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是被操控了的；我只是想让人们得到更有效的控制。
B．F.斯金纳，《访谈录》
在1977年首次出版的《探寻“满洲候选人”》中，记者约翰·马柯斯深人调查，描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如何历时数载并耗费巨资研究万无一失地给人们洗脑的方法。尽管马柯斯承认中央情报局大量关于思想控制的研究遥遥领先于与其相对应的学术研究即行为科学，但就他所知，该项研究失败了——至少目前没有成功。中情局官员就洗脑策略做了调查并开始了他们的研究计划，“他们指望运用最新技术手段来取得进展。通过十年的研究，中情局得出了颇为可怕的结果，中情局的官员们始终未能找到他们认为可以完全依赖的洗脑技术”。
美国通过招募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并给予他们足够的发展空间。它的这种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曼哈顿计划”中充分体现了其价值。曼哈顿计划取得了当时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突破：第一颗可投入战斗的原子弹诞生了。然而，中情局用了更长的时间，倾注了如此多的人力和物力却仍然无法攻克思想控制的难题。或许这种挑战终究难以攻克。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完全不必再对洗脑有什么畏惧。然而，1977年，约翰·马柯斯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一个自由社会防范不道德的行为矫正的最好方法是：公开披露和公众觉醒……如今，行为技术已覆水难收。研究工作注定要继续前行。”
尽管中情局关于洗脑的调查研究仍可能无法达成其最终目的——即取得对人类思想及行为的完全控制——但该机构在这个过程中也探讨并应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手段：例如，能改变思维的药物如LSD（LSD指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是一种强烈的中枢神经致幻剂）、催眠术、感觉剥夺，甚至是“模式分离”实验，该实验使用强烈的电击疗法，并常常伴以药物，导致目标对象持续性睡眠，其目的是要将目标对象的头脑变为一张白纸以强行输人新的信仰。偶尔，我们会出于道德缘故而废弃一些折磨手段，但更主要的原因是实验证明它们并不可靠。例如，尽管“模式分离”能够抹去记忆，使受害者变得迷惑且被动，但实验表明，要将新的信仰强加给受害者远比预期困难得多。其他洗脑技术，如药物、催眠术，以及感觉剥夺（例如，给罪犯戴上头罩），仍在被人们使用。此外，自马柯斯的著作写就以后，我们对人类大脑的科学认识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那么，将来甚至当下的神经科学研究是否能为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提供帮助，以使思维控制的梦想转变为现实呢？这也正是我们本章要探讨的话题。
重温大脑构造
从第7章中我们得知，构成大脑的基本单位是神经元。这些微小的细胞频繁地浸润在液体中（脑脊液），接受、合成、传送电信号。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是通过喷射化学物质（神经传递素）并渗过神经元之间的间隙（神经突触）来实现的。这些化学物质在受体神经元表层与特定分子（受体）相互作用，从而影响大脑的行为。
换句话说，神经元——乃至大脑——是电化学实体。他们都受到多种分子和电刺激的影响，因此也受到磁场的影响，因为迈克尔·法拉第和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早在19世纪就向我们展示了电和磁作为潜在统一体的两个表现形式。实际操作中，人们往往把导致思想转变的影响细分为很多类型，这些类型反映了传统的科学划分。物理性影响包括自动放射、电磁辐射（包括视觉影像、温度变化、磁场等），以及最近刚刚提出的量子效应。从技术层面讲属于该分类，但通常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器械或机体影响：如外科手术、机体损伤和疾病。机体损伤和疾病通常不易区分。例如，脑瘤可能通过两种方式严重危害人体：一是改变体内化学物质的分泌水平；二是物理性地破坏细胞的生长，甚至两种方式同时进行。化学性影响包括神经传递素、荷尔蒙、饮食和药物（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类常常会产生重叠）。这些作用物一部分会直接作用于神经元，另一部分则会在人体内转化为活性物质。它们有的会影响神经元的内部结构以及浸润细胞的脑脊髓液的电平衡；有的会作用于细胞膜，有的甚至能穿过细胞膜进而改变神经细胞的内部运作。当那些神经元内部运作包括了神经元的基因时，那么破坏这些神经元的作用物通常又会被归类为基因影响。最后还有社会影响：如对语言、文化、人际关系等方面笼统的描述。
