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种生物的内在意志能够强大到完全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这一部分将就“洗脑”中的“脑”一词作一些简单基础的科学解释。本章将主要探讨产生影响的技术所使用的核心机制，即大脑变化。因此，这要求我们应该对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有些了解。
魅力无穷的科学
神经科学，即研究大脑的科学，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产物，它源于人们相信任何事物都不会超出科学的解释范畴。与其姊妹学科遗传学一样，神经科学在20世纪发展起来，却被先发展起来的物理学掩盖了光芒，物理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人们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遗传学承诺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吹嘘着自己有一天将如何征服世界。与这些浮华的年轻学科相比，神经科学就像灰姑娘一般沉默。但是有人预言神经科学必将超过它的这些姊妹学科，它不仅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的身体，甚至能改变我们创造出来的思想、自我和文化。
神经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并非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种生物，我们关于自身的一些最乐于接受的假设都是误断。人类的许多社交活动都是基于两个观念。第一是稳固性的观念：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思想就像钻石，即人格和记忆一旦形成，即使会变，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第二是自由意志的观念：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因此至少必须为我们的部分行为负责（即自觉行为）。当然，这些假设受到了世界上一部分科学家、哲学家以及作家的质疑。甚至仅在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多人们如何改变，怎样受控制的例证。然而人的思想具有稳固性和自由意志这一观点，尤其是在西方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例如，英国刑事司法制度便是依靠自由意志这一观念来指派刑责并判处刑罚的。同样的，它也承认思想的稳固性：一名因谋杀罪被判入狱的犯人必须与他杀人时是“同一个人”，即他的性格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洗脑通过强加巨大的人格变化，从而使被洗脑者失去自由行事的能力，并且使其仍认为自己是在自主地行动。因此洗脑也能从上述两个观念（稳固性和自由意志）中获取力量。为了理解洗脑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自由意志是第11章的主题。稍后我们将在本章中就人格稳固性的假设进行探索。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参观一下神经元世界。
神经科学简介
如果你打开一本神经科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在深人研读之前，你大体都会读到这样一句话，告诉你人类大脑有数十亿的神经元。最通俗易懂的理解便是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目与已知宇宙的原子数目进行类比。鉴于大多数人对理解如此巨大的数字概念存在困难，我在此就不再赘述。相反，我将尝试使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阐释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以地球作比喻。
科学与电脑制图学通过一块围绕轴心旋转的光秃岩石的合成图像，帮助我们猜测世界的起源。初生的地球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生物，经受着地震、火山和流星撞击的折磨，经过巨大变化才有了雏形。但随着逐渐冷却，初生的剧烈变化渐渐平息，继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地形风貌。与此同时，不论是在空中还是深海，一群聚集的化学物质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能力——自我复制。自此以后，生命便不断繁衍，经历了彗星撞击、冰川时期及宇宙给予它的各种灾难，一直到现在，仍然生生不息。
地球的情况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一样。早期的变化非常剧烈，塑造着我们仍不稳定的认知图景，决定着我们人格的主要类型。这段时期，即使是一颗流星撞击都会对其未来的发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渐渐地，一切开始趋于稳定，早期的激烈情绪开始平复，变化的速度开始放慢。正如年轻的地球上生命的繁衍，每个物种都会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文化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它。思想，就如同数以万计的居民，在神经
世界里繁衍生息。一些思想如同化石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大多数思想会悄无声息地消逝。与生物一样，思想也可以进行清楚的归类，每一种思想又都是独一无二的。思想可以像生物一样进行复制，并且能够在大脑间进行传播，未来甚至极有可能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传播。
