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毛病的药方就在我们手中，可我们偏要寻求上天帮忙。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
影响企图，从最温和的说服到最具强制性的洗脑，就如同光线和腐烂一样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要想与他人共存，我们就必须相互改变。从教化孩子到惩罚罪犯，人类及其文化都为此提供了大量无法避免的影响来源：这些思想能改变盘旋于我们头颅之中的认知网。它们或无害，或恼人，或有益。从巴赫的音乐到广义相对论，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思想不断推动着各类迷人奇迹的出现。而有的思想，如思想控制的梦想，却是极其恶毒的。
本章我们将描绘消除这个控制梦想的危害的方法及其他有关事宜。在探讨社会如何保护自己及其公民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个体如何抵制洗脑技术。
持续的影响
尽管我们希望避开所有影响企图，但我们并没有用以察觉和应对的认知资源。根据多年前的一个统计普通的美国人平均每天会面对254个不同的商业广告”；并且这个数据仍在不断增长，而这些数据涵盖的仅仅是广告。我们从新闻、网络、书籍与杂志、朋友和家人，以及数小时的电视节目中获取大量的信息，它们或内隐或外显地轰炸着我们的大脑——这些灌输给我们的信息无不旨在改变我们的思想。为了把这种轰炸程度降低到个体能够监控影响企图的水平，我们首先要实现的就是社会隐退（没有人际交流，没有电脑、电视、收音机及各类平面媒体）。但除了那些最坚定的隐居者，我们似乎并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几乎没有人愿意完全独自地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绝大部分的影响企图都处于能谱中能级较低的一端，它的产生几乎无须能量注人。它们是如此温和——如此明显——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值得挑战。更多时候我们总是随大流，认为自己没有时间、精力或动力来作出改变。这种漠然的态度对于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来说既有益又有害。对那些想要改变他人思想却又不愿暴露自身行为的人而言，使用这种“滴水穿石”的方式来反复强化一些内隐假设（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对我们有益”“你就是你所拥有事物的一部分”，等等）是很实用的。但当我们想要从众多信息中辨别其中一个，或是为了使该信息被吸收、考虑并融合到认知图景之中而触发目标对象的监控和反思能力时，这种方法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在广告宣传中，一个广告或许会包含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用浮华的外表来吸引眼球（如使用带有强烈叙述性的、诙谐的、有特色的音乐或色彩，等等）；二是用更深层次的结构强化某种社会信仰（如用“女主内”宣扬传统的“家庭观念”，“男主外”强调有偿工作的重要性，等等）。即使其表面吸引没有成功，但其深层寓意（通常是一些保守的信息）却会得到强化。
漠不关心、愚昧无知和忙忙碌碌让我们躲过了许多试图改变我们思想的企图。另外，试图影响他人的人也无法在完全脱离社会的情况下工作。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提出了劳动分工原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在这个原则的引领下，我们已将大部分有关影响监控的工作移交给了专业人士。我们期望报刊记者能够揭露政府的暗箱操作；期望电视新闻能够揭发报刊编辑的不道德行为（反之亦然）；同时，我们还有专门的机构来规范电视节目的内容，等等。我们对专家们的种种期望恰恰构建了对于他们的信任，并且只要我们还继续信任他们，便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去重复他们所做的工作。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所看到的，未来的科学技术将会为影响施与技术提供额外的武器，即与目标大脑进行直接的互动。当然，我们并不奢求能够抵制一切形式的思想改造术。没有人能够完美或强大到不需要从新思想中吸取精华，也并不是所有的试图影响他人的人对我们来说都意味着（或者会造成）危害。但有些的确对我们有害。那么，我们将如何保护自己呢？
大脑模仿病毒疫苗
知识就是力量。
弗朗西斯·培根异端”，《宗教沉思录》
采取预防措施是堵住试图影响他人的人的枪口的一个方法。如果简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相信某首摇滚歌曲中包含了撒旦的信息，那么为了避免受到黑暗王子的影响，她会果断地关掉正在播放这首歌的收音机，毁掉相关的唱片，甚至发起禁止在公共场合演奏它们的运动。她的另一选择是，仔细聆听这首歌并作出深入的分析，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敌人。她可能会更加注重自己的宗教仪式，希望自己的虔诚能够赢得上帝的青睐和庇佑。她还可能去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从他们那里获取抵抗（存在于摇滚歌曲或其他地方的）邪恶影响的秘诀。她甚至可能组建一个自己的基督教摇滚乐队。
换言之，简能够采取各种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被她视为邪恶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所带来的危害。她会避开那些可能使自己沦为影响目标的情况，这便需要她与未来的自己建立跨时合约（请见第11章），从而把“逃避摇滚乐”视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她会收集信息来丰富自己相关的认知图景，使自己蜕变成具有高度积极性且善于察觉影响企图的专家。或者，她会更加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因为她知道这些信念和影响企图所宣扬的信息相悖。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或为自己所持信念寻求新理念或社会支持，简能够利用自己对撒旦的了解来预测其可能采取的影响方式，从而抵制它的影响。她利用思想对抗思想，用一些特定的信仰来免疫自己的大脑，以抵御那些在她看来是有害的、具有潜在侵略性的大脑模仿病毒。
如果简强烈地想要维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并抵制邪恶，那么她头脑中与“邪恶”相关的认知网和与“信念”相关的认知网将会同能对特定刺激产生自发反应的强烈情感建立联系。就像厌食症患者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与食物有关一样，她坚定的信仰能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她的行为。新思想，尤其是那些与旧思想相悖的新思想，将很难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区域立足，因为新思想对自身进行强化所需要的能量总是会被先于其存在的认知网吸走，这些认知网会对新思想进行“顽固的抵抗”。尽管简感到恐惧，但是摇滚乐并不会对她造成危害。也许她更多的是在为其他人担忧。也许只有派出一名思想改造专家——或由撒旦一方做出坚定的努力——才能瓦解简的信仰。因此，坚定的信仰往往是抵御洗脑的有效措施。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简一样坚信自己的信仰。虽然我们无法进行顽强的抵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采取其他措施。就像简一样，我们也能预测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在影响企图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利用知识和/或社会支持来削弱其影响，或在受到其攻击时进行自我保护。如果玛丽从她痛苦的经历中了解到自己在醉酒后会失去自控力，那么如果她想要降低产生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她便会要求自己远离酒精。玛丽预测到了自己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行为，并使自己作出改变以避免陷人那种状况，这就是第9章中所讨论的“选择放弃”行为的相反形式。她成功地把先前引发喝酒行为的社会诱因和新的认知网连接起来，这是一种通过回忆曾经的窘迫来促使人们停下来思考的方法。同样，承认思想改造术有存在的可能是预测你可能出现的反应并相应地改造你的大脑和行为的第一步。
