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西娅）金丝一般的发网诱惑人心，男人见了就会被网罗，远比飞蛾投入蛛网还要快。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洗脑就是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因此，为了理解洗脑这一概念，有必要先了解信念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改变信念。在前一章，我阐释了以下观点，精神活动是由大脑中神经元间变化复杂的连接形式来体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连接形式在不同神经元反复相互激活下会变得更具组织性，从而形成固定的思维行为模式。那么这个观点与信念有何联系呢？我将从传统的角度来论述信念（而不是从神经学角度），把信念当作心理构念，寻求心理学对信念的解释。信念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影响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与行为相联系？
信念是什么？
信念是最为复杂深奥的概念之一，我们能够理解它却很难对它下定义。信念涉及事物和情境，以及相信这些事物和情境真实性的人。比如，假如我认为我老板的管理技能像一只电鳗，那么我所用的这个比喻性评价便有效地描述了我老板的行为方式。该信念依附于我其他的信念一包括什么才是优秀的管理方式、我老板过去的行为，以及电鳗的行为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能已经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高度复杂的信念网络。
尽管这个网络很复杂，但这无法保证信念的真实性。新信息也许会要求我修正或废弃其中的一个或多个信念。比如，我本来认为电鳗总是随处游荡，而我对老板管理方式的比喻也正基于此。但后来我看了一档自然历史节目，从中得知事实上电鳗是高效准确的捕猎者。因此，我之前的假设就不成立了。如果我相信电视节目的结论，我就必须改变之前对电鳗的认识，同时还要修正对老板的评价。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信念发生改变都会增加信念网络的整体的不一致性水平。现在，修正后的信念（“电鳗是高效的”）与其他相关信念发生了冲突（“我的老板像一只电鳗”），这会造成一种压力环境，即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命名的“认知失调”。当然，人类完全有能力维持自相矛盾的信念，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反对堕胎却支持死刑呢？反之亦然。然而，当我们注意到这种矛盾时，心里往往会感觉不舒服，尤其是当这些信念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时候。失调由强烈信念间的冲突引起，它是信念网络中出现信念不一致而要求改变的一种主要动力。信念协调是一种深受欢迎的“商品”。我们认为即使世界不完全合理，但也至少没有什么显著的矛盾，这个观念一直伴随着早期智人长达几个世纪，而且使其受益颇多。因此，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的信念——我们用来阐释世界的方式——出现了矛盾，那么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错误的信念对信念持有者而言是非常危险的，很多邪教成员及其家庭就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人类常常不遗余力地去移除深层信念中的矛盾。
对于不那么重要的信念而言，要改变信念网络是非常容易的。这种脆弱的信念与其他信念之间的联系往往比较少（我不太了解电鳗，也不会花多少时间考虑我的老板）。最大程度的改变是改变受到影响的信念本身（我必须推翻我认为老板像电鳗的坦率评价），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信念（我必须对老板做另外的形容）。当并不关注该焦点时，需要进行调整的程度就会迅速下降（我不必改变我对优秀管理技巧的看法，也不必改变对老板的看法）。因此，脆弱的信念是从属于现实环境的，只要新信息要求其作出改变，那么信念者无需费力就能轻易地改变。
但是，如果受到新信息挑战的信念是根深蒂固的，结果则会大有不同。坚定的信念之所以坚定，是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各种情境中得以巩固加强，或者经由非常强烈的刺激而形成，或许兼而有之。通常它们被深深地植入大脑的认知图景之中，并且与其他信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虔诚的上帝信仰者对上帝的信仰与其他信念并不是分离开的，相反，这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情感基础。这样的信念很难改变。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有强制的外力作用，信仰者可能主动拒绝接受现实，产生幻觉，走入一个由幻想编织而成的新世界中。将这种情况比作一张网再合适不过了。抛弃一个脆弱的信念就像是砍断这张网边沿的一根线，对整张网本身基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而改变一个坚定的信念则是要砍断这张网的支撑线，网的整个结构都可能被改变甚至被摧毁。
题外话：术语