一些生命形式经历长期的进化，已经形成了复杂的躯体、大脑，以及社会交往行为。就我们所知，只有一个物种发展出了语言及繁荣的文化，但大多数缺乏这些天赋的物种也对它们周围的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尽管生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地球的面貌，然而地球本身并不需要生命。正如世界末日的散布者一直所预言的那样，人类在未来某个时候会灭亡，所有生命都将死去，即使这样，地球也不会在绝望中毁灭。它只会一如既往地绕着轴心旋转。正如作家萨曼·拉什迪所写道：
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希望星星也低头俯视我们，我们祈祷有星星可以让我们追寻，有星星在天堂的另一端带领我们走向宿命，但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幻念。我们仰视银河，深深地爱上它，然而宇宙却并不像我们关注着它一样关注着我们。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得到星星的关注，但它们还是只待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着。
拉什迪，《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第62页
大脑也是如此。即使去除大脑中的“精神居民”，即使思想和文化消亡，或不再建立，大脑也仍然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失去几乎所有使其有趣的事物罢了。剩下的便是如同我们的姊妹星球——火星一样的荒芜景象：它提醒着我们这座星球的原始面貌，以及当生命繁衍终结之时，这个世界的模样。
试想现在我们要探索一颗新的行星，我们不仅要了解该行星上形成陆地、海洋和气候的各种自然力量，而且还要记录各个物种，解释它们的进化过程。这么一想象之后，你就对神经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有了些许认识。大脑的研究者就像是带着工具和知识的星际先驱：神经解剖学家负责绘制大脑地图，神经药物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细胞生物学家及神经遗传学家负责研究大脑运转的机制，脑成像专家负责从“太空”拍摄美丽的照片，从性别到血清素，各种现象都有无数的专家在探索。由于研究范围的激增，神经科学内部势必是片段的结果，因此无法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概述。然而，某些基本原则还是得到了一致的认同，我接下来要阐释的便是这些基本原则。
大脑有什么构成
大脑，如同身体里的神经，是由神经元构成，神经元是传输信号的专家。它包括细胞质和细胞核，细胞核内含有核心机制，比如 DNA（脱氧核糖核酸），细胞的基因便是由 DNA组成。每个神经元都可以通过一条被称为轴突的长长的突起发送信号，同时通过稍短的叫作树突的突起接收来自另一神经元的信号。通常，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轴突和多个树突，因此可以同时从其他细胞接收成千上万的信号，但一次却只能发送一个信号。每个神经元的轴突都延伸至另一神经元（让我们知道我们脚趾感觉冰凉的神经轴突从脚延伸至脊髓，长达一米甚至更长）。但是，轴突并没有触碰到接收信号的细胞。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细微的间隔被称为突触。（见图7.1）
图7.1 神经元一个细胞体构成——包含指挥这个神经细胞运转的核心机制——从这个细胞体上延伸出多条树突和一根轴突。树突接受其他细胞的信号。轴突可延伸一米或更长，它将细胞的信号发送至其他神经细胞。轴突末梢和下一神经细胞之间的微小缝隙（图示中有所夸大）是突触。通过突触，信息便可以从一个神经细胞传至下一个神经细胞。
神经元在何处？
只有当每个神经元细胞都存活、呼吸并且处于富含各种微粒的脑脊液（CSF）之中时，神经元才能发挥功能。这些微粒中，其中一些是中性的，另外一部分是带正负电的离子。
它们大小各异，从最小最简单的（离子，如钠、钾、氯化物）到体积稍大、结构更复杂的（如蛋白质、脂肪、药物、病毒）。大脑从血管吸收所需的营养素（如葡萄糖和氧气），血管以一种特殊的细胞排列组合而成。这种排列方式使血液成为大脑的重要保护屏障，负责控制哪些物质可以进人大脑，哪些不能进人脑中（见图7.2（a））。
图7.2（a）以上是一幅简单的神经元图示（为简便起见，轴突和树突并未在图中标示）。神经元被细胞膜环绕，内含有细胞核和细胞液。细胞核中又包含细胞基因，蛋白质便是由基因编码形成。细胞质中含有细胞运转的大部分机制，包括产生能量，将蛋白质从生产地运送至所需处，修复破损，生成轴突与突触间传导的电信号。细胞质中含有许多离子（带电粒子：由图中填充有颜色的小颗粒表示）。当神经元停止工作（即没有发送信号）时，细胞质中所含的负离子就会多于神经元所处的脑脊液中的负离子。任何细胞都含有多种正、负离子以及不带电荷的分子。
（神经元）内部与外部
神经元的皮肤就是细胞膜，它由一种叫作磷脂的双层脂类分子构成。就像国家的边境，细胞膜决定着细胞的形状，理论上来说，它会将不速之客阻挡在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多人口，一些人口有人守卫，而另一些却没有。细胞亦是如此。磷脂细胞膜有很多孔洞。一些孔洞无人看守，但只允许某些分子，如水和钾，渗透进人；另一些人口由受体把守，必须通过特殊信号（通常来自另一神经元）才能被激活，这些细胞膜孔洞的大门才会敞开，让分子进人细胞（见图7.2（b））。细胞有一条恒定的可以穿过细胞膜的双向通道。与国家一样，细胞也有复杂的内部机制以处理进人其内部的物质。
图7.2（b）是细胞膜的一部分，它由双层磷脂分子构成。细胞膜中嵌入的是受体，以及神经传递素锁定时可被激活的复杂分子。每个受体都只能对少数几个特殊的分子做出改变形状的反应。这种反应会引起细胞内部发生诸多变化，包括（如图所示）开启离子通道。因为休息状态的神经元相对于脑髓液来说带有负电荷，那么正离子变灰穿过开放的离子通道进入细胞。这是因为它们受到其他正离子的排斥（在脑髓液中的正离子较多），同时又受到负离子的吸引（细胞中的负离子较多）。如图所示，正离子（图中的灰色填充颗粒，用箭头标示运动方向）穿过开启的离子通道进入细胞。
神经元如何工作？