停下来思考：影响企图的解药
我们用于抵制影响企图的许多方法都会触发停下来思考的功能（见第10章）。批判性思维、怀疑论以及幽默感都是停下来思考的具体反应。批判性思维和怀疑论对信息进行分析，检验论据的逻辑性、情绪语言的使用，以及事实陈述的准确性。同时，它们也对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及动机提出质疑。而幽默则常常挑战权威，尽管它所重视的是情感而非论据。
停下来思考的反应取决于我们的“情境性”，取决于以下事实，即终其一生，人们总是沉浸在记忆之中，沉浸在乔治·斯坦纳所说的“实际、真实、现行的日常世界”的持续体验之中。如果电影院放映的片子很有趣，那么你很可能会被其情节完全吸引，你的视觉皮层会开足马力。相比条件反射，刺激这时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炎热的周五下午，被困于办公室无聊会议中的你或许会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走神，发现天平倾斜到了另外一边。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输入来占据你的大脑，那么它便会重新利用由回忆和反思提供的内部资源。如果你的回忆是美好的，那么这很好；但是如果你的回忆是个不确定且令人不快的环境，例如监狱，那对曾经的悲惨遭遇进行反思将很难激发你的斗志。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提高输入信号的水平。大脑能够自动进行这种活动，这也正是为什么忙碌的人不会注意到闹钟滴答声的原因，除非他们正受困于一个无聊的会议之中。当然，从你周围找一些有趣的事物也是一种毫不含糊的策略。
爱德华·亨特在其《洗脑》一书中叙述道，一些战俘被隔离了好几个月，并被剥夺了一切可以消磨时间的途径，他们通过编写和背诵诗歌—：通常是以幽默的方式——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并分析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待遇，以及逮捕他们的人想要达到何种目的。有些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向审讯者编造一些貌似可信的谎言，他们用这种高风险的游戏愚弄了自己的敌人，而且没被拆穿。一旦自己的谎言被相信，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得到增强，目标也变得更加明确。一些人甚至研究苍蝇的飞行学以排遣空虚和无聊。
识别与抵制
在未来的社会中，思想控制的科学融汇到政治统治中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认为，这个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现在所作出的选择。
卓乎林和欧波同，《心灵机械手》
强制性手段、暗中行事以及科学技术是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可能采用的三种改变思想的方法。对目标对象而言，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识别出有人正试图对他们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其自身利益至少存在着潜在的危害。这将触发足够的抗拒来诱发停下来思考的反应。对使用强制性手段的技术和目前的科学技术而言，被识别出来通常不是问题。而对暗中行事来说，正如前文所言，防护性思想——如各种坚定的信仰、怀疑或批判性的态度或是曾经类似的、遭遇过影响企图的经历一会在其大脑中形成适时启动的触发开关。然而，我们觉察欺诈手段的能力并非完美无缺。对于在较长周期内采用循序渐进方式进行的影响企图（如第5章中曾讨论过的家庭暴力）来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然而，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将进行欺骗性影响的事件公之于众并对其进行惩罚；训练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参加公开的辩论；或者从他人的经历中学习经验。在确定自己充分了解自身信仰的前提下，无论是否利用自己的知识，我们都可以降低这些信仰被改变的可能性。
第11章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即使是科学决定论学说——可以阻止我们突出重围，采取某些甚至所有防御措施，只要我们想到了就能够做到。我们是施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自己改变自己的大脑，除非我们更愿意被别人改变。我们也可以加深对自身行为的了解，从而提高自我决定能力。了解我们对社会因素——如组织内和组织外区分的诱惑、压力的典型强化作用等——的易感性，也许能帮助我们了解外界影响是如何对我们起作用的。
一旦人们成功识别出了影响企图，那么他们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便是如何抵制这些企图。暗中进行的思想改造术能否成功取决于它的隐秘程度，一旦被发现，它不但会失败，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朋友会告知正在谨慎地研读新摇滚专辑的简“不必担忧”，因为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可疑的歌曲并没有包含如撒旦般邪恶的信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简可能会直接相信朋友的话。然而，如果停下来思考一下，她可能会认为朋友这么说只是为了消除她的疑虑，因此她会向朋友追问该信息的来源或询问这个调查是由谁实施的。如果实施该调查的权威是正统的（如简的居住地的牧师），朋友向简施加的这种影响最终仍可能是成功的。但如果该信息来源于一位无神论科学家，那么简不仅会拒绝接受这个信息，并且会更加坚定地认为摇滚音乐是危险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许多经典的洗脑情境都会涉及胁迫甚至明显的刑讯。强制性手段从不试图避免被目标对象识别，但它会触发抗拒和抵制行为，这正是它必须克服的问题。一位被充分激发的受害者也许连刑讯都能成功抵制，无论他所采用的方式是心理逃避还是精神寄托（就像宗教殉难者通过冥思上帝的教诲来抵挡痛苦一样）。暂时地屈从也许是另一种策略。事实上，对使用强制性手段的理论家而言，从信仰转变中辨别出假意的屈从一直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在上一章中，我预测了利用新技术实现思想控制梦想的可能性。然而，科学技术的用途通常不止一种，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技术使用者或创造者都渴望控制他人。许多在人类冲突中产生的科技进步都会遵从这样一种普遍存在于生物进化中的模式：人类会进行装备竞赛，即针对一方发明的新武器（或防御工事），另一方会很快产生相应的防御工事（或新武器）。思想改造术，从其本质来讲，是其目标对象和侵略者之间的斗争，因此也会延续这个传统。也许双方的斗争会一直持续，直到资源耗尽，也或许随着人们逐渐失去对洗脑梦想的热情（我们终究会艰难地放弃一些幻想，比如用来为奴隶制辩护的种族优越论），政治环境也会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大脑防御领域的神奇土壤可能会产出一连串奇妙的果实：从反教化的药物到“电磁微波防护盾”以保护大脑免受电磁干扰。