在本章中，我目前已经使用了三个术语来描述信念之间的联系形式：连接、网络和网。读者无疑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描述与前一章中对模式的描述十分相似。与信念一样，模式也与事物和环境有关。它们与对其造成影响的方法（行动计划）一起，都能体现我们想要改变的世界或自我的某些方面。信念和模式都是神经元间联系形式的具体化，这些联系的集合组成了我们的认知图景。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把模式和信念都涵盖进来的术语，一个体现精神事物（信仰、行为计划等）间联系的术语。我用“网”来做比喻（这仅是个人偏好：对我而言，“网”比起“网络”少了一些科技含义，更偏重有机事物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会使用“认知之网”这个概念，或将其简称为“认知网”。
信念的力量
要解释为什么坚定的信念如此坚不可摧，就需要研究促使某个信念变强或变弱的因素。与模式一样，信念的强弱即是其组成部分之间联系的强弱。这些组成部分通过神经元接收输人信号的活动得以体现，不论输人信号是来自其他神经元，还是来自大脑与身体和外部世界的各种界面接口。神经信号从感官输人，通过我们的大脑，然后输出信号指挥肌肉活动。对神经学家来说，经典的研究得最多的例子就是视觉刺激引起的反应。一个苹果反射的光，照射进人夏娃的视网膜，视觉信号刺激到她的视神经，然后这些信号经过大脑区域的处理，成为苹果的图像（不只是苹果的颜色），接着信号传递至运动神经，运动神经转而又把信号传给肌肉，从而导致了摘苹果行为的产生。
但是，这个例子并不仅仅是信号的输入与输出。信号输入可能来自外部感觉器官（比如眼睛）、内部传感器（如保持平衡的传感器或者告诉我们手脚所处位置的传感器），或来自散布更为广泛的部位，比如血管。荷尔蒙、毒品、食物或我们免疫系统释放的化学物质都可以到达脑脊液，而神经元就存在于脑脊液中，进而影响整个脑活动。同样，信号输出可以控制我们四肢的肌肉，或脏、肺周围的深层肌肉，或控制这些器官本身，其方式是直接通过这些器官内部的神经或者间接地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比如大脑释放的生长激素。换句话说，信号输入和输出的过程都包含化学物质的释放，这些化学物质可以与神经元上的受体结合，从而影响神经元。或者也可以说神经元信号本身就是化学反应，因为神经信号就是由我们在第7章所讨论的神经递质传输的。
神经元的这种能力不仅仅受到神经递质的影响，而且还受所在环境其他分子的影响，这意味着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以及认知网（信念、行为计划等）都会因身体状态和外部信号而有所不同。第9章将会提到的情感就是身体内部输人信号的体现，即便就是那些不易被注意到的身体状态也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压力荷尔蒙和认知之间的关系来举例说明，糖皮质激素能够影响感知压力和执行复杂任务的能力，其激素水平会随时间而波动，并且因人而异。一些人（“百灵鸟型”）的糖皮质激素水平在早上最高，而另一些人（“猫头鹰型”）则在白天稍晚的时候最高。实验表明，如果强迫猫头鹰型的人在上午作出社会评判，那么比起下午或晚上，他在作评判时更可能依赖于固定模式和偏见。同样，百灵鸟型的人在早上作出判断会比晚上更谨慎周到。换而言之，我们在某个情境下对于信念的选择会随血液中的荷尔蒙水平而发生变化。
神经元间的联系与信号输入的时机有关：如前所述，各个神经元必须被同时激活，其间的联系才能得以加强。神经元间的联系还取决于神经元接收信号的频率和差别性（或“凸显性”）。凸显性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特性。对亮光刺激作出反应的神经元不像摄影师的曝光表，它们不会接收刺激物绝对亮度的信号。相反，它们利用与周围神经元间的诸多联系去接收相对亮度的信号刺激——光线与背景间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大，对比越强烈，刺激物的凸显性就越高。这就使得我们的大脑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我们可以在阴暗的图书馆里阅读陈旧的手稿，也可以在正午烈日下仔细研读小说。同时我们也可能，或经常会落入销售人员的陷阱，他们正是利用了这种对比。罗伯特_西奥迪尼以卖衣服为例写道：
设想一个男人走入一家时尚的男士服饰店，他说想买一件三件套的西服和一件羊毛衫。如果你是售货员，你首先会给他看哪一件，才能让他花最多的钱？服装店一般会教其销售人员先卖最贵的商品。但按常识来讲，我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人刚刚花了很多钱买西服套装，他可能不愿意再花钱去买羊毛衫了。但其实服装商更了解顾客的心理。服装商的行为恰恰与常识相悖：先卖套装，因为这样的话，在顾客选看羊毛衫时，即使羊毛衫比较贵，但在套装的对比下也就显得不那么贵了。
西奥迪尼，《影响力》，第13页
一样，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另一个我还未提及的因素是科技——人为改变突触强度。我会在第14章再回到这个话题。认知网突触连接的紧密程度也很重要，因为脆弱的认知网往往比牢固的认知网更容易改变。
认知网与人类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都群居生活。认知网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它们能否被激活取决于周围的环境，通常是刺激物或其他认知网。（正是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即每个事物都会影响其他事物，使得科学，特别是脑科学，如此复杂。）试想一件未完成的艺术作品，比如一幅画、一首交响曲，其中一些部分已经完成得十分细致（高密度的颜料分子，或音符），而另一些部分却还只是初始的轮廓（未上色，或只有部分管弦乐）。在认知世界中，密度是由相关信念的数量决定的。在高密度区域（比如，大脑中与神经学相联系的区域），认知图景得到了很好的规范，认知网结构紧密、内容详尽。而在低密度区域（比如，包含类似电鳗信念的部位）仅有很少一部分认知网在这块区域上有所勾画。
