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如果一个人有点小钱，他可能去买醉。生活中艰难的部分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温暖。然后不再有孤独，因为他可以在脑海中想象朋友的存在，也能够发现自己的敌人并消灭他们……他喜欢一直这样醉着。谁说这样不好呢？谁敢说这样不好呢？牧师？他们也有自己的沉醉类型。瘦弱无趣的女人？她们太不幸了，不会理解这些东西的。改革者？他们生活得不够深入，也无法体会。不，星星是那样近，那样亲切，我与世界结成了兄弟。一切都是神圣的，一切，包括我。
——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行善者的近代史，至少在西方，是与酒精史分不开的。在过去的很多世纪中，圣者与性断绝了关系：性是人们常会沉溺其间的快乐，意味着失去自制力，这种断绝显示出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贞洁是一条更高的、神圣的路，为侍奉圣者而保持着力量和纯洁。但贞洁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它看上去更像一种病态而不是一种美德。随着时间的推移，贞洁的美德被替换为节制。放弃酒精对现代行善者而言是一种禁欲主义，饮酒和性一样，是一种人们常会沉溺其中的快乐，意味着失去自制力，断绝酒精与性显示出他们和其他人的不同。
喝酒和喝醉，都是为了好交情而有意降低自己。你一时放任自己沉湎于生活和命运，允许自己变得更愚蠢，没那么独特。你的界限变得模糊，你打开自我，感觉与周围的人连接了起来。你甩开道德上的顾忌，并怀疑就是这些顾忌阻断了这种连接的感觉。你对你的同胞感受到更多的同情，但与此同时，因为你醉了，你也让自己陷于爱莫能助的境地。所以，喝酒就相当于在说，我是有罪的，我选择不去帮助。
在美国，禁酒令——短暂而注定失败的禁止酒精生产与销售的尝试——看起来像是关于道德界限的具有象征性的一课。禁酒令失败以后，你能指望的唯有这些美国人自己意识到这点。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人的快乐，但试图把整个国家朝圣洁的方向推得太远可能会适得其反，将它的公民变成不尊重法律的愤世嫉俗的伪君子。试图把一种过分的美德强加到一个民族身上只会得到更坏的结果，让罪恶在地下秘密滋长。禁酒令是一个里程碑，然而酒精对行善者还有另一个更持久的影响，这一影响是与禁酒令大约同时模糊地出现，而后成长，被压抑、扭曲了几十年，才逐渐清晰起来的。
当禁酒令在美国产生效果的时候，一个美国路德派传教士在英国创办了一个基督教团体，后来被称为牛津小组。它为成员设置了很高的道德标准，他们得努力去达到所谓的“四个绝对”：绝对真理，绝对无私，绝对纯洁，绝对的爱。这个小组信任严格的自我审查，给他人造成伤害要予以赔偿，并相互帮助，在道德的道路上保持前进。他们相信应该将生命交给上帝，并相信醉酒是一种罪过。
一九三四年深秋，做过投资顾问如今整日酗酒的比尔·威尔逊被一个曾经酗酒的朋友介绍进了牛津小组的纽约分部，他的朋友相信这个团体能帮他摆脱酒精。威尔逊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和死不悔改的老烟枪，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去参加了一次聚会（醉着）。几天以后，他在一家医院看到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宗教幻象，就再也不喝酒了。次年，威尔逊与另一个酗酒者鲍勃博士创办了后来被称为“匿名戒酒者”的协会，在制定新协会的策略时采取了牛津小组的一些思路：自我审查，做出赔偿，把生命交给更高的力量，通过帮助其他酒鬼来保持自己的清醒。
但是，在从牛津小组向匿名戒酒者协会转变的过程中，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匿名戒酒者协会的成长与其前身有很大的不同，并且催生了一个更加不同的针对嗜酒者家庭的姐妹组织——戒酒者家庭互助会。首先，匿名戒酒者协会把本是一种罪恶的醉酒重塑为一种疾病。若干年后，戒酒者家庭互助会把本被认为是善行的事情——努力让一个酒鬼停止饮酒——看作是相同疾病的一个症状。这两者都是相当激进的创新，但后者有着更深远的道德上的影响。毕竟，不论酗酒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罪恶，两种定位都是不受欢迎的——无论把酗酒说成什么，它都是糟糕和有害的，没有它世界会更好。但如果某些类型的帮助——尤其是酗酒者配偶那纠结的、磨人的与投入的帮助——也被认为是疾病的一种表现，是某种应当被治愈的东西，这会让道德行为的领域显示出惊人的不同。