思想扭曲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从自我保护的范畴转移到一些其他相关的问题上，比如，如何消除洗脑对他人的影响。思想就像病毒，它们会给人带来不同程度的损伤。其中最有力的损伤——某些虚无思想——其破坏力之强足以控制甚至摧毁被侵袭的大脑。就像埃博拉病毒，它们会给受害者——无论是感染者自身还是他们所伤害到的无辜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与大多数病毒不同的是，虚无思想可能会受到目标对象的欢迎，而且他们可能会强烈抵制对这类感染的清除。我们对邪教的敌对反应往往低估了邪教能够满足成员需求，并获取自愿、忠诚追随的能力。
在一些极端案例中，感染了虚无思想的人会变成令人咋舌的怪胎和思维单一的狂热者。占据主导地位的认知网能从其他与之抗衡的思想中汲取能量，并最终封闭感染者的视野。被感染者的认知图景被扭曲，眼界也变得狭隘。被感染者对一切事物的认知都无法摆脱与该主导思想的联系，并因此产生了一种“阴暗契约人格”。例如，一名患厌食症的少女固执地认为只有瘦的才是好的。许多现代西方人也不同程度地持有这种观点。然而，厌食症患者对此信条的笃信程度能使他们把保持体形看得比自身健康甚至生命还要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厌食症患者对食物的关注和对饮食的控制会逐渐从刻意维持的举动转变成自发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近乎成为其性格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这么说，一个慢性的厌食症患者无时无刻不惦念着自己所吃的食物，对她来说饮食控制的确无比重要。我们越来越难想象，那些有人格障碍的人如果脱离了这些障碍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在人类历史中，最具危害性的虚无思想之一便是那凌驾于所有道德或法律标准之上的绝对权威。无论我们所提到的权威是上帝、党派、科学、真理，还是国家，从古至今人们一直都在用这些特定的虚无思想为某些暴行披上合法外衣。它们把人类视为谋取利益的工具而非服务的对象，把某些抽象目标看得高于人的生命及生活质量。无论它是否与极权主义政权有明确的关系，这种绝对权威思想都是极权主义思想的明确例证。
正如艾滋病患者可能会死于通常情况下并不致命的肺炎一样，当不同的虚无思想结合在一起时，它们往往格外危险。“权威”这个词本来是一个我们频繁使用且毫无不良反应的概念。然而，当把它强化为极端权威并将其与一些意图改善世界的极权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时，其结果却可能是致命的：如果有这么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实现这种理想并以此作为终生唯一的奋斗目标，而这种动力又甚至高于其自我保护的本能，那么他会将任何阻拦他的人送入地狱。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结果是，他会变成一个喧嚣不休、令人讨厌且蛮不讲理的极权主义分子。他认为，我们应该为了拯救用于实验的小狗而杀死科学家，为了守护信仰而杀死作家，为了催生新的世界秩序而杀死成千上万的平民。而最坏的结果是，他将变成圣战士、好战者或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他不会将自己的愤怒和沮丧浪费在无用的叫喊上，而是会将其全部能量奉献给恐怖主义的暴力行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降低这些扭曲思想所带来的危害呢？对这个问题并无简短的答案，因为各种虚无思想在其致命程度方面各有不同，并且能从不同的来源获取生存所需的能量。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其无计可施。虚无思想的
能量一部分源于其抽象的、不可挑战的简易性，一部分源于它们能够轻松适应现存的其他信仰，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它们与强烈情感产生的联系。若要将它消除（至少在技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直接改变大脑的方法之前），我们可以向其发起正面挑战，努力削弱为其提供支持和力量的信念及情感，也可尝试在第一时间内阻止此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摆脱束缚
让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叫萨姆的年轻人，他认为杀死相邻部落的成员是为族人谋取自由的最佳方式。于是，萨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自由的追求之中并做好了随时为之牺牲的准备；并且，这两个部落之间也的确存在着长久而艰苦的斗争。因此，我们找来萨姆（或者如果我们足够小心的话，可以派代表过去）并与他讨论他的这个想法。我们听他诉说自己的处境，并指出一些问题。他所指的自由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应该杀死多少人？这可能吗？他难道没有意识到，相互残杀只会使双方更加固执和更加敌对，并由此陷入暴力的恶性循环吗？难道他不认为理性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吗——那么我们是否能够主动充当双方矛盾的调解者呢？至于萨姆是会先礼貌性地倾听再选择无视我们，还是更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可能取决于他对我们有多重要这一问题的评估。他绝不可能说：“好吧，你们是对的，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这些；你们最好赶紧去隔壁部落替我道歉，我们会马上进行和平谈判。”
固然，我们不是萨姆部落的成员，也不是筹划萨姆所参与的暴力行径的领导者。所以，假设我们有办法说服这些领导者中的一员，比如X先生——一个萨姆非常崇敬的极富影响力的思想者，让他认识到这种行为的错误性并请他向萨姆传达同样的观点。那么，萨姆会就此妥协并从此远离暴力吗？
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使萨姆成为杀手的信仰是虚无思想，它扎根于极权主义。如果想同他人交流这些思想，X先生会首先强调它们的简易性和绝对权威性，就像他自己当初被灌输这些信息的时候一样。只有彻底摧毁这种绝对权威思想，他才能改变自己的看法并迫使萨姆作出选择：要么放弃他所珍视并投人了诸多精力的信仰，要么断定 X先生头脑发昏、失去理智，或是已然变成了叛徒。萨姆为他的信念投人了太多，以致他不可能因为现实生活的复杂、变化和缺憾而放弃它们。虚无思想所能带来的乐趣之一便是其超强的辩解能力和让一切事物都看起来简单易懂的能力；这些或许正是萨姆投身于那些信念的原因。相比于承认个体差异的细密之处来说，将世上所有人明确地区分为“我们”和“他们”的做法对认知资源所施加的压力要小得多。
来自组织外和组织内的正面挑战可能都不是消除虚无思想的最佳办法。同暴力手段一样，它也会直接面临抗拒所带来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做出更多细微的努力。方法之一是，将萨姆的虚无思想视为一张环环相扣的认知网，这样一来，某些核心信念除了能从其他信念中获得支持外，还能从认知网中汲取力量。这样或许可以弱化外界支持。萨姆也许并未见过多少敌对部落的成员，倘若如此，那么向其宣扬这些部落成员的仁慈或许会有所帮助。将萨姆的好战情结通过其他破坏力更小的方式排解出去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在英国有一种很流行的排解方式叫“踢足球”）。教育和政治举措可能会打开他的认知视野，并为他当前的受限处境提供更多解决方案，同时促使他采取更为和平的行为方式。