所有细胞都进化出了一种被称为“离子栗”的机制。正如受体管理哪些物质可以进入细胞一样，离子泵可以去除某些离子（这与移民官员拒绝那些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是一样的）。神经元非常擅长管控离子的通行，它们可以精准地调控脑脊液和细胞质之间的电荷差。当神经元没有接收信号时，它们内部相对于脑脊液来说是负电荷。而当信号激活受体使正离子进人神经元时，细胞质所带的负电荷就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一股电流——细胞自身的信号——从整个细胞传导至轴突末端，泵出正离子，相对脑脊液而言，此时细胞又带有了更多的负电荷，神经元从而恢复至停工时的负电荷状态，准备生成下一个信号。
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
从大脑角度考虑，突触才是真正的活动场所。细胞跨过这些细小的间隙便可以互相交流。它们用来交流的语言是一种释放出的信号物质。当电信号传至轴突末端，它会释放一小团化学物质，称为神经传递素（因为它们在神经元之间进行传递）。这些分子释放出来后，越过间隙，其中一些到达另一神经元，在那里找到神经元表面（即细胞膜）的受体，等待合适的分子到来。如果遇到相匹配的搭档，它们便能立即结合：就像锁和钥匙一样，神经传递素能立刻插入受体分子中，带它到达新的位置。当受体形状改变时，细胞膜的大门便会开启，能进入这扇门的任何化学物质都会改变细胞的电荷状态，并且触发一系列二级信号（即二级信使）。信息传递后，神经传递素便会脱离分子，由处于突触中的特殊分子（回收酶）进行回收；同时，受体恢复“被动”状态，等待下一次联络（见图7.3）。
图7.3—个神经元通过突触与另一神经元传递信息的过程
图7.3（a）显示了发出信号神经元（左）的轴突和接收信号神经元（右）的树突。轴突末端含有许多细小的囊泡，装满神经传递素分子（黑色三角形）。当神经元信号传至其轴突末端，这些囊泡便移至细胞膜，在这里它们将装载的神经传递素分子释放入突触。
接收信号的神经元的细胞膜含有各种受体分子（三个受体如图所示），其中一些结合有离子通道（其中一个如图所示）。
图7.3（b）显示的是一个神经传递素分子（黑色三角形）锁定了接收信号的细胞上的一个受体。相应的离子通道已经打开。
图7.3（c）展示的是神经传递素的回收过程。一旦神经传递素分子与受体分离，与受体结合的离子通道就会关闭，让接收信号的神经元细胞内外重新达到电荷平衡，为接收下一个信号做好准备。同时，回收酶将神经传递素从突触运走，将其转移回发送信号的细胞，从而，神经细胞可以长久维持其与“邻居”沟通的能力。
学习
尽管受体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但细胞膜所在的细胞却再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有时这种改变极其微小，但神经传递素分子的作用常常可以造成永久的改变，不仅影响细胞的电荷状态（这可能导致细胞生成自身的信号），而且还影响其基因机制。基因可开启也可关闭；这可以敦促阅读基因和制造蛋白质的机制加倍努力，或是放松休息。那些蛋白质可能变成更多即将被运出细胞膜的受体，又或者它们也许要在细胞内部完成工作。反过来它们也会影响神经元的内部环境。这可能导致细胞膜上的其他受体开启或关闭……以一种网状式无限循环的因果关系形式一直持续下去。
这为何有关系呢？因为这种网状效应往往会改变细胞对于未来信息的接受能力。比如，更多受体运送至细胞膜，会让细胞对神经传递素更为敏感，从而更可能对自身信号作出反应。相反，将受体从细胞膜运离会使神经元不能很快被输人信号激活。细胞能够改变其间突触强度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何能够从经验中学习的秘密所在。一般来说，两个神经元如果同时被激活，连接它们的突触往往会变得更加坚固。当一个神经元被激活时，加固了的突触会提高另一神经元被激活的几率。突触的活动能力可以影响神经元的活跃程度，由此，大脑可以根据收到的刺激刻画自己的认知图景。流水在地面上开辟出沟渠，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便会流得越来越顺畅，同理，信号在神经元之间流动，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后来的信号更容易传递。如果一种信号在神经元之间传递越频繁，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就越稳固。这也是为什么“重复”会成为洗脑的一种核心手段的原因。
大脑的构造
人脑如同乡间宅邸一样，可分为两层楼。楼下是皮质下区域，包括小脑、丘脑、杏仁核和上丘，很多脑活动在这个区域完成，包括心跳、呼吸、体温调节、各种身体动作、部分学习活动，还有很多无意识的活动。下皮层有很多区域，一些处理输入（感官）信息，一些输出行动指令，一些信息是关于当下的位置和身体状态（这些组成了所谓的情绪），还有一些负责更为复杂的功能。有关皮质下区域的书籍很多，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况且这也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楼上是大脑皮层，这里有自我、自由意志、意识，甚至“鬼神模块”都被认为存在于这一区域。大脑皮层分为两半，左脑和右脑，每一部分又分为四个主要区域，或称为叶。大脑后部是两个枕叶，两侧是目前人们还了解得并不多的顶叶（朝上）和颞叶（朝下），脑前部已经高度发达，由左右额叶组成（见图7.4）。
图7.4 人脑的内侧结构图
图中已标示出大脑皮层的四个主要部分（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内侧结构图展示的是大脑从中间分割的结构图形，一半大脑被切除，以便可以清楚地观察另一半的结构。（常见的还有侧面结构图，如图l〇.1（a）所示，左边是额叶，右边是枕叶。）大脑皮层在下皮层上形成一个褶皱的层次。图中也标示了下皮层的四个主要结构——丘脑、小脑、上丘和脑干。
每一个叶包含许多子区域，神经元接收的信号类型根据脑叶和区域而各有不同。比如，来自眼睛的信号进人脑后的皮层，即枕叶，而来自耳朵的信号进人颞叶。而且，神经元输出信号也各有不同。在感官区域，脑细胞主要将信号发送至其他皮层区或皮层下感官区，而生成动作的额叶区主要负责发送指令至皮层下输出区：神经元的输出信号可快速到达脊髓，然后到达肌肉。
稳固的自我
