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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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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你的《老子笔记》(1)编了目,可是内容只匆匆忙忙读了一遍。肤浅的看法,你的笔记力图有严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是服务于你的重点的(据我看来,重点是五至十节),这个结构也很好地为你的重点服了务。你甚至写得有节奏,前四节像笛声悠扬开场,第五节以后逐渐繁弦促管,“结语”是真正的高潮。

既如此,你笔底必定带有感情,事实上丰富的感情“溢于纸表”,那么怎么能够说是干瘪呢?你说干瘪,是自称“无新意”。然而凡是涉及感情的,我看就无所谓新意旧意。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

奉命文学不仅现在有,过去就有。杨兴顺我看就是奉命文学,汪奠基也不免于奉命文学,那时候的奉命文学是要给古代中国增添光辉,于是那些东西就不免把老子所没有的硬给他添上;任继愈也誉之为唯物论——为什么不呢?《矛盾论》不是引了吗?现在要学法家,凡非属法家的一律罢黜,老子又怎能不是唯心论呢?

凡不是奉命文学,而是带有感情的,我看它必定带有新意。你的笔记,我看就比杨、任之类要高。比如说,你的结语,他们哪一个人写得出来?何况,感情这个东西是万古常青,所以是万古常新的。

有缺点没有?有。已经说过,你的批判武器不犀利。

一、唯物与唯心,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

恩格斯、列宁都十分强调唯物唯心是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你探讨老子的“道”究竟是什么,是循这条线索进行的。你也感觉到,人们判断老子学说的时候,今天唯物,明天唯心,变化多端,难有准绳。虽然如此,你还在努力要以这个标准对老子的“道”作一判断,你的判断的结论似乎是下列两条:

甲、“老子在竭力摆脱天神创世说神秘主义的影响,然而他的‘道’还是恍惚的,不明确的,而且也还不免蒙上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乙、“老子对自然界的本原还处在探索的过程中,还不能肯定它的性质。……因为他用的是一些不肯定的语气,如渊兮……湛兮……”

而我觉得这两条结论都难得站住脚。所以如此,是因为你用的武器不犀利,不合适,你对此有所感,却不能断然放弃它。

我想略为详细地解析一下。

二、天神创世说是《圣经》的传统,中国古代思想放不进这个框框,另一方面,老子的“道为天下母”,仍然可以解释为天神创世说,而且有道教为证

1.天神创世说,是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马列主义猛烈抨击的对象。就西方世界而论,中世纪以来,不仅创世说成为窒息科学的祸根,上千年的神权政治也必须费极大力量加以消除。然而,中国古代事实上并没有天神创世之说,老子提出来的“道”,显然也不是意在反对这种说法。中国上古有“拜天”性质的宗教,直到现在北京还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有朦胧的鬼神之说,其中的神,在很大程度上是氏族、部族的远祖,所以有“神不飨非类”之说;有一种天或神支配人们命运的迷信,所以孔子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荀子的“唯物主义”天道观,直到韩非的皇帝至上、皇帝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害怕神谴的恐惧的学说,目前正受到人们的大力赞扬。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全能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世界,他一直在支配人类的祸福,要求人们无条件加以崇拜的那种宗教思想。至于对天的崇拜,或对鬼神的祭祀,可以说是人类对于自己命运无定的恐惧,而不是对全能上帝、至善上帝的崇拜。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思想从这种恐惧与崇拜中解脱出来是比较早的。(不是彻底解脱。彻底解脱不仅古代不可能,甚至现代,我也看不出它有可能。)范文澜对此有所论证,见《中国通史》。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的发展》也可以参考。老子的“道”,不是拜天教,不是鬼神崇拜,这是事实。它比殷代的占卜大大前进了。然而这是春秋以来的总的思想倾向,老子并没有起先锋作用。——当然,系统的表述是有的,不过他的系统表述,究竟对“天道观”向唯物方向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似乎难于评判。原因在于他的“道”,合理主义的成分固然有,神秘主义的成分似乎更加多。如果说要起“积极作用”,确实荀子的作用要大得多。