同基因影响一样，社会影响也被认为是由大脑的电化学变化引起的。然而，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完全清楚地解释它们究竟如何发生（或者说，以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这的确是无法解释的）。当一个细胞生物学家提到“基因开关”时，这其实是在阐释一个复杂的机制，而该机制是经过多年耐心研究才揭示出来的（而且至今仍未完全了解）。当神经科学家提到“思维理论”或“面部识另| J”时，这种阐释涵盖了更多的假设，缺乏足够的实践支撑，因为社会神经科学远比基因复杂，发展也落后于基因科学。无论如何，除非有人能够提出有实践支撑的、经得起检验的反面言论，否则这种假设，即认为一切造成大脑变化的影响都归咎于大脑内部的电化学变化，将很有可能一直保持其稳固地位。
物理性影响
本书已有提及，从理论上讲，试图改变大脑中的思想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对大脑本身进行直接操控；二是对大脑所处的即时环境进行间接操控。实际上，大多数致力于改变思想的努力都涉及对环境的改变。中情局有关控制思想的尝试，绝大部分都是以这种间接形式进行的：如感觉剥夺、仿苏联模式的审问手段等。
我们周遭环境的一个明显改变便是大众传媒——如电视业和互联网——的发展，这种改变（不同于感觉剥夺实验）所拥有的力量能够同时影响很多人。这些技术是对物理科学的具体应用，它们为我们的现代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脑科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在她的著作《未来的人类》中预测道：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将跨入复杂的虚拟现实领域，创造出越来越多幼稚化、易受刺激驱使，且不善社交的用户，这些用户的每一项需求都能够通过无比警惕的信息技术得到预测和满足。格林菲尔德认为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生存在这世界上的人。生活在富饶西方的我们所冥思苦想的变化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性。
在20世纪，中央情报局并没有将虚拟世界的系统整合纳入技术成果的范围。中情局的一些极具争议的尝试，如模式分离实验，采用的是直接干预的方式。自从怀尔德·彭菲尔德等神经外科医生发现向患者的大脑通人电流能够唤醒知觉、运动或记忆后，对于那些有着高度控制欲的人来说，通过向大脑或人体植人某种物质来对人类进行直接的控制就成为了一种令人激动的可行行动。近年来，经颅磁刺激（TMS）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它通过直接向大脑施加电磁影响，（暂时性地）大规模干扰神经元。人类已经尝试过对一些简单的动物行为进行控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彭菲尔德认为该方法也可以运用于控制较简单的人类行为。而要控制一些更为复杂的行为——如个人思想等——则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人类是如此多变且难以捉摸，而当今的微电极和神经植人技术又极不精确，这使得我们目前还无法征服自己头颅中那个神秘的世界。
要了解和控制人类，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阻碍便是技术问题。神经成像技术可以让科学家窥视活体大脑，但若要进行细节化的思想操控，这样的图像仍然不够清晰。类似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这样的技术，其理论依据是：血流会涌向大脑中努力工作的区域。但是，在神经元周围血管加快其运输速率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神经元才开始活跃起来；而在此之前，许多认知网早就完成了短暂的“闪耀”，继而“暗淡”下来了。脑磁描记法（MEG）能够对大脑中电磁场的变化进行测量；这种技术避免了时间滞后的问题，但与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不同的是，它无法渗透到大脑的深处。然而，这两种技术成像的纹理都不够细密，除了能够看到大量神经元簇外，根本无法提供任何可以认识大脑的细节信息。但即使是在如此低的分辨率水平下所产生的信息数量也对当今的信息技术和统计分析产生了推动作用。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理论上说，这些方法论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实际上，想要为精确的思想控制提供帮助，神经影像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无论如何，我们总有一天能够达到足够的技术精度和运算能力，以从活体大脑中隔离出独特的认知网，并追踪特定的人受到刺激后体内独有的神经通路。或许，我们会有足够先进的统计技术，以极高的精确度在嘈杂的环境中辨别信号。也许科技水平还会进一步提高，使得我们可以对大脑实施秘密监控。目前，要对大脑进行扫描的话，需要将大脑及人体置于一种类似于巨型洗衣机的仪器。这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极其幽闭恐怖的经历，因为若想要获得有效的实验结果，被扫描的大脑必须保持清醒且不能移动。换句话说，不管实验对象多么不情愿，他也必须积极配合。但如果实验对象意识到自己的大脑正在遭受扫描，那么他或她的大脑活动模式就会扭曲失真。秘密监视和分析需要我们对人类活动的人为干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而目前的技术还无法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它将永远无法实现。
