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局势的最近发展，已大致形成下列几个趋向：
第一个趋向是由美国所发动的对于中日战争的调停，已经失败，因而美国式的和平至少在暂时不能形成，由美国所发动的对于中日战争的调停，它的公开化始于美国国务院对于9月27日王宠惠外长谈话的反响，它发展的最高点是10月下旬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氏在东京的演说。这个调停的发动，在美国方面虽未有正式的建议而只表示了姿态，但现在已经得到日本的答复。11月1日，日本兴亚院会议议决，收拾中国时局应尊重中国之独立自由，故“新中央政府”，以“自立”为原则。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新中央政府”之建立，不惜在各方面加以援助云云。兴亚院会议的决议，已经11月4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于是“新中央政府”在本年内即将成立。这一事实，已很明显的表示出：日本对于美国调停的答复是，日本只要“新政权”式的“和平”，不要美国所调停的和平。
第二个趋向是日本已借建立中的“新政权”为工具，开始进行美日英日谈判，借以造成美日英日的妥协。11月4日，日本外相野村与格鲁大使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两方意见虽然不一致，但发表的公报则是“会议包括全般关系，在互助空气中进行”。美国与日本在目前情况下开始谈判，以及第一次谈判在互助空气下进行，证明了美日妥协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向来的估计，认为美国远东政策以九国公约为原则，与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不能相容因而在远东的美日妥协不能成就，反而会造成美日矛盾之日益尖锐。但是自从美国修改了中立法以后，在事实上美国已经参加了欧洲英法集团的对德战争，因此他在远东的动作，不得不受欧洲局势的牵掣。换句话说，美国的远东政策会日益英国化，会日益软弱，因此日美矛盾虽不会解消，但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不会像我们以前预想的强硬。日本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在“新政权”这个傀儡上面加上“自主权”的装饰品，以之作为工具，同时向美英进行谈判，甚至不惜以开放长江与珠江来换取英美的对日妥协。这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一向看作主持正义的美国，现在可能走向与日本妥协的道路。我们一向看做神圣原则的九国公约，现在可能由美国方面自动来加以改变，改变到接近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原则。
但是美日矛盾纵有欧洲局势的影响，以及日本准备更多让步的新条件，要希望在最近的谈判中得到彻底的解决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在太平洋上英美日帝国主义的争霸战中英美日三方谁也不愿彻底的让步，因而矛盾无法解消，甚至一时的缓和也还很困难。
第三个趋向是苏日关系经过一度缓和而没有缓和下来，以后的局势还将使苏日关系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诺蒙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苏日交换俘虏的谈判停顿了，苏“满”边界又起冲突了，但莫洛托夫的演说又提到了日苏关系的缓和问题。莫洛托夫的演说发表以后，日本方面的反响是，欢迎莫洛托夫的和缓苏日关系的演说，但希望苏联完全停止对华援助。一句话说，在苏日关系中的关键是：日本畏惧苏联，愿意与苏联调整关系，苏联为了国际外交形势，不愿苏日关系过度紧张，以致驱使日本与英美在远东造成全面的妥协。但苏日关系的全面接近，无异于苏联承认日本对华的侵略。因此，苏日关系表面上缓和，实际上因为苏联的对华援助正在日益增加而且还会日益增加。因此苏日关系在内面是很紧张的。苏联决不希望与日本造成全面的妥协，日本则利用暂时的妥协以减轻苏联所加于她正面的压力，并借此为与英美谈判的资本。因此苏日关系暂时在不确定之中，以后也将继续不确定下去。
远东局势的以上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第一个影响是，由于英美之可能与日本在中日问题上妥协下来，必不可免使中国的妥协派抬头。这回的妥协派可说是新妥协派。老妥协派奉日本为主人，新妥协派奉英美特别是美国为主人，我们认为，假如美国能够坚守九国公约原则，坚持在日本完全退出华南华中华北与东北以后再谈判和平，那么与美国外交的步调一致起来主张这种完全胜利的和平，全国人民没有反对的理由。但如接受美国修正了的，走了样的门户开放原则，在英美分赃以后跟了美国去求得和平，它还是中途妥协，还是自取灭亡之道的中途妥协，这种新妥协派，也将受全国人民的反对。自然，依据目前的形势来说，日本已经抬出了“新政权”，经过日本内阁议决以后，“新政权”虽未建立，也已可视为存在。“新政权”的建立，对于新妥协派是一个打击。因为在建立新政权以后，英美的对日协调要困难些，英美调停中日战争的主张失去了凭借，而“新政权”之僭窃名位，也使妥协更少希望，但是这样的警戒是不得不有的。
