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心理学》14.2.3 应激对健康的影响

然而通过这些测量，我们可以知道应激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健康。当人们感到应激时，他们常常不关心自己，还养成了一些不良的健康习惯。就像克里斯一样，处于应激下的人们睡眠减少、运动减少、饮食习惯变得不健康（例如，快餐吃得多、饮食变得不规律），饮酒量也更多。这些与应激间接相关的不良习惯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DiMatteo et al.，2002）。应激和健康间的其他间接关系还包括伤害，诸如工作中的、体育运动中的或者开车时的伤害在应激人群中更为常见；甚至当人们感觉自己无力应对时，会采用“生病”策略来回避责任和局面。应激还可以对生理功能和健康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它会引起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变化，并影响免疫系统。

1.生理应激

20世纪30年代，沃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描述了人体在应激条件下产生的众所周知的打或逃反应（Cannon，1932）（见第4章）。这一反应是指当一个潜在的危险刺激或事件发生时，机体的所有器官都为是逃跑还是进入战斗做准备。生理反应包括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加强：血压增高、心跳和呼吸加快、血糖水平升高、手心出汗和肌肉紧缩。坎农提出持续或者慢性的生理应激反应会破坏人的抗病能力。20世纪50年代，汉斯·塞里（Hans Selye）提出了一般适应性综合征（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理论（Selye，1956），认为应激包括三个阶段：①警觉阶段，动员机体应对威胁（交感神经活动增加）；②抵抗阶段，机体试图应对或抵抗威胁；③衰竭阶段，持续的防御力量消耗了自身生理资源。在第三阶段中，人体变得越来越容易生病。在本章剩余部分中你将看到，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一些严重医学疾病患病率的增加与慢性应激有关，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关节炎（DiMatteo et al.，2002；Taylor，2006）。

尽管打或逃理论以及GAS理论都提出了应激如何影响生理和健康的相类似过程，但它们都没有强调影响评价过程（见前文）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例如，离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应激，但对于那些处于冲突和虐待婚姻关系中的人们来说，比起维持婚姻，离婚可能实际上更能减少应激。请记住：同一事件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意味着相同的应激。

当应激产生时，应激反应影响两个主要系统：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Sympathetic-adrenomedul-lary system,SAM）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HPA）axis]。这两个系统功能不同。“兴奋”的感觉是SAM的反应——增强对肾上腺的刺激，引起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分泌。持续的和长期的SAM活动会抑制免疫功能（见下文“应激和免疫系统”），并引起静脉血压、心率和心脏节律的变化。其次是有下丘脑参与的HPA反应。应激时，下丘脑会增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素（CRF）的分泌，从而引起促肾上腺素皮质激素（ACTH）和皮质醇分泌量的增加。皮质醇量的增加有助于机体储存碳水化合物、减轻炎症和使机体在应激反应后恢复稳定状态（Taylor，2006）。HPA重复刺激能改变日常皮质醇模式，会危及免疫功能、损害记忆力和注意力。

2.应激和免疫系统

克拉拉在高中时就是“明星音乐家”了。她梦想着自己能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并把音乐会小提琴手作为职业。所以当第一次申请被拒时，她非常失望。然而，在其他地方上了两年学后，她再次提交了申请，并获得了一次试镜机会。克拉拉感到极度兴奋，但对面试她很忐忑。她紧张地准备着，甚至在出发前的几天里都无法思考其他事情了。更糟糕的是，试镜前正好有一个重要的课题要截止，而试镜后又正好赶上期末考试。一时间有太多事情要处理，但这次试镜又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出发那天的早晨，克拉拉醒来时感冒了，伴随着严重的咽痛和发烧。都感冒了，她还怎么可能在面试中发挥好呢？她真是不该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生病。

为了解试镜那天早上克拉拉的应激如何令她产生生理症状，我们需要知道免疫系统如何工作以及应激如何改变它的功能。免疫系统通过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两种方式保护机体，以对抗细菌、病毒和致癌物（DiMatteo et al.，2002；Martin et al.，2004；Taylor，2006）。特异性免疫系统（specific immune system）保护我们对抗特定的感染和疾病，比如水痘和肺结核。这些反应可通过自然或人工两种方式获得。自然免疫可通过母乳或因患过特定疾病而获得（一旦你患过水痘，就不会再感染了）。人工免疫则是通过接种疫苗或预防注射获得。