密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输人信号到达认知网时，它们也许会同时激活周围的认知网。越靠近的认知网，就越可能被激活。而且，当认知网和邻近认知网被同时激活的频率越高，它们之间的连接强度就越接近。陆地地形中的坡度通常都比较平缓（地球上的缓坡、丘陵和斜坡比悬崖多得多）。认知图景也是一样，连接强度的坡度变化大多也都是平缓的。出现巨大差异的认知网邻近连接通常出现在低密度区域，这一区域还没有确立很多信念。因此，可以说该区域是我们大脑尚未被探索的阴暗角落，精神风化对这些角落尚未产生多大的影响。
精神风化：神经活动和意识的作用
可以说，习惯的形成与水道的形成十分相似。
伯特兰·罗素，《宗教与科学》
由认知图景类比引发的下一个问题是：认知图景是如何形成的？风化和侵蚀的精神等价物是什么？答案很简单：神经活动塑造我们的认知世界，就像水流塑造地球一样。但这个简单的解释却暗含了重要的含义。要找出这些含义，我们需要将神经活动和流水做进一步的对比，就水及水流方式的五个方面来进行对比，包括水道的大小、水流的畅通程度、水道的数量、邻近水道的变化情况，以及水道的形状。
水道的大小
试想一个装满水的水库，有一条出水沟渠（比如，水库边上的一根出水管或出水口）。如果这条出水渠很窄（横切面积小），这时水流相对而言比在宽渠中会流得急一些（这就像水从花园里的水管喷出来一样，因为水管更细，所以水就会流得更快）。再试想如果水渠由易受侵蚀的材料制成，随着流水越来越多，水渠墙就会慢慢受到流水冲刷而侵蚀。水道将变得越来越宽，因此水流速度将逐渐减慢。但当水流得比较慢时，水渠变宽（墙慢慢被侵蚀）的速度也会放慢，当水流速度慢到一定程度时，就几乎不会对水池的墙壁产生显著的腐蚀效果。换言之，水道宽度和水流速度直接相关 D假设水流速度相同，越宽的水渠变化越小，越窄的水渠变化越大。如果水库有两条大小不同的出水渠，小的那条出水会比较急（因此可能受侵蚀）。这也是为什么常见的一个防洪策略就是加深河道（如清理淤积的河沙）。
在这个比喻中，水道就相当于认知网，水道的大小相当于认知网的强度，而水流侵蚀作用则相当于是大脑增强突触强度的方法。当受到外界刺激时，比起脆弱的认知网而言，较为稳固的认知网不太可能发生变化，或者说变化很小。我可能只是看了一个电视短片后就完全改变对电鳗的印象，不需要太多努力，也不会感到难过。但要让我对老板的管理技巧改变观念则需要花很大气力，因为那是基于多年观察而建立起来的观点。
水流的畅通程度
当水流过地面，它会冲刷磨平障碍物，使流水更为顺畅。这一点也适用于神经活动。同一时间被激活的神经元会改变其间的突触，这样，信号便可以流畅地从输入信号转换为输出信号。这个过程就是神经学界所称的“自动化”，也是我们如何学习包括写作到开车等技能的过程。认知网越牢固——越熟练——信号就可以越快越容易地通过神经元和突触组成的信号通道。
在第10章中我们会看到，大脑有促进信号传输流畅性的特殊机制，即引导信号传输至某一特定区域，这就相当于用拇指清除了覆盖在软管上的灰尘。小女孩在学习写字时，她需要集中精力注意每个字的结构、手的感觉，以及所写的标记。然而，对最牢固的认知网而言，其中的信号传输非常流畅，这时根本不需要有意识的关注就可以生成相应的行为反应。成年女人可以边写字边思考其他事情，如整句话的意义、这句话如何推动其观点、她更愿意做什么，或者下一步她需要做什么。她对怎么写这个字本身并不感兴趣。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驾驶技术熟练的司机在开车时，可以听收音机、聊天，甚至打一两秒钟的吨，或者以每小时130千米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他们的驾驶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自动化”，以至于整个过程并不需要太多注意力。实际上，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可能会扰乱信号输人输出的流畅性，原本很流畅娴熟的动作反而变得笨拙费力。
水流与大脑活动这个比喻的一个含义是，比起微弱或复杂的刺激而言，强烈且简单的刺激可以激发起更快速的反应。第10章中，在探讨大脑如何联系感知与动作时，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最简单的刺激能够激起非常快速的反应，快到大脑其他区域还来不及记录这个刺激。我们可以在意识到刺激物或动作本身之前，就触发一个快速的眼动。强度与简单意味着速度，这同样适用于信念。越强烈、越简单的信念越难改变，因为它们的认知网通常在还未达到意识知觉时就已经被激活。它们就像短而直的水渠，我们还来不及阻止，水就已经快速地流过了水渠。
我们依靠大脑的这种能力来处理日常的绝大多数事情，而不需要打扰高层管理区域。如果“思考”是指有意识思考的话，那么我们大多数行为都没有经过思考。当我们学会一项新技能或一个新观念，它就会逐渐自动化，这样花费在意识上的时间就会减少，从而使得高层管理的额叶皮层区有空闲处理其他挑战。再者，试图产生影响力的人已经开发了很多利用人自动化思考模式的方法，自动化思考是人类在处理重复情境时用以节省精力而遵循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帕拉康尼斯和阿伦森列举的八个促销词语会包括“快速”和“简易”二词。）稀少=价值；可爱=值得信赖；权威专家的话=真理；这些以及很多其他的启发法可以避免我们陷入当今社会的信息旋涡。然而同时，这些启发法每天都在被零售商、政客及其他试图产生影响力的人利用，因为这些人并不想让我们仔细思考他们的言论主张。
水道的数量
如果水库只有少数几个出水口，那么在一定时间内流出去的水就会比较少。因为水流通过水渠的速度取决于水库中的储水量，所以如果水道数量比较少，水流的速度会更快（因为水库中有更多的水停留更长的时间）；而如果水道数量很多的话，水流速度则会比较慢（因为水道越多，从水库中运出更多的水的时间就越短）。因此，防洪最常见的一个策略就是提供多个泄洪渠道。因为水道受侵蚀的速度取决于水流速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水道数量多，水流的速度就会更慢，因而水道受侵蚀的速度也就更慢；反之，水道数量少，则水流速度更快，水道受侵蚀的速度也更快。