比尔·威尔逊的妻子路易斯是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共同创始人。当路易斯第一次遇到比尔时，比尔滴酒不沾——当时他的父亲酗酒，他很害怕自己走上同样的道路。他们结婚后不久，他开始少量地喝点，后来越喝越多，但路易斯并不为此担心。比尔爱她，而她富有魅力，她确信自己可以让他停下来。作为一个年轻女孩，路易斯做着可以将坏人变成好人的白日梦。她曾经有这样的幻想，当她抓住一个正在把她的家当装入布袋的窃贼，她不会生气，而是会温柔地同他讲道理，她闪烁着光辉的道德魅力，最终激发出他想要成为好人的欲望，把她的家当放了回去。
比尔从法学院毕了业，但因为酗酒未去领取毕业证。路易斯有过三次宫外孕，但比尔总是醉醺醺的，没能去医院看望她。因为他嗜酒，他们最后只得去领养孩子。比尔下决心要成为一名投资分析师，因此去全国各地出差对公司进行评估。他们没什么钱，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他们骑摩托车、住帐篷旅行。这期间，路易斯可谓忠实可靠。她通过工作来补贴家用，当比尔想继续上路时，她便毫无怨言地辞去工作，离开住所。当比尔没能去医院看她时，她感到内疚，因为她怀疑是自己怀孕失败导致他去喝酒。她试图去帮助他，当她失败时，她想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是我责备他喝酒了吗？”她想，“他有一次告诉我，他小时候曾收到过一把小斧子作为圣诞礼物，然后立即在他的橡胶玩偶苏西身上试了试。那之后，每次他瞥见玩具盒，看见玩偶的头部被一根绳固定着时，都会流泪说道：‘可怜的苏西！我差点砍掉了她的头。’他后来有时管我叫苏西，我很想知道他这是把我放在了一个怎样的位置。他是基于某些微妙的原因在潜意识里对我有所怨恨吗？又或许原因在于我明显做错了什么事？这令人迷惑和困扰，于是我努力不让自己泄气，把注意力集中在我正在做的工作上。”她的工作是阻止比尔喝酒，而她的武器是爱。
当比尔清醒的时候，路易斯起初是很开心的。但是他立即就变得和醉酒时一样，只是换了一种沉迷的对象，他沉迷于清醒——他总是安排聚会，参加聚会，和其他酗酒者谈话。他几乎不再花时间单独和路易斯在一起。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承认，自己并不像应该的那样幸福。当某天他对她说，她得快点，否则聚会就要迟到了，她将自己的鞋子朝他扔了过去，并喊道：“去死吧你的聚会！”他吃了一惊，但是她比他还要吃惊。就是在那个时候，当她试着理解到底是什么让自己这样生气时，她才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比尔酗酒的这些年，当她认为自己不幸福的时候，她也曾经感到高兴过。她觉得他需要她：她是负责的那个，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而他是坏的、弱的一方，一切都得依赖她。要是比尔是清醒和独立的，她就丧失了目标，因而怨恨上帝和酗酒者们在她所不能及的地方给了他帮助。她看到自己不仅没有治愈他，反而要不是她，他或许早就痊愈了。她通过试着帮助他改变来阻止他改变自己。她以前没有孩子，所以她对比尔像妈妈一样。过去，酗酒者的罪过在于拒绝控制自己，而现在控制本身看起来就是问题——一方面，酗酒者想象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疾病；另一方面，酗酒者的配偶试图帮他们来控制它。
路易斯下定决心，她需要做比尔清醒时会做的那些事：将自己的缺点列成清单，将自己的人生转交给更高的力量，不再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他人以及她自己。他需要匿名戒酒者协会，而她看到自己也同样需要帮助。她于一九五一年与人合作创办了戒酒者家庭互助会，意在支援不幸福的人以及纠正酗酒者家人的错觉。她断定自以为是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罪恶之一，因为它坚不可摧，将人封闭在自命不凡的盔甲中，远离他人与上帝。