这种缓慢瓦解虚无思想的做法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大可能取得成功。想要使其生效，我们还需要另一种方法的协助，那就是：尽量削减能为萨姆的虚无思想提供能量的情感。这或许是采用得最少的一种方法，因为它也恰恰是最困难的方法。这需要我们进行公开讨论来分析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真诚地倾听萨姆及其敌人的意见）。接着还要进行细致而长期的政治干预，这无疑意味着一大笔开销。人们不会某天醒来就突然觉悟到：“好，今天我要做一个冷血的偏执狂。”人们之所以采纳虚无思想是因为他们身不由己、被迫无奈，因为有一股他们无法掌控的力量向他们施压并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反应，致使他们不得不作出简单直接的回应。虚无思想唾手可得，在他人的宣传下就像灵丹妙药一样为人争抢。（“只要能使我们获得自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无所谓。”）萨姆想为自己和后代谋取更好的生活，这种愿望如此强烈，因此他愿意随时为之而战，而这也正因为他目前所遭遇的生活无比糟糕。改善萨姆目前的生活状态——如收回对邻邦的控制权，坚持萨姆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建立民主选举制（并接受其结果）及独立的媒体，改革土地制度，并逐渐提升萨姆的个人自由——这一切都比威吓或说服更有可能削弱萨姆的信念。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预防措施呢？削弱虚无思想之影响的一种有效方法是为其制造大量的竞争对手并广泛开展公众讨论。从恐怖分子训练营到邪教再到家庭暴力，这些洗脑情境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并不仅仅是简单地灌输一些（通常数量很少）坚定信仰，而且在整个过程中还伴随着目标对象眼界的缩小。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曾探讨过的，建立起来的认知网越多，某个单一认知网的强度就越弱。我们鼓励传播和探讨新思想；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接触独立媒体的机会；我们并不局限于使用简单罗列大量事实的方法来教授历史知识、批判性思维及社会心理学；让大家了解外国文化传统；鼓励讽刺、评论和批评；通过这些及其他诸多方法，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为丰富的认知环境，这也将有助于削弱极权主义阴谋的吸引力。
至此，我们已经就如何抵制有害思想及如何不受其蛊惑作出了讨论。正如我强调过的，为了保护自己，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说某些想法或行为是情绪化的，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可控；如果像第9章所说，人类的认知弥漫着情感因素，那么反之亦真。我们可以改变动机，也可以改变动机意图瞄准的目标。
大规模抵抗：从个体到群体
个人主义也有其局限性。比如，有时人们会接受并笃信某些对他们有害却挥之不去的信仰。对这样的人来说，这些信仰都有着积极的价值（它们的认知网与一些积极情感相联系，比如友谊或满足感）。换句话说，与某个信仰相关联的感情并不一定能反映其持有者的长期利益。一个我们已经提过的例子便是厌食症患者。患有厌食症的青少年（多半是女性）会认为自己瘦身的信念是积极正面的，而旁观者则认为这无疑非常危险。厌食症患者往往早夭或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并常常过着高度受限且不幸福的生活。由此说来，旁观者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不管怎么辩解，厌食症患者都是错的，因为她的信念对她不利。这是我们把厌食症描述成心理疾病时的一种说法：由于某些主观利益（保持体形和饮食控制）已在认知图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这些目标成为支配思想和行为的关键所在，因此患有厌食症的人已无法继续追求他们的客观利益（如健康、自由、幸福，等等）。
换句话说，正如我们在第4章提到的，将某人认定为精神病患者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社会判定。当二者出现决定性冲突时，判定对人们有利或有害的客观主体思想会战胜个体的主观感受，进而取得控制权。多数情况下，这两种评判方式（分别代表着客观利益和主观利益）会得出相同的答案。我们为幸福、自由或实现自我价值投赞成票，并期望我们的邻居也能这么做。
相对论
他补充到，他的祖先斯基罗斯人是这个地球上唯一存在过的诚实的人种，尽管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曾经吃过自己的同类，但这丝毫未影响其民族荣誉。
伏尔泰，《查第格》
但谁又能证明大多数人的看法就是正确的呢？相对论者认为我们不能将不同的文化拿来作比较，因为“吾之甘露，彼之砒霜”，没有任何旁观者有资格评判甲乙孰对孰错。相对论已被广泛地运用于道德层面以摧毁绝对的（通常是宗教的）道德权威思想。它同样被用来阐述道德的不可比性。也就是说，如果根据甲文化的习俗，人们可以在周六晚上炙烤意外降生的婴儿，那么乙文化对于该习俗的异议只对其自身成员有效，却不适用甲文化的成员；在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中，如果甲、乙文化毗邻而居，那么乙文化成员对该习俗的反感绝不应该触犯甲文化成员的风俗习惯。显而易见，如果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厌食症患者以瘦为美的信念就如同她的邻居希望她身体健康一样正常，因此正常人也就没有权力将自身的观点强加于她们。
相对论是一种乍一看完全合理的学说：尊重他人观点的行为完全值得赞赏。但实际上，它所造成的诸多后果都十分有害以致每个试图去给他人洗脑的人都会对其顶礼膜拜。应用于国际政治领域，相对论支持了西方国家的一种主张，即当那些贫困国家，如朝鲜、乌干达或刚果，在通向毁灭、虐待与折磨的道路上挣扎前行之时，西方国家应该袖手旁观，并在某些情况下对他们的目标对象进行洗脑（想想那些乌干达反叛组织中的娃娃兵们恐惧的表情吧）。
如前文所述，当被应用于厌食症或其他精神疾病领域时，相对论会引导我们去尊重个人选择，即使这些选择是明显有害的。但实际上往往我们还是认为这是错误的，并认为自己有道德义务去干涉这种不正当的行为。实际上，我们会从相对论者所提倡的“每个观点都有其正确性”的主张中赦免某些特定的个体，以此来解决这种两难的困境。我们称他们为精神病患者，并剥夺他们所有的个人责任；如果他们无法自己作决定，那么从道德上讲，由他人对其进行掌控便可以接受。我在第4章中说过，这是一种试图将洗脑合理化的托词：“你病了，你并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所以我们必须告诉你如何思考。”这个逻辑极其不可信：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在其生命的某个阶段作出错误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作任何决定。这种逻辑同样非常危险，因为它鼓励对精神疾病运用强制性手段。最终，它会将精神病患者逐出社会，并视其为局外人，这将导致一系列负面结果，它所伤害的绝不仅是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这些后果可能还不是相对论主张所带来的所有问题。正如政治理论家斯蒂文·卢克斯所指出，在理论上对相对论的异议还有很多。其中之一认为相对论依生于：
某个对文化完全误解且绝不适用的概念……文化绝不是“无窗的盒子”。它们往往是开放的系统，争论与异质并存，各种思想交汇融合相互滋养，没有明确的界限。人们应该永远铭记的是，任何简化文化内部连贯和特殊性的行为都是利益双方的恶作剧。
卢克斯，《自由派与食人族》，第19-20页
想要将不同文化区别开来的人往往有着自己的目的。而且，相对论“无法解释存在于文化内部及不同文化之间道德批判的践行”。同时，声称“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并不能解决文化之间的道德冲突问题（除非加上一句“但某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平等”）。乙文化的成员仍然不得不忍受甲文化成员炙烤婴儿时散发出的恶心气味。
