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借着苦难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
——《约伯记》，36：15
巴巴
这是关于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在印度中部的荒野上创建了一个麻风病人疗养院，并将这份繁荣而有名望的事业传递给自己的儿孙，正如人们会将自己的航运业和报业传递下去一样。这人有两个儿子：年轻一点的在遥远的丛林中建立了一家诊所，和他父亲一样赢得了名声和赞赏；年长一点的将工作建立在父亲工作的基础上，但其成就不太被认可。这个故事始于一个雨夜里的一次偶遇，这次偶遇改变了他的人生进程，随后几代人所经历的一切也都应归于那个决定。事情本可以变得不同。你能想象这个人在不同时空凭借同样的激情和毅力实现许多别的抱负：他可能会成为亨利·福特，也可能会成为拿破仑。如果存在天生的圣人的话，他并不是其中之一。
他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他习惯性地焦躁不安；他渴望新奇的东西，乐于面对障碍；他鄙视舒适，需要人生变得困难；他想要被抛掷，被打击；他需要焦虑，需要处于危险之中。他能够忍受大量的痛苦，无所畏惧；他把自身的内在品质看得比其他任何东西都珍贵。
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他经过一具躺在路边的躯体。很难说这是个人——这是一具处于麻风病晚期的病人躯体，浑身赤裸着，几乎不能算是活着，手和脚只剩残肢，鼻子凹陷进去，肉已经腐烂，上面爬满了蛆。这恐怖的景象让他厌恶，他害怕会染上这疾病，所以跑开了。但随后他意识到自己是因为害怕而跑开——他，那个不害怕任何东西的人。对他而言，有所畏惧的念头比染上麻风病更可怕，于是他返回那个麻风病人身边，给他身上盖了一件衣服挡雨。这个麻风病人得到帮助太晚，很快就死了。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这个男人被这一经验深深地撼动了。他之前感到害怕，并且跑开了。他不能忍受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却一直纠缠着他。甘地称自己无所畏惧——他曾经就是这样一种人！在他的人生中，他第一次感到痛恨自己。他决定去做唯一能够令他恢复平静的事情——朝自己的恐惧前进，直到他能够摆脱它：他要把治疗麻风病当作自己的工作。
他一开始想的是治疗疾病，但在定居疗养院很多年后，他意识到，让他激动的并不只是痛苦的减轻，还有痛苦本身。他相信，一个没有感受过疼痛的人，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不能建立深厚的依恋关系，而分担的痛苦则是共同体的凝合剂。疼痛将一个人打开，允许他人进入，所遭受的痛苦处于人之为人的核心位置。他的疗养院因麻风病人的痛苦而更加团结，巴巴相信，正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很多时候处于痛苦之中——他有严重的退行性关节炎，不得不花时间做牵引，一连好几个月都得躺在床上——他才感到自己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对我来说，相似的疼痛总是最强有力的纽带。”他写了一首诗：“我能忘记那些同我一起笑的人，但是我无法忘记那些同我一起洒泪的人。”他的妻子写道：“伴随着痛苦的更伟大的联盟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不需要其他宗教。”
他一开始是个小少爷。他父亲在他们世代生活的村庄——位于印度中部，孟买东面八百公里之外的死气沉沉的戈拉加——拥有四百五十亩土地，还在那格浦尔市的政府里有一份好差事，为英国的财政部门工作。年轻的族长穆利达尔·阿美特出生于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妈妈亲昵地称他为巴巴。他从童年起就显示出某种东西，要不就是对痛苦的漠然和对父亲的认可，要不就是对疼痛的兴趣和对父亲的不认可。比如，作为一名婆罗门，他不被允许与贱民有肌肤接触，即使是影子也不行，更何况是贱民的身体。因为贱民是不洁净的，接触是一种污染；这不是势利，而是虔敬。但是，尽管他父亲为此打他，他仍然和贱民小孩一起玩耍，更让人震惊的是，他还和贱民家庭一起吃饭。在他想到同情他们之前，他就被这些被放逐者所吸引。
等他长成了一个青年，他妈妈出了些问题。在夜里，她会尖叫和唱歌。有一天她穿了七件莎丽，一件摞着一件，然后又在城市广场一件一件地脱掉。她在一个精神病院里住了好几个月，最终也在那里去世。从那以后，巴巴称自己为疯妈妈的疯儿子。
年轻时，他有一辆绿色的辛格牌运动跑车，座椅是动物皮毛装饰的，还有一只幼年黑豹当宠物。他穿着为英国政府做衣服的裁缝给他做的衣服，打桥牌，喝酒，常常一学期什么都不做。他因为喜欢上了著名的流行歌手蒙塔兹，就驾车八百公里去看她在加尔各答的演出。他喜欢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诗，为了阅读原版《吉檀迦利》而学习孟加拉语，并驱车一千公里去参观泰戈尔精舍。他也写诗，写那种热情洋溢的、充满浪漫主义的诗歌。他喜欢电影，有时一天要看三部，他会在播放间歇点餐，叫人送到剧院，如果他特别喜欢一部电影，他会看上二十次，直到能够熟记于心。他会买两张票，这样他就能把脚搁在前面的座位上。他为影迷杂志写影评，给诺尔玛·希勒和葛丽塔·嘉宝写信，她们也会回信给他。他曾经还有过当演员的念头。
但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享乐主义者。在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他并不快乐。他总是在打架——拳击或者摔跤。他的朋友都是些流氓一样的角色。在青少年时期，他为秘密武装抵抗组织走私武器，这些反英革命分子认为甘地的非暴力观念太天真了。他冲往灾难发生之处——地震、饥荒，积极参与并尽力帮助有需要的人。他步行去森林打猎，不是躲在树上安全地杀死动物，而是和它们面对面地赤膊较量。
在打猎的时候，他漫游到加德奇罗利森林的深处，遇到了一群遥远部落的人——马迪亚贡德人。他看见他们饱受饥饿与疾病的折磨，却感到他们的集体比他所属的集体更加亲密和忠诚。当他待在自己家的田庄时，他喜欢四处走走，会一会农户和村民。他们不像马迪亚贡德人那样孤立而奇怪，他们只是贫穷而已，但与他在父母家遇到的那些人相比，他更喜欢这些人。等他慢慢长大，这些印象逐渐加固，他开始相信富人都是麻木的，对周围的荒凉故意视而不见，而穷人则不可避免地会看到。他通过阅读确认了这种印象——马克思、普林斯·克鲁泡特金、鲁斯金、潘杜朗·萨内。在教会大学里，他很厌恶被迫参加《圣经》课，每当上课他就用棉绒堵住耳朵；但他会自己阅读基督的生平，并决心以那种方式度过自己的人生。
不久以后，他抛弃了武装革命军——他看到他们在摆脱英国之外毫无想法——并启程拜访甘地的静修所塞瓦格拉姆，那里离他父亲的房子不远。有天他坐火车旅行，看见英国士兵正猥琐地调戏一位年轻的新娘；她的新郎很害怕，把自己锁进了厕所。巴巴和那些士兵打了一架，在车站请求指挥官对此进行调查。甘地听说这个事件以后将巴巴称为abhay sadhak，意为“无畏的求真者”。
