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通常所称的职员，是指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机关中从事非筋肉劳动的服务人员。它常常包含了很多的阶层，工厂里面，上至经理、工程师，下至办公室的练习生，都是职员，大小商店里的经理、店员学徒、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报馆的编辑人等等也都可以称做职员。一般讲来，在这筋肉劳动与精神劳动并不统一的社会中，职员的劳动多少偏向于精神劳动的一面，因此职员这一层，多少带有知识分子的意味，虽然事实上店员、练习生、学徒等等的劳动，常常带有很多的筋肉劳动。
职员虽然分布于一切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机关中，但其中最大多数集中于经济机关。公务员、编辑人等等，数目比较少，而且本质上与经济机关中的职员也有不相同之点。特别在上海，职员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是在工厂、商行、交通机关、金融机关之中。在这些经济机关中，职员与工人的地位，实在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同样是雇佣劳动者、同样为资本的利润而服役，他们劳动的方式，虽然有相当的差异，他们的利益，实在是相互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由于工人与职员之间，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差异相对的减少，由于工人阶级文化水平相对的提高，工人阶级与职员的关系很密切，这即从那些国家内职工运动中，工人与职员常常共同参加一个职工会，为了争取职工的福利而举行罢工运动时，工人与职员常常采取一致的行动等等都可表现出来。法国总工会的会员中，包括了公务员联合会、保险业职员联合会等职员的组织，法国在1935年、1937年几项大罢工中，各业职员与工人更共同参加大罢工，都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至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工人与职员更是密切无间的共同工作、共同娱乐，更无丝毫阶级之分了。
中国的工人阶级与职员，在一切方面的差异与距离，显得特别大些。一般工人，不是仇视职员，便是对职员客气，他们所以仇视职员，是因为工厂里的管理员与办事员，处处帮助经理、厂长来剥削他们，欺凌他们。他们所以对职员客气，是因为他们看到，职员是社会上比他们好似高一等的人物。至于职员呢，除了少数人以外，确实有人把工人看得比他们低下一些，尽管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时还不及工人。这就使得工人与职员，在一切运动中联合起来的可能就会减少，就使中国的“职工”划分为“职员”与“工人”了。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这种情形呢？这是因为中国近代产业的兴起，还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在农村分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多数来自贫农，职员多数来自地主富农。前者所受教育较少，后者所受教育较高，加以我国需要复杂技术知识的熟练劳动者的产业较少，这就形成工人与职员间文化水平的偏差度相当的大。中国传统的社会习惯，重视长衫阶级，轻视劳动阶级，于是无形中划分为职员与工人两个不同的阶层。自然，在产业落后的我国，职员与资本家及经理之间，所保持的封建关系比较更浓厚些，以至经济上的统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与职员划分开来，以便驾驭职员去统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与职员两者之间的距离。