经过以上的速成课之后，现在该回到本章的主题上了：稳固性假设。我们都对孩子身体成长的速度感到惊讶，事实上儿童大脑的变化速度更为惊人。然而，我们通常认为，如果没有发生意外事故或是罹患疾病，到一定年龄后，我们的大脑就基本维持稳定状态。比如，当知道阅读障碍是大脑出现了异常状况时，患这种病症的人通常很绝望：“我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他们认为大脑意味着永远无法改变。科学家告诉我们，自我意识与大脑有关，那么，自我意识也应该是无法改变的，或者说变化非常缓慢，即使有变化也得经历多年。稳固性这一假设于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个与大脑相关；另一个则涉及自我意识。前者是现代的说法，而后者要早得多。成年人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身的行为动机，掌控自己的思想意识。尽管我们不能对“自我”给出哲学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思想上颠覆性的震撼，那么我们非常幸运，因为那是世上最恐怖的经历。心死与空虚在本应健康发展的自我中不断滋生，为抑郁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恐惧。而自我人格分裂，不管是由老年痴呆症，还是由精神分裂症造成的，都足以令人感到惊恐。人类恐惧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身份意识的事物：毒品、疾病、大脑创伤、新科技，尤其排斥他人想要改变我们的企图，例如社会工程、影响企图（通常是暂时性的）、洗脑（其效果可能永久持续）。即使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而听从于治疗师和专家，以求追寻崭新的生活方式时，我们努力改变“自我”实际是期望“我们”（与签字接受治疗时的“我们”仍是同一个人）能够从中受益。典型的洗脑就是破坏这种期待的过程，这正是其恐怖之所在。
然而对大脑而言，稳固性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大脑时刻都在变化：每一次感知，每一次感官刺激都在改变着你的大脑。有时这种改变可能非常剧烈。比如，一些病人在截肢后会出现“幻肢”感。尽管只是幻象，但这种幻象非常真实，以至于能够感到幻肢的疼痛折磨。患者常说，幻肢紧紧地附着在身上，使他们无法放松。那这种幻肢疼痛感是怎么出现的呢？比如，当一只手被截去时，大脑皮层区过去用来处理来自手的信号的神经元就不能再接受惯常的输人信号。但这些神经元并不会赋闲（神经元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它们会加人邻近的神经元组织，开始与这些“邻居”一样接收信号。因为管理手的大脑皮层邻近接收脸部信号的神经区域，所以以前的“手”神经元就变成了现在的“脸”神经元。但接收这些神经元传递信号的大脑区域并不知晓神经元输人的改变（从手变为脸）。对大脑区域而言，来自那些神经元的信号还是代表手部正在发生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上述奇怪的结果：用幻肢摸某人的脸，这只并不存在的手也会感觉到触碰。
并不是所有的脑部改变都与幻肢症一样离奇。有些变化十分微小且短暂，正如哲学家约翰·洛克所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或是特征，就好比影子飞过玉米地”。然而，尽管许多变化小到无人留意，但却可以累计，而且它们的网状效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想想肌肉如何适应逐渐减轻的重量，比如说，一瓶慢慢减轻的浓缩果汁。喝果汁的人每次只喝一点以品尝果汁的香味，这样，每次瓶子重量的改变都不易察觉。只有当她再拿到一满瓶时，她才会惊讶地意识到原来早已经是“空瓶”的重量。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微小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中没有留下记录。事实上，无论何时，我们脑中的绝大多数变化都是无法观察到的。
这种十分突出的盲目性恰恰巩固了稳固性这一说法，使我们变得非常保守，不明智地看待那些能够影响及不能影响我们大脑的事物。我们所知的毒品、疾病和伤害仅是少数人的噩梦，但即使对它们，我们也不愿承认自身身份已经发生改变（“他”也许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是因为他被洗脑了，但“我”还是我）。任何其他东西都被认为对大脑没有影响——肯定对自我也没有影响——除非找到证据证实。这种保守原则与笛卡尔的二元论有关，它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我将其称为“钻石观”。二元论由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他将高级精神与低级物质严格分开，认为自我就是“会思考的生物”，以一种神秘独立的精神实体而存在。假设真如笛卡尔所言，头脑和身体完全不同，那身体的改变就不应对头脑产生任何影响。
甚至早在17世纪，人们就对这种严格的二分法产生了怀疑。哲学家安妮·康威长期遭受头痛症的折磨。她对身体如何影响头脑有很好的理解，在其死后于1690年出版的批判笛卡尔的书中她这样写道：
为什么精神和灵魂会遭受身体痛楚的折磨？因为如果精神与身体相结合时，精神是无形的，既然两者性质如此，那为什么当身体受伤时灵魂也会感到哀伤？……但如果一个人承认灵魂也与身体一样具有物质属性，……那么以上提到的所有难题就都消失了。我们便很容易理解灵魂和身体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康威，《古今哲学的原理》，第58页
康威的论著发表时，笛卡尔已经过世，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促使笛卡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是波西米亚的公主伊丽莎白，一位聪慧过人的女性，她提出了关于疼痛的问题，并且得到了笛卡尔的回应。康威的编辑注释道，“笛卡尔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只是建议伊丽莎白每年花几天时间在抽象事物上，而这些话他绝没有对任何一位质疑他的哲学理论的男性讲过”。