一九四二年，在甘地发起的“退出印度运动”（迫使英国承认印度独立的运动）期间，巴巴雇律师来为反抗辩护，而他自己则被暂时收押。他的热忱引起了维诺巴·巴韦的注意，巴韦是住在附近精舍的一名苦行者和博学的甘地式侍僧。多年以后，巴韦徒步穿越印度，号召地主将土地分给穷人——一部分是由于独立后的爱国主义情怀，但主要是由于他自身神圣的魅力，这个他追求了多年的疯狂想法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在印度，苦行主义是相当可观的一股力量——巴韦和巴巴都清楚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一次徒步的过程中，巴韦拜访了巴巴初建的荒凉的麻风病疗养院，并将巴巴的故事与《罗摩衍那》——一个王子被流放到森林里与野兽一起生活的故事——相提并论。
巴巴完成学业以后想接受训练成为一名医生，但他父亲咨询了一名星相学家，根据那位星相学家的说法，巴巴的星座显示法律会是更加幸运的选择，于是巴巴很不情愿地被培训成了一名律师。他的工作是为罪犯辩护，但他讨厌这样——他讨厌为那些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他讨厌自己花十五分钟的时间就能挣五十卢比，而一个工人工作一整天还挣不到一卢比。他离开了他的公司和城市，在小镇沃罗拉和一名低种姓的律师一起成立了一家合作事务所。他开始将低种姓者和贱民——清洁工、拾荒者、织工——组织起来。他组织的拾荒者告诉他，他不可能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清洁公共厕所，整理废物，把它们装进篮子里用头顶着运走。他把这当作一个挑战，连续九个月都在早晨三点钟起床，在去律师事务所上班前拾荒四个小时。
除了这些令人讨厌的非婆罗门行为，他依然是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年轻人。未来的姻亲给他施压让他提亲。他认定如果结了婚就不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于是更多地出于实际而非精神的原因，他成了一名苦行僧：他宣誓要独身，并要游历到东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去圣者们的精舍中去拜访他们。他穿着橙黄色的长袍，让自己的头发和胡子长得又长又乱，把烟灰涂抹在身上，乞食为生。他吃得很少，每天早上三点钟赤脚走过荆棘去河边洗澡。他不擅长沉思——他发现要平静下来很难，但不适才是常事。
从喜马拉雅山脉回来以后，他去拜访了家族的一位朋友，注意到他们家的一个女儿在帮助佣人做家务。这件他自己或许会做的、反常且违背种姓的事情激起了他的兴趣。他强烈地感到自己被她吸引，更重要的是，他以评估他人忍受困难能力的敏锐直觉感知到，和她在一起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但他并没有依赖直觉，他对她的习惯进行了详尽而秘密的调查，询问她的家人她对穷人的关切，对家务事的参与（毕竟她帮助佣人也可能是例外），她照料奶牛的方式。她很合适成为他的妻子，这让他感到很满意，他也因此抛弃了成为苦行僧的念头。
这个女孩名叫尹杜，出身于一个高贵的梵语学者家庭，他们的血统一直可以追溯至加加巴塔，她的这位祖先曾在一六七四年出席了国王希瓦吉的加冕礼。她的家庭属于非常虔诚的正统派，对城堡规则的态度相当古板，所以她违反这些规则来帮助仆人尤其引人注目。巴巴离开以后给她寄了一封文辞华丽的情书——一次性违反如此多的禁忌（不仅仅是收到独身苦行僧的情书，而且是没有求婚的情书）让她的家人非常震惊，并对她的回信严加审查。巴巴随后又寄了更多的情书，里面写满了诗歌，然后是求婚。尹杜之前的生活太闭塞了，即使对于一个婆罗门女孩来说也是，她完全不知道和一个陌生人——一个自己根本没有同他说过话的陌生人——一起生活意味着什么，但是她知道这不会和她姐姐们过的那种普通家庭主妇式生活一样。她准备好了追随他，虽然不知道要去哪儿。她是读着《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中的女人们的故事长大的，她们崇拜自己的丈夫，不管多么艰难都处处追随；这些人是她理想妇女生活的模范。她的家庭希望她好好地嫁个正常人，对巴巴一点都不满意，她的亲戚也瞧不起这桩亲事，但她坚持要和他结婚，并最终赢得了胜利。在婚礼前不久，巴巴击退了一个持刀冲进尹杜家丝绸店的小偷，身上被刺伤了好几处，但他拒绝将婚礼延迟，最终在一九四六年冬天绑着绷带结了婚。
结婚的时候，巴巴几乎已经放弃了他的律师工作，成了一名全职为贱民服务的组织者和社会工作者。起初，这对尹杜而言很奇怪。在她母亲家里，如果她无意间碰到了贱民就得换衣服。但对她而言，第一原则是服从她的丈夫。由于任何别的东西都是次要的，她很快就放下了顾虑，即使明白这一“污染”意味着她会和他一样成为被放逐者。她或他的家庭中没有人会来探望他们——对他们各自的家庭来说，他们的行为是令人恶心的。巴巴和他的父亲做斗争，放弃了对祖辈财产的继承权。尹杜决意追随他到社会秩序的底层：当她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儿子维卡斯时，她感染了伤寒，急需去医院，但是她拒绝了，因为低种姓的人没有能力负担这个。
就是在那个时候，巴巴在雨中遇见了那个麻风病人，并决心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开始阅读关于麻风病的书，同时在附近小镇上的一所甘地主义麻风病诊所上班。他给病人打针、清理溃疡、包扎伤口、去除坏死的骨头。这对他的影响非常显著：他的自我仇恨消失了，突然间充满了欢乐和自信。他知道他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事业，于是怀着一种激情做下去。正当他处于极度激动的状态时，尹杜得了肺结核，不得不去医院治疗。她把维卡斯留给巴巴，把小儿子普拉卡什带在身边，因为他还不到一岁；他也病得很重，但她病得太厉害，已经照顾不了他了。要靠自己来对付这些是很困难的，但是巴巴忙于照顾他的麻风病患者们。他写道：
亲爱的尹杜：
在为麻风病患者工作时，我体验到的快乐是无可比拟的。我以前从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快乐……他们对我有一种不可撼动的信赖，即使我只是拿着一个手持洒水壶站在树下，我相信他们也会涌向我。如果上个星期天你能看到诊所里发生的一切，你就再也不会叫我早点回家了。六十五个病人排着长队等着轮到自己！你能想象吗？这一切都预示着什么？看见他们眼里闪烁着希望是多么让人快乐！……这对你、我和孩子们来说难道还不够吗？这肯定能够帮我们渡过难关！尹杜，他们为了我们的健康和快乐向上帝祷告。我知道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我应该和你一起待在乌拉里坎禅，但是你不会希望我就那样放着他们不管。只有牺牲这些穷苦无助的麻风病人的期待和渴望，我才能得到陪伴你左右的快乐。事实上，遗弃他们的内疚感也会破坏我们的快乐。告诉我，你真的认为在这种情形下留我在你身边是对的吗？
她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她想：“这世界上的恶是那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做出区分的人创造出来的。”