从社会地位与职工福利的观点上讲，工人与职员是绝不能划分出来的，他们结果会属干同一阶级，也应该属于同一阶级，虽然工人是直接的价值生产者，而职员除最少数高级职员如经理、工程师参加分配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外，普通一般职员，或者为附属生产过程中价值的生产者，或者为商业资本家保障分取剩余价值。因此，职员的劳动，也是我们这社会的经济构造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是被剥削者。在目前一般讲来，职员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与技术知识，这些文化与技术知识，帮助了资本家获得利润，但也帮助了社会的生产。明天，这同样的文化与技术知识，将会发挥更多的社会生产的福利，也会帮助职员工人在文化技术上消灭现有的偏差度。至于就职工运动的利益上讲，职员与工人两方面，合作则互利、分离则大家不利，这已经从1925—1927年的职工运动得到证实，也已从1927年来十几年中的运动得到证实，更无须详细说明了。
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上海职员以前，所应该首先做出的结论：“职员与工人阶级是不可分离的，职员是工人阶级的兄弟。”
上海职员的数量，居全国各地的第一位，粗略的估计一下，人数约在二三十万左右，这些职员分布在哪些机关里面呢？
如果从上海经济发展的过程来说，应该说上海职员最初是分布在旧式商店与外商企业里面的，因为在帝国主义势力还未侵入中国以前，中国只有范围很小的商业资本经济，100年前，英法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在华经商，上海出现了外商的进出口洋行，棉纺织及烟草工厂，以及他们的金融机关、银行、保险公司等。这时所谓职员，自只有旧式商店与外商企业中的华人职员两部分，而这两者之间，一般讲来，接触很少，根本似乎属于两个社会中间的人物。三四十年前，开始出现了民族资本经济，于是从旧式商店职员和新式学校学生中吸收了一部分人去，形成了许多民族资本的产业、银行和大商店的职员层；另一方面，随着上海经济的发展、商业的集中，外商企业与旧式商店也跟着增多起来。到现在为止，“上海二三十万的职员，除了一小部分分布于市政机关、警察机关中外，其他就是分布于洋行、资本主义化的民族资本经济组织和旧式商店中的。”
在上述三个部分中间，大概旧式商店的职员，所占数目最大。因为上海的经济构造，虽然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但集中的程度一般说来还相当低，若干种原料与商品的贩卖，以至一小部分的手工业制造，还都在旧式商店中。至于日常供给消费品的许多小商店，更到处都是，所有这些旧式商店的职员，估计起来，人数至少有十五六万，其次，外商企业包括外商的进出口洋行、工厂、交通事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等的职员，所占数额也当在五六万左右。人数最广泛，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民族经济机关，连同工厂、商店银行等等，全数在内，职员数额，大概不过四五万人。至于其他各种机关的职员，不会超过一二万人。
以上各部分的职员，各有不同的出身与来源，从而他们的生活习惯，意识形态也各各不同。可是经过二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种种变革，使不同部门的职员，比较的已有了在某种程度内的团结一致与联系。
上海的旧式商店，一般可以分成以下各种行业。
（一）属于衣料贩卖的：
棉花业、棉纱棉布业、绸缎丝茧业、针织棉织业、衣料零售业、西服军服业
（二）属于食料贩卖的：
粮食业、茶叶业、地贷业、南贷业、酱园业、药材及参燕业、饮食业（酒馆饭馆茶食等）烟丝业
（三）属于建筑及装置用品贩卖的：
木材业、五金业、电料业、木器业
（四）其他：
柴炭煤业、日用品（牙刷化妆品等）业、钟表眼镜业、印刷业、文具书籍业、旅馆业、照相业及照相材料业、其他各业
在以上各业行业中，无形中还可以分做高下的等第，职员的劳动条件与待遇也就跟着不同。一般说来，做批发生意的商店比较零售生意的商店范围更大些，职员的待遇也要好些，如棉布批发庄比衣料零售业高出一等，粮食批发庄，比米店高出一等都是。当然大的零售商店常常兼做批发生意，而大的批发店家也时时自设门市部，但其间的区别，一般讲是存在着的，因之，旧式商店职员生活最苦的是一些零售店的店员。
