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向左有炮弹坑！
——布洛赫
历史，半是传说，半是史实。
——丁尼生
历史中有很多遥远的传闻，当它们随风飘临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加思考就相信了它们，要不就是不加思考就拒绝相信它们。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传闻的特点是口耳相传，很直接，很原始，往往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笔记本上的珍贵资料。问题在于，我们可不能完全不加核实和分析就相信了它们。
法国历史学家布洛赫在参加夜行军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从行军队伍的前头传下来的一句话是“注意，向左有炮弹坑！”而到了队伍最后一个士兵的耳里，这句话变成了“向左”，于是他就向左走，结果掉进了弹坑。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例子，它启发我们思考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口语叙述资料有多少是被误传和误用的。同时，它也提醒我们不要迷信“现场”。我们有时容易相信来自“现场”的信息，以为那总是第一手的，最原始的，因而最可信。但现在我们明白，即使是在一支小小的队伍中的即时传递，也会出现这种重大的偏差。
人在现场之中有时反而会不知道实际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真正参加过战斗的人恐怕会有一种经验，那就是你对战斗是否已经结束和这一仗到底谁赢了，可能都茫然不知。现场往往是一阵混乱的旋涡，一片弥漫的烟幕，人掉进其中时头脑往往也是一片混乱或一片空白，这时候从现场传出来的口头传闻往往是五花八门的。这足以破除我们对于“现场”和“目击者”的迷信。
然而，在古希腊，目击者的证词曾被认为可以作为推论事情真相的依据。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斯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运用目击者证词的。应该说，不管这些目击者的证词是否很可靠，它们本身就是希腊古史的珍贵史料——起码说明了在当时曾有这样一种传闻。
现场总是最混乱的地方
与炮弹坑的例子不同的是，在历史事件中有时还有另一种传闻在起作用，那就是谣言的传播。这些谣言的起因并非都是有意的恶作剧或别有用心的阴谋，有时是由于错觉、猎奇心理和新闻传播心理等集体意识在作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前线战壕中不断形成和传播着各种谣言。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发现它与各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和新闻检查制度的设立有很大的关系。前线的士兵们普遍认为，政府总是在有意隐瞒真实的消息，因此，在政府控制下的报纸和政府公告上的东西是根本不可以相信的。他们宁愿相信从传令兵、炊事兵的嘴里传出来的小道消息，正如在政治高压、新闻封锁的社会中，人们宁愿相信那些关于某个领导人的健康状况、某个阶层的腐化堕落、某次会议的内幕传闻等小道消息一样。
在这里还必须看到在历史事件中政府对于“谣言”所采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反击任何谣言、诬蔑的最有力的方法是彻底公开全部真相、全部言论，让公众获得分析、思考和发表个人见解的最基本平台，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避免一切断章取义、隐瞒更多的真相、掩盖不利于自己的事实等嫌疑。否则，即便说了真话也无人相信。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政府没有勇气在造谣者面前公开全部真相、全部言论，如果政府没有勇气让媒体自由地发表一切观点，实际上就成了造谣者的帮凶——他们不正是依赖政府不敢或不及时发布真实的信息才获得发布谣言的可能的吗？对于历史事件进程中的这种“谣言”与“反谣言”的情况，历史学家尤其需要以现在所能知道的各种材料予以澄清。
在当代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依据口头叙述的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日益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重视，因而发展出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口述史。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史能对历史的情景、事件发生的过程作更为生动、细致的描述，而且比文字史料能更多地反映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因此，他们大都比较有兴趣研究劳工阶层和普通城市居民的历史状况。比如，英国有一些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就创办了一种名叫“口述史”的刊物，研究历史上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家庭生活等问题。
进行口述史研究的努力是可贵的、有重大意义的。的确，我们在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的史料中很难全面、深入地听到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的声音，就如我们每天都打开厚达几十版的报纸却仍然可能无法了解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一样。通过口头叙述、回忆，我们有可能掌握许多通过文字的渠道难以获得的珍贵史料。
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当统治者对某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十分敏感，很不希望人们议论、记忆、研究它们的时候，一切有关这些事件的文字材料都会被严加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正义感和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或某些有心人就会深入到当事人中间，采访他们，记录下他们对事件的回忆、评述，这对于日后的历史研究将是无比珍贵的史料。又比如，许多历尽沧桑的老人对往事的回忆，也是珍贵的口述史料。
口述史的发展固然为史学研究增添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但它本身也如历史上的传言一样，需要经过严谨的考证、分析才能被作为有价值的历史史料而采用于历史著述之中。比如，口述者的回忆可能是不准确的，也可能因受到采访者的提问所引导、暗示而有违真实。
总之，历史学家对于从队伍前面传下来的声音一定要细心分辨，否则就会掉进弹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