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自行任命为救生艇艇长的罗杰说，“这艘船上有12个人，这很理想，因为这艘船可以容纳20人。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可以支撑到有人来救我们，等待救援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24小时。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放心地吃掉多余的巧克力饼干，每个人都可以喝一口朗姆酒。有异议吗？”
“安心享用多余的饼干没问题，”梅兹先生说，“但我们的当务之急难道不是把船划过去，把那个快淹死的可怜的女人救上来吗？她向我们呼救已经有半小时了。”有些人低头看着船身，面露尴尬，其他人则摇头表示异议。
“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罗杰说，“她淹死不是我们的错，如果救她上来，我们就不能享用多余的饼干。为什么我们要破坏这里舒适的现状呢？”船上的人都咕哝着表示同意。
“因为我们可以救她，如果不救，她就会死。这个理由不够吗？”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罗杰回答，“就算她死了，也不是我们杀了她。有人要消化饼吗？”
资料来源：《救生艇地球》，奥诺拉·奥尼尔著，出自《全球性饥饿与道德义务》，W·艾肯与H·拉·富莱特编，Prentice-Hall出版社，1977。
救生艇的比喻相当容易理解。救生艇就是富裕的西方国家，溺水的妇女就是发展中国家因营养不良和可预防疾病而濒死的人。从这一点来看，发达国家的态度就跟罗杰一样冷漠。他们有能满足所有人的食物与药品，但宁可独享奢侈品，任由他人死亡，也不愿把“多余的饼干”分出去救别人。如果救生艇上的人很不道德，那发达国家也一样。
在另一个类比中，这种不道德更加突显。救生艇代表整个地球，有些人拒绝将食物分配给其他已经在船上的人。如果不努力救另一个人上船是残酷的，那么拒绝将食物分配给已经救上船的人则更加残酷。
这种画面极具冲击力，传达了令人震撼的信息。但这种类比能否成立？有些人也许会说救生艇的场景忽略了财产权的重要性。放置在救生艇上的物品是为有需求的人准备的，没有人能主张自己比别人更有资格拥有这些物品。因此，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只有根据需求平均分配才是公平的，除非你能证明其他做法也能实现公平。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食物与其他物品并非单纯地放在某处等待分配。财富是创造出来的，是赚来的。所以若我拒绝将多余的东西分给他人，我并非是不公平地窃取他人的东西，而只是保留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物品。
不过，即便修改类比来反映这一点，显然不道德依然没有消失。让我们想象救生艇上的食物与补给品属于船上的人，但尽管如此，一旦到了船上发现有溺水的妇女需要帮助，难道我们能说：“让她死吧，这些饼干是我的！”只要船上仍有充裕的食物分给这名妇女，为了让她免于死亡，我们都应该将自己拥有的食物分给她。
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应拿出国内生产总值的0.7%作为海外援助，但很少有国家做到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捐出1/%的收入帮助穷人几乎不会对他们生活品质产生任何影响。救生艇的类比显示，帮助穷人并不会让我们成为好人，但如果不帮，我们可就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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