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学生波达寻求健康中心的心理学家的治疗，因为一位名叫塔拉索芙的年轻女孩唾弃他的情感。心理学家认为波达有可能会危害别人，因为他对塔拉索芙有一种病态的依恋，以及他告诉心理学家，他已决定要购买一支枪。治疗师口头和书面通知了警方。他没有提醒塔拉索芙女士，因为这会违反患者和心理学家的保密原则。警察质询波达后，发现他是理性的。警察使他答应远离塔拉索芙。然而，两个月后，1969年10月27日，波达杀害了塔拉索芙。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定，被告（加利福尼亚州大学董事会）有向塔拉索芙女士或她的家人对该危险的告知义务（duty to warn）。在第二次裁决中，法庭指控治疗师有义务使用合理的谨慎措施，以防止患者给第三方带来危险。简言之，法院认为当患者的行动可能使公众处于危险时是没有保密权的。
30多年后，塔拉索芙判决（众所周知）对心理健康专业仍然有广泛的影响。其一是社会对保密权并不持有像治疗师和患者那样高的尊重。社会要求维护公众的福利比保密更重要，尤其在有潜在杀人威胁时。但告知义务有滑坡效应。如果潜在的威胁不是彻底死亡（如在塔拉索芙案件中），而是身体感染呢？
已经33岁的迈克尔已经结婚8年并育有两个孩子。他在几年前与邻居发生婚外情，他妻子不知道此事。迈克尔刚发现那名邻居死于艾滋病，他去做了个HIV测试，结果呈阳性。迈克尔告诉他的治疗师他不打算将测试结果告知自己的妻子（Chenneville，2000）。
如果迈克尔是你的患者，你会建议他怎样做？对于这种情况法律规定是不明确的。根据所在的具体州，治疗师可获准对卫生部门或迈克尔的配偶公开这些信息，申请向健康部门或迈克尔的配偶公开这些信息，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对信息保密。根据迈克尔所在州的法律，心理学家可能必须遵循这三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
对危险性的预测
心理学家的告知义务是基于心理健康医生被认为是有能力来预测人类行为的。民事委托中常需要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确定某人的暴力行为可能性有多大（Skeem et al.，2006）。在过去，心理健康专业人员预测患者危险性的比率不比机会概率更高（Steadman，1983）。在某些情况下，临床直觉可能有助于预测危险性。在急诊室，令医生担心的男性患者（根据诊断评估但没有真正的实证数据）更可能随后犯下暴力行为和参与严重暴力（Lidz et al.，1993）。
过去的10年间，心理健康医生通过精算（定量）预测手段使得预测患者危险性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这种手段是基于特定症状（如愤怒或悲伤）而不是精神障碍（严重抑郁、精神分裂症）时更是如此（Skeem et al.，2006）。具体而言，愤怒或敌意在短期（1周）和长期（6个月）随访中都显示是暴力的一个预测指标（Gardner et al.，1996；Skeem et al.，2006）。其他症状如焦虑、抑郁或妄想观念至少在短期内并不能预测暴力行为（Skeem et al.，2006）。
小节回顾：
·当个体将自身想法告诉治疗师，该信息被认为需被保密。若治疗师是有执照的心理学家，则该信息也被认为是有特权的。
·有时必须打破保密原则，当有以下行为发生时：对患者和他人存在危险、虐待儿童和长者、儿童或未成年人的物质滥用。
·如果患者对他人有伤害威胁并且该人可被确认身份，治疗师有义务告知该人以及报警。
·精算预测可使治疗师对患者暴力的预测高于机会概率。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是患者的愤怒和敌意。
应用题 还记得那位携带艾滋病病毒却对自己妻子隐瞒病情的迈克尔吗？如果他是个单身汉，因为去酒吧鬼混而感染艾滋病毒，愤怒至极的他告诉医生要报复感染所有女人。那么他的医生有告知义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