起初，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首要目的是帮助酗酒者的家人以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对酗酒者进行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重点越来越转向家人自己——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缺点，他们精神上的错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家庭成员的行为受到日益加强的详细审查。家庭成员们开始将自己叫作酗酒者同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互相依赖”这个词逐渐流行起来，用以命名他们相信自己正在遭受的疾病。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互相依赖的概念变得比戒酒者家庭互助会更加普及，人们用它来描述任何沉迷于控制他人行为的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某个不可靠且爱空想的伴侣。自从路易斯嫁给比尔且试图拯救他之后，道德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路易斯生于一八九一年，而比尔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他们那代人眼中，无私就是一种美德，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是到匿名戒酒者协会成立时，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弗洛伊德的质疑和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教诲结合在一起，使无私成了被污染的和可疑的东西。
最先以这种坦率的新视角看待来自妻子的帮助的书——非虚构作品（小说总是让人产生怀疑）——是出版于一九八五年的罗宾·诺伍德的《爱得太深的女人》。诺伍德是一位花了数年时间接受成瘾者咨询的治疗师，她吃惊地发现，虽然有些成瘾者来自混乱的家庭，有些不是，但是他们的伴侣却大多来自混乱的家庭。这些伴侣在长大后会无意识地寻找成瘾者或其他类型的怪诞而不可靠的配偶，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他们可以重现并试图掌控他们童年时所受的创伤。在孩提时感觉到不被爱与关怀的经历会促使他们通过照顾有需要的人来填补自己对爱的需要。“我们想要打破符咒，将人们从我们看见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诺伍德写道，“我们把他情感上的无能，他的愤怒、沮丧、残忍、冷漠、暴力、不诚实或成瘾，都看作是他没有得到足够多的爱的表现。我们用爱来与他的缺点、他的失败甚至他的病态相抗衡。我们决定用我们爱的力量拯救他。”
只要忙于照顾那些不让她们省心的男人，这些女人就能够避免面对自我。她们需要感到自己像拯救者一样。她们沉溺于那种感觉，就像他们的伴侣沉溺于酒精或者毒品一样，为了保持这种感觉她们愿意经受苦难。她们指望她们的爱和盲从会让对方产生感激之情，但即使对于能够忍受依赖感的成瘾者而言，这个时间也实在太长了，或早或晚她都会产生怨恨，然后离开。但这些女人会去寻找新的同样糟糕的伴侣。她们关于爱的观念不能离开痛而存在：爱就是痛，痛是激动人心的，痛苦越大，爱越深刻。如果没有痛苦，如果她们的伴侣亲切地对待她们，她们会感到无聊和缺乏情感连接，并跑去找其他人。对她们而言，感觉像爱的东西其实只是受苦而已；感觉像无私的东西其实也只是一种强迫性的对控制的需要。诺伍德总结道，这些女人需要学习的是接纳：按其本来的样子接纳自己、他人和现实，不用帮别人的忙，不用感到负有责任，不需要改变他人。
很多“爱得太深”的女人都是酗酒者家庭的孩子。她们的人格是在早期形成的，为了回应成瘾的父母，她们在成年以后变成了互相依赖的转移性利他主义者。因为酗酒者的孩子生长在成年人不能被依靠的家庭，他们常常感到要靠自己来应对一切。他们总觉得，家庭的不幸是他们的错，他们会努力变成完美的小孩让事情好起来——在学校好好表现，打扫房间，煮饭，尽可能多地照顾他人。当这些小孩长大以后，他们会对自己的不完美感到内疚。由于在孩提时代没有得到很好的爱，他们长大以后会很渴望赞扬和爱，指望他人承认自己。他们感到有责任照顾他人；由于在无法控制自己生活的混乱家庭中长大，他们会渐渐渴望控制自己和周围的人。同时，他们也渐渐习惯了如此极端的、戏剧性的生活与无序状态，平凡的生活会让他们感到空虚和枯燥。他们习惯了残忍的行为，害怕被抛弃，所以他们忍受伴侣可怕的虐待，依然忠诚并发誓无论如何都要拯救对方。
