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卒们身穿军装风格的制服，囚犯们则穿上皱巴巴、别上身份识别号码的罩衫，前者所得到的权力感和后者感觉到的无权感彼此相称。尽管狱卒和囚犯的装束不同，狱卒们配有警棍、哨子和遮住双眼的太阳镜，囚犯们则佩戴脚镣以及盖住他们长发的头罩，但造成情境上的差异并非来自服装或硬体装备的差异，反而是必须从心理元素中，亦即调查群体各自对这些装束的主观意义建构，才能找出权力的来源。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诠释既定的行为环境。人们赋予这情境中各种要素意义，而正是这些意义，创造了情境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质，社会现实也是人们对情境，对目前行为阶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参与了各种心理过程。这类心理表征也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让它们符合行动者的期望及个人价值观，或者与之同化。
这类信念又创造了期望，当期望变成自证式预言时，期望就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举个例子，在一个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以及小学校长雷诺，约可布逊(Lenore Jocobson)所执行的著名实验中，当老师们被引导相信小学班级里的某些孩童是“资优儿童”时，这些孩子的确开始在学业上有杰出表现——即便研究者不过是用随机方式挑选出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在研究中，老师们对这些孩子潜能的正面看法，回过头来修正他们对待这些孩子们的方式，因此促进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这些普通孩子成为他们的期望——课业表现杰出的人，因而证明了“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令人难过的是，老师也会预期某些类型学生会有较差的学业表现一—比如弱势背景的学生，甚至在班级里的男学生。老师们对他们无意识的对待方式，证实了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这些学生表现得比他们实际能力还差。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自愿的学生原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只是在一份受试者选择表格上头承诺会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实验而已，没有人威胁或者规定他们一定得关在监狱里。这份合约是由大学里的研究者、大学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以及大学学生三方所签署，本身没什么大不了；一开始的预设只是希望学生们是在自由意志下参与，并且随时可选择中止实验。然而事实上，事态发展到实验第二天就非常明显了，囚犯们开始相信这真的是座监狱，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而已。听了道格8612的嘲讽之后，他们说服自己没有人可以冼择离开。也因此，他们没有人曾经说过：“我要中止实验。”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离开的策略变成是用极度的心理忧郁来消极地迫使我们释放他们。他们认为，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牢牢钉在压迫性的情境中，而这情境是由狱卒们任意、恶劣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在这个研究中，还有另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在假释听证会结束时囚犯们终于得到“假释谈判”的机会。在我们制定的情境架构电，如果囚犯愿意放弃他担任“囚犯”赚到的全部酬劳，我们有权通过假释委员会的运作让他获得假释。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勉强接受这个谈判结果，自愿放弃他们这几天实际担任“研究受试者”的所有酬劳而离开，即使如此，那时候也没有人尝试要“中止实验”。囚犯们宁可接受假释建构出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基于个人最大利益采纳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现实。他们每个人都允许自己被铐起来、用头套罩住，然后从最接近自由的地方被带回到地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