2.神秘成分,你说到了很多,但是曾经熟读《南华真经》的你,何以对于老子发展成为“老庄”一派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事实上老子的寂寥、渊湛、恍惚等等,恐怕确实给庄子开了路。

老庄一派的思想,在中国思想上的作用是怎么样也不能忽视的。它从“道”的不可测,直接转向虚无思想。这条线索,从庄子、古乐府(游国恩对古诗十九首和乐府指出过其中人生无常的基本思想)、魏晋玄谈一直下来,甚至佛教到中国来,也完全改变了它在印度的思想内容,改造成为老庄一派的虚无思想。任继愈那本《汉唐佛教思想》我没有读,偶然翻一两页,看其中对此论述得似乎很中肯。

佛教与老庄合流,到宋以后更加凝固成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传统——不为甄宝玉,就做贾宝玉。不是禄蠹,就去出家。甄士隐去,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李卓吾)。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然而有一种个人主义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

我看,这件事庄子应该负责,老子也有责任。老庄以前殉道精神是有的,如墨家。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

这一点,以前我的“笔记”中好像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

3.老子对“道”作了各种诠释,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下面我也想说说我的理解。暂时只想指出,即使把恍惚、寂寥、渊湛等等放下不谈,其中一条定义:“道为天下母”,就不妨把它定为神秘主义的,或者如你惯用的,定为唯心的。

西方哲学中,譬如以你熟悉的黑格尔来说吧,“类”可以是同类的个别事物的共性,然而可以把“类”规定得比个别事物要“高尚”“高贵”。从这样一种思想出发,就可以逐步走到,个别事物生灭无常,“类”却是永存的——不是从个别事物中归纳出类概念,而是类概念产生出个别事物,从这里很容易走到绝对精神这个结论上去。而哲学化了的基督教的上帝,无非是这种绝对精神而已。

这类体系,你不妨把他解释为天神创世说的哲学化,然而希腊人开头弄出这套体系来的时候,他们的神却是神人同形的,所以这套思想体系其实是对多神的、神人同形的宗教的批判。……

不扯远了吧,总之“道为天下母”,把“道”解释为规律,那就是规律产生天下,不是从“天下”这个客观存在中去归纳出规律来,这还不是十足的唯心主义?

所以,唯心唯物,扑朔迷离。以此剖析一切,实在不够用。

三、“在探索过程中,还不能肯定它”

你这条结论,似乎有点天真,也有点武断。所以说天真,是因为你把马列主义武装了的你的思想经验,推之于老子了。

老子对于“道”作了多种诠释、多种定义,据我看,直接痛快地应该大喝一声,都是从他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出发,为了达到这方面的结论而来找根据的。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对自然现象作长期观察,而达到的什么世界观。

也许还可以更武断地说,老子对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他有兴趣的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他对“道”的各种诠释,都是在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结论已经达到之后,用静观、玄览的方法冥想出来的。当然,完全脱离观察的话,冥想也就没有材料,没有内容,更达不到什么结论了。

你脑中有唯物唯心这条杠杠,老子根本没有。他冥想,他想到适合于他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那些条条,无论那些条条相互之间是否有矛盾,都可以写出来。他本来不想对自然现象作什么系统的解释,他不知道什么唯物唯心,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可以注意的是,老子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断和箴言,我觉得似乎可以合成一个互不矛盾的整体。我没有详细研究过老子,如果我这个武断居然不错的话,“有了结论再去找前提”之说,也许是能成立的。那么你说老子“在探索过程中,还不能肯定它”,就不免是天真的推己及人了。

附带说说,对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作分析,你总可以发现他的体系中的无数矛盾。如果把他的言论作年代程序的编排,你可以分析他的思想经验。假如这种发展经验的分析,有明白的证据证明他最后对什么问题还在摇摆,那么作“探索”“不能肯定”的判断当然是可以的。《老子》这八十一章,究竟是不是老子写的还是疑问,那么,他的学说中的“多义”“矛盾”等等,就恐怕难于做“还在探索中”这样的判断了。