相对论低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甲文化和乙文化都由人类构成。人类的行为方式多得令人难以想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克萨斯人和德黑兰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存在根本区别。当然，每个人所设立的基本目标各不相同，但这些目标的本质却很可能极为相似。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捍卫了出版自由，而在英国内战所带来的震撼之下，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将社会保障看得远比自由更重要——但相同的是，两名作家都非常看重这两种价值观。人类大脑和身体在其结构和性能上有一个普遍的相似点，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翻译语言或（借用一下第9章的例子）理解埃斯库罗斯和爱伦·坡关于恐惧的不同描述的原因。全世界的人们都看重快乐、幸福和自由，而厌恶疼痛、苦难及受制于他人。比起陌生人，人们往往对自己的亲人更好，他们会对朋友微笑，并会为他们的离世感到悲伤。谋杀、折磨、毁尸等行为，除了在某些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如宗教仪式）下，通常都是严厉禁止的，而这些行径的受害者往往也都不是组织内成员。就如禁忌一样，那些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如自由和幸福，都是在人类几百年的混居生活中得以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要么已经顺应具体的社会环境以便更好地服务人类，要么已经灭绝。因此，它们往往能够准确地反映大多数人的需求。
请注意一下我对限定词的使用：“绝大多数人”“通常”。个体差异不容忽视，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而且，即使某两人的价值观彼此相似，但他们之间仍有可能存在冲突，例如：双方都很尊重人权和物权，但其中一人必须依靠对另一个人的偷窃才能得以生存。从个人层面上说，关于自由的价值观可以从某些特定的例子中提取出来：如谋生的自由、访友的自由、以不同方式改变世界的自由。当一个人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家庭走向社区再到国家时，这些思想将变得更加抽象和虚无。它们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和明确的定义，但它们仍然与个人经历（有时极其情绪化）有关，而这一点使得虚无思想能够吸引众多追随者。
正如在第9章中讨论过的，人类天生就是擅长评价的生物。当要求某个个体去评判某个特定观念（例如“远离折磨”和“被欺骗”）是好是坏时，他往往会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从组织中提炼虚无思想的过程却忽视了个体差异的存在，这便导致了一个不幸的结果：虚无思想不能被简单地认定为或好或坏。（比如，在教育孩子时，你会认为思想控制并没有错，但当你从某个推销电话中脱身时，你就会发觉它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虚无思想如变形虫般多变，因此比起徒劳地纠缠于为其施加评判性规则，我们不如采取另一种策略：尽量降低虚无思想造成的有害影响，而不是去限制他们的传播。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只需动用一样人们经常使用的武器一政治。
社会凝聚力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够自全。
多恩，《突发事件的祷告》，《沉思录》第十七篇
不论文化背景如何，绝大多数人在其早期生活中都经历了社会化过程。他们知道应该对他人报以何种期许，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知道哪些人可以被归为“我们”，哪些人只能被归为“他们”。社会化的一大功效便是建立了与不被社会采纳之行为相关联的、受到强烈抑制的认知网。例如威廉·米勒通过观察得出结论：“任何父母都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对于獎便和人体排泄物是毫无厌恶感的，即使父母急切地想要将这种厌恶感灌输给他们，他们也能对此保持愉悦的免疫，并不受感染。”米勒指出，“只有人类才能感知厌恶，而对厌恶的感知过程就是人类化的过程”；至少，“真正意义上的厌恶需要发展空间”。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社会禁忌，如谋杀、折磨以及其他形式的伤害行为。
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认知网可以有效阻止人们实施严重的伤害行为。只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才能越过它们设立的门槛。然而，如第2章所述，成为一个组织——尤其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如曼森家族）——的成员，能够削弱这种阻力，并为突破这种约束提供额外的情感力量。组织成员的自控意识在他们逐步陷入斯坦利·米尔格兰姆所称的“代理状态”时会被日益削弱（请参见第4章）。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强化那些受限的认知网并削弱组织凝聚力。一种方法是降低组织成员在脱离组织时所需付出的代价——从遭受排斥带来的不便到人身威胁，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让所有组织都能在一个维护人权的法律体制下运行。另一种方法就是确保一个组织中的成员也同时具有另一个组织的成员身份，比如在另一个组织中接受主流教育或从事工作，这样便可以使他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思想。最糟糕的选择是，如从美国政府在琼斯镇的发现以及而后又在德克萨斯州韦科市再次得到的验证，主张与该组织发生正面冲突并凌辱它；但将自身塑造为强大的敌人恰是增强对方组织凝聚力的最佳方式。
直接攻击组织所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它存在“倒洗澡水时将孩子一并泼出”的危险，并不是所有的虚无思想都有害。有时，如果能够获得足够的肯定，它们其实对社会是有益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小有害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为有利思想提供发展空间。上文所提及的相对论主张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通常情况下，一个组织总是处于其他组织的压迫之下。但这种纠正不公的方法并不是赐予某些组织的特权（例如保护甲文化炙烤婴儿的习俗不受乙文化的阻烧），因为这样会不可避免地给组织内外成员带来更多的不公，同时还会激起组织间为争夺特权而引发的斗争。如果成为甲组织的成员可以使你逃脱谋杀或其他形式的虐待，那么非甲组织的成员为了自我保护也会希望建立自己的组织。与此同时，如果甲组织的成员发现自己的特权逐步受到侵蚀，他们便会采取防御措施，增强自身的组织凝聚力并以更加敌对，且以带有成见的方式对待其他组织的成员。事态还会不断发展，随着越来越多的组织参与到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之中，而极权主义思想又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组织间的不信任很可能会加剧而非缓和。