然而正是伊丽莎白公主的主张——疼痛是二元论原则下的特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17世纪起，思考“自我”的发展史——如同我们各自建造的小木舟引导着我们驶过生命之河——已经演化出越来越多的例外。神经科学不仅证明疼痛、毒品、疾病、伤害可以影响大脑和自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药剂加人了这张清单。基因、荷尔蒙、压力、地磁场、温度、阳光、电线塔、辐射、我们所吃的食物，甚至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是多么脆弱的生物啊，不得不受到如此多的外界影响，其中大多数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过！
批评家大呼，但“我”还是我。这些仅为“表面文章”，一点信息素或是有机磷酸盐根本不足以影响“我”的本质。笛卡尔的信徒认为我们拥有“钻石观”，纯洁超脱，不会受周遭污浊世界的污染。我们的大脑就像钻石，在洗脑这种极端压力之下有可能崩溃，但较小的作用力根本无法改变其结构。那么，这种稳固性的说法正确吗？这种“表面文章”在何种情况下会发展成对自我身份的攻击？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几个常见的例子。
大脑供养
回想一下图7.2（b）所示的细胞膜。长期以来，神经科学家们更乐意去对不同的神经传递素和受体进行分类，而忽视了组成细胞膜的磷脂分子。如今，人们却发现碟脂对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细胞膜由何种磷脂分子构成，这至关重要。一些类型的磷脂分子长且直，因此可以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另一些则成波纹状锯齿形，因此结合得很松散（见图7.2（b））。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呢？因为细胞膜上的受体在表达时是需要空间的。如果它们受到紧密结合的磷脂分子的限制，当神经传递素插人时，就很难改变自身的位置。这会降低细胞生成信号的效率和速度，从而降低整个大脑运转的效率。
换句话说，改变磷脂分子类型可以对大脑工作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多一些波状磷脂分子，少一些长直磷脂分子。如果你认准大脑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这种改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实际上这很容易，你只需多吃些富含油脂的鱼类便可解决。
磷脂分子的脂类部分就像（或直或弯的）尾巴。它由脂肪酸构成，可能是饱和脂肪酸，也可能是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可在经过加工并能长期存放的食物中找到，它产生直的磷脂分子。不饱和脂肪酸可从鱼、坚果、绿色蔬菜中找到，它产生波状的磷脂分子。我们日常饮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磷脂分子在我们的细胞膜中就排列得越松散，这样细胞就越容易传递信号。细胞膜与人一样也会疲乏、损耗，所以大脑必须一直寻找新的材料来弥补这些损耗。因此，改变饮食结构，食用更多不饱和脂肪酸就可以轻松地改变你的大脑了。
这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已有证据显示，摄人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帮助治疗成人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母乳对婴儿成长如此有益，正是因为其中有高含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所吃的东西，尤其是在年幼时所摄人的食物，会对你今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伯_纳德·格施主导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即使成年后，不同的饮食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发条橙》的剧本中，已被判刑的英国罪犯通过几个月的治疗，暴力行为可减少40%。伯吉斯的支持者接受了厌恶疗法。参与这项实验的青年被试用了膳食补充品。
大脑中的“闪电”
我的下一个例子更具有争议性。它涉及颞叶，大脑的这一区域主要负责处理听觉、语目和记忆。有一种癫痫症叫做颞叶癫痫症（TLE），患者有时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比如作曲家德米特里·萧斯塔科维奇，作家爱德加·爱伦·坡，画家梵高都被认为患有颞叶癫痫症），或者强烈的宗教体验（圣·保罗和圣女贞德也是颞叶癫痫症患者）。癫痫症的出现是由于神经元过分活跃，持续不断地发送信号。不过，一些正常人也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宗教体验，虽然他们没有患癫痫症，但他们的颞叶神经元也是非常活跃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题叶活跃性”现象。科学家认为，个体题叶的活跃程度可从最低的神经惰性到高度活跃的颞叶癫痫症。
迈克尔·伯辛格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精神体验通常因颞叶活动而产生。当然，宗教体验敏感性因人而异。比如，一些无神论者从未有过宗教体验（或者不愿意承认这种体验，就像一个天生的盲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日落一样）。伯辛格的研究推论是，某些人不相信上帝，也许只是基因的问题：他们的颞叶活跃性太低，因此无法拥有或转换为精神体验。