零售店的店员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在12小时以上。早上8时开门做生意，晚上至少8点才能停止营业休息。在营业时间以内，不管有没有生意，总是不能离开店门一步，至多只能看看报纸，不准看书，也不准写信。营业十分繁忙的季节（大概在春秋二季，衣料零售业等秋季大忙），12小时的工作时间之内几乎是一刻没有休息的，至于薪工多则每月十余元，少则每月二三元，遇到生意好加上年底分红，中等职员平均每月所得不会超过二三十元，小职员则有一二十元已经很好了。至于生意坏的时候，除了微小得可怜的薪水以外，其他则什么都没有。职员的膳宿，多数由店内供给，膳食多半很刻薄，睡觉大多是摊地铺。
批发商店职员的劳动条件比较好些，营业时间也短些。营业范围很大的批发店家（如棉纱布业，粮食业等）赚钱多的时候，职员有时可以分到相当多的分红，但这类店家在旧式商店中只占了极少数的一部分。
旧式商店的职员，大都要经过学徒这一阶段，学徒的年龄大半在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左右，年轻的甚至十二三岁就去学生意。进店做学徒的人，多数只受了一些私塾教育或初小教育，受过高小教育的人就很少，照一般的办法，学徒要三年才满师，但时间延长至四年五年的也有，他们在学生意期间，没有薪水，只有“月规钱”，还是预备剪发洗澡的，每月约一二元，多不过三元，少则四五角钱，初年的学徒，要给经理与职员装饭，预备洗脸水，上排门，下排门，倒痰盂，甚至给老板娘抱孩子。总之要起身特别早，睡觉特别迟，但所做的事，与他所要学的东西是无关的，一直等到三年满师了，才派些不重要的事情做，算是升做职员，但是薪金比一般职员还特别低，在我国旧有文献上，描述学徒苦痛的很多，这些苦痛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并没有消除掉。
学徒制度决定了旧式商店职员的几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旧式店员们所受到的学校教育特别少，据不很正确的统计。在衣料零售业职员中，高小未毕业者占80％—90％，初中毕业的占1％—2％，未受新学校教育的占10％左右。要注意，店员们的来源是学校教育最发达的上海和江浙，而且职员这一阶层，相对的讲，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的一层的。第二个特质是，旧式店员与经理老板之间存在着一种封建的关系；他们之间有着“师生”的名分；不仅仅是雇佣者与被雇佣者。这种情形，在封建时代的欧洲行会组织中也是有的，商业资本当它还未变成产业资本的附庸时，便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店员与老板之间，存在着经济以外的关系，自然也是事理所必然。
二
因为旧式商店组织只有以上的特点，所以店员与老板之间，有着一种家属的关系。在那里有着一种奇特的惯例，未结婚的店员，或虽已结婚而家眷不在一起的店员，纵在营业时间以外，也不准跑出去。假使有人时常跑出去，那叫做“脚须散”，等于“不守规矩”。老板之所以限制店员出去，是因为店员如果一直留在店内，可以照料店事，同时如果店员们时常跑出去玩，说不定会养成他们挥霍的习惯，弄得舞弊卷逃，这种惯例，在很多行业内施行得很严格，有些行业比较好些，但初级店员与学徒不准出去，则几乎是一律的。
于是店员们的视域与思想，不得不因生活范围而狭小起来，他们终日所见、所做，不外是这一种货物与那一种货物，这一个行市与那一个行市，除此以外，读些“秋水轩尺牍书算大全”等等已算是勤奋之至了。空闲时做文艺鉴赏，则不外乎《三国志》《西游记》《七侠五义》等等之类的东西。他们很缺少世界眼光，其中落后的一部分，则只要自己生活过得去，民族与国家的命运，他们也不加关心。当然，旧式店员们这一种特别狭小的生活与思想的小圈子，部分的被决定于商业资本本身的封建性质；自从经过了“一·二八”战争与“八一三”战争惨痛的教训，大部分店员已异常关切国家的命运，特别是这两年来的抗战，所予他们思想上的影响尤为大。
由于旧式商店的零细与分散，店员们不如大产业职员之能在生产中受到合理化的技术训练，他们的群集生活的习惯，也随而没有很好养成的机会。他们一般的文化娱乐生活并不充足，旧历新年假期，看戏，赌钱是普通的娱乐，平常有机会跑出店门时所有的娱乐也不外这些。其中如跑街之类，开旅馆，玩女人的也不少，至于集团的正当的文化娱乐生活，极端缺乏，体育生活则几乎没有。这就影响他们缺乏团结起来，为改良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努力。1927年3月以后，大部分行业的店员曾有工会的组织，也曾经得到生活改善的部分的胜利。几个月以后，这些工会名存实亡，再到后来，索性连仅存的名义都取消了。