假如这种秘密监视大脑的技术真的实现了，那么物理学“宝库”或许也能为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们提供一些方法，以期对利用该技术而确定的认知网实施直接影响。詹姆士·蒂丽·马修斯的“空气织机”是第一台现代意义上的影响施予机器的构想，它能够将强大的射线聚集到受害者的大脑。未来“空气织机”可能会用电磁辐射来影响，甚至烧尽正在特定认知网内执行任务的神经元。在纳米技术支撑下诞生的微型设备可能通过注射、皮肤接触、食物，甚至呼吸直接进人人体，这些微型设备将按照已设定的程序搜索并摧毁相应的神经对象，或者改变连接它们的神经突触。也许精密的经颅磁刺激技术可以使原本活跃的认知网变得顺从，或者通过纳米电极巧妙地控制离子流，抑或运用目前量子领域尚未开发的技术。谁知道呢？但有一点似乎很明确，那就是，因为拥有如人类大脑这般错综复杂的系统，人类的聪明才智将为未来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提供无限选择。
器械影响和机体影响
在未来的外科手术中，把特定的认知网作为目标可能仍会涉及对活体大脑的实际干预。鉴于上文提到的物理技术适用于秘密操作，即在实验对象相对自愿并且干预手段十分理想而不被人觉察的情况下，外科技术往往发挥权威（如以国家做后盾的医生）的力量来抵制那些被判定为病态或反社会的个体。进行这种思想改造手术能否征得同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未来的社会如何看待自身以及它们所持有的虚无思想。
无论能否征得同意，那些神经外科兼精神病医生都很可能拥有许多供其自由支配的、更为精密的工具。他们还可能利用微型机器人、精确的激光仪，以及强大的计算能力来移除那些不受欢迎的认知网和易引发问题的信仰，因为这些认知网和信仰都会致使病人产生功能障碍行为。神经移植——在技术上已经切实可行——能够在某些特定行为发生前就对其发出预警，就如同一个体内气象站，能够对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中逐步堆积的压力以及颞叶中即将暴发的风暴进行预报。或许，在一个人出生时就对其进行基因筛检能够及时发出预警信号并施行预防性手术，以避免将来患上药物成瘾、精神病、恋童癖，以及其他任何为社会所不容的情况。神经植入剂可以改变神经传递素的分泌水平或对体内既存的酶进行补充（例如，使酒精更快得到分解），使得身体器官对某些激素的分泌量增加或减少，免疫系统获得对违禁药品的免疫，或者促使饮食规范化。考虑到目前西方世界对社会成熟度的轻视及对科学魔力的推崇，不难看出人们偏好简易而非繁复，喜欢快速解决而非深思熟虑，这种倾向将使我们一如既往地依靠医学手段而非改变社会本身来解决大部分社会问题。
化学性影响
另一种方法源于我们对疾病不断加深的理解。一旦神经突触出现问题——即那些牵涉进问题认知网的突触——能够从它们的同伴中被识别出来并被设定为目标对象，我们就可以通过破坏神经元来对其施加影响。输送到细胞附近的病毒，通过增加细胞内的带电粒子数量扰乱细胞的电化学平衡；扰乱细胞的内部机制甚至导致细胞的死亡。只要能够有效地进行识别和运输并能可控地移除，所有这些方法都可以用来干扰个体神经元。
随着我们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学习知识，或许我们就能够识别出在突触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化学物质。也许化学模式分离实验一即通过将神经突触重新设定到基准水平来抹除大脑部分机能的能力，终有一天会成为可能。这里我们再次重申特异性这一问题，因为遭此法被完全清除记忆的人，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或许都已经毫无价值可言。若我们所使用的“大脑清洁剂”仅仅作用于在产生某些特定想法时才会活跃的神经元周围，或者仅仅作用于活跃的神经突触（而这又是另一个可怕的技术挑战，因为这种神经元可能遍布于整个大脑），那么这种特异性就会提升。该药剂只能在很短的时机内发挥作用，例如，它可以作为一种或多种不活跃的、貌似无害的先导化学物质而被运输到目标神经元，然后激活某些酶，并在完成破坏后又再次降低酶的活性。当药剂正在起作用并从我们的认知图景中清除某些认知网时，受害者脑中的这些不受欢迎的认知网（如质问他：“那么，请问琼斯先生，你恋童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有可能被激活。当然，这样做会间接地损害其他认知网，因为在药物生效时，受害者的大脑处于神游状态。但是，任何一个准备在其公民身上试验这种洗脑技术的社会可能都会认为，他们对公民所造成的附带损害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这种损害终究也只会伤害到那些原本就已逾越了道德底线的人，如恋童癖患者。的确，比起目前身处的过度拥挤、敌意重重而又危机四伏的大牢，那些恋童癖患者或许更愿意抹去自己以往的认知经历。
遗传影响
我是机器之灵魂，
我是基因之天才。
《神曲》，“沉迷杜松子酒的男孩”