对于一个将基督的生平当作实践样板而不是完美化叙事的人来说，对付麻风病是聪明的职业选择。麻风病人的净化被说成是基督的奇迹之一，在日常疗法被发现之前的两千年里，拥抱麻风病人成了圣洁的标志。这个病令人厌恶的特有症状——腐肉和恶臭——和接触性传染，以及认为身体的畸形比灵魂的畸形更可怕的信念，让麻风病人成了爱的狰狞考验。圣弗朗西斯在他的遗嘱中写道，遇上麻风病人深刻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出生于一八四〇年的比利时僧侣达米安神父追求最严苛的苦行，请求按照自己的安排被送往莫洛卡伊——位于夏威夷的一个麻风病隔离岛。三十年以后，阿尔伯特·施韦泽感到分担世界的痛苦是自己的责任，于是到加蓬麻风病人中去工作。巴巴写道：“这很奇怪，人们到旧庙宇或旧教堂的废墟中去找寻庄严的启示，但在人的废墟中却看不到有人这么做。”
巴巴意识到，作为一名律师，他能为麻风病患者们做的很有限，他决定在加尔各答学院花一年时间学习热带医学。那里有个教授告诉他，这种疾病是无法治愈的，部分原因在于，似乎不可能将它传染给动物，然后进行实验。巴巴为此思考了数日，决定自己来做人体实验对象。他注射了麻风杆菌，等待着命运的降临，但他没有得病。从那时起，他知道自己是免疫的（后来发现，大多数人本就是如此），没什么好怕的。
正如后来所发生的，对麻风病的治疗在一九五〇年取得了进展——药物氨苯砜出现了。在加尔各答受训以后，巴巴就搬回了沃罗拉并开始在周围地区奔走发药。他很快发现，即使药物能够治疗多数病人，也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一个吃了药的麻风病患者可能很快就不再会传染他人，但是这个疾病造成的所有可怕的损害——手指和脚趾变形，眉毛消失，鼻子塌陷，皮肤表面留有奇怪的斑块——将在他身上留下永远的印记。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如此之深，疾病的标志是那样明显，即使已经被治愈的麻风病患者也会被他们的家庭拒之门外。麻风病人的亲属会遭到驱逐，不允许结婚，所以，把一个麻风病患者留在家里就意味着要牺牲家里其他人的正常生活。在很多村庄，麻风病人会被活活烧死。甚至被治愈了的麻风病人也面临困境：他不能去工作，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家里甚至村庄里，除了乞讨别无选择。因此，即使在麻风病的治疗方法被发现以后，麻风病疗养院也依然是必要的。
那时候，基督教传教士在印度运营着很多麻风病院，但巴巴相信依靠慈善是死路一条。巴巴试着避免像做慈善一样对待麻风病人，后者将病人变成了乞丐，他们为了换取医药援助出卖自己健康的灵魂。他将自己定义为与基督教麻风病圣人典范（如施韦泽和达米安神父）对立的人。巴巴说，施韦泽把麻风病患者放到床上，而他会让他们去工作。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七个手指，那毕竟还剩下三个，还有很多事是可以用三个手指完成的。人可以没有手指而活，但却不能没有自尊。
他向中央邦申请土地，在一九五一年分到五十亩荒地——没有水，矮小的灌木长在岩石间。他和尹杜带着两个年龄尚小的儿子、六个麻风病人、一头牛、四条保护他们免于野兽攻击的狗、十四卢比（几乎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去那里生活。他们修了两间棚子——用四根木头棍和一个草顶组成，没有墙——一间给巴巴一家，另一间给麻风病人。随后他们又用树枝和泥搭建了小屋。
那里随处都是致命的毒蛇、蝎子和老鼠，每当下雨，老鼠和蛇就会钻到屋子里来。麻风病人醒来时会发现老鼠趁他们睡觉时吃掉了他们身上已丧失知觉的肉。附近的森林里有豹子和老虎，老虎会在夜里过来，从小屋中一只接着一只把狗叼走，但并没有动那两个孩子。到了雨季，小屋会被洪水淹没，有时下大雨屋顶还会塌下来。他们总是没吃的，最近的水源也在两公里以外。当务之急是要挖一口井，但这就花了六周时间，即使他们每天都在挖。五月份时气温在46℃以上——挖井的时候比站在太阳底下还热。他们挖了九米才发现水。巴巴将这个地方命名为阿南德万，意思是“快乐的森林”。
可以想象外面的生活对于麻风病人而言是多么可怕，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这个地狱般的地方——之后的两年来了超过五十人。他们挖了更多的井，清理土地，种植庄稼去市场上卖。刚来的时候多数人都很凄凉，他们被自己的家庭赶出来，被朋友拒绝，但是工作让他们恢复了活力。麻风病人们管尹杜叫“泰”，意思是“大姐姐”。泰依然很虚弱，正在从肺结核病中慢慢康复，但她整天都在工作，做饭和送饭，给奶牛挤奶，打扫卫生。巴巴的医生曾建议他卧床休息一年，但他却夜以继日地疯狂工作，清理和包扎麻风病人的伤口、劈柴、挖地、修房子。他推动麻风病人们实现了令人惊讶的成就。他们的庄稼种得特别好，辣椒像拳头一样大，茄子比得上南瓜——巴巴是个狂热的农业实验者，但附近的村民由于害怕得病，不敢买他们的东西。
巴巴和泰将贫穷加诸自身是一回事，但他们的孩子却没有选择这种生活。他们太穷了，维卡斯和普拉卡什几乎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抵抗饥饿。因为当地人都害怕麻风病，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和阿美特家的孩子一起玩，所以他们没有朋友。他们也没有玩具，普拉卡什喜欢玩毒蝎子。他们没有暖和的衣服，多数时间里，他们甚至没有父母，因为巴巴和泰从天不亮一直工作到深夜。孩子们整日在丛林中闲逛，巴巴对此并不忧虑，他认为这样可以令他的儿子坚强，但是泰感到内疚，因为她和巴巴小时候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
两个孩子的年龄相当：维卡斯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十月，普拉卡什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维卡斯喜欢说话，普拉卡什通常比较安静。维卡斯在学校表现更好。家里的理解是，维卡斯继承了巴巴在语言方面的天赋，而普拉卡什则继承了他的勇气；这两样巴巴和泰更为看重哪一样是毫无疑问的。普拉卡什才六岁的时候，有一回，巴巴听到附近井边有老虎的吼叫声。作为考验，他让普拉卡什去打一桶水回来。普拉卡什毫不犹豫地去了，当他提着水桶回来时，巴巴极为欣喜，从后面轻轻地拍了他一下。
在他们进入阿南德万数月后，一支国际志愿者队伍从甘地的静修所塞瓦格拉姆来到这里，帮助建造诊所和其他建筑。那么多欧洲人在那种卫生状况下与麻风病人生活在一起的景象让当地人相信，阿南德万的蔬菜是安全的。蔬菜被接受改善了阿南德万的经济：现在它可以产生收入了。巴巴创建了一个牛奶厂，一个纺纱厂和其他车间。他下定决心，阿南德万应该变得自给自足，两年以后，除了糖、油和盐，它都做到了。
巴巴关注每个人和每件事。他曾试着寻找愿意在阿南德万工作的医生，但最终没有找到，因此他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将蛆虫挑出伤口，每天为每个病人穿衣、包扎，清理便盆，下午的时候为大家准备晚饭。每件事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每样东西都得是干净的，每件事都得像他想的那样高效与准确，否则他就会生气。他脾气很不好，当他觉得泰做的菜太咸时就干脆不吃。他对精准记账有一种狂热，会花几个小时来确保每个卢比都被计算在内。喝酒是不被允许的。
虽然巴巴据以生活的准则是自己发明的，但他严格遵守，就好像它们是来自上帝的命令一样。这不是清教主义——他绝不是像甘地或巴韦一样的苦行者——而是一种个人原则。在他还是一个苦行僧时，他就决定不吃糖、辣椒和牛奶，他现在也依然这样坚持，即使这会伤害那些为他准备餐食的人的感情。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对自己的观念产生怀疑。