自此以后，长长的十几个年头中，旧式的店员没有任何的职工组织。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上海抗敌后援会曾有组织各业员工战时服务团的计划，规定各业同业工会为一总单位，以主席为服务团的首长，各店铺为一基本单位，以经理为首长，把全体店员都组织在战时服务团之中。但计划还未实现，国军即已西撒，两年以来，旧式店员参加到各种业余团体中的为数很多，也已有个别行业，组织起自己的文化娱乐团体来。抗战的火焰，民族革命的锻炼，生活上的煎逼，已经使旧式店员们从商品与算盘，转移眼光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经使他们从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走向团结与组织的道路了。
不能否认，旧式商店职员们是零细与分碎，保守与落后，但在上海职员中他们所占的比例是如此的大，就使他们不得不成为职员救亡运动的中坚力量，因为如果旧式店员站在职员救亡运动之外，职员运动就不得不成为残缺不全，充其量只有一半作用的东西了。
因为外商企业大部分称做洋行，所以外商企业职员，习惯上称做“洋行员”。
上海的外商企业，以他们所属国籍来分，可以分做英、美、德、法、日等几个国家，其中英商企业势力最大，美日两国次之，法商企业限于法租界一隅。德商企业限于进出口贸易，工业投资极少。总说起来，外商企业通行文字为英语，法语、日语次之，德国的企业一般的也通行英语，所以德语范围很狭隘，至于少数其他国籍的商行，势力很微，一般讲，并不占重要地位。
外商企业以他们的营业性质来分，可以分做进出口商行，一般工业品制造（烟草、棉纺织等），交通事业（轮船公司），市政公用事业（如电车，公共汽车，电力，自来水，瓦斯等），金融机关（银行、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等等，范围很多很广。其中范围大的外商企业，兼带做多种营业的很多，如英商信和洋行，有各种进出口贸易、轮船业、纱厂、毛纺织厂等即是。而因为外商企业的资本非常雄厚，营业范围很多，每一企业雇佣的职员数量也很多。如上述。冶和洋行全部职工，当在万人以上，除去工人、职员的数目，至少也有一二千人，至于雇佣三四十个职员的进出口洋行，一般已是小洋行了。
外商企业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与他们特别用于殖民地经营的巧妙办法，因之，中国职员的薪金一般的比较旧式商店要高些，但除固定薪金以外，没有什么分红之类的额外报酬。同时企业内管理十个初级职员的高级职员大都用洋人而不用中国职员，洋人的薪水都用外币（金镑美金等）计算，折合国币后，比较中国职员的薪水要高出四五倍，多至十几倍。外国职员地位既高、薪水又大，日常享用，中国职员是望尘莫及。而公事上对于中国职员的颐指气使，实足显出洋大人的威风。这样一种管理方法，使中国职员一方感到洋行员的生活比华商机关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做事情；另一方面，高的职员既多用外国人，这使中国职员永久处于被指挥的地位，技术的掌握都在外国人手里，来防止他们这些企业的“大阿到持”。自然，这种情形，不仅在上海、在香港、印度、东北都是完全一样的。
为了外商企业通用英语、法语、日语，中国职员应该学习一些外国语言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职员，所以外国人在上海设有特别的教育洋行员的教育机关，公共租界工部局办的格致公学，聂中函公学，华童公学与若干私立的学校，如圣芳济学校，一些什么英语，专修学校等等，都是训练洋行员的机关，某些教会学校也尽了这些使命。法租界有许多法商的企业与工部局巡捕房等机关，需要通法语的洋行员，于是有了一所中法学校与震旦大学。所有这些学校，除了教会学生以英语法语与一些不能算做专门技术的专门技术，如打字会话等以外，其他关于中文的教材料便尽量采用四书五经等东西。凡关于近代我国民族运动的材料都尽量避免，上海的洋行员，多数就是经过这些学校特别训练出来的。