毫无疑问，随着我们对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认识的不断深人，基因研究将为未来的脑科学家们提供丰富的施加影响的潜能。就这一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幸运的是，公众目前的讨论已远远超越了基因损害的谜思，即不再认为“基因决定命运”，而转向承认基因和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随着基因控制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神经科学未来发展的前景。许多科学家正试图了解基因开闭是如何促进活体大脑生长、改变，并对其造成损害的，而不在寻找同性恋基因、犯罪基因，或是天才基因等问题上浪费时间。
本书前文已经提到如何在活体大脑上运用有效的技术，而不必动用复杂繁琐的外科手术来改造个体神经元。然而，由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神经元都有可能参与到多重认知网之中，因此我们就可能省去改造神经元的麻烦，而仅仅对神经元的特定突触进行调整。神经科学家们在解释突触形成及变化这一极富挑战性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终有一天我们或许能够重组或分离我们的认知网，办法就是在极其细微的水平上操控个体大脑中的个别突触。
当今的许多科学家预测，未来科学那炫目的探照灯光将彻底把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称之为“机器之魂”的蒸汽挥发殆尽，使其精髓沦为历史的遗迹，让思想严严实实地包裹在因果关系网中。我们能够控制遗传物质这个事实，无疑对该过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脑中，基因操控将不仅能帮助我们应对常见的疾病，还能提高我们改变或强行输入认知网的精确度。随着我们开始了解哪些基因参与控制突触的可塑性 项已经在实施的项目——我们也许能够控制人们对信仰的选择及其强烈程度；控制哪些记忆需要被保留，哪些需要被遗忘；哪些行为可以构想，哪些却又超乎想象。我们甚至还可能找出对基因进行远程控制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不会产生过度有害的副作用，还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达到更高的精度。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对认知网的识别和操控，那么其所隐含的深远意义绝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或许，我们不仅能够创造某种信念，而且还能对其进行修缮直至以后的任何修改都无法进行，即产生终极的无法受到任何影响的教条式信念。假如简和丹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富裕的家庭并有着相似的宗教传统。如果某些差异使简成为了原教旨主义者，而使丹成了自由主义者，那么这些差异就可以追溯至遗传差异，继而在（在人类出生之时甚至更早就进行的）基因筛选程序中，我们可能会对强烈的信仰做出基因标记。或许，我们最终能够改变与生俱来的暗示感受性，通过使用精确的基因治疗筛选或培养出未来的极端狂热者。相反，我们或许也能够熔化、重塑认知图景的不同区域，使其达到我们偏爱的规格，赋予自己或孩子设计师般的思维。设想一下，如果丹和他的新搭档能够通过“融合”彼此的想法来彰显自己的热诚，或是能够消除简的恐高症，那么这将是多么美妙而实用的技术啊！但是，如果我们在该技术变得可控可测之前就投入使用，那么肆无忌惮的控制狂就会在受害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恣意地删除其思维中难以驾驭的观念，而那些无辜受害者也只能任其摆布，这又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
或许未来的药物将包含一个整理大脑的工具包，使患者能够移除自己不想要的认知网。首先，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产生的幻觉；抑郁症患者自我指责的想法；以及创伤后压力失调的痛苦回忆。其次，还有难管教的孩子，社会压力，以及对无害对象的无端恐惧等。再次，还包括不停在颞叶周围嗡嗡作响的令人讨厌的歌曲，前妻那些令人不悦的言论，以及来自老板的羞辱等。自从学会察言观色之后，我们的思想就丧失了隐私，而学会语言则加速了这一揭下“萨洛米”面膜的过程。这种解密现象将以极快的速度继续发展，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可能愈演愈烈，届时人类微妙的生理结构——首先是身体文本和语篇，然后就是大脑脚本——都将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所有人面前。或许将来的法律中会包含对大脑进行强制性矫正的条款，以消除人类那些不恰当的想法，从而防止不当行为的发生。早在这些高度专业化的设备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可以利用植人剂对那些高危人群进行远程的监控和操纵。例如，如果科学家们能够确切地将杏仁核或眼窝前额皮质的活动变化与自我失调和随之产生的暴力行为（即使是自残）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检测到这些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暴力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另一种可能的措施是“成瘾控制”，即利用植入剂，如那些已被使用过的非法药物，使个体对稀缺的化学物质产生依赖，从而顺从于化学物品的供应者。