《爱得太深的女人》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但是在一九八六年被另外一本书超越了。这本书卖了五百多万册，并将“互相依赖”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这本书叫《不再互相依赖》，是一位名为梅洛迪·贝蒂的正在康复的酗酒者写的。在康复期间，贝蒂对互相依赖的态度比诺伍德更具敌意。对她而言，互相依赖不仅不值得同情，而且阴险而令人厌恶。她发现互相依赖是敌意的、控制性的和操纵性的。在明尼阿波利斯治疗中心的老板的指导下，她组织了酗酒者妻子的支持小组。她因为蔑视而情绪激动。“在我的小组里，我看见那些感到自己对整个世界负有责任的人拒绝接受引导，过上自己的生活。”她写道，“我看见持续为他人奉献却不知道如何接受的人，我看见奉献到让自己生气、筋疲力尽、一无所有的人……我只看见人们的躯壳，一个接一个不动脑子的行动。我看见开心果、殉道者、禁欲主义者、暴君、摧毁对方的人、依赖对方的人，借用H.萨克勒在他的剧本《被寄予厚望的人》中的句子，他们‘一脸愁容’流露出不幸。”
贝蒂对互相依赖的批判不仅比诺伍德更严厉，也更宽泛。互相依赖不仅针对女人与她们糟糕的丈夫，也针对任何提不被需要的建议、感到要对他人负责、对他人的问题感到遗憾，以及并不真的想帮助他人却感到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我们以爱之名行控制之实。”她写道，“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只是想帮帮他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最知道事情应该怎么办，以及人们应该怎么行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试图提供帮助正是造成牺牲者的原因，因为帮助是不可能的，你做了那么多却没有收到任何感激的回应，最后只会感觉到苦涩。“我们中的一些人由于巨大的负担变得非常疲惫——比如对全人类的责任——以至于我们会跳过与拯救相伴随的同情与关切，直接前进到愤怒。”贝蒂说，“我们一直都在生气，我们对潜在的受害者感到生气和怨恨。一个有需要或有问题的人让我们感到内疚，不得不做一些什么。在一次拯救之后，我们毫不犹豫地将敌意指向了这一令人不适的困境。”你唯一能改变的人是自己，所以你必须让其他人做他们自己，她总结道。她将这本书献给自己。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互相依赖的批判在美国变得非常普遍，与基督学园传道会活动家帕特·斯普林格有关联的某些福音派基督教徒都采纳了这个观点。互相依赖对于基督徒而言是一种特别的风险，斯普林格指出，因为它看起来很像是好的基督徒行为——帮助他人，原谅他们的错误行径；努力变得道德完美；否定自己；害怕罪恶。斯普林格力劝他的跟随者不要发展出救世主情结，要意识到他们并不总是被要求去帮助他人或愉快地去爱。不完美是正常的，生气是正常的，内疚也是正常的，只要它让我们认识到罪恶并请求原谅。问题在于坏的内疚，此时，一个人深刻地感到自己毫无价值，以至于不再相信上帝的恩典。他们说，上帝不是严厉和苛刻，而是爱和肯定。如果一个基督徒发现持有这样的信念是困难的，斯普林格建议，加入一个叫匿名罪人的组织会有帮助。
诺伍德和贝蒂都顺便提到，互相依赖者和“爱得太深”的女人通常都成了“专业援助人士”：社会工作者、治疗师、护士。过度照顾可能会逾越专业人员与病人之间必要的界限，让病人掉入依赖的陷阱而非让他自由。治疗师，就像每个人一样，都会伤害他人，也会被他人伤害，但是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的病人来纠正这些伤害。帮助不仅仅是仁慈，它也可能是修复或者报复。最极端的情况，正如治疗师迈克尔·雅克布斯引用玛丽·谢思尔·德拉姆的话所说的，是“建构性的复仇”：要让伤害过你的那个人感到羞愧，还有什么比温柔地照顾他更好和更残忍有效的方法呢？很多童年时被虐待过的人长大以后要么成了虐待者，要么就努力帮助那些被虐待的人，这些反应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么不同。雅克布斯阴暗地指出，人为了抵抗命运的力量所能做的只有这些。