上面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洋行员，他们的出身，与所以会去受那些特别训练的机缘，也表示出中国社会的某些特征。一般的说，洋行员中年轻的一代，他们的亲属中，总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洋行员，或者是外国人的仆人、马夫、阿妈之类的长辈。他们上一代的亲属曾经给外国人做过事情，于是，或者是外国人“眷念”他们的功绩，给他们的子弟以上进的机会，把他们送进洋行或者送进训练洋行员的机关。有时是他们上一代的亲属为子弟谋出路，于是特别把他们训练成为一个洋行员。所有外商企业，并且采用了与旧式商店同样的选拔职员的方法，他们大批吸收会讲几句英语的、家庭非常清寒的年轻人，做类似仆人的练习生适当的洋行员训练，但做了几年以后，就提拔他们做职员。这样初级职员的薪金都极其低，做了七八年事的职员，薪金才不过三四十元。大规模的洋行，分工很精密，初级职员的职务，不过是些机械的工作。高级职员即多数是外国人，中国职员自是无须很好的技术训练，升仆人为职员，在外国人看来既不会降低办事的效率，又可以节省经费，还可以使职员十分感谢外国人提拔的恩典，不应说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方法吗？
经过上述各种训练之后的上海洋行员，便形成了若干共同的特点：第一，他们都懂得外国语，他们在大产业中做职员，但他们不能掌握职业上的技术。他们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创造出来的办公室中的劳工，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又阻止他们学习资本主义中一切优良的科学方法；第二，因而他们的文化水平一般的都不高，他们虽然懂得外国语，但是他们绝不会利用这工具去学习，甚至外人特别办的他们自己的机关报与杂志，如字林西报与商业与金融（Finance and Corn eice）也不会读。他们一般的对于国际贸易、金融、产业等等，都没有什么了解；第三，他们自己对于外国人有些愤怒，但生活上对于外国人的依赖性很强，民族革命的意识不很高；第四，因为几十年来外商企业在华始终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且因为国际资本强力的支持，企业的倒闭破产，很少听到，形成他们自己职业地位相对的稳固，因此幻想他们的职业，可以10年20年的做下去，于是进取心比较少。要是说有进取心吧，只有在他们刚进洋行的时候，拼命再念些英文，上海人对于洋行员有一个很带侮辱性的称呼“洋行小鬼”，实在是指以上各种特点而言的。
三
洋行员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呢？一般的，他们都在自己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因而带了另一种对于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不大关心。但因他们与外国人生活享受不均的强烈对比，他们大部分收入很低，家庭负担很重，于是这个月的收入，上个月已经花完。每到发薪这一天，买东西所赊的账，零星的借款一还，薪水已经完了，下个月开始，重新再借债过日子，至于收入比较高的人们，开房间、打麻雀、跳舞，也是今天不管明天，于是据说借印度人“印子钱”（极厉害的高利贷）的洋行员为数并不很少。
洋行员的业余生活中，群集生活也占相当的地位，若干大洋行中，职员人数较多的，常常有些体育的组织，打球队之类，但规模较大的文化娱乐组织的一般较少，应说洋行员的群集生活，比较旧式商店职员要多些，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也大些。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比较固定，也比较短的缘故。
洋行员生活上的以上特点，在经过了二次上海战争以后，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八一三”抗战一起，虹口、杨树浦、闸北、南市各地居室被毁，财产损失的很多，而三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各国在华贸易与投资的大量损失，所给他们失业的威胁也是百年来历史所无，深刻的民族觉醒与严重的生活威胁，已使洋行员不得不卷入抗战救亡的旋涡中去，这是洋行员阶层中新的现象。
严格的讲，职员运动在洋行员方面的发展，也已经有了相当时期的历史，1928—1927年，几次大罢工的时候，上海个别洋行的职员曾参加了这一罢工运动，1932年“一·二八”左右，上海洋行员曾有洋行员抗日会的组织，“八一三”组织以后，上海各外商企业的职员参加募捐救济，救护的为数很多，到了现在，十余年来民族革命运动的传说，相当深入于洋行员这一阶层，自觉的起来进行救亡的职员运动已经成为普遍，并且已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组织了。