这个关于水道的原理同样也适用于“认知网”。强认知网传送的信号比弱认知网传送的同等强度的信号在输出时会更快（但弱认知网更易改变）。而处于该认知图景的认知网数量（认知网密度）非常重要：传输此信号的认知网越多，每个认知网的信号传输活动则越弱，认知网强度的变化也越小。这在心理学上是成立的。接收到新信息时，我更可能在一些我不精通的领域（即认知网的脆弱区域），以及拥有极少当前信念的领域（即几乎没有相应的信号传输通道）改变我的信念。而在我精通的领域，有高密度长时间建立起来的牢固信念；当信号输人至这些区域时，就可能激活一系列相关的认知网，但它对每个认知网的改变却微乎其微。一场时长仅为半小时的自然历史节目就可以完全改变我对电鳗的原有认知图景，但是读一本神经科学的书，尽管可能要花上几小时，却几乎不可能产生如此强烈的效果。
临近水道的变化情况
设想一个水库有两个出水渠道，水从里面流出来。如果一个水渠较宽，通过的水流速度往往更慢，而在窄的那一个水道水流得更快。因此较窄的水道受到侵蚀的速度会更快，进而导致水流速度很快减缓。这就是前文提到的水道大小与水流速度的关系。换言之，较宽的水道加宽的速度慢，而较窄的水道加宽的速度快（渐渐赶上较宽的水道）。最终，两条水道的大小会变得十分相近，水流速度也变得非常缓慢，几乎不会对水道产生显著的侵蚀作用。
认知网也可以达到类似的平衡，即达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认知网间的连接强度基本不再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邻近认知网的连接强度也会变得与这些认知网相似，如此就会形成更为顺畅的认知图景。有意识地对自身信念进行反思可以促进这个过程，促进认知的整体一致性。举例来说，如果爱德华几十年来都认为同性恋非常令人厌恶，结果后来却发现自己尊敬爱戴的哥哥也是同性恋，他一定会进行一番艰难的反思，使冲突（认知失调）合理化，并消除其认知图景中的倒刺。他肯定会想出一种方式使其合理化，也许他会在原本的认知网中创造出一种子类型“同性恋中也有例外的好人”，他便可以把这种类型套用在自己的哥哥身上。实际上，在他有能力解决这种认知失调之前，这种缓解认知失调的动机很可能就阻止了他对此事的进一步思考。
复杂性
试想一下，水从一个装满水的水库流入另一个空水库，它们之间只有一条渠道连通。我们已经知道水流的速度取决于水道的大小。然而，水道的形状也可以对其产生影响。连接两个水库时，笔直水道距离最短，这可以让水非常快速高效地流动，很快便可以充满另一个水库。而如果水道是弯曲的，水从第一个水库流人第二个所需的时间则更长。如果这条渠道有很多分支、缝隙或坑洼，那么水会渗透出去，导致水流更慢，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填满第二个水库。换句话说，水道形状越复杂，水流速度越慢。再想一想水流侵蚀水道的情况。比起复杂的水道而言，简单水道中水流速度更快，因此相同时间内，它受侵蚀程度更大，会变得更宽。
和水道一样，认知网的复杂程度也各有不同。简单的观念在与其他观念相联系时，只需相对简单的认知网即可。以我最喜欢举的磷脂分子为例（请记住我本身是个科学工作者；并非先入之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假的）。我认为，尽管通常它被称作血小板活化因子（PAF），但它的名字同样也可能被写作“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我的这个信念非常弱，因为我发现“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很难记忆。就大脑层次而言，我大脑中与对“l-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进行编码的认知网相关的联想非常少（此刻我仅能够找出两个）。虽然这个认知网看似复杂，实际上却相当简单。如果将其与“洗脑”这个单词的认知网相比，就很容易看出来了。“洗脑”是一个形式复杂、意义丰富、富于联想的概念。思考“洗脑”这个概念，可以引发许多其他认知网的活动；而思考“1-O-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却很难引发除了疲惫之感以外的其他联想活动。而且这个特殊的认知网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只有在我实际看到这个名字时，它才会被激活，因为我根本记不住它。然而与之相关的两个认知网却并非如此，一个是我PAF的认知网，我对 PAF已经有了一定认识，知道它比较复杂。另一个认知网则更为模糊——即PAF的另一个名字“l-0-alkyl-2-acetyl-sn-glyceryl-3-phosphorylcholine”，这个带有连字符的一长串东西。每当我想不起这一长串东西时，PAF的认知网就会代替它。
信念越复杂，其认知网也就越复杂。这意味着越强烈的信念往往越简单，而这又与经验有关。比如认为所有避难者都不诚实这一抽象信念相对比较简单，但却可以非常强烈。而那些更为复杂的信念，通常来说更准确、更具体，比如，一部分避难者不诚实，但多数人是诚实的。简单的信念更容易在认知网中体现出来，并且更容易保留下来。这就是大字标题比哲学思辨更易记忆的原因。有时简单比准确的吸引力更大。因此，尽管英国国家党的政见比较极端（详见第9章），但却在最近的英国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进展。它传达的信息很简单，（对某些人而言）很有吸引力。简洁使其更容易让人接受。
越牢固、越简单、越抽象的认知网往往会对行为产生越大的影响。想知道原因，我们可以回到通过一条连接通道在两个水库之间流动的流水的比喻上来。在这个比喻中，起先蓄满水库的水量代表由感官刺激（如一束光）引发的大脑活动量。而另一个空的水库则代表直接控制行为的大脑系统。受到刺激，即当水流至第二个水库时，大脑开始作出反应。如果有两条连接通道，一条短且直，另一条较为复杂，那么第二个水库会先接到短直水道（相当于比较简单的认知网）运送来的水（引发相应的行为反应）。