政治哲学家布莱恩·巴里在对多元文化论的批判《文化与平等》中曾中肯地表示，刺激组织成员（这并不是理想的降低凝聚力的办法）并不是制止该书中所描述的组织恶行的最佳方法。相反，我们应该努力维护个体的基本权利，以确保任何组织都不持有特权，从而削弱极权主义思想的统治地位。我们应该保证所有组织都遵守法律，这样一来便没有任何组织的信条可以无视个体的自由选择权，无论该个体是否是其成员。我们还应保证所有的信条都是可以公开接受探讨的，保证每位公民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保证每位成员离开组织的成本不会过高，保证任何组织在得到目标对象的知情同意前都无权向其强行灌输自己的意愿。最后，因为我们知道可以通过改变信仰来改变自己和他人，我们知道只有百家争鸣才能催生最好的思想，所以我们应该对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公开的辩论，同时借此警告其他明显有害的思想。我们应该赞美自由及人类施动的力量，倡导视人类为目标对象而非利用工具的理念，颂扬高效思考与分析的价值，以及人类经验，并且珍视自由（Freedom）、代理（Agency）、结果非手段（Ends-not-means）、思考（Thinking）和复杂性（Complexity）等思想观点。为了简便，也为了纪念我曾经做过的用于批判笛卡尔二元论的“钻石观”暗喻，我把上述几个单词调换了一下顺序，将其简称为“FACET方法”。要了解这个方法为何能够抵御洗脑的恐惧，我们就需要回忆第1章曾讨论过的问题：洗脑发端于极权主义思想。
调整策略
只要是奴隶，无论多么知足，
都无法领略自由的万千魅力。
威廉·考拍，《餐桌谈话》
我们最后一次再谈谈罗伯特·利夫顿认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八个主题思想：环境控制、神秘操控、要求纯洁、忏悔崇拜、神圣科学、语言加载、教义至上，以及决定存亡（见表1.1）。为了更好地了解FACET方法如何为我们提供帮助，让我们一起来对这八个主题思想逐一进行探讨吧。
环境控制
FACET不只强调个体权利高于组织权利，还强调个体施动能力的重要性。通过鼓励发展批判性思维，视不同文化（如其他组织）为异质且强渗透性而非封闭内聚，FACET方法往往能削弱组织的凝聚力，从而减少组织实施环境控制的可能性。我们鼓励人们把自己看作拥有改变自身生活自由和能力的主宰，从而使他们更有可能向将其视为利用工具的极权主义思想发起挑战，并反抗那些践踏其个人自由的行为。
神秘操控
同样，受到强化的自由感也会在此起到积极作用。当受害者很快以强烈的抗拒作出回应时，洗脑行为就很难唤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也就难以诱使受害者相信这种强烈情感是自发的，这就无法达到神秘操控的要求。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对于抵御洗脑行为同样很有帮助，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信仰和动机，因此也就能分辨出哪些想法属于自己，哪些衍生自洗脑者。正如第12章提到的“大脑就像花园”的类比：越是精心维护的花园越不容易被重新布局。如果大脑清楚地知道自己信什么不信什么，那么想向其灌输新思想就会变得愈加困难。
要求纯洁
FACET将复杂性视为一种美德而非缺点，或者它至少承认那是自然属性的一部分。如果你做的是钻石生意，那么要求纯洁无可厚非。但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纯洁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公民或组织成员。人类实在是太复杂、太善变了，以至于根本无法同极权主义者所设计出的简化范畴相匹配。这使得要求纯洁变成了无稽之谈，这种对于纯洁的要求认为组织内和组织外的分化绝对存在。它们并没有这种力量；它们只是思想观念而非事实。那么，要求纯洁如何为自己对他人生命造成的摧残进行辩护呢？要求纯洁需要简单的虚无思想。而FACET会对过度简化的危险发出警告。
忏悔崇拜
通过承认人类的复杂性，FACET承认个性的深度和差异。它同样赞美个体自由——包括选择掩盖自己思想的自由。它强调人类的施动能力和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使得个体能够看穿并挑战极权主义所憎恶的东西，即隐藏于忏悔崇拜背后的隐秘而又独立的思维。
神圣科学
FACET是求真务实的，它以反复摸索和实践为指导。就像科学一样，它通过实践不断调整自己，针对具体案例并结合实际情况来塑造自己的原则。相反，极权主义思想视原则高于现实，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用主义服从于绝对权威，个体服从于组织。相对论认为，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高于其基本相似点，因此相对论实际上也要依仗极权主义的某些思想，比如组织力量。也就是说，相对论假设：“文化”都是同根同源且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而这种假设受到了斯蒂文·卢克斯的挑战。只要对比一下真正具有凝聚力的组织，比如曼森家族，我们便能清楚地发现这种假设的错误所在。
极权主义者都是各种绝对事物的狂热爱好者。例如，只有绝对的权威才能产生效力。（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某个文化有杀婴行为，那么这对于视这种做法为不道德行为的文化观念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这种文化观念是建立在适用于一切人类道德权威之上的（“杀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神性——或本性、理性，甚至科学——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由于缺乏这种普适的道德权威，极权主义者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偏袒任何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想法正确吗？
未必如此。如果绝对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我们不妨将其法律般的纯洁替换为某种更加凌乱但又务实的统计方法。根据统计结果所作出的预测同那些从等式中得出的结果一样有用，有时甚至用处更大。数学模型是由逻辑支撑的；只要该模型的基本公理受到认可，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它所支持的任何事实都是成立的。然而，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把每一个可能变量都建立到模型之中。一个统计学“法则”指出：长期吸烟会导致疾病，因为常年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更容易患病。尽管也有常年吸烟但仍然身体健康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吸烟对身体无害。这只能说明某些幸运之人患病的概率较低而已。
这些数学理论也同样适用于道德问题。一些道德准则似乎确实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可。现实中的确会偶尔发生精神病患者享受连环谋杀的快感或强暴自己女儿的事件，但这并不有悖于人类对谋杀和乱伦的反对。换句话说，我们并不需要追求绝对的纯洁或每个事物的准确性来确保我们调查资料的有效性。人类基本需求的相似性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人（反之亦然）。因此，根据某个信仰是否会对其持有者及
他人造成危害，我们便能够对信仰进行评判（不论它们的文化起源是什么）；而这也是在实践中我们倾向于采取的措施。
语言加载
FACET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有助于了解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是如何操控语言的。通过强调自由和施动能力的重要性，它赋予了人们挑战过分简化的思想和极权主义思想的勇气和信心，也由此使得思想控制更加难以实现。
教文至上
FACET鼓励人们在遵守某些限制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它将这些限制的范围尽可能降至最低，目的是为了缩小国家（或其他组织）的控制范围，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而非组织）的自由。FACET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它只是认为不论我们从属于哪个组织，我们都应该受到（同公民一样的）平等的待遇。因此它坚决反对认为思想及持有这些思想的组织有权无视个体意愿的学说。无论是通过暴力、科技还是隐秘手段，试图向他人灌输思想的洗脑行为对FACET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