泰对待自己的宗教仪式非常顽固和坚定，其中包括必需的印度教祈祷和她自己发明的额外仪式。如果斋戒要求一定的时间，她会斋戒得更久；如果读经要求一定数量，她会读得更多。有一次，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她发誓要供十万八千片蒌叶给商羯罗王，这意味着要准备一千捆每捆一百〇八片的蒌叶。她没有理睬不信教的丈夫劝她更理性地对待宗教的话。
一旦阿南德万摆脱了极度的贫困，巴巴就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对阿南德万的野心扩展到了产业之外。身体的治愈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对于麻风病人来说还不够，他想，他们也必须在文化上受到激励。阿南德万将是快乐森林，一个模范共同体，而不是济贫院。他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文化节，邀请音乐家、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来参加。他修建了剧院，舞台剧要一直演到凌晨四点。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必须得是美丽的——他相信美丽是人类幸福的基本元素。他建造了一座玫瑰花园，将花种得到处都是。
对于阿南德万来说，即使没有慈善也能运行是不够的，它还要施舍他人。该地区需要一所盲人学校，巴巴就筹建了一所寄宿制学校，住得远的孩子也可以来这里上学。随后他兴建了一所聋人学校。他和泰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姑娘，于是又修建了一所孤儿院。他们还建了一个老人之家。阿南德万周围地区最迫切的需要之一是更高等的学校教育，但那附近没有任何学院，送孩子到远方城镇的寄宿制学校上学实在是太贵了。那好，巴巴说，他们会在这里建一所大学。在阿南德万的土地上，在这里读大学的学生都会和麻风病患者一起生活，并应该感谢他们给了自己受教育的机会。阿兰德·尼可坦学院于一九六四年成立。
关于阿南德万的故事开始四处流传。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令所有著名人物都好奇的地方——剧作家、诗人、演员、政治家。巴巴也变得有名。之后，首相英迪拉·甘地来这里进行了访问。
维卡斯和普拉卡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从高中毕业，并在阿南德万的大学拿到了学位。后来，维卡斯想学工程学，但因为阿南德万需要医生而不是工程师，于是巴巴让他去学习医学。普拉卡什一直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为了上医学院，兄弟俩搬去了那格浦尔。他们在那里住了四年半，但他们并不喜欢那样的生活。他们感到作为巴巴·阿美特的儿子并不自在——总得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可能破坏父亲名声的轻佻之事。
到这个时候，已经有六百多人生活在阿南德万了，但这还不够。巴巴不能容忍稳定的进展——感觉像是停滞，这对他来说等于死亡。他需要开启新项目——他感到总是有更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他开创了奥修克万，一个麻风病人在里面工作的农场，位于那格浦尔南部据称是被土匪盗贼占据的地区。有天夜里，强盗闯进农场偷走了食物、盘子和煮锅；随后他们惊恐万分地得知，这些食物和锅具都是麻风病人用过的。“他们跑回来了！”巴巴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他们归还了一切，直到最后一个盘子！”这种危险令他激动。他在老虎栖息地附近创办了第二个农场，好几夜都在森林里野营，等着看一眼老虎。
他希望项目持续的时间可以比他的人生还长，能持续一百年。他有两个儿子，他们会继承他的工作，但那还不够。他需要不止两个儿子，他想要开启一个运动，让从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被激励着和他一起工作，像他一样启动项目。他决定运营一个为期一周的学生夏令营：在白天高温时，他们会去田野里工作或者修造建筑（他觉得，让他们学着去尊重体力劳动，知道这并不容易是至关重要的），晚上则为他们安排讲座、讨论和音乐表演。他会唤醒年轻人去辛苦劳作，对他们发表有关麻风病人、贫困和印度未来的激情演讲，夏令营的目的是劝说人们跟随他来做事，但他并没有看上任何人——他先是测试他们，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巴巴不想要行善者，那种认为自己在为无助的麻风病人而牺牲自我的人。他们应该出于自己的原因从事这个工作，如果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最好不要来。有个人本来在政府里工作得好好的，听了巴巴在夏令营的演讲以后，主动表示愿意辞职并离开家乡，来为当时的项目之一——一所尚不存在的学校工作。巴巴对他说：“别期待我给你任命书，你来任职是你自己的事。你准备好了就来吧。”
人们开始称巴巴为圣人。有时他会拒绝这样的说法，有时则不。他说，他从事有关麻风病的工作“不是为了帮助任何人，而是为了克服我生命中的恐惧。为他人工作只是一个副产品罢了”。他知道神圣的观念是一种托词：叫他圣人会让人觉得他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生物，因此普通人不需要去模仿他的行为。他并不信神，不能忍受有组织的宗教，拒绝让牧师进入他的房子。但是他的激情充沛到难以用世俗词语比如“社会工作者”或“活动家”来描述。“我想成为那些‘显眼疮疤之主’——基督、达米安、甘地——的同时代人，”他写道，“每次我跟麻风病患者站在一起，我就看见基督的吻落在他额前的印记。”
有人指责巴巴成了一名独裁者、麻风病人的皇帝，用残疾人的劳动力来增加自己的荣光。有个人申请到巴巴的一个农场工作，在他问到将来的蓝图时，巴巴被惹恼了，回答：“耶稣基督的门徒当年跟随他的时候也问他要蓝图了吗？”
巴巴让人生气，但那些爱他的人并不在乎。人们愿意追随他，那些辞职离家追随他的人不是被麻风病人吸引，而是被巴巴吸引。他们意识到，在他身边日子会过得更激动人心，更冒险，有更深的感受，也比他们正在过的日子更有意义。甚至和他短暂相遇的人也能感到被理解，并被炽烈地爱着。
维卡斯
从医学院回到阿南德万时，维卡斯满脑子都是改进医院设备的念头。他喜欢清洁，也喜欢体系和规程，人们会带着想法或抱怨来找他。很多人都害怕巴巴——从来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发，并对着人们喊叫——但没有人会害怕维卡斯。维卡斯是一个热心的人，是新项目的支持者。维卡斯和巴巴很不同。他很“大”——比他的父亲和兄弟都高，肩膀宽阔，食量也大；他的体格更壮，毛发更多。他喜欢食物、好的衣服，会熨烫自己的衬衫，穿起来总是服服帖帖；和巴巴、普拉卡什一样，他不是瘦长结实、只穿着白色土布衣服的甘地式人物。巴巴从没有办公室，但是维卡斯有一间，刚好放得下一张桌子和几个放文书的文件柜。