假设验证
对于水流比喻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认知网以及特定信念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认知图景是对我们所在世界的反映，由周围的环境和每个细胞中的基因活动类型塑造而成。但大脑是一面很奇特的镜子，它会根据以往的经验，扭曲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忽略另一些方面，过滤它接收到的每一个输人信号。镜子没有记忆，但大脑的历史深嵌于它的每一个结构之中，持续地影响着大脑预测猜想、思索解释以及反应行动的能力，甚至包括它看见的及没有看见的。
有证据显示，人的大脑会根据经验不断产生对周围世界的预测，即假设。人们根据对过去已发生行为所产生的效果，推导不久将来世界的可能面貌。当我掉了一只玻璃杯，我预料它会掉到地上。类似的预测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这并不影响它们对行为所产生的作用。在我听到玻璃杯破碎的声音之前，我的身体会自动往后退，以保护自己。
当外部的行动指令信号从大脑运动皮层传送到脊髓和肌肉时，大脑皮层就会作出假设。同时，相同的信号又传回大脑皮层的感官和调停区域，特别是顶叶——这个能够判断身体空间位置的区域。即将发生动作的信息能够用于判断身体的位置，就像是动作已经发生，是对身体未来位置的预测，然后，一旦动作完成，便可以将这次预测与身体本身的信号进行比较。如果信号匹配，则没有问题。如果不匹配，那么警钟就会响起，大脑会被激发去查找造成不匹配的原因（更多内容见第10章）。这一点适用于身体，同样也适用于对周围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脑持续监视并预测着我们的视觉、听觉，以及通过其他渠道所获得的有关周围环境的信息。
大脑的大多数“假设验证”活动一将实际传入的信号与期待接收的信号进行比较一都发生在接收感官刺激过程的早期，甚至是在输入信号到达大脑皮层之前。感官信息最先从我们的眼睛、耳朵、指尖等部位通过神经传递至大脑的丘脑区域，丘脑是灰质核的集合（灰质核团），位于大脑中心。丘脑得名于一个希腊单词，意思是卧室或内室。信号从丘脑出发传送到感觉皮层的各个不同区域进行加工处理，这些区域又将信号返还给丘脑，同时比较和评价它们所接收到的输人信号。这个比较过程的作用就像是过滤器，调整大脑皮层生成的预测性信号，使它们与丘脑传来的信号会合，同时调整输人信号使其更好地符合大脑皮层作出的假设。大脑皮层本身也会进行这种调整，因为它自身的许多区域都在不断地参与这种对话。输人信号无疑可以改变接收它们的大脑，但它们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改变，接受了调整，以便更加符合人们的认知图景。前面已经探讨过，这些活动的目的具有整体一致性：信号输人输出尽可能畅通无阻。
再回到流水的比喻上来，我们知道流水会找寻最简单的渠道，所以在开拓出新路径之前水流会从现有的渠道流出。同样，输人大脑的信号也会选择已经存在的认知网进行传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再创建新的认知网。相反，此处存在一个外溢效应：如果新的输人信号与大脑目前的结构不匹配，那么这些信号便不能通过现有的认知网传输。那么，要么认知网作出调整，要么就形成新的认知网以运走这些多余的信息，或者输人信号作出调整（比如通过皮层下的过滤器作出调整），直到它们更符合大脑的预期。到底出现哪种结果取决于现有认知网的连接强度。脆弱的认知网在遇到极具挑战性的输入信息时就会发生改变；前文已经提过，认知网屈从于现实。而连接强度大的认知网则会让输人信息作出调整，也可能形成新的认知网以解释新的信息。在这里现实屈从于大脑的期望。人们在接受挑战性信息时的适应程度似乎有所不同（当然这也取决于被挑战的对象），但总体而言，容忍的限度要比我们所期望的更低，似乎人类并不能承受太多现实的重压。
许多心理实验显示，人们的确能够经常看到他们所期望见到的事物。同样人们也可以非常巧妙地通过解释来消除一些令人讨厌的事实。你曾经有过因能言善辩而使自己脱离麻烦的经历吗？你是否有过面临同事的突然挑战，而后对自己面临挑战时的应对自如深感丨宅异吗？惊讶于自己令敌人哑口无言而又不落俗套的辩论吗？对所有人类文化而言，叙事的能力是最基本的能力。想要构思出连贯故事的欲望 致性的另一方面——似乎是人类的普遍特征。
与其他特征一样，在某些情况下这也可能变得极端。一些脑部受伤的病人在编造故事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能力，这个过程被称作“虚构症”。这个让人不愉快的词汇——因为这些病人并不是故意在撒谎——指的是当遇到难解的信息时，“虚构症”患者可以作出极为复杂、让人难以置信的解释。比如，某些类型的中风患者会患上一种“病觉感缺失症”，这些患者感知不到自身受伤的程度，甚至是全身瘫痪也无法感知。当遇到无法面对的情景时，比如，医生让他们走路时，他们便会立即想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不遵医嘱。另一个经典的“虚构症”病例是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所描述的一名科尔萨可夫综合征患者，他由于酗酒引起大脑受损，并且影响了他的记忆。这位病人对萨克斯完全没有记忆（尽管他以前见过医生），多次把他认错，对他的身份和职业作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推论。对每一个结论（萨克斯的身份和职业）他都有一套不错的说辞，但却完全不记得以前犯过的种种错误。
