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记载是由许许多多的阴谋、背叛、谋杀、屠杀、革命、流放构筑而成，而这些最恶劣的结果乃出自于人的贪婪、结党营私、伪善、背信忘义、残酷、狂怒、疯狂、仇恨、嫉妒、情欲、恶意与野心……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被大自然容许于地表上爬行的恶心败类之中，你的大多数同胞就属其中最邪恶的一群。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s，1727)
斯威夫特对人类这群生物(我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人形野兽)的谴责或许有些极端，不过想想看，他在种族灭绝横行于现代世界的数百年前、在犹太集体大屠杀事件发生前就已写下这番批评，他的话或许不是没有几分道理。他的观点反映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基本主题，也就是远从亚当不服从上帝却听从了撒旦的诱惑开始，人类就从原始完美状态中彻底堕落了。
社会哲学家卢梭曾详尽描述社会力如何使人堕落，在他的想象中，人类乃是“高贵的原始野蛮人”，当人接触到邪恶腐败的社会时，他的美德也就被玷污减损了。在卢梭的概念中，人类乃是全能邪恶社会中的无辜受害者，而彻底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则认为人生而邪恶，我们的基因中早已写下人性本恶的密码。除非人类受到教育、宗教和家庭的感化而转化为理性、讲理、有同情心的人，或是受到来自国家权威力量强加的纪律约束行为，否则就会被肆无忌惮的欲望、毫无节制的胃口，以及充满敌意的冲动所驱使而做出恶行。
在这场古老的辩论中，你站在哪一方？是人性本善但受到邪恶社会诱惑而堕落，或是人性本恶因社会而得到救赎？在做选择前，请先考虑第三种观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支配或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囚犯或狱卒。也许是社会情境决定我们哪种心理模式和潜能会得到发展。科学家发现，人类的胚胎干细胞实际上可以发展为任何一种细胞和组织，即使一般的皮肤细胞也可能变成胚胎干细胞。我们可以扩张这些生物概念以及我们已知的人脑开发弹性，而认为人性也具有“弹性”。
支配生活的各样系统形塑着人，贫富、地理与气候、历史时代、文化、政治及宗教支配人们，但人也受到每天都需面对的特殊情境塑造。而这些力量又回过头来和我们的基本生物性及人性互动。我在稍早之前主张，人的堕落潜能乃是人类心灵复杂可能性的一部分，为恶及为善的冲动一起构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这概念提供了复杂且丰富的描绘，来解释人类行为中的骄傲与谜团。
我们已经检视过从众及服从权威的力量，它们的影响力是支配并破坏人类的主动性。接着我们将通过学术研究的洞察力探查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旁观者的冷漠，即“不作为之恶”的相关领域。这可以让我们的认识基础更全面，以便充分评价使平常好人有时去伤害他人、甚至做出彻底违背规矩体面或道德性恶行的过程，即便是仁慈的读者你，可能也无法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