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角色要求相对的伙伴关系，就像狱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除非有人愿意扮演狱卒，否则一个人无法成为囚犯。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就可以扮演角色，也没有手册教你该怎么做。回顾第一天狱卒的笨拙以及囚犯的轻浮举止，只是因为两方都正在适应这个陌生角色。但是很快地，随着以狱卒一囚犯共生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差异愈益明显，我们的实验参与者也轻易地进入了他们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狱卒，一开始根据的脚本是来自于实验参与者自身关于权力的经验，包括观察父母之间的互动(传统上，父亲是狱卒，母亲则是囚犯)，以及自身对医生，教师、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回应，最后，通过电影中对监狱生活的描绘而刻画在他们脑海中的文化铭印，也是脚本的来源之一。社会已经帮我们做了训练，我们只需要记录下他们演出角色时的即兴程度，就可以取得资料。
许多的资料显示，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反应，实际上都曾在某个时候远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这些反应渗透到囚禁经验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一开始，有些狱卒的反应受到我们的说明会影响，在会中，我们曾大略提及为了模拟真实的囚禁情境而希望创造出什么样的氛围。但无论这个舞台环境对于当个“好演员”这件事曾大略提供出何种一般性要求，当狱卒私下独处，或是相信我们没有在监看他们时，这些要求理应不会有效。
实验后的报告告诉我们，单独私下和囚犯待在牢房外头的厕所时，有些狱卒会特别残暴，他们会把囚犯推进便器中，或是推到墙上。我们观察到最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时间，如我们所知，狱卒们认为这时候他们不会被我们监视或录音，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实验“关闭”的时候。此外我们也看到，尽管囚犯们不反抗，而且随着这场狱中灾难达到顶点而露出颓丧迹象，狱卒对囚犯们的虐待还是每天不断推陈出新、愈演愈烈。在一场录音访谈中，一位狱卒笑着回忆，实验头一天他还曾经因为推了一个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却已经对推挤和羞辱他们毫无感觉了。
克雷格敏锐分析了狱卒的权力转变。他仔细回想进入实验没几天后，他和其中一位狱卒之间发生的冲突：
在实验开始前，我和囚犯以及所有狱卒们都曾做过访谈，虽然为时短暂，但我觉得自己是从个体角度来认识他们。也许因为这样，尽管他们的行为随着实验进行越来越极端、嗜虐，但我对他们是真的毫无敌意。不过很明显的是，因为我坚持和囚犯们私下谈话——表面上的理由是和他们进行咨询，而且偶尔也会吩咐狱卒们停止一些特别严重且毫无理由的虐待，所以他们把我当成背叛者。因为这样，有一位狱卒在日记中这样描述我和他的互动：“那个心理学家离开(咨询)办公室前责备我铐住囚犯而且蒙住他的眼睛，我很气愤地回答他，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安全的考虑，而且这是我的事，不管怎样都和他无关。”他的确这样告诉过我。奇怪的是事情似乎颠例过来，是我协助创造了这个模拟环境，现在我却因为无法支付这些新规范，而被一个我随机分派角色的狱卒戗得哑口无言。
谈到狱卒说明会可能造成的偏差，我们才想起我们完全没有为囚犯办任何说明会。那么当他们私下独处时，当他们脱离不间断的压迫时，他们都做些什么？我们发现他们不是去认识对方，或谈论跟监狱无关的现实生活，而是非常着迷于当下处境的各种变化，他们增饰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与之疏离。狱卒们的情形也一样：从他们私下在寝室或在准备轮班、换班空当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他们彼此很少聊和监狱无关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关于“问题囚犯”、狱中即将出现的麻烦或对工作人员的反应——完全不是人们认为大学生在休息时间会讨论的话题。他们不开玩笑、不笑，也不再其他狱卒面前流露出个人情绪，原本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这些方式让形势愉快点，或是跟角色保持点距离，却没有这么做。回想一下克里斯蒂娜稍早的描述，她谈到她见到的那位亲切、敏感的年轻人，一旦穿上制服进入他在牢场的权力位置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了粗野残暴的西部牛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