我们认知图景当前的状态不仅塑造着我们接收的信息，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对这些输入信息的反应方式。大脑对信息的过滤并非始于皮层下的中转站，而是早在此之前，伴随着我们所采取的保护行为产生，这种保护行为是为了让世界变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正如哲学家们所说，信念是“行动的理由”。无论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行动的理由，信念和认知网都可以为之提供理由。我们更愿意和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获取我们所认可的支持消息，而不愿意和那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喜欢阅读书籍，但“不愿受到他人影响”；我们会忽略或避开那些可能戳穿我们精心编织的认知网的信息。
内隐的信念与易犯错的信念
将信念设想为认知网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大脑功能的各个方面。比如，在第7章我们区分了活跃自我与内隐（休眠）自我，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之间的区别理解成有神经活动通过的认知网和当前还没有被激活的认知网之间的区别。这种活跃一隐性的区别同时也适用于信念。当你在打电话时，你会相信听筒里传出的声音就是跟你说话的人的声音：在你的大脑中，基于对接电话人过去的认识而形成的认知网会被激活。同样你也深信放下听筒并不会致使什么可怕的东西从你左边鼻孔跑出来，但是这个信念一直是内隐的，直到你读到这本书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并表达出来。
很重要的一点是，像其他认知网一样，信念能够在人尚未意识到的情况下便可形成并影响行为。许多影响企图正是利用了人脑的这一特点而暗中塑造信念。当你的注意力被推销员的嗓喋不休或广告中的明亮色彩所分散时，你的大脑正在生成新的认知网或者加强已有的认知网，这些认知网代表着商品与某些吸引人的特质之间的联系，比如美丽、财富、身份、性感。许多偏见也是这样形成的，通过反复经历家人、朋友、同事或媒体对偏见对象的消极反应，从而造就了偏见。如果社会暗示非常明显（比如他们的出处具有权威性），或者与强烈的情感相连，那么相关的认知网就会极其牢固。然而，怀有偏见的人可能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暗示，因此会意识到自身的消极情绪（当然，她可能会将这种暗示当作一种偏见，即看作她自身性格中需要摒弃的方面，当然她也可能不会这么认为）。如果这种暗示不很明显，但却非常频繁（或者假设这个偏见在个体很小的时候便已形成），那么怀有偏见的人很可能并未意识到（或者之后才记起）这种暗示，继而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偏见。这种成见很难改变，因为不仅需要改变这种根植于内心的信念，而且首先要让这个人认识到自己确实有偏见。
这个方法的另一含义是信念和记忆（作为认知网的例证）由相同的东西构成，即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因此，信念的表现方式应该和记忆一样。比如，信念应该受到第7章中讨论的记忆“七宗罪”的影响，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如果信念未被加强，它们的确会随时间逐渐淡去（易逝性）；但强烈的信念，比如因身体受伤而建立的信念，可能一直维持下去（持久性）：如果一个孩子曾被狗咬过，那么即使后来他见到几条非常友好的狗，他仍会认为狗十分危险。错误归属罪、易受暗示罪、偏见罪也都可以影响信念，正如不真实记忆综合征一样：孩子，甚至是成人可能在他人质问的基础之上相信不真实的事情或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注意力涣散和记忆障碍罪不仅发生在记忆之中，也同样存在于信念里。举例来说，有时我们对某件事情抱有一种观点，但却想不起来，这种感受让人十分不安。此种情形下的信念和记忆是很难区分的。
信仰的力量
在第2章中，我引人了虚无思想这个概念，这种思想通常是抽象模糊，并且高度危险的，因为它们可以有多种解释，可以激发起强烈的情感。虚无思想也被编码成为认知网的一部分，这些概念本身也许各有差异，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与人体外部输人信息的直接联系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但却可以从人体内部接收强烈的信号，大脑将这种信号诠释为情感。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探讨情感这个概念。目前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虚无思想能够从接收来的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信号中（比如，情感也许与记忆或白日梦有关）获取能量，它不会接收直接从外部世界传来的信号，因为这些信号可以用来核查现实。这些认知网的强度并不依靠外界信息得以巩固，所以针对这些信息的争论并不能对其产生影响。正是信仰的这种“因为不可能，所以我相信”的特质，使它不受逻辑和现实的影响，因此，虚无思想具有强大的毁灭性，这对想要成为洗脑者的人极具吸引力。