由于我国半殖民地的特征，外商企业及其雇佣的职员为数极少。特别上海是英美各国殖民地经营的中心，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又在武装占领了江浙各地以后，对于上海及其附近的“开发”会特别加强起来，这就使职员运动中洋行员所负的责任特别重大，应该说洋行员本身具备着大产业中锻炼出来的具体观念，他们不是零细分散的一群，他们特别有可以组织起来的一切前提与条件的。
在外商企业机关中，特别值得提一下的，是日商机关职员。一般说来，日本在沪的经济势力，不如英美商那样的根深蒂固。战前日本在沪经济机关，势力特别大的是纱厂，其次是进出口贸易，其他还有航运业与银行，其他如英美商特别占优势的市政工业，地产投资，烟草工业等，日本人没有很大的势力，26年11月国军西撤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纵然用尽方法进行他的“中支经济振兴”设立了华中振兴会社，但由于它脆弱的经济势力与我国工商界的拒不合作，成就还极有限，其中只有没有了的苏浙内河航行，上海国际无线电台等比较还算有些“成就”。日本帝国主义在沪经济势力的脆弱，尤其因为在沪的投资少，因而上海日商企业职员人数，也比较占少数了。
上海日商企业职员人数的稀少，还因为日本在沪经济机关，使用日本的人比例较之英美商人使用英美人的比例大，日本帝国主义又一般说是帝国体系中落后的薄弱的一环，他们对华的经济特别穷极无聊，所以它在上海经济力量虽然较弱，而日本在沪侨民，即在战前，也居外人在沪侨民人数的第一位，于此可见日商机关的中下级职员，也多使用日本人而少用中国人，估计起来上海日商机关职员，总数不会超过一万人。
这不到1万的日商机关职员，又可以分做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抗战以前已经设立的日商企业职员；另一部分是战事发生后日本所夺取的我国民族工业的职员。前一部分在战事发生以后，许多英勇的牺牲职员，拒绝为日本人工作；其中也有很少的一部分落后的人们，在国军西撤以后，到战区内跟了日本人去发横财。日本在沪的华人间谍，就有许多由这类人充当。至于我国在沪的民族企业，被日本人用武力接收的，接收时都曾有过英勇的全部撤退的事情，如交通部上海国际电台、上海电报局、上海市银行等，前两个机关日本人在接收时，职员全部退出，以致后来到无法经营的地步，后者因为职员撤退缘故，日本人无法接收。这些被接收的机关，与战后日本人机关新录用的职员，与旧有继续经事的职员，大多数是为了无法维持生活，才不得不勉强为日本人工作。他们受了抗战的血的洗炼，必不免的将成为总反攻时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上海的有力一个力量。
中国的民族资本经济，一般说是从外商企业与商业资本二者中孕育出来的东西，她的历史最多不过四十年，比较大规模的发展，还是从1914年欧战以后才开始的。就在这短短25年之间，民族资本还遭受了不少的挫折，所以纵然在这民族资本集中地的上海，民族资本经济机关的职员，总数还远低于外商企业或旧式商店。
民族经济机关职员，所受的学校教育比较的多。这所谓学校教育是指一般的公立或私立学校，如省立或私立中学等等。大概他们的教育程度，以初中毕业为普通、初中以上毕业的也还不少。自然，其中另一部分从旧式商店转过来的人们，他们的出身与旧式店员无异，不过为数颇少。而需要职员很多的企业，大批招收年轻人当练习生的，练习生的教育程度，有高小毕业也已经很够了。
这一部分职员，比较旧式店员与洋行员，民族观念要深刻些。因为第一，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对于帝国主义有深刻的依赖性，但在许多地方不得不与帝国主义，特别于日本帝国主义有深刻的矛盾，这足以影响与刺激职员们民族革命的情绪；第二，他们中间年轻的一代，曾经亲自在学校内经历或参加近十多年来的反帝群众运动，这些运动当时确曾震撼了他们，所以他们具有比较深刻的民族革命传统。但以上只是比较的说法，应该承认，民族经济机关中的职员，不过在民族观念上比较洋行员与旧店员进步些，他们一般的意识形态，还是完全小资产阶级性的。
关于民族资本经济机关职员们的生活情形，还可以分做下列几个部分来说：