职业关系引出的问题是复杂的，因为在那个位置上，人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给予帮助，而来访者至少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寻求帮助。与一个野兽般的成瘾者浪漫地结合在一起是一回事，为一个成瘾者做专业咨询是另一回事。当然，如果社工对酗酒者的感知被自己关于酗酒的父亲的回忆所扭曲，那么这一邂逅对双方来说可能都没有什么帮助。但假设他很擅长自己的工作——又怎样呢？有很多人登记注册那种很难但是报酬很低的工作，通常抱着改变他人生活进程的希望，期待他们失去的悠闲和金钱会换回感恩和道德满足。
但是要维持这种希望很难，尤其当帮助很快变得可疑以后。这是他们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之一。一开始，社会工作者通常都确信他们会显著地并且永远地改变一些人的生活。他认为他会改变的不仅是他人的生活，也包括他自己的生活：他会感受到以前从没有得到过的认同感和成就感。这些前景是如此令人陶醉，于是他工作起来可能像一个狂热分子，每天十二或十六个小时，牺牲了其余的一切。“我要去二十五公里以外修补一条鞋带，”有个咨询师描述那些令人兴奋的早期岁月，“为了接传呼机我把我妻子扔下了床。”每件事都是紧急的，他感到自己不断地被需要，他的肾上腺素一路走高，他不能休息，也不能停下来思考。对他而言，似乎如果不尽可能努力工作的话，灾难就会降临。他在工作之外没有生活，即使有，他也没怎么注意。求助者的需要是压倒性和决定性的，而常人——比如他的家庭成员——的需要相比之下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他忽略了这个部分。当人们被枪杀并被扔到了大街上，他怎么能够思考数学作业或者看电影呢？其他的人怎么就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呢？他依然相信他能够改变人：他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
但人是难以改变的。多数人改变起来是缓慢的，如果真的改变了，也只是轻微的。他们并不总是心怀感激，有的反而还会怨恨。一开始，社会工作者可能过度卷入来访者的生活，当来访者失败的时候他也会很痛苦，一是因为他们不开心，二是因为他们的失败也是他的失败。让他成天面对无法修补的灾难性问题是很困难的，不幸和无助感染了他。对他而言，似乎感到幸福和给自己花钱就是背叛了那些他认识的依然痛苦地生活着的人。他自己的不幸看起来似乎是奉献的标志，或许他变得愤怒，谴责体制和社会，是因为自己不能修复的那一部分东西。
他逐渐学会了冷漠。他意识到他需要变得坚韧，长出铠甲。但如果他变得过于冷漠，就根本不再会关心来访者。或许他会变得愤世嫉俗和自我防御，因为他感到他的理想和力量萎缩了。办公室的老员工注意到他热情的减退，欢迎他加入他们的自贬式幽默的阵营。工作结束以后，他撤退到冷漠、笑话和酒精中去。但即使周围有与他同样冷漠的人相伴，情况仍然令人沮丧，他在寻找一个出口。
试着改变一个麻烦缠身的来访者的生活是一回事，试着改变一个村庄或整个国家的生活则是另一件要求更高的事。所以，酗酒者的妻子和咨询师遭受的怀疑蔓延到了国外援助工作者身上并不奇怪。人们本该更早意识到，帮助许多不大了解的外国人比帮助酗酒的丈夫更为复杂，更具潜在的灾难性。但是，丈夫亲近而熟悉，失败立刻就能看出来，而透过厚重的文化失真来觉察失败则更加困难。
针对援助工作者道德错觉的最为人所知的攻击之一，是奥地利牧师和社会批评家伊万·伊里奇在一九六八年对美国年轻人发表的一个演讲，他以一种类似戒酒者家庭互助会的口吻说道：
如果你坚持和穷人一起工作，如果这是你的职业，那么至少到那些能叫你滚蛋的穷人中去工作。让自己去影响一个村庄——你和村民们语言不通，甚至不明白你在做什么或人们怎么看待你的存在——对你是非常不公平的。并且，当你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定义为好的、牺牲和帮助时，这对你是极具破坏性的。为了让你重新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无力以及不能去做你想要做的‘好事’的无奈，我要在这里挑战你。
当一九六八年伊里奇发表这个名为《让好意见鬼去吧》的演讲时，外国援助工作还不是现在的巨人道德工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援助工作者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渐渐意志消沉，并开始分析什么地方错了。