关于宗教的当代科学评论家，比如理查德·道金斯和苏珊·布莱克莫尔，他们主张信仰同宗教是同义词。他们将宗教看作一种恶意的思想控制，一种精神疾病或者文化毒瘤，应该摒弃。比如，布莱克莫尔在《模因机器》中写道“战争史主要就是一部人类为了宗教互相厮杀的历史”，她主张科学高于宗教，因为“科学的核心在于需要验证任何观点的方法。如果一个理论是有根有据的，那么科学家必须首先预测可能发生什么，然后进行验证'换句话说，科学观点不能太抽象，必须建立在假设验证的基础之上。相反，宗教“建立了一套关于世界的理论，然后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些理论接受验证”。这些理论观点必须非常虚无飘渺，任何与真实世界的接触对其而言都是潜在的威胁。如果说科学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大脑，那么宗教就是有精神疾病的大脑。当然这是有些偏激的指控。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必须对明显以偏概全的危险置之不理（就像我在整本书中的态度一样），因为科学和宗教都包含了大量的实践和信念。那么以上这样的指控公平吗？
当然不公平。很多宗教实践并不抽象，而与实际生活相关，考查处理社会问题的新方法，验证这些新的解决办法，学习应用世界各地的观点。宗教的核心思想肯定是抽象的，比如我们如何能够验证上帝的存在这个观念？但这不意味着信仰者就脱离了现实。我在第2章中已经说过，许多宗教人士扎根于世界各地，帮助弱势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许多人发现自己的宗教信仰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一些人丧失了信仰，一些人会发现新的信仰。如果宗教信仰完全飘渺、完全脱离现实，它又怎么会被经验所改变呢？
思考一下神经学中的几个核心理念：大脑可以处理信息，能够生成精神生活的每个方面，因此科学最终能够治愈我们所不欢迎的有关自身的任何方面。有什么实验能够证明大脑处理信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或者能够证明我们自身有哪一方面是脑科学最终所不能改变的？如果有人提出某项智能—— X过程——并且声称它完全不受大脑变化的影响，他们也不会被奉为这项所谓新科学范式的奠基人。实际上，由于大部分科学期刊都十分保守，因此这种研究发现最不可能被发表。人们会认为要么他们是错误的，要么是疯了；或者 X过程根本不存在；或者说即使他们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人们也会说“实际上在 X过程期间大脑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目前的技术无法侦测”。和宗教一样，神经科学本身也有核心的不容挑战的理念，必须有一些公认的基础理念才能使其得以发展。虚无思想并非宗教信徒的特权，无神论者和科学家也未能豁免。
正如第1、2章所述，重要的是思想的本质一认知网的结构——而非具体的内容。不论是道德观念、政治观点、宗教信仰还是科学观念，每一个信念都有自己的狂热追随者。伯特兰·罗素将纳粹主义定义为“新宗教”，但他为了切合自己的无神论主张，过分延伸了该词的语义，以致完全歪曲了“宗教”的含义：这些信条中完全没有上帝、灵魂或来世。对某种意识形态的固守并不仅限于政治。科学家们对自己宠爱的理论也常怀有强烈的热情，从而导致盲从盲信。在这种情况下，人所出现的症状包括：通过打击提出证据之人来贬低与之相抵触的证据，非理智地对待批评，对冲突的观点（如宗教）作出浮夸的论述（通常会揭露其无知，因为发言者言辞中的无知是不可原谅的）。虚无思想是人类大脑构造方式的一种共同结果。即使这些思想是失败的，我们所有人还是无法摆脱其影响。
我之所以说“即使”，是因为这些思想本身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并不总令人厌恶。任何数学家都肯定抽象思维的价值。至于模糊性，我们所钟爱的许多文化艺术品都因此而魅力倍增，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摩里茨·科奈里斯·埃舍尔的“不可能存在的建筑”，以及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等等。虚无思想，包括来自宗教的思想，使生命得以升华。多数情况下，它们赐予人们反抗压迫与折磨、渡过困境、抓住机会痛改前非，甚至是宽恕原谅的力量。可以说没有信仰的世界会缺少很多幸福的色彩，当然同时也会减少很多苦痛。世界上即使没有宗教可能也不会有多大不同，因为对非神秘的意识形态的信仰冲动仍然存在。
从意识形态信念角度来看，宗教与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无论在实验室或大学，还是教堂、清真寺或犹太教堂，都存在着教条主义，也有宽恕包容。科学方法也无法保证我们能够抵制虚无思想，无法阻止其带领我们走向极端。反对对人有害的封建迷信是应该的，但如果最终把科学本身又变成神的替代品就不可取了。因为科学过于抬高人类理性的地位，分离事实与价值观（见第13章），因此科学权威有两个十分危险的主张：道德无关紧要，科学家唯一的追求应该是真理。这就很容易将科学的权威扩大化，使得科学家的偏见也可能成为权威，因为（既然无关道德，那么其他层面的意见也就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身上再无其他压力来要求他们验证自己的信念。因此就出现了一些灾难，如“科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所谓的“心灵论”一歧视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科学依赖于“输入决定结果”的研究方式，大部分的实验都十分复杂，并且有待商榷。如果提供输人数据的观点（正在接受验证的理论）引发了强烈的情感承诺，那么科学家们很可能会按自己的喜好来阐释这个理论。大多数宗教都会要求其信徒崇尚道德约束、自我认知以及谦卑谦逊，而科学的权威却不受这些限制，因此科学家可以脱离苏格拉底式的自我反省，将个人的褊狭当作公认的真理。
个体差异：“一个人的信仰是另一个人的理性”