基因调整还有其他的用途。当我们想要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时，如果能够使用某种病毒载体（即向该病毒的基因密码中插人额外的 DNA）来破坏他的大脑，让他自己败坏自己的名声，那又何苦再去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开展反对他的政治运动呢？就让这些病毒载体携带上基因指令，去启动对手前额叶皮质中某些通常处于静止状态的基因，由此引发的恶性肿瘤将很可能给他的行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由此一来，你便能事半功倍地解决问题。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综合征以及其他精神病的噩梦（也许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病症）都能用作武器。我们甚至不难想到，国家还可能通过在罪犯体内刻意诱发疾病来惩治罪犯。
当然，使用基因技术来让已认罪的罪犯、国家公敌或其他组织外成员患病，不论是癌症还是克雅氏病，不论是人为造成的厌食症还是痛苦难耐的关节炎，都会被视为惨无人道、伤风败俗的刑罚。但是从道德上讲，如果我们有可供使用的科学技术而不去使用，那这种观念是否和人类的其他行为大相径庭呢？或许如此吧。然而，我们回顾历史想起了奥斯威辛和塔斯基吉，想起了原子弹、生化武器，想起了被五马分尸的卖国者，想起了被活生生烧死的女巫——还有其他许许多多这类可怕的案例。就像本章中提到的其他投机取巧的方法一样，通过在罪犯体内诱发疾病来将其处以死刑并没有逾越任何尚未被逾越过的道德底限。事实上，尽管遗传控制能够毋庸置疑地改善思想控制技术，但在一般方法切实可行的时候，我们无须使用遗传控制。因为人们在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社会影响
许多哲学家和宗教思想家都曾有过一种观点，即在我们的思维和“真正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知觉之幕”：它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我们去了解世界“真实的”模样。正如我们在上文所了解到的，在苏珊·格林菲尔德所设想的未来世界中，虚拟现实巩固了知觉之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自身一贯的、纵情的、令人慰藉的错觉包裹起来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表面上我们不仅可以控制环境，还可以控制周围的人，从而满足我们对控制的向往。从虚拟男管家到实用机器人，再到从不抱怨或挑剔的网友，我们可以不用再让那个被惯坏的自我作出妥协，不再需要放弃童年那希望与众不同的幻想——成为王子或公主，做那受命运青睐的人，或者至少是“这个不停转动的世界上的一个静止的点”，当然，我们仍需对某些行为设定限制，至少是对那些需要社会交往的场合，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仍是自己那小小的虚构世界的主宰。这是幼稚的唯我论者的完美秘诀；但是倘若周围的机器可以成功地控制我们，那谁还会去注意自己的行为呢，更不用说在意了？
正如我在第11章中曾提到过的，主观自由和客观自由并不同。有时，就像罗伯特·布朗宁所写的诗《安德烈亚·德尔·萨托》中那个画家一样，我们会发现一“我们看似越自由，束缚得就越紧！”一^但是我们常常过于心烦意乱、疲惫不堪，抑或是懒惰成性，因而无法注意到我们那被制约了的生活。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随处可见；政府策划查阅我们的电子邮件；超市也记录下我们购买的任何商品——但我们必须保证个人隐私安全，如果人们毫无隐私可言……零售商又将如何为我们提供我们应得的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呢？况且，生活是美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很多我们的祖先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因此，我们放弃客观自由而选择了它的虚拟替代品：我们上网匿名聊天而不与朋友谈心；我们阅读时尚杂志而不试图从同辈压力中寻找自由；我们想得到消费者的选择（光卷筒卫生纸就有30种，太棒了！）而不是拥有除了消费者之外的其他角色的自由。我们变得越来越墨守成规，越来越容易被形形色色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看穿心思，但我们仍然相信个性主义者的宣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比以往更加自由。
