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的最后教训之前，我想要再提出两个最后的观点来讨论角色权力及运用角色来正当化违法行为。我们现在先跳出狱卒与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顾一下几个角色：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假释委员会的委员长、公设辩护律师，以及在探访夜出现的父母。父母们不仅觉得我们展示的监狱情境良好、有趣，还允许我们将一系列武断独裁的规定用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我们也信任他们会好好扮演深植于内在的角色——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我们同样也知道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其实只要有一个狱卒离开牢房，囚犯与狱卒的人数比甚至可以达到九比二，他们却不曾反抗。这类暴力不属于他们从小习得的角色行为，却可能是出身较低阶层的实验参与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较可能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囚犯们曾经策划要发动人身攻击。
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且阻止其他现实情况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亲向我们抱怨他的情绪不佳时，我立刻动员了我的制度性威权角色回应并挑战她的观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个人困扰，所以他的情绪状态完全和监狱的运作问题无关。
回溯我当时的反应，我的角色从一个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师，成为一心只顾搜集资料的研究者、麻木无情的警务长，这样的转变最令人痛苦，在这个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适当的怪事，我狠心打断了一位母亲的抱怨，而她的确有理由抱怨;当帕洛阿尔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绝将我们的囚犯移到市立监狱时，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想我会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接纳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让监狱尽可能正常运作。但也由于接纳了这角色，我只关注“我的监狱”的安全和维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达到崩溃边缘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有中止实验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