虽然他那时不被允许学习工程学，但他自学成了了不起的爱发明的业余工程师。他希望阿南德万成为一个模范村庄——高效、和谐而美丽。他对机器、工业和农业都充满激情。他对回收利用和环境保护非常着迷。他重建了阿南德万的厕所，可以消耗更少的水，并能生产沼气。他养鸸鹋，并将它们的蛋拿去卖。他想要一个湖，但那里没有水，他就说服一个在附近挖掘煤田的团队将他们的挖掘机借给他在夜间使用，方便四处挖掘，寻找水源。人人都说他是个疯子。最终他在三公里外找到了水源，安装了管井和管道，将水引到阿南德万，汇成一个湖。过些年，他又挖了另一个稍小一些的湖，用来储备每一滴雨水，还在湖的四周种起了高大又富含蛋白质的草来喂养家畜。
他工作起来简直像个魔鬼。他可以一整天都只吃生的绿辣椒和洋葱。他喜欢工作到深夜大家都睡着以后。那会儿，没有父母看着他，没有人在他还没获得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时就来评断他，让他感觉更加自由。他思考他想要建造的新东西，读报纸，任何时候看见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他都剪下来归好档。维卡斯的表亲波尔博士从一九八四年起就以不懈的献身精神在阿南德万工作，随后的三十年他也从没有一个假期；维卡斯越来越多地将医学方面的工作留给他，而自己则继续建筑方面的工作。
维卡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人文关怀的工程师。有一对麻风病患者在到达阿南德万时非常绝望，刚刚到达就投井自尽了。这之后，维卡斯将井栏砌得更高，并在周围种了一圈鲜艳的花，希望这些改造会防止更多的自杀事件。有一天，他听说一个失明的小女孩从阿南德万盲人学校回家以后觉得自己很没用，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于是他决定组建一个阿南德万乐队，这样盲人学生和其他阿南德万居民就可以在乐队里唱歌、奏乐、跳舞了。后来，维卡斯听说该地区被破产农民带动了一波自杀潮，便策划了一个活动来帮助他们：他坐在巴士中到处游行，告诉农民们阿南德万是如何通过流域管理和作物多样化提高了产量，还向他们展示了怎样能够还清债务。
维卡斯开办了一个职业培训中心，这个中心不仅为麻风病人服务，也为残疾人服务，这些人在社会上虽被接受，但找工作仍旧很困难。他们被培训为裁缝、机器修理师、印刷工人、织布工人或藤艺编织工，那些有手部残疾的人可以被培训为老师或者管理者。他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萨达希夫·塔吉任命为中心的管理者，后者是个广受欢迎的人，只是由于小儿麻痹症瘸了。还是学生的时候他就听说了阿南德万，用手撑地行进了数公里将自己拖拽到了那里。那时阿南德万还只为麻风病人提供服务，但塔吉说服泰为他破了例。在塔吉的监督下，培训中心非常多产，逐渐产生了利润。
阿南德万原本只有少量的手工织布机，后来维卡斯又安装了电力织布机。机器不断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震耳欲聋，阿南德万开始向外输出被单和地毯。为了应对失去双腿的麻风病人的需要，阿南德万开始生产能用手操作的三轮车。最终，阿南德万卖得东西太多了，政府开始向他们征税。“麻风病人成了税收的对象，我父亲对此感到非常骄傲！”维卡斯非常高兴。他盖了些新的建筑，又修葺了那些旧的。
泰以一种复杂矛盾的心情看着所有这些进展。对她而言，阿南德万是人们因疼痛而联结在一起、拥抱一种必要的苦行的地方。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遭到驱逐，而这里是他们唯一的家。她想，引进太多舒适的用品会威胁到这一目的。泰的戒心不仅仅是清教主义的，从以色列来的访客有时也说，阿南德万让他们想起早期艰难岁月里的基布兹，而当基布兹开始繁荣的时候，它的目标感就消散了。维卡斯是一个现代人，他想要减轻痛苦，或许他不能理解痛苦是必要的，她想。泰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两兄弟之间，维卡斯比普拉卡什更加奢侈。他什么都想要最好的，且认为人人都要……我过去经常因为那些奢侈之事责骂他。我不断告诉他，我们在这段旅程开始时一无所有；但是他总想要得到一切，为所有人得到一切。普拉卡什则相反。他沉溺于辛苦的劳作之中，当然并非为了劳作而劳作。如果他发现有人拒绝了某种东西，他自己也会拒绝它。他在巴哈拉加的生活就是一条长长的拒绝之链。他和绝对最少数生活在一起，但愿其他人也能这么做，而不是贪图物质上的舒适。维卡斯完成的项目令旁观者目眩神迷，而普拉卡什的项目则令众人睁开了眼睛。维卡斯抱怨，他总是因他做的每件事而受到批判，但这并不是真的。普拉卡什得到了更多赞赏并不意味着维卡斯不优秀，他的力量在别处。维卡斯拥有一个多才多艺的脑袋，敏捷的记忆和卓越的美感。
维卡斯那时候还没有妻子。他父母对他说他可以娶任何种姓的女孩，但她必须得是个医生，因为阿南德万需要医生。有一天，一个名叫巴拉蒂的年轻儿科医生到阿南德万来参观访问，希望能见到巴巴，她是通过阅读知道他的。泰和维卡斯去和她见了面，聊了近一个小时，此后不久泰就安排好了这桩婚事。维卡斯和巴拉蒂生了两个孩子：男孩名叫考斯达布，生于一九七九年；女孩名叫茜多，生于一九八一年。巴巴对茜多和考斯达布说，他们应该成为医生，但巴拉蒂说，他们应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他俩没有一个想要学医。考斯达布热爱数学，成了一名会计——他将掌管阿南德万的财务。茜多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或者室内装修师，但巴巴对她说，他的临终遗愿就是她能当医生，所以她去了医学院，后来回到阿南德万的医院里工作。她后来发现他并不是真的要死了，这些年来他对很多人吐露过各种各样的临终遗愿，但到那时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了。
有一天，一组商学院的学生来阿南德万参访，茜多对他们说起她很想将阿南德万从一个大家庭转变为现代NGO组织。一个学生问她，为什么那里除了阿美特家的人没有专业管理人员？她对他说，专业管理人员所需要的东西是阿南德万不能提供的：他们想要一份好的薪水和舒适的住宿条件，他们想要能负担得起旅馆费用或在夜里看得起电影，他们想要和他们相似的共同体。她对他说，当你发现了人生的意义，你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你会很乐于和麻风病患者一起消磨时间，并在七点钟就上床睡觉。那天夜里，这个叫冈萨姆的学生给他的父母打电话说，他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新娘。
同时，考斯达布也结婚了，他娶了一个从纳西克来的名叫帕拉维的姑娘。帕拉维在学校里读过巴巴的事迹，她哥哥建议她去参加一次巴巴的青年营。她在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中抵达了这里，发现自己置身于丛林之中，四处都是虫子，而且还得睡在地板上。她下定决心第二天就回家。但到了第二天早上，维卡斯对所有来到这里的青年发表了一个演讲，他说，如果你在外面放弃自己所干的事，谁会注意到呢？谁会在乎呢？但在这里，有很多人需要你，你能改变他们的人生。在演讲快结束的时候，她已决定要一辈子留在这里工作。
到帕拉维和冈萨姆也搬到阿南德万时，这里已经是个宜居的好地方，干净又漂亮。到了冬天，大门外面的植被就干枯了，但里面总是有花一行行整齐地种在石头围栏后面或花盆里。阿南德万的各个部分——现在其覆盖面积已经接近两百公顷了——通过亮着路灯的宽阔土路连接在一起，放眼望去有许多树荫。阿南德万有少量大型多层混凝土建筑——医院、主要的办公楼、招待所和大学——但多数建筑都是树林环绕的平房。这里还有一个正规的法式花园，被整齐地修剪成同心圆的树篱中间穿插着碎石路。维卡斯的湖已经成了鸟类的避难所，湖的周围有一条小路，是黄昏或者早晨比较清凉的时候散步的好地方。