未来学家的另一个担忧是，人情世故会导致雾化。粗略地说，根据这一悲观的信条，既然真实的人令我们如此讨厌，那么假如有机会选择，我们会更青睐那些虚拟的替代品。隐退于一个满是虚拟朋友的世界，通过设定好的程序关爱我们，我们将丧失那些目前能使人类个性发展成为各种有趣人格（有时甚至是中庸之人）的制约条件。其中主要的制约条件是：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起生活。正如沙滩上的鹅卵石，相互接近磨去了粗糙的棱角，变得圆滑。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会降低，甚至完全消除我们打磨自己认知图景的需要，也即作为一个社会生物的需要。
很多人对于失去真实社会纽带的想法都感到深恶痛绝。因为他们从群体归属感、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爱情中获得回报，并将这些快乐看作生活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他们将自己与社会的联系看作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这些联系替换为一种网络关系，就会导致他们对自身的存在意义产生怀疑。然而，对有些人来说，统治地狱似乎要比服务于一个并不怎么像天堂的真实世界强得多，尤其是如果地狱中充满人性慰藉（或者这些人恰好在爱情和友情方面很不幸）。当然，随着科学不断揭示出这个魔法织机的编织原理，人类设计虚拟伴侣的能力将进一步提升。如果雕塑家皮格马利翁能够爱上他自己创作的雕像，那么或许我们对于情感依附的需要便可以从依靠信息雕刻出的仿制品中得到满足。有时候，一个仁爱的网友远远胜过真实的朋友（在英国，死于家庭暴力的儿童仅仅是实际存在的监护人虐待儿童事件的冰山一角）。但我们终究还是会做梦、会幻想，会阅读小说，会观看电影。换句话说，我们正一步步地使自己远离现实。移居至一个虚拟世界只不过是科幻作品中人走人镜子的那最后一步。
即使在今天，想要完全躲进自己的世界也是有可能的。但绝大多数人仍然徘徊着不愿跨人那面镜子，因为他们同情并鄙视那些已经躲进里面的人。幻想使我们不致淹没于单调乏味的工作中；在小说、电影或者药物的帮助下，我们或许能短暂地逃离现实；但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归日常生活。因为我们都根植于社会这个大环境来汲取养分，所以提倡用虚拟世界来包罗万象，无疑使我们深感不安。我们同情在彼得·威尔导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他自出生就伴随着一台精心设计的电视机长大成人，他执意要揭穿那些伪装者。我们着迷于看《1984》和《美丽新世界》，好奇于柏拉图的洞穴和笛卡尔的恶魔，但我们仅仅将它们看作恐怖的幻影，而不是理想的乐园。我们的抗拒感能够察觉出结局与预期的错配，并发出警告——因而让我们不断探索真理 想到现实与表象之间的鸿沟，我们便会勃然大怒。
要想成为洗脑者，需要学习的东西显而易见。以表面自由作为回报，我们可以说服他人放弃客观自由并交出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权——换句话说，只要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获得的自由，并且对自己所放弃的自由不屑一顾，抑或毫不知情，他们就能被说服。自由感是人们的基本情绪反应，但它与某些特殊能力（如，表达我们的思想，去我们想去的地方等）之间的联系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洗脑者的诡计就在于破坏其间的联系（或是一开始就防止这种联系的形成），使大脑无法发出警报信号，这样一来，比如在言论自由权受到侵犯时，抗拒就无法被触发。由此就不再会有情感反应，不存在需要浇灭或强制扑灭的狂热。目前，我们的洗脑技术见效慢、精度低：反复淡化那些有疑问的自由的价值，强调可能使自由无法持续的潜在威胁，提供令人愉快的干扰，等等。将来，我们可能会掌握一些其他方法，使得我们——或者那些控制我们的人——能够准确地找出与之关联的神经源，并将它们齐整地从我们的思维中移除。
贯穿全书，我反复强调人类 DNA细微的差异是由于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差异造成的。大脑皮层權皱和裂缝的大小及位置均因人而异；有些人主要用右脑处理语言而非左脑，正如我们在第12章描述的那样，人脑的大小也千差万别。这些差异以及个体的其他差异，对于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来说一直都是个噩梦：要越精确地进行思想控制，就越需要高度个性化。当张三考虑要殴打自己的同伴时，如果能将他大脑中被激活的那组神经元、神经元簇或大脑区域识别出来，那么我们就可能通过神经的改造来纠正张三的恶习。但是对于李四、王麻子以及其他所有虐待其同伴的人又该怎么办呢？当想要实施虐待行为时，李四和王麻子大脑中被激活的区域可能和张三相同，但也可能不同。即使相同，从神经元或神经元簇的层面上说，他们的行为模式与张三相同的几率也极小。因此，从对张三的改造中获取的经验很可能对于李四的改造没有丝毫借鉴意义。
当然，中情局非常清楚某些个体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因而必须实施有针对性的思想改造术。然而对于大规模思想控制来说，这种思想过滤器无须如此精细：比方说，大规模思想控制影响的是所有的脑区而不是个别的认知网。即使是这种粗糖的影响形式也可能奏效，尤其是在受到人为情感诱导，然后与特定刺激相联系时（“只要对杏仁核实施快速刺激，就能将它们除掉……”）。直接大脑控制与间接大脑输人控制相结合有效地改进了当今的思想改造术，比如某些被极端政党所利用的手段（详见第9章）。