一、民族工厂的职员：民族产业资本的职员估计起来不过二三万人，人数分布于纺织、烟草、橡胶、火柴以及各种小规模工厂制造厂中。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在工厂内工作，与工人很接近。另一部分在管理处工作，做的是普通的事务。大的工厂中，发展得比较早的，新职员的录用，都用招考的制度，招考的资格，练习生须为初中毕业，因而职员的教育程度与出身比较的一律。同时那些工厂内部的管理方法，极端资本主义化的也很多。一部分工厂，录用职员依靠情面的也不少，甚至老板是哪省人，职员就充斥了哪省人，这些地方的管理方法，大率不甚严格。
职员的劳动条件，在管理处的大概每天工作8小时，6小时的也有，在工厂里面做事的，因为工人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每天也要做10小时或12小时的工作，薪水制度各机关不同，有的采取洋行的方法，除固定薪金之外，不另发给分红，有的采取旧式商店分红制度，其中以采用分红制度的为多。
职员的所得连年底所可得的分红在内，有30元一月薪水的，已经算做中级职员，小职员不过一二十元的薪水。自然薪额高低各厂不同。一般说来厂愈大的薪水愈高，厂愈小的薪水愈低。平均数目，大概：练习生10元以下，初级职员20元左右，中级职员30元左右。
上海各华商工厂所处地域距离很遥远，同一行业的厂家又很稀少，因此很少组织行业制的业余团体的，就职工运动的利益讲，同一工厂的职工，应该废除职员与工人的界限，共同组织各厂自己的职工会，才能发挥强大的力量。
二、大商店商行职员：大商店商行职员，是指新式大规模的商品运输公司与大规模的百货公司而言。我国规模极大的商品运输公司，不过华南米业公司等几家，他们在营业上有足以左右市场的能力，但他们所雇职员为数极少。职员人数最多的，应该首推那几家百货公司了。
上海著名的百货公司如永安、先施等公司，每家职员都在600人以上。而且因为百货公司最基本的售货员，无须复杂的劳动技术与文化水平，所以他们的薪水都很低。据说有一家百货公司，全体六七百职员中间，1/4是月薪三四元的练习生，1/2是月薪8元至18元的普通职员，就是说这公司中450个职员，每月薪水不到4500元，3/4的职员，平均薪水每人每月不过10元，可见百货公司职员薪水之低了。
这样低额的薪水，即加上公司所供给的膳宿（部分职员不供宿），每月也不过十一二元至20元。工厂里面，即使是不熟练工人的工资，有时也许比他们高些。旧商店的薪水虽然很低很低，但那里还存在一种封建关系，还存在着一种可以分红的希望，还存在着一种“将来也去开一家小店”的希望，可是在这里是什么希望也没有的，有吗？就是做了一年，加一元半元的薪水而已。
劳动条件，每天工作11至12小时，练习生与初级职员，大都住宿在公司所供给的寄宿舍内。膳食由公司供给，但营养一般不很足够。每天工作完毕后，进补习学校念书的很多，其余时间，因为没钱做正当娱乐，所以闲荡马路的很多。
三、金融机关：金融机关的职员，如银行保险公司等，特别是银行，被大家看做很高贵的职业。拿几个大银行来讲，待遇确也很不坏。如中国银行的初年练习生，每月就有三四十元的薪水，可以与小机关的高级职员相比较。行员的住宿，银行又可以低廉的价格供给，甚至每天办公时间前后，有载客大汽车在银行与宿舍间往来接送，行员连车钱都无须耗费。造成的结果，便是行员们一天到晚的勤劳行务，一部分人则过着糜烂的业余生活，多数打牌，少数玩女人。但是如此优越的待遇，究竟是少数。许多大银行的行址很华丽，设备很舒适，练习生每月仅有七八元的薪水，一般中级行员每月不过五六十元的薪水，到底还占多数。比较起来，银行员较之工厂职员自然更舒适些，这舒适的程度还是有限的。因为银行的当局，比较的注意关于一般金融问题的研究与教育，也还有部分银行员相当注意职业技术的研究。此外，银行职员的一般文化水准，比较他业职员也似乎高。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等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缘故。保险业职员与银行职员大致差不多，但各个人的文化气息低些，商业气息高些。就职工组织来说，1927年上海曾有银行业职工会的组织，很快就取消了。最近数年，银行保险两业职员的业余团体有很大的发展，到现在止，人数均已达到一千以上了。
四
回溯上海职员运动的历史，应该说在1925—1927年时，已经有了先声，那时旧上海的各行业，都组织了职工会，商务印书馆的职员并且与工人携手，英勇的参加了闸北的巷战。许多外商企业的职员，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合作进行罢工运动。但这一时期，上海的职员，一般说来是在浩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间，被号召了参加这一民族革命的，上海职员本身革命的自觉，实在还嫌很薄弱的。