FACET坚持认为理想形成于个体的实际体验之后，由此使得思想服从于现实。这也反映了最有可能确保大脑存活的个体策略，即对于环境的准确监控和感受，其中环境是由定义明确但灵活可变的认知网所平衡。极权主义思想就像一个出了故障的大脑，为了提升虚无思想的地位而颠倒了顺序，其对外部世界愈加漠视的态度往往是致命的。即使是在被称作自由民主发源地的西方国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社会已经痴迷于极权主义思想，而这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可否认，复杂而务实的FACET比极权主义思想更加难以实施。但它却对我们更有利，尤其因为它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应当存在的方式。
决定存亡
正如我之前所说，将自己看作自由个体的人不会轻易屈服于独裁主义手段。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如果他们有能力发现极权主义思想的漏洞，那么他们就不会轻易地交出手中的权力。即使最残暴的独裁者也需要大众的支持才能达成其进行大规模统治的目标。使用FACET方法也许无法完全消除这种支持，但至少可以将其削弱。
为什么要采用FACET方法？
目前为止，我们对FACET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思想观念层面。然而，正如该书曾一次次反复证明过的，思想需要从刺激中获取力量。最强有力的虚无思想可以被强烈的情感刺激，进而使目标对象实施谋杀或自杀行为，抑或二者兼施。那么，FACET如何能够成功达到刺激因素的标准呢？答案它自有办法。它能赋予个体更多的自由，从而（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说过的）推动其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使他们更加快乐。它强调人的施动能力，使公民感觉对自身情况具有高度掌控权。它将事物的复杂性看作一种自然机遇，而非视其为对过分简单学说的一种威胁。它将人看作目标对象而非利用工具，从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幽默感、宽容度和控制感。最后，对于这个越来越拥挤的星球来说，比起总是依赖于杀戮、洗脑或其他虐待手段的极权主义观念，FACET将是一个更好的长久之计。对于大脑缺乏管理的目光短浅的思考者来说，虐待也许有它自身的优势，但当前世界不断加深的互联性使得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公正、国际干预或（个人层面的）心存报复的同类，虐待的那些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使其成为可能：实施FACET方法
实施FACET需要公开辩论，需要公众对专家、权威及体制——诸如自由独立的新闻和司法机构之类——的信任，从而维持人们对FACET的信任，确保公开透明并避免其沦为对许多政府来说都极具诱惑力的绝对权威。它要求我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严格执行拥护个人自由的法律条款。它要求我们接受以下观点：思想似黏土而非钻石，我们被嵌入自身的存在之中，受困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但这些束缚还不至于使我们变得完全无助。我们必须接受思想控制所教授的以下内容：人类可以被改变——也可以进行自我改变——只要给予恰当的刺激、思想和机会。有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艰难任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自己是可救赎的。这不仅适用于组织外，也同样适用于组织内；不仅适用于精神病患者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也同样适用于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人士。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革命性的创新，至少在西方国家不是。FACET一直就稳固存在于自由民主制的传统之中；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并无什么新颖之处。但在过去，自由民主制国家一直遭受着极权主义国家的漠视。强调自由和宽容的传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致使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享受这种奢华。即使处在最佳状况，自由民主制国家也远远无法达到FACET的要求。
犬儒主义者认为，这种想法纯属异想天开。相对主义者认为，这是在将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他人。右翼分子认为，这是空泛的自由主义垃圾。虽然我尊重伏尔泰有关言论自由的主张，但至少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误导。FACET绝非异想天开。它以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伟愿景避免了极权主义思想，并承认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思想塑造要适合环境。此外，我们还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人所拥有的自由越多，其生活质量就越高（欲了解有关该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阿玛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一书，或者比较一下英国和波斯尼亚，或挪威与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时的不同发展）。认为“其他人并不需要我们西方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快乐”这一假设是无礼且自私的。作为一名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和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已经，或者最终能够，找到世界上一些最严重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是否有那样的政治勇气来执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我相信，这些方案会得到尝试，并且最终能够起作用；当然，其作用不会那么完美，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但它们却足以使一切恐怖主义形式垮台。在找到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决心之前会有多少人因暴力而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