位于阿南德万中心的咖啡小屋贩卖酸奶和其他奶制品；礼品商店则出售工作室制作的手工艺品，还为游客提供饮食。现在到“巴巴帝国”来游玩已经变成了一件很受欢迎的事，一些非营利组织的经营者甚至将阿南德万多日游做成了生意：这些人从孟买、普纳、纳西克或果阿出发，开着车到阿南德万和普拉卡什的诊所附近转悠几个小时——今天二十人，明天五十人，每年有上万人。当来访者团体出现的时候，维卡斯就出来讲话。很多人对巴巴有错误的想法，或者对麻风病人有错误的想法，他感到自己必须纠正他们。有时候他可以不停地讲好几个小时。
现在已经有好几千人居住在阿南德万，其中有一千五百人左右是麻风病人，其他很多是临时居民——盲人小孩、聋人小孩、大学生以及培训中心的残疾学生。阿南德万不再是一座孤岛。当地小镇沃罗拉——当巴巴和泰最初打算住在荒野中时，要从那里走出几公里远——现在已经扩展了，刚好背对着阿南德万的大门。当地人也不再害怕走进来。阿南德万每年都会组织几个外科手术营，外科医生远道而来，在阿南德万花几天时间为数量多得惊人的病人做手术，不但给阿南德万的居民做，也给外面的人做。两个从孟买来的眼科医生在几天之内矫正了一千七百名患者的白内障；从英国来的整形外科医生矫正了伴随麻风病而发生的各种身体变形——爪形手、下垂的眼睑等；其他外科医生切除子宫肌瘤、修复腭裂以及治疗妇科疾病；一位从那格浦尔来的修复师为病人们制造义肢。
对帕拉维和冈萨姆而言，很难习以为常的事情是家庭生活的完全缺失。茜多和考斯达布感到他们拥有一个数千人的大家庭——每个在阿南德万的人都是它的一部分，过去也一直都是这样。巴巴和泰从没有在麻风病人和他们的家庭之间划出界限，阿美特家的人没有一个在阿南德万拥有私人领域。当发现人们会不打招呼就走进她的房间时，帕拉维感到很震惊。她请求考斯达布贴一个标志提醒大家敲门，情况才好些。阿美特家的人都在餐厅吃饭，其他在阿南德万的人都有自己家住的房子并一起吃饭，但是阿美特家的人和他们不一样。
普拉卡什
一九七一年，巴巴提议全家去野餐。那是一次远足野餐，巴巴记得，为了到达目的地，他们驱车行驶了三天，总共两百四十公里，深入到丛林之中。等到了那里——三江交汇处的森林中一片宽阔的空地，他们停下来生了一堆火，吃过饭后就睡在地上。第二天，他们到森林里散步。树木生长得很茂密，挨挨挤挤，几乎没有阳光能够穿过树叶洒到地面上。这里寂然无声，他们听不到鸟叫，只能偶尔听到野猪或鹿的脚步声和远处河水的流动声。他们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见一片小屋才停下。当他们靠近时，居住在这些小屋中的人像受惊的动物那样跑开了。他们瞥见的几个人都非常瘦弱，几乎没有穿什么衣服。这些人是马迪亚贡德人，是巴巴小时候在森林里遇到过的部落。
马迪亚贡德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被熊和豹袭击，被蛇咬。他们很少种植，靠吃树叶、蚂蚁以及他们猎获的动物维生。但是这些食物资源很不稳定，他们常常得挨饿，所以他们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大。他们几乎不穿衣服或者干脆光着身体，即便那里的冬天很冷。他们没有医生。如果有人残了或者受了严重的伤，就只能等死——没有多余的食物可以分给不能劳动的人。即使顺利出生，并且没有被熊撕碎或者被蛇和蝎子叮咬，这里的人也只能活到四十岁左右。他们饱受腐败的森林护卫队的掠夺，那些人劝诱他们去收割竹子，采集蜂蜜，到头来却几乎不给他们报酬。
等到他们启程回家的时候，巴巴宣布他想在那里开启一个项目。在他少年时期遇到马迪亚贡德部落时，他就注意到了他们的不幸，但他想，总的说来，他们的社会比起他生活的社会还是要好些。他总是想着回去帮助他们，现在他终于要着手了。他还不清楚要怎么做：他的背让他无法做太多体力活，毕竟他快六十岁了。普拉卡什刚从医学院毕业，他对巴巴说，如果你要做，我会加入的。
巴巴在马迪亚贡德部落活动的区域内向政府申请了土地，但这类请求总要花些时间才能通过。在等待期间，普拉卡什参加了外科医生的研究生课程，并认识了一个叫曼达的姑娘，她当时正在接受麻醉培训。他们经常一起工作，他发现她是那些年里在那格浦尔除了维卡斯之外第一个与他真心交谈的人。他们决定结婚，她同意跟随他去森林里工作，即使她从没有见过那里，也完全不清楚那里的情况。他们在阿南德万结了婚，第二天就前往贺莫卡萨——这是巴巴为这项目取的名字——开始工作。
他们先搭建了一些粗糙的小房子，就如巴巴一开始在阿南德万那样。在井挖好之前，他们一直用一辆牛车到两公里以外的河里取水用。随后他们开始砍伐树木，整理出一些土地，并打碎石头用来铺路。早期有大约十来个人为了这个项目来到这里生活：除了普拉卡什和曼达之外，还有雷努卡（普拉卡什被收养的妹妹）、几个在青年营里受到巴巴激励的人，以及几个从阿南德万过来的麻风病患者。一切都很艰难。普拉卡什过去常常在丛林里与蝎子和蛇一起玩耍，但他并不习惯没有人的生活。他们可以说是与世隔绝，围绕着他们的丛林是那样庞大与平静，一点声音都没有。有时他们会听听收音机，尽管它能收到的唯一频道说的是他们听不懂的泰卢固语，他们开着收音机只是为了听到人类的声音打破这里的寂静。
去贺莫卡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一路上需要穿过几条河流，吉普车常常被卡住，不得不先停下把它拉出来。有时候，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车拉出来，但是走不了多远又被卡住了。因为需要从阿南德万运物资过来，维卡斯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无数趟，但是每年有六个月——从七月到十二月的雨季期间——河流水位高涨，根本不可能涉水而过，贺莫卡萨与外界的联络被完全切断。在这些月份，他们没有蔬菜或水果可吃，也没有面粉，所有东西都腐烂得很快，无法储存。他们只能吃土豆和大米，霉菌长得到处都是。第一年，每个人都得了疟疾。
很快他们就开始了医疗工作，但却没有病人过来：部落的人不会靠近他们。他们知道自己得学习部落的语言，但是都没有人同他们说话，怎么学呢？普拉卡什在村子里四处走动，力劝部落居民前来治疗，但因为语言不通，他并没有成功。当地的巫医感觉到了竞争，就禁止村民到诊所去。村民们被告知，如果他们去诊所，神就会诅咒他们。为了强调这点，他们还挂了一串无头仔鸡。为了打发时间，普拉卡什会去劈柴或搬砖，去森林里散步。一年过去了，他们治疗的病人依然寥寥无几。普拉卡什过去预见到了艰难，但是没有预见到整个冒险会是一场失败。他对自己说，他是出于自己的理由来到了贺莫卡萨，部落的人没有向他寻求帮助，若结果证明他们并没有这个需要，他也只能接受。
最终，他们的运气好转了。一个全身烧伤百分之四十的男孩被送了过来——他患有癫痫，在一次发作期间掉到了篝火中。巫医对他束手无策，而他如果不接受治疗的话毫无疑问很快就会死去，所以他的家人决定带他来诊所碰碰运气。当时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好多天了，他的伤口爬满了蛆虫。普拉卡什过去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在麻风病人身上看到过这样的伤口。不同之处在于，麻风病人感觉不到自己的伤口，而这个男孩却极其痛苦。普拉卡什清理了伤口，并给他吃了抗生素——这对他很有效，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吃过。一个月以后，他痊愈了。这个奇迹般康复的故事传遍了丛林，于是来了更多病人。有个人到诊所时已经不省人事了，他是在一个深夜被人用担架抬来的，路上经过了好几个村庄。几天以后，这个人完全好了，沿着来时的路自己扛着担架回去了。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被这个男人回家路上遇到的每个人都看在眼里，因此更多人开始信任他们。第三个转折点的到来是因为巫医的女儿病了，他却无法治愈她。因为害怕失去女儿，巫医将她带到了诊所，她被医好了。从那时候起，就连巫医的抵抗也消失了。