为乐施会工作了整整二十七年的托尼·沃克斯在《自私的利他主义》一书里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通往大马士革之路”的第一个时刻是在大学时期来临的，当时他正四处拜访同学，让他们捐钱给慈善组织。通常人们都很礼貌，但有个没精打采的男孩轻蔑地命令他滚出自己的房间。沃克斯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直到三十年后那一刻仍然历历在目——耀眼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那男孩正慵懒地和一个朋友喝茶。沃克斯并不认为这个没精打采的男孩很粗鲁，相反，他探测到了他头脑中对利他主义的浅薄理解——他，沃克斯，只是一名参加了一场无谓的良心安慰实践的学生——并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他不配得到那些钱。沃克斯发现，只对穷人做一个空洞的姿态是不够的。他必须认真地做慈善，要么就干脆不做。
大学毕业以后，他在乐施会工作，但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他依然感到他和他的同事们在道德上并不合格。由于自私地沉溺于自己的观念和使命感，他们并没有真正看见他们试图帮助的人：他们将那些人视为饥饿或受伤的身体，无辜的受害者，而非为了或美好或险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而奋斗的人。“为了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处境，我们需要清空自己。”他这样写道。
他对在同僚身上看到的自以为是感到失望：他从事援助工作，相信这份工作是自私与自我的解毒剂，但他发现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在急救工作中有许多男性参与，”他写道，“拯救生命这件事，尤其是在交战地带，对男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救灾人员经常谈到，当行动变得困难，尤其是当他们身处危险之中时，肾上腺素会激增。有的人对此有瘾，没有这种激动就百无聊赖。一个非洲女性最近告诉我，在卢旺达屠杀之后，她惊骇地发现西方的援助工作者渴望越来越多的不幸事件来证明他们的英勇无畏。”作为一名援助工作者缓解战争疼痛的冲动与作为一名士兵造成痛苦的冲动，并没有多大不同。对于有某种政治倾向的年轻人来说，援助工作意味着荣誉和赞颂，这曾是人们描述战斗时用的词。
有好几本书与沃克斯的书在大约同一时间出版，多数人关注的并不是他们被污染的人道主义动机，而是他们工作的无效性或害处。作者知道人道主义援助可能只是拖延了冲突，最终并未减少受害者：援助工作者提供的食物可能释放了武器资源，或者直接被人拿到黑市上交易。迈克尔·马伦在他的《地狱之路》一书中描述了食物援助如何摧毁了当地市场以及让农民破产。食物似乎有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农民供应商，他们倾销自己多余的产出，接受比受赠者还要多的税收优惠。多数非政府组织很少调研他们的援助是否真的有用，甚至当他们发现他们事实上是在制造伤害时，有的人似乎也并不介意，他们继续收集政府的合约，捐赠钱物。亚历克斯·德瓦尔在《饥荒罪行》中认为，国际救济NGO组织通过把持饥饿的所有权，解除了政府预防饥荒的责任。这破坏了民众追究政府责任的政治企图，而问责制的匮乏是导致饥荒的首要原因。而且，NGO组织除了宣传和捐赠的市场之外不对任何东西负责——而这个市场似乎并不关注NGO争夺注意力与金钱到底有没有益处。大卫·里夫在他的《过夜的床》一书中认为，人道主义常常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形式，一种控制的新形式，只是名义上对目标人群有利。NGO组织就像殖民主义者一样易于相信，由于他们的目标是善的，他们机构的利益就应该被促进，他们的行为方式不应该受到质疑，他们的结果也不应该受到审查。
里夫认为，总的来说，开发援助是一种失败，不相信这一点的人不是伪善就是自欺。“真相是，任何人幻想还没有破灭都是因为没有听到坏消息。”他写道，“乐观主义真的是唯一合理的道德立场吗？”但是他不能全然谴责援助工作者。“他们是最后的正义者，这些人道主义者，”他总结道，“他们所做的并非微不足道，除非，在悲观主义者看来，所有的努力都是不充分的，所有的荣耀都是短暂的，所有的解决方案对于挑战而言都是不足的，所有的帮助对于需要都是不够的。”
