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恶的社会心理学里最后一个延伸案例，离开了人造的实验室情境，进入到真实世界；在圭亚那丛林里，有一位美国宗教领袖说服了超过九百名的追随者自杀，或者是由亲人或朋友杀害，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11月28日。“人民圣殿”教派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聚会所的牧师吉姆·琼斯为了在南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号召信众集体移民到圭亚那。在他所想象的乌托邦中不存在着他厌恶的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种族歧视，人们友爱、宽容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随着时间和地点改变，琼斯自己也变了。他从大型新教教派的领导者、慈爱的精神之父变成一位死神——货真价实的人性邪恶面戏剧性转变。在这里，我的意图是将这个集体自杀事件与顺从权威的行为模式彼此联结，在米尔格伦位在美国纽黑文市地下实验室和南美圭亚那丛林杀戮战场间找出一条相通的路径。
对于“人民圣殿”的许多贫穷信徒而言，在乌托邦中过着美好新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来到圭亚那之后就逐渐破灭了，琼斯订立于强制劳动的规定，成立武装警卫，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饱，凡是违反琼斯订立的一大堆规则，即便是最轻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惩罚，而惩罚违规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这些人的亲人最后说服了一位国会议员前往调查这个集体农场，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团，而琼斯却在他们离开圭亚那时谋杀了这些人。接着他把农场里的信众成员都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个冗长演说，他在演讲中敦促鼓励他们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饮料结束生命。拒绝的人被守卫逼着喝下毒药，或是在试着逃跑的途中遭到枪杀，然而迹象显示，大部分的人都服从了领导的命令。
琼斯显然是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为他所有的演讲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会的过程，包括最后的自杀操演都留下录音带记录。在这份最后的录音带中，我们发现琼斯扭曲了现实，他用谎言、恳求、不伦不类的类比、意识形态、超越现状的未来生活等迷惑信众，并当众要求他们服从命令，而在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十分有效率地对超过九百名聚集的信众发放毒药。从录音带的一些摘录中可看出，琼斯运用了一些杀人技巧以诱使信众彻底服从他——一个疯狂的权威人物：
让我们吃点药吧，这很容易，非常容易。这些药不会让人抽搐(当然会，小孩子尤其会有抽搐现象)……不要害怕死亡。你们就要看到，有些人会来到我们的农场，他们会虐待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他们会折磨老人家。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拜托，可不可以快一点？快点把药吃下去好吗？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试着……拜托你们。看在神的份儿上，让我们把事情办好吧。我们活过了，我们活过也爱过，跟其他人没两样。我们受够了这世界，你们也快要一样了。让我们跟这世界道别吧。跟这世界的痛苦告别。(掌声)……想跟孩子们一起离开的人有权利带着孩子离开。我想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想走——我也想看到你们离开，但……死亡没什么好怕，一点也不可怕，它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朋友……你们坐在这里，这表现出你们对其他人的爱。我们上路吧，上路吧，走吧。(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尊严地放弃你们的生命，而不是由泪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么……死亡只是换搭另一班飞机而已。别这样，停止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应吧……我们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严。我们得死得有尊严。我们之后将没得选择，但现在，死让我们有了选择……孩子们看，那就像帮助你入睡的东西。喔，神呀。(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求求你、拜托你、恳求你。不要这样——停止哭喊吧。不要向母亲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弃生命吧。
于是信徒们真的这么做了，为他们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琼斯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型的魅力型专制领导者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即便对信徒做出极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们死后仍可维持不坠。不管他们从前曾经做过的善举有多么微不足道，在他们忠实信徒心目中都远超乎他们邪恶所作所为所遗留下来的祸害。让我们思考一下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着他的父亲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不服从命令而被驱逐。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节目《父的慈爱：琼斯镇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后，打电话到随后播出的全国热线电话，他描述自己如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吓如果再不乖就会受到他最害怕的惩罚——让一条大蟒蛇在他身上到处爬。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听他陈述这些痛苦带来的持久影响时，我们会想问：他恨吉姆·琼斯吗？答案却是一点也不恨。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信徒”，“忠诚的追随者”。尽管他的父亲在那次毒药事件中死于琼斯镇，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蛮的折磨和羞辱，加里还是公开表示他欣赏甚至钟爱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琼斯。连乔治·奥韦尔在《一九八四》书中构想的无所不能的党，也做不到如此彻底的洗脑。
现在我们必须超越顺从和服从权威的议题做进一步思考。即便这两者的力量如此强大，但它们只不过是负责启动而已。在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对抗关系中——如狱卒和囚犯、拷问者和被拷问者、自杀炸弹课和平民遇害者之间——会由于一些过程作用而改变两者之一的心理构成。例如去个性化过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了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去人性化过程则夺走了潜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们变得跟动物一样，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也调查了一些让旁观者面对邪恶时成为被动观察者而非主动介入、协助或检举者的情境。不为的邪恶实际上是邪恶的基石，因为它让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们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
哈佛心理学者马沙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所说的话正适合作为这一章的结语：
对于了解人性，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它发现有些远超出我们自身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心智与行动，而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