1927年以后，上海职员在饱受了革命运动的锻炼，与不断的参加了自学校进入职员生活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纵然政治上有了一个很长的沉静时期，上海职员中仍逐渐形成了进步的革命的势力，其间予上海职员以最大的政治刺激的则是1930年与1931年的“九一八”，“—·二八”事变，与以后无数日帝国主义侵略与进攻的历史。
“九一八”与“一·二八”两次事变，所予全国民众的刺激是如此的大，以致曾掀起了1927年以后所未有的许多城市中的反日运动。在中国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曾不能不使运动连结于国际主义，所以就是这1931年至1932年的政治生活，使在小资产阶级中拥有多数读者的《生活周刊》，及其后身《新生》《大众生活》《永生》等杂志，把反日斗争联系到国际主义上来，连同后此创刊的《世界知识》与《读书生活》等杂志，把职员的文化政治教育提到较重要的阶段。1933年与1934年全国民众，遭受了政治上最苦闷的时间，就在这时候，申报图书馆，与申报补习学校（后来的量才图书馆，量才补习学校）创办了，它对于职员文化政治教育的提高更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1935年12月，华北学生的两次示威行动，卷起了全国救亡运动空前的高潮，加上过去三四年内文化政治上的基础，使大批的职员，参加了救亡运动。1936年1月，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上海职员第一次有了他自己的大规模综合的政治团体。直到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为止，职业界救国会一直是上海各救亡团体的中心力量。这时候职业界救国会一般说来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与当时一般救亡团体相同，只包含了许多先进的职员，因此范围比较狭窄。第二，它在成分上并不全部是职员，还有许多工人在内，因此可以说这时期的职业界救国会，是工人与职员的综合救亡团体。之所以这时候没有工人阶级的救亡团体，除了当时许多政治上与技术上原因之外，工人阶级与工商界的矛盾比较尖锐，也曾相当阻碍它的成立。
“八一三”抗战以后，上海各独立的职员救亡团体，曾联合组织了“职业界救亡协会”，当时曾发行《救亡周刊》一种。国军西撤以后，公开的救亡工作不得不停顿起来，但职员们自己努力于展开自己的阵地，与工商界合作以进行种种直接间接的抗战工作，自然没有停顿过一天的。
我们假如研究一下过去十几年职员运动的历史，应该指出，1927年时代的职员运动，实在是当时整个职工运动的一部分。自1937年起，职员运动是在民族革命的高潮中兴起的。它曾经对于抗战尽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锻炼了职员自己。可是在整个这一时期，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做自己主要任务之一，这就使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参加抗战工作，运动本身因而非常狭隘，最近两年，职员运动比较的已特别注意于改善职员的业余生活，因而得到了较大的成就，这一经验，是应该善于运用与善于发挥的。
更应该指出，带有民族革命传统的职员运动，它仍旧不得不是职工运动的一部分。这不仅因为目前整个职工运动都服从于“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也因为职员中间很大的一部分（华商与洋商的工厂职员）只有在与工人们共同行动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更因为整个职员层与工人阶级同样是雇佣劳动者，他们与工人阶级在利益上、在组织上是不能分离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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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职业生活》1939年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