面向未来
未来的人类是否能够抵制住其更具掠夺性的同类对于他们的掠夺呢？组织实体（国家、部落、社区或其他任何称呼）是否已经很好地理解了神经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从而能够控制其成员的一生（从出生之前一直到被处以安乐死）？我们是否能够逃离20世纪的文学作品（如奥威尔、赫胥黎、J．G.巴拉德、菲利普·K·迪克，以及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以及电影（如《大都会》《黑客帝国》《银翼杀手》《超世纪谋杀案》等）所描绘的反乌托邦的愿景？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
然而，我发现想要变得和反乌托邦者一样悲观绝非易事。在大脑科学正式宣称能够解决那些在电影《智人》中出现的由个体差异引发的问题之前，其要处理的问题还很多。人类是伟大的奇迹，污秽卑鄙、机能不良且执拗难处，人类的未解之谜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挫败最优秀的思想改造专家。现代西方文明也有很多值得赞许的地方，但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技术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问题当然很多，但并非无法解决。关键在于如何解决：是人们欣然去解决呢，还是迫于外部压力才去解决。
同大脑一样，人类组成的系统往往厌恶极端，在面对极端行为时总是倾向于进行自我修正。如果需求下降，价格就会下跌；如果失去了爱，人们就会去别处寻找新欢；如果有人对你怀有敌意，你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以怨报怨。一个政治上的例子便是西方国家的傲慢和自私，它已然塑造并培育出了好战的伊斯兰教以及反全球化运动等反对势力。西方国家崇尚经济发展和消费资本主义，将人们大量填塞到大都市中，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古老的社会纽带，而它培育出的公民似乎并不幸福。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人们不幸福的原因，那我们也许能够改变那些致使人们不快的期望，例如，增强人们的集体观念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淡化金钱万能的谬见等。在国际大舞台上，我们可以改革关税，支持国际法律体系一坚定不移地——停止扮演世界上以大欺小的恶霸角色。社会思想——即个人和国家看待自身及他人的方式——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思想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在思想控制技术赋予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更多的支配力量之前，我们尚可挑战诸如思想控制的梦想这样的想法；我们亦可改良观念——如正义与自由，通过更加公正地对待他人，从而消除他们对于西方世界及以其为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仇视心理。鉴于神经科学并不是科技进步的唯一源泉，那么人们便有可能使用原子弹或生化武器来快速泄愤。我们的前景不容乐观，现在是时候对其采取行动了。
与此同时，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人类的奥秘终究会被揭开。那些思想家鼓励西方人将自己看作前线的战士，想象自己正在抵御一个正在不断逼近的，拥有一切资源科学支撑而又无比强大的国家的入侵。历史上，不少科学家都曾不亦乐乎地为那些强国效力——然而，崇尚创新的科学却并不总会给予历史教训适当的重视。如果思想控制的新技术能够得到发展，那么它们能否远离政府的控制，科学家们能否通过相互合作来帮助弱者，防止犯罪，制造更好的武器，抑或是其他？假如这一切都实现了，那么我们的后代最好留意一下自己的自由权，假如他们仍有自由可言的话。或许我们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以及我们自身的立场上看待并考虑科学加速发展的问题。
※本章小结
目前，探索人类思维的那些科学可以直接揭秘大脑内部。他们可以观察活体头盖骨的内部构造 个在脊椎柱顶部保持平衡的盒状骨头，并绘制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细微的大脑活动变化。不论是潘多拉的魔盒，还是约翰·梅斯菲尔德的《幸福的盒子》，盒盖总是虚掩着。未来，至少在改造个体思想方面，我们有可能实现思想控制的梦想。但我们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来提升技术以及这些技术是否能够付诸实践，就无人知晓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根本无关紧要。科技并不是主要的问题；尽管它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阻碍或进展，但它的全部潜力已经隐含在了思维控制的梦想之中。随着梦想渐渐贴近现实，对于思想控制的憧憬也可能随之发生改变，但这个改变很可能只是范围上的缩小。正如我们所知，某些事情确实不可能发生。梦想本身已然拥有了完全的主宰权，它已有能力确保没有什么“错误的思想存在于世界的任何角落，无论它多么隐秘、多么微不足道”。那么，如何进一步增强这种势不可挡的观念呢？
