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多种程序来评估急性应激、重大生活事件和日常困扰。急性应激常常通过使用急性应激范式（acute stress paradigm）来测量。指在实验室制造短时应激并测量其对生理、神经内分泌和心理反应的影响的程序。应激可通过不同方式形成，如要求被试解答一个数学难题、发表一个即兴演讲或接受轻微电击（Martin＆Brantley，2004；Taylor，2006）。这种方法使研究者能仔细检验生理反应（心率、血压、血液化学物质），并可同时通过访谈及问卷测量心理学变量（慢性应激水平、人格类型）。当在实验室测量急性应激时，研究人员需慎重考虑在研究中给被试施加应激条件时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如被试是否会受到任何伤害）。此外，实验室应激源（如轻微电击）通常与日常生活中经历的应激不同，这就限制了该程序所收集到的数据的用途。
测量生活事件的影响在应激研究中很常见。1967年，应激研究人员编制的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Holmes＆Rahe，1967）到今天依然在用（见表14-1）。SRRS列举了43项潜在应激性生活事件，其中每一项都有一个数值评分来评估与该项事件相关的生活“再适应”的程度。列表中包括积极和消极事件，二者都会引起应激反应并影响健康。
SRRS是一种评定生活事件与健康间关系的简单方法，因人们评定的是自己的真实经历，该量表能被很好地推广到现实生活中。然而，由于它依赖于人们对事件的回忆而可能会导致记忆偏差。另外，使用SRRS测量生活事件的影响时，既没有考虑个体差异（生活事件如何用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人），也没有考虑积极和消极生活事件影响的区别。
当人们感受到应激时可能会变得疏于自我照顾。他们可能会睡不着、增加吸烟或饮酒量、饮食不规律或吃不健康的食物。小困扰量表（Kanner et al.，1981）测量日常应激源的频率和严重程度，然而振作量表（Kanner et al.，1981）则评估能抵消应激负面效应的日常事件。这两个量表前者评定日常小困扰的频率，这些困扰事件包括放错东西、丢东西或被打断等；后者评定振作事件，比如完成了一项任务、被夸奖或听到一个笑话等。除频率外，也要对小困扰和振作的程度作评定并计算分值。然而，就如SRRS一样，这些量表都依赖于人们的回忆能力，且那些易于感到压力和焦虑的人对日常小困扰严重程度的评估可能与其他人不同，这就会为应激源和健康间关系的研究带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