四、“其中有精”,“精”是不是粒子

你反对“精”是粒子的任继愈之说,解释为“精气”,我赞成。不过我想补充一点。

粒子学说,远在古希腊就有,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创原子说,19世纪至20世纪的物理学利用这个假设,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加以证实了。一种学说,仅仅是一个假设,经过两千多年才证实,恩格斯据此论过理论思考(哲学)对科学的重大作用(《自然辩证法》)。于此可见,一种假设,不必以实验科学的发展水平为前提。就这点来说,任继愈解释“精”为粒子,并非没有理由。

然而希腊的原子学说,是在长期的关于自然哲学(其实就是思辨的,即缺乏实验的自然科学)的争论中逐步发起来的。春秋战国期间,关于“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类的争论是有的,像希腊那样从地水风火这些要素到物质结构的争论却没有听说过。任何感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环境;从无这样的端绪,突然出来一个粒子学说,那是不可能的。任继愈此说,无非要为中国争光而已,恐怕确实难以成立,

你的解释“精气”,我赞成,不过要说明理由。我知道宋、明以后有“理气”之说,也许“精气”这个名辞,宋以前就有,我不知道。我根据“理气”之说赞成“精气”的解释。不过究竟战国时“精”作何解,老子的“精”,和其后也许有过的“精气”“理气”之类,其间递嬗继承变化之迹如何,我不知道。老实说,像这样的问题,要仔细考证的话,够搞若干年的。

五、静观、玄览和“抽象”,逻辑

你批判老子的认识论是静观、玄览,是唯心论,不足取,要反对,我完全赞成。玄学必须让位给科学态度,静观、玄览是不行的。

你以《实践论》为武器,我也赞成。不过有一个问题,以前也曾接触到,最近读希腊史中才认真考虑,觉得必须补充到我自己的“科学态度”中去。乘此机会在这里略加说明。

还从《实践论》说起。《实践论》指出,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是一个飞跃,要经过综合、判断、推理的工夫(未查原文,大意是不错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作为科学方法的“抽象”。现在要问,这个“综合、判断、推理”,或“抽象”,是不是静观、玄览?

可以彻底否定,理由是静观、玄览是“空对空”,而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却是以实践、以感性为基础的。

然而仔细思想,如果排斥静观、玄览,你充其量只能得到因果关系中的或然率,根本作不出什么关于规律的陈述。要得出关于规律的结论,不仅你可以肯定“前”因跟随“后”果的或然率(最大的或然率是无限接近于1),而且你还得把前因达到后果的机制弄清楚。要弄清楚机制,一般总是先要建立假说,然后通过实验和观察加以证实,修改,或者加以推翻。推翻之后,要再做实验观察,你还得作出假设才行。

既然叫做假设,难道它就逃得了静观、玄览了?当然,假设,总不是没头没脑地胡说一气,总是有许多已知的东西,集合在一起,然而要凑成一个整体,其中有一些或不少未知的东西,你得凭直观来对它们作出假定。问题就在对这些未知的东西的假设,总有根有据的得以凭别的前提推出来,你只能没有根据地假设,然后可通过实验来肯定或排除,叫做试试改改(test#and#error)。

这不是推理。逻辑上所谓推理是有大前提有小前提推出结论来。这可以叫做综合,判断,抽象,随你怎么说都可以。然而它总是靠直观而不是靠推理得来的。

试问,这不算静观、玄览?