颞叶活跃性的研究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伯辛格报告称，能够通过对右颖叶施加复合磁场的方法，引导志愿者产生精神体验。这表明宗教体验可能源自大脑活动与环境磁场间的相互作用。假以时日，科学技术就能随意提供这种体验了，通过物理方：法让那些从未有过宗教体验的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本质。他们经过这种科学技术的改造后，对朋友、家人而言，会不会就像是被洗脑了呢？又有谁知道未来的高科技能使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动摇的根基
坚持稳固论的评论家必然有很多理由。我们的大脑和自身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尽管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察觉得到。坚定的稳固论评论家必须论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管大脑遭受来自化学药品、磁场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侵袭，“自我本质”都不会发生改变。无论我是否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我都是同一个人吗？或者当我患有慢性头痛症、抑郁症，有宗教信仰，出现精神错觉自认为自己是上帝或（如果我患上科塔尔综合征）认为自己已经死亡，与我没有这些病症时是同一个人吗？显然，在决定“自我本质”这个问题上，某些大脑机能要比另外一些大脑机能更为重要。
那么自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神经科学家倾向于将它锁定于神经元之间的间隙。依照这个观点，自我便是大脑中所有突触活动的集合。然而，这个观点没有清楚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最感兴趣的自我的那一部分：我们认为所有突触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一些比另一些更平等而已，这可以为乔治·奥威尔的观点提供辩护。许多心理学家指出，自我与特定现象有关，包括拥有一副躯体，能够对身体和外界施加影响，具有社会性（即与他人交往），有自我意识，不仅能够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身体，而且还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根据黑兹尔·马库斯和北山·忍的划时代论著，除上述要素之外，将自我看作独立精神个体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指“独立自主的人”（根据罗伊·鲍迈斯特的注释，对于个性的强调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比如，美国人通常认为个体应该“主要根据自己的内在想法、感受和行为来组织自身的行为，而不受他人思想、感受和行为的控制”。相比之下，亚非文化则注重相互依存的自我，“将自我看作周围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并且认为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所感知的各种关系中其他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
记忆的重要性
记忆的可塑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
伊丽莎白·洛夫特，《我们不断变化的记忆》
当你问一个人他是如何知道现在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仍是同一个人时，不论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他们的答案通常都会指向：记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是同样的自我，因为我们对过去自我的记忆显示我们自身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非常依赖记忆，在出现失忆时会感到痛苦，比如费力找不知去向的钥匙，或是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碰到熟人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可能有人读过患者 H．M.（全名亨利·古斯塔·莫莱森）的故事，他是神经科学界非常出名的病例，他因一次癫痫症手术被切除了大部分颞叶，因此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又比如，在电影《记忆碎片》中，失忆症患者试图解开自身存在之谜。尽管他们还认得儿时的朋友，但记不住半小时前看过的医生，因为大脑受伤之前的记忆仍然是完好无损的。即使父母死亡这类悲痛的事件，因为是更为近期的记忆，也无法得以保存。偶尔失忆的人很惧怕会完全失忆，不论是像 H．M.的怪异健忘症，或是轻微的老年痴呆症都会令人恐慌。有一天我们会像习惯我们身体的其他缺陷一样，逐渐习惯我们的记忆力缺陷，但绝不会将偶尔的失忆看作是对自我意识的威胁。
神经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指出，失忆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他详述了七种“记忆之罪”：短暂易逝、注意力涣散、记忆障碍、张冠李戴、易受暗示、偏差和持续性。用沙克特的话来说，前三者是“遗漏之罪”，我们已经习惯并且经常抱怨的正是这几种失忆类型。记忆的易逝性指“记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消失”；注意力涣散是指没有集中精力记住我们所需的信息；记忆障碍指的是在我们试图提取大脑中的记忆时产生沮丧情绪，这些记忆似乎只需稍加一点刺激就可以回来，但在需要时却总是无法提取。最后一个“记忆之罪”，即持续性，是易逝性的反面。通常，那些不愉快或是受伤害的记忆总是很难忘却，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忘记它们。极端情况下，它们还会以幻觉的形式出现，有时患者甚至认为自己正在再次经历以前的创伤。