在这一点上里夫并不孤独。同一时间，评论家也指出了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他们多半相信，只要有更充分的理解、更纯粹的动机、更少的意识形态以及更多的经济，总有一天事情会好起来的。什么也不做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无论有多少后殖民主义的傲慢、种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混进了援助工作者帮助受难的外国人的冲动中，比起隔离和顽固的自私似乎都没那么可怕。帮助是复杂的，很容易搞砸——现在更为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去尝试。
三十六年前，里夫的父亲菲利普·里夫出版了《治疗的胜利》，在这本书里，他为“心理人”的到来而惋惜——二十世纪的新普通人不再担心道德，因为他唯一的正统信仰是要过满足和健康的人生。里夫相信，这种可怕局面的出现是力图建立以自由与冲动为基础的信仰的弗洛伊德遗产遭到扭曲的结果。（弗洛伊德自己寄希望于个体欲望与集体规则永久的休战：他相信，没有这种休战，文明是不可能的。）但菲利普·里夫出于悲观没有预见到对无私的批判与一九六六年的情形相比会变得多么复杂和纠缠：道德的戒律会怎样背叛自己，为何无私的人看起来不仅老派、拘束，还空洞、扭曲、报复心重，甚至危险。菲利普·里夫默哀文化精英放弃了他们旧时代的道德责任，不再为大众起示范和引领作用；戴维·里夫则看到，道德的精英依然存在，只不过他们正在制造可怕的伤害。
戴维·里夫在《过夜的床》中的论调和他父亲相似——同样是与放弃有关的威胁——但他的观点更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像关心同胞一样关心外国人的伤口是非人性的和不自然的，但同时，每一个体面人都会更多地关心那些外国人的痛苦，而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捐钱。尝试帮助他人顶多是无用的，而最坏的情况是造成伤害，但是不再尝试帮助他人就等于放弃自己的人性。人道主义者正屈尊降贵为伪善者，但是他们是我们中间最好的人。
所以，乐于奉献是否是一种疾病呢？即使在简单的酗酒语境中问题也很复杂。当戒酒者家庭互助会和它的后继者宣称以错误的方式奉献自己来帮助别人可能对双方都不好时，匿名戒酒者协会宣称，试着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最好的方式。比尔·威尔逊很快发现他保持清醒的唯一方式是给别的酗酒者做工作：他迫切需要他们，就像他们需要他一样——这就是匿名戒酒者协会的会议与赞助方式。那么，路易斯的无效帮助与比尔的有效帮助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一个是疾病，而另一个则是通向健康的道路呢？这之间的区别似乎在于，你是在居高临下地帮助他人，还是在帮助一个与自己相似的人——你是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还是告诉别人你已经做了什么。同样的东西，来自罪人就是一种祝福，来自圣人则是一种恶意。
相互依赖的逻辑显示出奉献常常是一种疾病，因为奉献者并不是自由的。比如，她可能认为自己选择成为一名治疗师是因为喜欢这个工作，但事实上是她需要做这份工作，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因为她不能眼见人们身处困境之中却感觉自己没有义务去帮助他们。但问题来了：她这样感觉错了吗？当她感到有责任帮助他人时，她是在犯一个错误吗？任何承认道德的强迫力量的人都必定要做些什么。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在众多选择中不涉及任何责任地自由选择了道德生活，就像自由地选择把一生都花在向水桶中扔石子一样——他不会更加自由，而只会更加困惑。这个人感到自己不受任何责任的束缚，这不是自由而是反社会。不仅行善者和互相依赖者渴望责任：责任给了生活以意义和结构。没有它，就没有家——只是流浪汉般无目标的自由。
道德直觉和所有直觉一样有其来源。假设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感到有责任帮助他人，是因为她善良的父母教她这么做。来自善良父母的责任感与来自不良父母的责任感有什么区别呢？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缺乏自由或真实吗？或许恶在尚不致命的量度内能够自愈，就像抗体能够通过注射毒物而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