一旦部落的人决定信任诊所，就有成百上千的人来到这里。他们跋涉数日穿过森林，从八十公里以外赶来，每天有上百人。一个病人抵达时通常会有八个或十个亲属陪着，在他治疗期间，他们就驻扎在诊所周围。病人来这里的原因很多，疟疾、腹泻、蛇蝎叮咬和被熊攻击等不一而足。他们会因为睡觉时掉进火堆被严重烧伤而来（这相当普遍），因为难产而来，也会拖着肿胀的四肢来到这里（有时候骨折了，有时候则没有）。由于诊所没有拍X光片的设备，普拉卡什就通过往相反方向扭动肿胀的部分来判断是否有骨折，如果听到骨头的刮擦声，他就知道是骨折了，会将其扳回原来的位置并打上石膏。如果病人牙疼，普拉卡什不会补牙，但他至少会拔牙和止疼。
部落的人忍受疼痛的毅力让他吃惊。有一天，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捧着自己的肠子来到这里，它们从腹部被竹片撕裂的伤口掉了出来。她走了好几公里来到诊所，当普拉卡什通过那个伤口把肠子放回去并缝合上的时候，她也没有丝毫抱怨。他常常不得不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缝合伤口，而病人从来不会大喊大叫。他怀疑自己能否忍受这种痛，所以，当他的手被一个麻风病人的牙撕裂，曼达帮他缝合时，他没有用麻药。
普拉卡什过去只接受过很少的外科训练，所以起初他是靠看书里的说明给病人动手术的。贺莫卡萨没有电力，如果他需要在晚上做手术，就得有人为他举灯；在很热的月份，得有人站在他边上帮他擦汗，免得汗水滴进伤口。他们请不起受过训练的护士，于是普拉卡什和曼达教当地的助手怎样注射，怎样输盐水，怎样缝合伤口。他们自己制作绷带和病服。一开始，几乎每天都需要做一些伤脑筋的猜测或手术上的临场发挥。如果做的是一个新手术，普拉卡什会由于太焦虑而整夜睡不着，等着看第二天早上病人是不是还好。去想自己可能犯的错和已经犯的错令人不安，但同时被逼迫着战胜过去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也总是令人兴奋。
普拉卡什和其他人逐渐学会了部落的语言。这种语言和他们邦的官方语言马拉地语毫无相似之处。病人先是用肢体语言解释自己的病，接着再用词语表达；普拉卡什将这些单词抄下来，慢慢地编了一本字典。不在诊所工作的时候，他就到村庄里试着与人交谈。一旦他学会了语言，诊断就变得容易很多，但是误解仍不时发生。药品和其包装之间的区别需要解释，用量的概念也是，否则病人可能会一次性吃掉整个疗程的药。部落居民没有钟表，所以按时服用是很难的。还有一些不可能预见的问题。有个病人得到一块肥皂，结果他把它整个吞了下去。有时还会有尸体被抬到诊所来，亲人们会请求普拉卡什重新赋予它生命。
面对着部落与自己之间令人生畏的距离，普拉卡什试着去缩短它。他看见部落的人冬天冷得瑟瑟发抖，因为他们穿得很少，所以他也不再穿毛衣、长裤和长袖衬衣，不管什么季节，他都只穿一件白色的棉背心和白短裤。曼达和其他人决定和他一样，也不再穿毛衣。普拉卡什并不是那种使命感很强的人——他不喜欢讲话，不是像巴巴那样的传教者，也不像巴巴那样有精神上的野心。他并不想改变部落的生活方式。他是一个医生，如此而已。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导致病人决定放弃治疗回家去，普拉卡什会接受那个决定。
有一天夜里，一个只剩半边脸的男人出现在诊所。一只熊攻击了他，它狠狠地用熊掌抓了他的脸，压碎了他的眼睛和头骨。令人吃惊的是，他依然意识清醒。普拉卡什没有麻药，所以他清理了伤口的污物，并试着缝了一针看他是不是受得了。那个人让他继续。普拉卡什缝了一百五十针才让他的脸剩下的部分合在一起，那人忍着疼痛一声不吭。一周以后，他能够回家了。他瞎了，但他还活着，并度过了危险期。但是，成了瞎子就意味着他不能捕猎了。他的家人给他吃的越来越少，两年以后他被活活饿死了。普拉卡什听说了这则死讯，试着从部落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他猜想，大概为了喂饱这个人就得把别人的食物拿走，也许这是在他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之间做的一个选择。
还有一天，诊所来了一个女人，分娩的时候难产了，孩子的头歪向一边，已经出来了一部分。普拉卡什不能在诊所安全地进行剖腹手术，他那时也没有交通工具把产妇运到医院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婴儿绞成碎片取出来，以挽救母亲的生命。他强打起精神这么做了，但是他发现这个母亲和她的亲属们并没有像他那样感到困扰。他们对他说，很多小孩都在生命的第一年死于营养不良、疾病或蛇咬伤；如果母亲在分娩过程中死去，父亲通常不会照顾婴儿，而是任他死去。死亡只是来得稍早了点，仅此而已。
在他们来到贺莫卡萨的第二年，曼达发现自己怀孕了。这让他们陷入了令人烦恼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她回到那格浦尔，利用那些他们不能提供给病人的医疗资源，她和普拉卡什都会感到自己是不道德的；另一方面，普拉卡什知道，如果曼达难产的话，他可能不得不为了救妻子而绞碎自己的孩子。他能够面对那种情况吗？他们为此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他们决定曼达就留在贺莫卡萨生产。但后来泰听说了他们的决定，她曾因为自己生孩子时没有得到良好的医疗看护而将孩子置于危险之中，至今依然感到内疚，她不想让曼达经历同样的事情。她来到贺莫卡萨，迫使曼达和她一起回到那格浦尔。不久以后，曼达就生下了她和普拉卡什的第一个儿子狄冈。
在普拉卡什看来，马迪亚人没有特别要去改善生活的观念，生存下去本身已经构成了足够的挑战。但他们的领地被想用树木造纸的伐木公司逐渐侵占。伐木公司和政府森林部门告诉部落的人，森林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当部落的人从森林里获取蜂蜜、植物和动物时，他们的行为是偷窃；因此，他们有义务用免费劳动来偿付他们的债务。政府发起了帮助当地部落的计划，但补助金通常都被中间人拿走了，部落居民几乎见不到什么钱。普拉卡什想，如果部落的人受过教育，或许就能更好地抵抗各种各样的偷盗行为。在那个地区，当时已经有好几所政府办的学校，但老师不会说部落的语言，并且多数时候也不出现，所以，事实上这些学校只是摆设。
普拉卡什决定开办一所小学。因为部落的村庄非常分散，所以得办一所寄宿制学校，但是说服父母将孩子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上学是很难的，他们需要孩子在家里帮着干活。在努力说服他们的过程中，普拉卡什不再谈什么读写教育——这作为目标可能太遥远了。他对他们说，他会给他们的孩子提供饮食，并且教他们如何耕种，如何使用基础药物。这起了作用。孩子们发现待在学校是很难的事情；他们弄湿了床铺，就跑进森林中逃走了。但是学校提供的食物比他们在家吃的要好，所以他们的父母又将他们送了回来。几年过去了，部落里有的学生不只学会了马拉地语，还学会了英语，进而成了医生，但是没有一个人回到贺莫卡萨来工作。贺莫卡萨的医生每月只能领到六千卢比的工资，而其他地方普通的政府医生则可能拿到这个数的二十倍。