非特异性免疫系统（nonspecific immune system）反应通过四种方式为机体对抗感染和疾病提供基本保护。第一，解剖学屏障（anatomical barriers），比如皮肤以及鼻腔和口腔中的黏膜，防止细菌进入体内。第二，吞噬作用（phagocytosis）过程会促进生成更多白细胞以抵抗侵入物。某些被称为T-淋巴细胞（T-细胞）的白细胞，能分泌化学物质以攻击和杀死入侵的病毒，因此对免疫十分重要。一些T-细胞是杀伤细胞[2]（TK），另一些是辅助细胞（TH）。免疫过程中还有其他活跃细胞，称为自然杀伤细胞（NK）。第三，其他称为B-淋巴细胞（B-lymphocytes）的白细胞，其分泌的抗体和毒素进入血液，能杀死入侵的细菌和病毒。第四，在感染部位的炎症（inflamma-tion）会产生肿胀和血流量增加，能使机体产生更多的白细胞以攻击病原体。

心理和社会因素可能会使免疫系统的功能变得更加复杂。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研究的是社会、心理和生理反应间的关系。我们现在知道处在严重或慢性应激反应中的人们（像克拉拉）更容易感冒、患上呼吸道感染疾病和流感（Cohen et al.，1998；Ironson et al.，2002）。应激会抑制免疫系统充分发挥作用，增加人们对病毒和疾病的易感性。当人们处在应激中时，伤口愈合变得更慢（Marucha et al.，1998）、慢性疾病发展得更快、接种的疫苗效果也较差（Ironson et al.，2002；Martin et al.，2004）。

如前文所述，应激促使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分泌量增加（即上文提到的SAM和HPA反应），而这会降低辅助T细胞和淋巴细胞的活动性，不利于杀死细菌和其他毒素。医学院学生考试期间的学习压力会使T细胞活性降低，NK细胞数量下降和活性降低（Glaser et al.，1985；Kiecolt-Glaser et al.，1984）。应激中的人或者动物在应对流感、肝炎和破伤风的免疫接种中只能产出相对较少的抗体（Ironson et al.，2002），意味着疫苗的效用可能降低了。然而，应激反应和细胞活性间的关系并不简单。许多因素都对这一关系有影响，包括应激源持续的时间、人们认为自己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应激源、个体的年龄和应激每天出现的次数（Delahanty et al.，2000；Miller et al.，2007；Peters et al.，1998）。人际关系也会影响细胞活性和免疫功能。例如，配偶之间的敌对会抑制（降低）免疫功能（Kiecolt-Glaser et al.，1998）。孤独或者是受社会孤立也会导致产生许多较低的免疫功能指标（Hawkley＆Cacioppo，2003），而积极的社会支持会有益于免疫功能（Uchino et al.，1996）。

3.应激的心理影响

应激和较低的免疫功能与负性情绪增加有关，包括抑郁、焦虑、敌意和愤怒。患抑郁症的人NK细胞活性降低、淋巴细胞反应减少、白细胞数量增加（表明机体正在努力抵抗感染）（Herbert＆Cohen，1993）。这些关系在老年人和住院患者中表现更为明显。其他负性情绪，包括愤怒、敌意和焦虑都会降低NK细胞活性和抑制免疫系统功能（DiMatteo et al.，2002）。另一方面，积极情绪则会降低应激，增加NK细胞活性和抗体水平，而这预示着更好的免疫功能和更强的疾病抵御能力（Stone et al.，1994；Valdimarsdottir＆Bovb-jerg，1997）。

很多精神障碍会导致生理上的应激反应。抑郁、酗酒和进食障碍都会增加HPA轴的活动（Ehlert et al.，2001）。童年时受过虐待的女性也表现出较高的HPA轴活动，尤其当出现抑郁或焦虑症状时这种活动就会更加强烈（Heim et al.，2000）。其中一种最极端的心理反应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见第4章），症状表现为鲜明和闯入性的创伤回忆、回避与创伤有关的人或事、有明显的生理唤醒和情感麻木。患有PTSD的人会有更多的身体健康问题，心血管、胃肠道和肌肉骨骼疾病特别常见，他们会比未患PTSD的人更频繁地去医院看病（Jankowsi，2006）。