沙克特提出的记忆的另外“三宗罪”也十分常见，但它们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失忆。错误归属（张冠李戴）罪动摇了稳固论，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谈论这几宗罪的一个原因。因此沙克特这样描述道：
错误归属罪指记忆出处的指派出现了错误：即错把现实和想象混淆，或者将你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记成是朋友告诉你的琐事。错误归属实际上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常见得多，而且对法律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易受暗示罪是指当一个人试图回忆过去的经历时，他的记忆会被主要问题、评论或建议所占据。与错误归属罪一样，易受暗示会牵涉法律体系，有时甚至会破坏法律体系。
偏差罪反映了我们当前的知识和信仰对过去记忆所造成的强烈影响。我们常常根据当前所知，无意识地编辑或完全另外叙述以前的经历。
沙克特，《七宗罪》，第5页
遗漏罪可归结为记忆体系的缺陷。比如，记忆障碍就好比一个图书馆的员工不能为我们找到所需的书。而错误归属罪则不同：它们可能在我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但它们并不是意外事故。这些过错都是我们自己犯下的，就像《1984》中的政党，是我们自己改写了历史，将原本分离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创作了完全不曾发生的记忆。这暗示了我们有可能犯下这些罪过，不仅要批判我们的记忆力，而且还要批判我们的判断力——不仅要怪罪图书馆，更要怪排放书籍之人——作家拉·罗什富科讽刺道，“每个人都在抱怨自己的记忆，却没有人抱怨自己的判断力”。至于偏差罪，联系到这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感觉自己是同一个人。因为大脑不断重塑我们的记忆，使得这种信心能够达到最大化。
模式化的自我
心理学家也探讨过个体自我的灵活性，认同莎士比亚戏剧中雅克所说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扮演多种角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有很多不同的角色需要我们扮演。扮演这些角色不仅要演出一系列行为，还包括与之适应的思想、态度和感情。通过对过去某种经验的学习，比如和老板谈话，只要这个情境一出现，就会激发某种模式，就像一条捷径，省去我们再次摸索合适行为的麻烦。人类会无意识地激活既学模式。事实上，每当我们企图打破这种模式（“应该告诉我的老板他管理方法上有问题”），而结果最终却被我们以往的行为模式（“即使我明天离开，他也还是老板”）所否决时，我们都会感到尴尬。高压环境更容易唤起固有的模式行为，进而压制其他想法。
人类善于进行分类，即将不同的模式分开，比如，与老板相关的反应模式不能与婴儿相关的反应模式混淆。这就使得人们在不同时间做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却又不发生冲突。因此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官兵能够激活反犹太的行为模式，眼睁睁看着儿童被汽油烧死，接着回家又激活自身作为慈爱父母的行为模式，关爱地搂抱自己的孩子。
再者，似乎个体在分类能力上也存在差异。一些人可以对自己的思维模式进行严格的归类，比如一个连环杀手，他的邻居却反应说：“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这么好一个人，平时连苍蝇都不会伤害！”而另外一些人则无法清楚地区分自己不同的思维模式。如果两种模式正好出现共同的元素，那么激活一个模式也就会激活另外一个。精神病学有一个著名的病例，一位精神分裂症的女患者，让她列出自己的家庭成员时，她的回答竟是“父亲……儿子……圣灵”，这表明她的家庭概念模式和三位一体模式出现了重叠。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这类不该有的联想，但疾病却让这位患者无法正常思维。
有时两种模式可能包含完全不兼容的信念。比如，当它们所于不同的情境时。如果一种模式处于活跃状态，而另一种模式处于非活跃状态时，则两者的矛盾不会引起注意。因此，皮特在作为律师时，他激活的是捍卫人权的思维模式，但回家后却虐待妻子，这时他的律师思维模式就没有启动。除非某件事或某个人碰巧同时激活了这两种模式，否则皮特就永远不会意识到他自身行为的伪善（即使被人指出来，他也还是会找到绕过这个问题的方法，比如辩驳称是其妻子的行为让她失去了她的人权）。我们只能认识到我们所有剧目角色中的很小一部分，即使是最善于反思的人也无法解开这些模式之间的所有联系，或者说解开模式发生冲突的所有症结。正如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写道：
我自相矛盾吗？
那好吧，我自相矛盾，
（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惠特曼，《我自己的歌》，第1325-1327行
遗憾的是，稳固论的假设已经无法自圆其说。“自我本质”已经从笛卡尔时期的单一意识流发展到无数的模式体，即包含思维、感受与行为的集合。一个这样的模式会在任何时候被激活，并且组成“活跃自我”。另一个模式则处于休眠状态，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准备派上用场——当我们从职场转换到家庭，从循规蹈矩转变为具有丰富感情的个体。考虑到这些变化的能力与灵活性，甚至是内部矛盾，也许洗脑带来的变化并不是毁灭性的。但如果我们的大脑思维具有可塑性，更像是黏土而不像钻石的话，那么洗脑就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如同其他形式的影响一样，也可以通过心理学而得到解释。
模式化的大脑