FACET也并不意味着要将所有西方消费资本主义的糟粕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要让人把自身看作目标对象就必须给予他们尊重——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并且不强求他们必须跟我们做同样的事。人权与美国汉堡包无关。也许某些对世界上主要宗教的特定解释对你来说是毒药，但FACET却能与之兼容。那些相互矛盾的解释应得到重新阐述或直接废弃。一个宗教、文化或理想自身并不足以纠正恶毒的行为。有些理想显然需要从人类的“保留曲目”中废除，并且越快越好。如果某个宗教、文化或传统（包括科学传统）坚持认为自己有权伤害他人，并且将人看作能助其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利用工具，那么它最起码有义务提出一个比信念、宗教权威及传统更易让人接受的理由。那些话语常常被用来终止对话或作为（用罗伯特·利夫顿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终结的陈词滥调；但其权威只有在我们不敢对其表示质疑的情况下才会生效。如果某些思想对人们有害，那就将它们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辩论，使其遭受嘲讽直至绝迹，不管它们的来源是什么。为了减少可能引致人们相信错误思想的诱因——如貌似“神圣”的强制性特权及使信徒绝望的不公平遭遇——而改变政治氛围绝非易事，但那并不代表不可能实现。
FACET也绝不空泛。一个以实用主义取代权威的学说会存在一些棘手问题。一方面，它期望其公民是成熟的，并因此要求他们做出一定的努力。它挑战了特定的辩护和既得的利益；并要求文化和宗教所考虑的因素服从于个人利益。维护一些如独立媒体的各种职能机构，意味着政府必须和感激说再见，至于阿谀奉承就更不用提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做错事，然后接受民众批评。而这些民众本身或许就是懒惰、冷漠或无组织的，但这并不会挫伤他们批评政府的锐气。如果FACET想巩固这些普遍主义的各种要求，那么采用该方法的国家必须协调好国内问题与一致对外政策间的关系，并且要以身作则而不是勒令执行。
※本章小结
某些环境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使许多人做出同样的举动。但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特性，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如果是组织，那其特征就是他们的文化），都将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反应。多数人都不会冲进正在燃烧的房子中救人，而有些人却会。
欧文·斯托布，《善与恶的心理学》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总是按照别人的预期行事的。一个期望其公民政治老练、适度成熟并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会比那些将自己的公民看作奴隶或小孩的国家更有可能培养出具有上述特征的公民。教育、经济和政治自由以及对他人信息的慷慨传播，均有助于培养能够欣然认为自由理所当然，并且随时愿意同他人分享自身利益的公民。如FACET之类的自由主义手段并非毫无瑕疵，但与其他一些竞争体系相比，它们已然先进许多了，因为它们鼓励思想的自由流通，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且一正如本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坚定的虚无思想所带来的危害，从而降低诸如洗脑之类虐待行为的发生频率。极权主义思想一次次食言，它无法成功地向其追随者提供曾经承诺过的回报。尝试降低极权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意味着要引导人们远离如思想控制梦想之类的恶性愿景，而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由，并向那些依然试图追随这一梦想的人发起挑战。
这一切都毫无新颖之处。我们已经拥有，或者能够轻易地获取这种技术、知识和能力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至少能够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即使我们当前的资源有限（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有足够的刺激因素、足够的政治意愿，我们将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即使永远无法使其达到完美。能够肯定的是，我们至少可以远离那个可怕的世界，比如琼斯镇。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便是了解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它们所拥有的力量，它们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如何开始改变它们。
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试图说服大家：洗脑并不仅仅是20世纪50年代的偏执狂留下的遗物，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感觉受到他人信念威胁时所抛出的与虐待有关的术语。极度虔诚的邪教分子和极度狂热的恐怖分子一直不断地给我们制造麻烦，但如果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却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异类进行遣散，因为正如“9_11事件”向我们表明的，他们所能造成的损害程度同其规模相比极不相称。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明白洗脑既不可笑也不神秘。原本遵纪守法的人实际上能够被说服去追逐思想控制的梦想，甚至掉进自杀或谋杀的深渊。但正如我试图向大家证明的，随着我们对大脑自身运行的方式及同其他大脑的互动方式理解的加深，我们可以明白洗脑究竟是如何达到其可怕目的的。相互理解给予我们以力量，无论它有多么不完善：这是一种能够改变我们的大脑、行为以及政治立场的能力，它能使虚无思想变得不那么诱惑。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力量。
- Francis Bacon（1561—1626）：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
- George Steiner（1929—）：欧洲出生，极具影响力的美国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写了大量有关语言间关系、文学和社会，以及大屠杀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著作。
- 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 Steven Lukes（1941—）：政治和社会理论学家，目前是纽约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
- 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玄学派诗人，他的作品包括十四行诗、爱情诗、宗教诗、拉丁译本、隽语、挽歌、歌词等。
- William Miller：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酗酒、物质滥用和上瘾中心研究员。
- Brian Bany（1936—2009）：道德和政治哲学家。融合了分析哲学和政治学，以及政治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是一位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者。
- 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通过描绘日常生活和英国乡村场景，改变了18世纪自然诗的方向。他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
- Amartya Sen（l933—）：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