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方面最糟的案例是纳粹党卫军医师，他们的角色是在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处决或“实验”的人犯。而在经过重新社会化之后，他们已经完全摆脱常态的医治者角色，完全进入杀人共犯的新角色当中。基于为了公共利益而必须有所作为的群体共识，他们接纳了几个极端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事实——身为犹太人集体屠杀事件的共犯。要理解这段复杂过程，我们必须再次提起社会心理学者利夫顿。
刚进入这环境的新医生，一开始一定会对他所见到的景象感到惊骇，他会问一个问题：“这里的人怎么会做出这些事？”一个普通的答案就能解答一切：对他(囚犯)而言，什么是比较好的？是在粪堆里苟延残喘还是乘着一团毒气到天堂去？于是这个新人就会完全被说服了。面对严酷的生命现实时，大屠杀是每个人都被期待去适应的手段。
将犹太人灭绝计划塑造为“最终解决方案”的心理学目的有两个：“它代表着独一无二的大规模屠杀计划，而且从根本上把焦点锁定在问题的解决。”于是它把整件事变成一桩有待解决的难题，任何手段只要是必需的，都可以来达成这个实用性目标。这样的理智训练，让同情与怜悯从这名医师的日常巡诊中完全消失了。
然而挑选人犯进行毁灭的工作是“如此繁重，和极端的邪恶又息息相关”，这让高等教育的医师们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心理防卫机制，以避免面对他们是谋杀共犯的事实。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于是在不同时间里，同一位医师身上可以存在着残忍与高贵的极端特质，这必须召唤“存在于自我中两个彻底不同的心理丛结：一个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以及身为‘正常人’的教育和背景为基础，另一个则是建立在‘与普遍被接受价值极端不同的(纳粹一奥斯维辛)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些双重倾向日复一日地来回摆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