如何把这些模式转换成神经科学的语言呢？很简单，大脑的组织原则就是让每一个神经元在受到信号刺激时，都可以被激活（发送信号）。然而，这些输人的信号并不是整个事物的信息，它们只是世上各种事物的某些方面，比如颜色、声音、动作、身体感受。换句话说，一个独立的神经元不会对整个“物体”作出反应，而只会对一个或几个特征作出反应。因此，在视觉皮层中，一些神经元接收到视觉的刺激会发出信号，而另一些则不会；一些神经元会在物体左移时发出信号，而右移时则不会；一些神经元接收蓝色物体的信号，如果是红色物体则不会作出反应。而形成类似老虎这样完整物体的图像则需要一组神经元同时激活，并且这些神经元常常分布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一些接收动物毛色的信号，一些接收条纹的信号，一些对动物的叫声作出反应，一些负责接收下皮层的信号，比如指示身体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的信号。
那些接触过老虎的人，大脑中会形成“老虎模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会形成一系列关于老虎的概念（“老虎是长有条纹的大猫”“它们会咆哮”，等等）、态度（比如“恐惧！”）和行为反应（比如“逃跑！”）。从大脑的角度看，接收对老虎认知信号的神经元组会与其他神经元组联系，一些负责接收下皮层发出的情感信号，而另一些则发送信号让肌肉运动奔跑。随着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该模式就会成为一个范围更加明确的整体，也更容易被激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加强了感官部位、大脑后部以及（生成动作的）大脑前部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对猎物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一秒之差就可以决定生死。训练有素的反应模式并不需要激活每一个神经元才能作出行动反应。因此，动物可以提前产生保护行为。从进化角度来看，宁愿冒着犯错的危险（将灌木丛的飒飒作响当作是捕食者的脚步声）也比等模式中所有神经元被激活（“它身形庞大，有条纹，我没有听到叫声……那就太晚了”），然后被吃掉的好。因此，模式中神经元的联系越密切越好。这样，只要一察觉到“条纹”和“身形庞大”就足以让它们作出“逃跑”的反应。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在紧急情况下的反应异常迅速，完全不会在意恐惧、震惊或疼痛（有时甚至还没有注意到触发其反应的刺激物），直到作出反应之后才会注意到这些感受。
因此，反应模式，即习得的行为和思维模式，是神经元间联系模式的具体化身。当某种刺激激活其中一个或几个神经元时，这种联系越紧密，就越能更快地自动触发整个反应模式，进而更快地唤起与此模式相联系的思维和行为。前文已经提到，神经元被同时激活时，它们之间的联系会加强。刺激物活动越频繁越强烈，联系就越紧密。
每一个自我——从神经科学角度看都是神经元所有联系的集合——都包含一组成熟的思维行为模式（即特定情境中被激活的特定连接方式）。这种模式越牢固（学得越好），它便越有益于我们形成整体的自我认知。相反，不够成熟的模式并不会经常使用，而且还可能需要有意识地关注才能启用。它们之间连接的强度并不高，很容易被改变；这种模式的变化并不会让我们自身或是朋友感觉我们变了一个人。最牢固的反应模式会被经常使用，而且无须刻意思考（多年形成的偏见就属于这种类型）。它们之间的联系太过紧密，很难改变；因此如果这种模式突然变化，我们就会怀疑是不是身份个性上发生了改变，并且是由某种外部作用所造成的。如果这种变化影响到了一个人最牢固的思维模式，那么人们很可能将其归结于洗脑。
※本章小结
让我们回到前几章讨论过的强制性洗脑和暗中洗脑的差异上来。暗中洗脑的手段，比如洗衣粉广告，可能会改变几个无关紧要的观念，也许是在慢慢加强某种思维模式，将特定的洗衣粉和感官舒适联系起来。这会加强我们大脑中某些突触的活动，但是我们并不会感到自我的改变（尽管总体而言，广告确实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而强制性洗脑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威胁到我们最牢固的思维行为模式，即构成我们认知图景的核心特征。洗脑者声称，即使是我们最坚定、最熟悉、最难以改变的信仰，以及思想和态度也都能够被改造一新。如果广告是缓慢侵蚀，那么强制性洗脑则是地震或彗星撞击：是我们内部世界的大爆炸。第14章我们将从神经科学角度探讨这种深刻的改变是否有可能真实地发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更深人地了解一下信仰和情感，以及我们如何改变它们。
- George Eliot（1819—1880）：英国小说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米德尔马契》等。
- Salman Rushdie（1947—）：印度小说家、散文家。代表作有：1981年获英国布克奖的《午夜的孩子》以及1989年初出版并引起轩然大波的《撒旦诗篇》和19%年的《摩尔人最后的叹息》等。
- 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内科医生。最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之一，被誉为“古典自由主义之父”。
- Anne Conway（1631—1679）：英国哲学家，柏拉图主义的遵循者。
- Bernard Gesch：牛津大学心理学、解剖学、遗传学系研究员。
- Michael Persiiiger（1945—）：认知神经科学研究员，劳伦特大学教授，同行评议出版物多达200部。他因在神经学领域的实验而闻名。
- Hazel Markus：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种族、情感、性别、动机和目标设定，等等。
- Shimbu Kitayama：京都大学环境信息处理学院教授。著作有《情感与文化：相互影响的实证研究》
-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作家兼政治人物。
- Walt Whitman（1819—1892）：生于纽约州长岛，他是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他创造了诗歌的自由体，其代表作品诗集《草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