反对新妥协派，坚持抗战，自然同时是反对英美在分赃目标下对于战事的调停。但是，只要中国抗战坚持下去，英美与日分赃不能成功，英美对日矛盾必继续存在。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必须善于利用，所以我们在反对英美调停战争中间仍要继续争取英美对华的同情援助。目前的远东局势是如此变化多端，我们要在坚持抗战的原则之下，善用一切利于抗战的因素与力量。
第二个影响是，日本所建立的“新政权”已被赋予“自主”权，这表示日本对华的政治进攻又进入一个新阶段。据目前日本报纸杂志的反映，日本准备给予“新政府”以兵财二权，准备以其他更良好的条件给“新政权”，以此为武器来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实现其以华制华的毒计。这个政治分化的毒计能够收到多少效果，要看“自主”权的大小而定。如果自主权很大，分化的作用自也增大。可是，日本所以必须利用新政权以统治沦陷区域是由于她力量的薄弱，就是她薄弱的力量，又使她不敢赋予“新政权”以过多的自主权。《大贩每日新闻》记者田知花信量，一个著名的侵华急先锋新闻记者，代替日本军部声说了以下的主张：
“彼等（新政权人物）常抱和平应为平等的和平之观念。按和平本可为平等的和平，但决不能忘战争之结果，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已失去其生存力量之半。故若以为中国民族可以自力更生，实为中国自身无自省之错觉……中国及中国民众应切记，惟有日本保持其领导权，新中国方得更生……”（10月25日《大阪每日新闻》，田知花信量：《事变处理与中国中央政权》）
田知花氏这个坦直的声说，我以为是确实反映了日本统治者群的意见的，所有其他一切慷慨的赋于自主权的诺言，不过是“新政权”这个坤角上台时，别有用心的看客们的捧场喝彩而已。“新政权”名义上保有自主权，而实质上没有自主权，将使日本分化中国抗战力量的政治阴谋无法收到很大的效果。但是这到底是一个政治进攻的新阶段，而且到底会产生某些用处的。因此，在新局势下的坚持抗战国策，又必须与坚持进步这个政策联系起来。惟有坚持进步，才能完全消灭日本政治分化中国的阴谋，才能保持全国民众的团结统一，才能抗战到底。反之，若中国政治上并不进步而后退，那么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也就没有保证了。
总之，在新环境下的中国抗战，必须以反对任何妥协，与坚持进步为它的基本政策。必坚持抗战与坚持进步，才能达到抗战胜利的目的。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以后，抗战的前途如何呢？这里的关键有两个：第一是日本的国力能够支持侵华战争到多久，第二是国际环境的演变情形。日本的国力正在耗损中，现在还没到崩溃的程度，最近的将来也还不会崩溃。但是在日本经济情形上，最近已有几个重要的标志，即由于她物资不足，与劳力不足，生产力的扩充程序已被阻滞，生产总指数行将趋向减低。另一方面，日本的财政支出在种种因素之下，还在日益增加，1940—1941年度日本的预算总算至少在140万万日元以上，目前则公债消化已开始停滞，通货膨胀已在走向严重的阶段。因之，日本将在何时崩溃，现在固不可预测，她之已走向崩溃的道路则是确定的，中国抗战的胜利，基本上将建筑于日本崩溃之上。可是，日本的崩溃与中国的增强，会决定中国的胜利，但不会决定中国胜利的性质。决定中国胜利的性质是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我在《阿部内阁与远东局势》（本刊第一卷第二十期）一文内说：
“最近三四年来，有两种新的力量已在逐渐发展起来，足以根本变更过去的远东局势。中国民族在战争以前与战争开始后，正在逐渐增强她的力量，种种力量已使日本军阀两年来征服中国的事业逐渐幻灭；而苏联在远东的实力的扩大，因德苏不侵犯协定的订立，与第二第三两次五年计划加强远东的建设而日益显得重要。十余年前九国公约签订的时候，这两个因素没有被考虑进去，今天英国所提议的‘公正之和平’与美国所提议的恢复远东门户开放的原则也没有把这两种因素充分考虑进去。然而正是这两种因素之日益成为解决远东问题的关键，将使中日战争不得不依照以下两种方式来解决：或者是独立解放的中华民国，或者是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中日战争将永不会依照英国式的，东京英日谈判所议定的‘东京方式’而结束，也不会纯粹以美国式的门户开放的远东均势的恢复而结束。我想，中国抗战胜利的性质，大概就如上方所指出那种胜利：中国将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也不将再是英美两国的势力范围，而将获得到达完全独立解放的中华民族的那种胜利。因为今天远东国际形势的演变是日本在崩溃下去，英美两国在对欧战争中将日趋衰弱，而中国在增强中，苏联也在增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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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抗战时期写的时评，发表在上海职业界《职业生活》报上，具体日期待考。抄件由顾准解放前地下党战友谢胥甫同志生前提供，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