如果彻底排除静观、玄览,那就不会有科学,不会有哲学。最近读希腊史,有人对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文明详加对比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埃及、巴比伦文明比希腊早(早2500—3000年),希腊人许多东西都是从那里学来的(几何从埃及来,天文历法从巴比伦学来,工艺技术就不用讲了。那里的冶铁,公元前1000年就有,铜,公元前3000—4000年就有。)然而希腊人不是经验主义地学,希腊人善于对事物作“为事物本身”的思考,所以,自然科学渊源于希腊,哲学渊源于希腊,而埃及、巴比伦结果是毫无成就。

然而这里所说的静观、玄览,必须是先经过尽可能周到的观察,然后作严密的合乎逻辑的论证。当然,必须承认,所谓合乎逻辑,也是相对的。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的鼻祖,他的《政治学》的论证似乎也颇严密,然而局限性还是十分厉害——不可以作无根据的跳跃。

老子的认识论,不仅是缺乏根据的冥想,他的论证有一个极大的毛病,极大多数是类比,即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而是从外表上相似的一个不同事物的规律的陈述,无限据地应用到另一个事物上去。或者是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论,然而根据不充分,“推不出”结论,或结论大大超过前提。这一点,汪奠基的册子说到了,然而汪竭力赞扬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即用否定论证来达到肯定的结论),对其缺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其实,老子这方面的缺点,不仅本身严重,还流毒后代。比如《大学》上的修齐治平,不仅思想本身渊源于老子,逻辑上的跳跃也和老子一样。

严密的逻辑论证,历史上有一个确实的来历:公开辩论。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好讼,还有一套民主选举办法,雄辩术风行,甚至还有一个奇怪习惯,两人争辩一件事,可以有彩金,谁辩胜就得彩金。辩证法的原意本是辩论,你说话有漏洞,对方力图辩难,怕输,就要严密。逻辑学显然也是从这来的。

中国也有过,庄子与惠子的辩论即一例。可惜不久就焚书坑儒了。

这样,老子的逻辑毛病也就不足为怪了。没有运动,何来成就?

六、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根源何在?

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是《老子》中十分消极的成分,有痛加批判的必要。

黑格尔,马克思也一样,对中国(一般地他们更广泛地谈到“东方”,这是包括埃及、两河流域、波斯在内,即希腊罗马文明以外的一切有古文明的民族)古代成就光辉灿烂,可是过后却长期停滞不前,都有很多贬辞。对于这些贬辞,现在我们一概不许说,好像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似的——或者是因为不说了,我们就不落后了。其实我们还落后得厉害,而且历史传统的负担太重。其中有一条,因为我们还在照老子的无为政治和愚民政策办事。

愚民政策已经无须解释了,无为政治似乎谈不上,因为我们似乎是“有为”得太过头,比如张奚若就说过好大喜功。这诚然是事实。然而有为中是不是也有无为政治的成分?我觉得,你列为愚民政策中的有意识因循守旧,反对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也有无为政治的味道。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政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也正是我们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

费正清有一本《美国与中国》(内部中译本),似乎值得弄来一读。他把中国称做“内向的”,以别于西方的(希腊罗马传统的)扩张的,这是一种委婉的对“因循守旧”的说法。今年上半年《参考消息》发表过一篇他来华后的文章,我读了十分生气,因为他说了许多好话,文章的结论,实际上是说,中国照现在这样下去不足畏惧。我看,这很足以反证我们现在还在搞无为政治。假如上面这种说法还有一丝半点道理的话,那么你对老子这一套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阶级分析似乎显得不够。好的,他这一套,是没落贵族意识的反映;但是,为什么中国长期处在他这一套影响之下,成了一种民族风格了?

我承认,我答复不了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光是阶级分析还不够。

附带说说,无为政治与愚民政策,在历史上形成一派黄老的传统,也许后来还羼进到儒家的思想中去了。详加分析,极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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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寄来了,我必须说几句。其实我说的这些,是在说我自己的话,你实在应该把它当做我的喃喃自语,谈不到什么针对你的笔记而发。

你的笔记,显然是按照你自己的哲学,你研究中的思想经验写下来的。我如果真的要针对你的体系说话,我至少要懂得你。我只读了一两遍,根本谈不到懂得你,所以并无针对性,只是敷衍塞责,交差而已。

197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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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子笔记》系陈敏之所作,征询其兄顾准的意见,本篇为顾准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