的人成为病态的受害者时，我竟全然被系统支配。在过去的一整个星期里，我一头栽进模拟监狱的威权人物，每个围绕在我身边的人都对我唯命是从。我走路或说话的方式就像是唯我独大。因此，我变成他们其中之一。那样权威聚焦的角色是我以往生命中我所反对的，甚至所厌恶的——高层的权威，傲慢的老板。我还没变成像那样，我是一个友好体贴的警务长，强调一个正确的重要的原则，限制过分热切的狱卒不准肢体暴力，多少可以减轻我的良知负担。但是那也仅仅是让他们将精力转而用在小聪明，以心理折磨虐待受苦的犯人们。而兼顾研究者和警务长两个职责真的是个错误，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甚至冲突的行事议程可能会让我产生认同的冲突。这两个角色同时复合化我的权力，并且也转而影响其他“局外人”——父母亲，朋友、同事，警察、教士、媒体以及律师，他们进入我们实验的设置，但是不会改变我们的系统。这证明了情境力量抓住了你，让你毫无所觉地改变想法、感觉和行动，只是在这个系统里继续行走，自然地顺势而为，在那个时间那个当下做出回应。
当你身处一个既陌生又残酷的系统情境下，在这个人性的大熔炉中，你可能不会表现得像过去熟悉的自己。我们都相信自己的内在力量，能抵抗像是斯坦福犯人实验运作的外在情境力量。当然，对于一些人而言，这样的想法是成立的，但这就像稀有鸟类，是属于少数的，我们通常会将这样的人标示成英雄。然而，大部分人虽然也都相信个人力量能够战胜强大的情境和系统力量，并且有人有刀枪不入的错觉。但是维持那样的错觉通常会让一个人掉以轻心，无法对抗那些隐晦的、不合乎社会标准的影响力，而使得他们更加易于被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