一直以来，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我们如何运用它——这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外界普遍接受的信仰，以及由谁来定义正确与错误。如果我们仍然带着恐惧和敌意看待差异性，如果我们为了安全而放弃自由并且接受国家控制和公民毁灭，那么思想改造术就将会被应用于遭到社会排斥的人身上。如果处境更为安全的公民在接受思想控制时不加反抗，那么那些以执政为目的的思想控制技术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将其魔爪伸向更多的社会群体。
我们将何去何从？是否可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来提高这种可能性：个性迥异的我们及后代在整个21世纪都不受任何影响地自由思考。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作为个体和公民，我们可以采取哪些防御措施。
-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美国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创始人，也是新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斯金纳引人了操作条件性刺激。著有《桃源二村》《超越自由与尊严》等。
- Michael Faraday（1791—1867）：世界著名的自学成才的科学家，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发明家，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发明者。
- 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经典电动力学的创始人，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麦克斯韦被普遍认为是对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9世纪物理学家。他对基础自然科学的贡献仅次于艾萨克·牛顿、艾尔伯特·爱因斯坦。
- Susan Greenfield（1950—）：英国科学家、作家、播音员和上议院议员。她的专业是大脑生理学，致力于帕金森症和阿尔兹海默氏症的研究。
- Wilder Penfield（1891—1976）：美国出生的加拿大神经外科医生。他一生致力于心智功能的研究，思考人类灵魂的存在到底有无科学依据。
- James Tilly Matthews（1770—1815）：来自威尔士的伦敦茶商。1797年被关进贝特伦精神病医院，他被认为是第一个记录在案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坚信一伙精通“电气化学”的罪犯和间谍通过名为“空气织机”的机器释放射线折磨他。
- Gilbert Ryle（1900—1976）：英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批评笛卡尔的二元论，提出“机器之魂”的概念，其代表作有《心的概念》（1949）。
- Tuskegee：塔斯基吉梅毒试验，是美国在1932—1972年间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在亚拉巴马州对400名非洲裔男子进行的一系列人体试验。美国政府在1997年对受害者进行了赔偿，并表示道歉。
- Pygmalion：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据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变形记》中记述，皮格马利翁为一位雕刻家，他根据自己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创作了一个象牙塑像，并爱上了他的作品，给“她”起名为伽拉忒亚。爱神维纳斯非常同情他，便为这件雕塑赋予了生命。皮格马利翁的故事被后世许多艺术家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演绎。
- Peter Weir（1944—）：澳大利亚电影导演。拍摄的影片有《三个要走》（1971）、《死亡诗社》（1989）、《楚门的世界》（1998）等。
- James Graham Ballard（1930—2009）：英国作家科幻写作新波”的重要成员，最著名的小说有《撞车》（1973）和自传体小说《太阳帝国》（1984）。
- Philip K．Dick（1928—1982）：美国的科幻小说作家。
- John Masefield（1878—1967）：英国诗人。14岁当水手，后自学成为记者，1930年被授予英国第22届“桂冠诗人”称号。《海之恋》是其最著名的诗，由此，他被誉为“大海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