从一本关于洗脑书籍的角度来讲，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带给我们有关信仰的最有趣的启示之一就是个体差异的观点。正如一些人的记忆力比另一些人更好，因此也有可能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易形成新的信念，或更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和记忆一样，信念的坚定程度各有不同。然而，有些人的性格本身就极为教条化——比起他人，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去相信（任何事物）。教条主义的程度是由特定突触的功能差异导致的，也有可能由遗传变异所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信仰在将来也许可以被人为操纵。基因可以影响信仰的强度吗？这唤起了人们有关基因可以作为改造原教旨主义之灵药的想法，可以治愈所有的极端主义分子。
1960年，心理学家密尔顿·罗基奇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书，叫作《开放心灵与封闭心灵》，副标题是“对信仰体系和人格体系本质的调查”。这本书探讨的是教条主义，或者说封闭意识。那些在教条主义测试中得分较高的人通常会对新观点产生排斥甚至抵触的情绪，对未来感到焦虑，不能容忍模棱两可的观点，思维方式更为固定，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够灵活。人们发现教条主义与智力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它对创造力却有负面的影响。教条主义的人通常能够抵御外界的影响，因为他们自身的认知网非常牢固：罗伯特·利夫顿写道，中西思想改革幸存者中最成功、受到创伤最少的人是汉斯·巴克尔，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高度教条化的人可能非常具有个人魅力，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强烈自信对那些意志不太坚定的人来说极具魅力，尤其对那些需要寻求安全感的人更是如此。
相反，教条主义测试中得分较低的人会对新观点展现出具有创造力和开放的心态，以及直观而灵活的思维方式，对外围群体更加包容。同时，这些人在面对他人的影响企图时，会显示出更高的暗示感受性和易感性。他们的自我意识比较薄弱，他们的信仰更易受到质疑。这种人的魅力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创造性，而非确定性，来自于他们思想的火花，而非自我信仰的光芒。
我们很想对教条主义量表的端值作出评价，很想赞同叶芝的那句诗句“精英们信心尽失，败类们却满怀激情”。但是情况远比这段描述要来得复杂。高度教条主义的人可以变得极具魅力，尤其是在社会极不稳定的时期，这种个人魅力非常具有号召力。（温斯顿·丘吉尔将英国内阁从支持和平的犹豫不决转变成为对希特勒的正面对抗，并且严词拒绝了德国发出的停战协议，从而完全改变了1940年的历史走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义性高的人往往负责执行决断，而教义性低的人负责思考如何决断。许多人可以辨认出团队工作时小组中思考者的典型形象，他们点子很多，但脑中却没有“截止期限”这个概念。如果他们被迫必须要作出一个有价值的决断，这些天马行空的思想者也可以改变世界，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很可能把自己的同事逼疯。当然，教条主义和创造力并不是独立于时代背景而存在的。它们与周遭环境和人格特质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以下这样的最终结果：心不在焉的教授或魅力非凡的邪教领袖，严格的管理者或令人厌恶的强迫症患者。不论极端或中庸，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本章小结
本章展示了从神经科学角度阐释信仰的有关观点，我相信这个角度可以提供很多新鲜的见解，但同时也会让人感到不安。是否真如这些观点所示，我们是活在自己过去记忆中的囚徒，被历史和现在的认知所操控？那么自由意志，这个存在于如此多有关人性理论核心之中的概念又如何呢？我将在第11章探讨这个最有力的反面观点。
洗脑之所以让我们害怕是因为它提出了以下观点，那就是我们最强烈的信仰——将我们所有精神集中在一起的“导绳”——无需经过我们同意，就可以被他人扭曲甚至摧毁。对大脑而言，这种操控可能吗？要找出答案，接下来我们必须探寻人脑的两大功能：情绪和停下来思考的能力。
- Leon Festinger（1919—1989）：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的期望、抱负和决策，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社会影响等社会心理学问题。他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有很大影响。1959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72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
- Oliver Sacks（1933—）：英国伦敦著名生物学家、脑神经学家、作家及业余化学家。他根据对病人的观察写了多部畅销书。
- Susan Blackmore（1951—）：英语自由作家、演说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文化基因的机器》（1999）。
- M．C．Escher（1898—1972）：荷兰艺术家。（神书《哥德尔、埃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对他的作品有集中的展示。——校对者注）
- Henry James（1843—1916）：美国作家，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