4.应激中介因素

影响应激体验以及应激对健康和其他方面机能影响方式的因素被称为应激中介因素（stress moderators）。下面我们来考察作为应激和健康中介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我们已经提到过人格对健康问题的可能影响。行为、思维和情绪的特征性模式能增加或降低应激对健康的作用。其中一种著名的人格类型是A型行为模式（Type A behavior pattern），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更高。A型行为模式表现为追求成就感、急躁、具有时间紧迫性和对他人的攻击性（Friedman＆Rosenman，1974）。

罗伯特是一位中年父亲，有两个儿子，分别12岁和14岁，在一家石油公司上班。工作对他很重要，他管理着一大群工程人员。工作很辛苦，他很早就去上班，并总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项目，且总是准时参加会议。然而，罗伯特的同事并不像他那样及时、高效。他们每次错过截止日期或要求延期都会使罗伯特很生气。罗伯特还会因为孩子们表现得不够好而大发脾气——有时候他们只是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他就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不思进取。他也无法忍受走在一个慢吞吞的司机后面。当被堵在高速公路上，而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却像在“乡村公路”上一样无所谓时，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血压在上升。事实上，近来他似乎总是在生气，与妻子吵架越来越频繁，常常对孩子发脾气，工作也总是陷入分歧。

罗伯特的人格使他面临出现健康问题的风险。像罗伯特一样具有A型行为模式的人，趋向于长期处于情绪唤醒状态，难于放松。其他A型行为模式的维度包括时间紧迫性和好竞争。然而，A型人格中的愤怒感和敌意对于预测冠心病和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增加更为重要（Gallacher et al.，2003；Moller et al.，1999）。此外，那些怀有敌意和多疑性格的人，即使不完全是A型人格，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Taylor，2006）。男人比女人有更高的敌意水平，这可能部分解释了男人更易患冠心病的原因（Matthews et al.，1992）。

其他人格特点（内部中介因素）比如负性情绪（经历诸如焦虑、抑郁和敌意等负性情绪的倾向）、悲观的解释风格（倾向于把负性结果归咎于自身稳定的个人特点，如“我没有升职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行”）和乐观主义（倾向于期待积极结果）都可能对应激对健康的影响起作用。与负性情绪及悲观主义相关联的有：较差的免疫功能（van Eck et al.，1996）、较差的手术效果（Duits et al.，1997），且当实际症状不严重时也有更多的生理不适（Cohen et al.，2003），以及长期较差的健康状况（Maruta et al.，2002）。另一方面，乐观主义者很少生病（Cohen et al.，2003）、血压较低且不易患冠心病（Kubzansky et al.，2001；Raikkonen et al.，1999）。他们能更好地面对疼痛（Brenes et al.，2002），从而提高了术后恢复的效果（Scheier et al.，1989）。乐观主义者有较好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因为他们更善于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和强调情境的积极方面（Scheier et al.，1986）。

外部中介因素，如所拥有的资源和社会支持，也会影响应激的作用。人们有更多的外部资源时，比如更多时间和钱、更高的教育水平、更好的工作和更高水平的生活，面对应激时也能更好地应对（Taylor，2006）。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健康预测指标是社会经济地位，而这会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教育、收入和职业。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医学和心理疾病较少，寿命也会较长（Adler et al.，1993）。来自家庭、重要他人、朋友和社区中其他人的强大社会支持，也会降低应激的负面影响。可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人会感受到较少痛苦，能减少患病或死亡的风险，也能更好地适应慢性疾病（Martin et al.，2004；Taylor，2006）。即使是来自动物，特别是小狗的社会支持，也能降低心率、血压（Allen et al.，2002）和降低应激相关的激素水平（Odendaal＆Meintjes，2003）。

至少有三种类型的社会支持：切实的支持，如经济援助、商品（食物）和服务（孩子照料、交通）能减少应激事件的影响；信息支持，比如与人分享可减少应激的信息，有助于问题解决和控制应激情境；情绪支持如进行关怀，能在高度应激期间提供慰藉。社会支持可直接（如通过提供可用的应对资源）或间接（如使潜在应激情境的威胁降低）地减少应激的影响。社会支持对应激和健康间关系的调节方式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