不能留住阿美特家人之外的医生，工资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马迪亚人自己。在诊所，他们没有表现出感激或者其他感情——你在病人或家属脸上从来看不到震惊或放松，就像你在其他地方的医院会看到的那样。有人死了，没有人抹泪，有健康的宝宝出生，也没有人看起来特别高兴。马迪亚人似乎并不把他们生活的地方看得很有价值，要不然就是听天由命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他们经常缺席年度手术营里自己的手术。有一次，一个婴儿早产了，体重还不到一公斤。那是个炎热的夏天，诊所采购了一台发电机来保持孩子的凉爽，不分昼夜地照料他。一天早晨，孩子消失了。他父母需要回家翻盖屋顶，于是带着他回家了，无视诊所让孩子留下直到他能承受出行的请求，第二天孩子就死了。那些觉得自己牺牲了舒适的生活搬来贺莫卡萨的人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很难接受，或早或晚，他们都会离开。普拉卡什提醒自己，他是出于自己的理由选择了这份工作，没有人要他来。
对于马迪亚人来说营养不良是比疾病更严重的问题，所以普拉卡什决定教他们耕种。耕种与很多马迪亚人所持的信念有所抵触，挖地就像是切割母亲的身体，但是普拉卡什在自己土地上高产量的示范确实让马迪亚人印象深刻，最终他们接受了他的技术。对普拉卡什来说，这一介入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当地人的健康。他认为，如果马迪亚人能够种出庄稼，他们就不需要那样频繁地狩猎，这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青春期的巴巴在这片森林中狩猎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到处可见鸟类、猴子以及许多小型动物。普拉卡什是玩着蝎子长大的，他喜爱所有的动物，不管它们有多丑或者多危险。若存在任何可以让马迪亚人减少猎杀动物的方法，他都会去尝试。
诊所开办后不久，有一天，一些马迪亚人抬着一只被杀死的母猴子经过，活着的小猴子还紧紧地抓着母猴子的毛。他们打算把两只猴子都吃掉，但普拉卡什用一袋大米将小猴子换了下来。他用瓶子喂猴宝宝牛奶，让它在房子里生活。当他出去散步时，它就坐在他的肩膀上；它也喜欢骑在普拉卡什家小狗的背上。这一交易不胫而走，更多的动物宝宝被送了过来。普拉卡什和他的妹夫维拉斯·马诺哈尔照看它们。随后，他们收养了一只叫拉尼的小熊，它陪伴他们去河边散步，如果有人靠近，它就朝那些人咆哮。他们养了鹿、羚羊、狐狸、土狼、孔雀、蛇和松鼠。学校运营起来后，他们让部落的学生承担喂养动物的责任，希望孩子们会将它们看成宠物而不是食物。
起初，他们喂动物素食，但自从有两只小豹死于这一饮食计划后，第二次小豹再被送来时，他们就喂它吃肉了。他们并不为了吃肉而杀生——他们放出话给村民，说如果有动物死了他们愿意收购。豹的幼崽和熊的幼崽一样，在诊所周围的领地上自由地漫步。另一只小豹陪伴阿尔蒂（普拉卡什收养的女儿）去上学，直到它长大到会吓到其他孩子为止。
普拉卡什对自己与动物相处的方式充满信心，哪怕是不认识他的新动物。他继承了一只愤怒的成年豹，它之前一直被森林部门用链子拴着。它以前的负责人请他一定要小心，别让它挣脱了铁链。然而，普拉卡什立即就解开了它的锁链，将自己关进了笼中。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似乎可以让哪怕最凶猛的动物解除武装：他无所畏惧，有天然的权威感，同时有种慈母般的魅力——一种亲切的、滋养的、耐心的和有吸引力的品质。他甚至与蛇交朋友，哪怕是几分钟内就能让人毙命的金环蛇。他的信心并不总是值得辩护的。有一次，他差点死于一条毒蛇之口，当时他正抚摸着它；熊也曾向他冲过来。他的二儿子阿尼克特继承了他对动物的无畏。阿尼克特才十岁时，就试着接近一头豹——这只豹小的时候和他一起玩耍过——受到了攻击。那只豹没能认出他，普拉卡什只得将阿尼克特从豹子嘴中撬了出来。
贺莫卡萨的生活一点一点地得到了改善。巴巴带来几个瑞士志愿者，他们帮忙建造合适的房屋、救助站和钻井。有一次，他们得到了一台以煤油为动力的冰箱，那是从不列颠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古董。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的一个侧面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了：丛林周围的叛乱分子帮派变得越来越暴力。他们破坏交通工具，引爆炸弹，杀人强奸，冲进村子索要食物。在一九九〇年左右，电力最终进入了贺莫卡萨。几年以后，贺莫卡萨有了第一部电话。
多年来，各种各样的人听说了这个项目并帮助筹款，但是普拉卡什从没有在筹集资金上做过什么努力，他不觉得有那个必要。他会利用已有的资源来推进工作，这就够了。
一九九〇年，巴巴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声明：他将永远离开阿南德万，搬到西面六百公里处的纳尔默达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去，以此来表示对需要迁移几十万人的大坝工程的抗议。事实上，社会上已经有了反大坝运动，而他并不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他已经七十五岁了，几乎无法出行，他只是要住在纳尔默达河边以示抗议。
人们震惊了，很多人非常生气。他怎么能不打招呼就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怎么能这样轻易地抛弃所有那些将自己的人生奉献出来与他一道工作的人呢？他究竟为什么要对阿南德万做这样的事情？国家的第一任首相尼赫鲁将大坝称为“现代印度的殿堂”：大坝不仅仅是一个基建工程，还是爱国主义的象征。很多捐赠者都不再捐钱给巴巴的项目。那些本来就不喜欢巴巴的人则趁机提出最坏的揣测：他太无聊了，想要得到关注。巴巴没有理会这些闲言碎语。
巴巴在纳尔默达河边住了十年，但后来还是回来了。他对那里倒是挺满意的，躺在床上，看着外面的河水，身处纳尔默达运动的情感中心。但是泰很悲惨，她想念家人，想念那些孤儿、盲孩和她以前每天都要去拜访的老人们。在阿南德万，她总是很忙，总感到被需要，可是现在她无事可做，觉得自己一无用处。这渐渐影响了她的精神状态。她一天中会花很多时间睡觉，而且总是在哭泣。最终，巴巴同意搬回阿南德万。他讨厌违背自己死在纳尔默达河边的誓言，但是泰为他奉献了一生，他知道现在他必须为她做这件事。
这时他已经快要九十岁了。他病得越来越厉害，需要更多时间待在医院。他被诊断出得了白血病，浑身动弹不得。人们很难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他于是说得越来越少。他在九十三岁时离开了人世。对维卡斯来说，巴巴的死改变了一切。“我被父亲牵制了三十五年，”他说，“我从没有过家庭生活。我在思想上、行为上和精神上全天二十四小时受到父亲的牵制。”
巴巴去世那段时间，普拉卡什的项目开始为外面的世界所知。十七年里，普拉卡什几乎没有离开过贺莫卡萨，也没有休过一个假期。当时这很适合他——他喜欢将自己埋在工作中，不需要出去和人们交谈。但现在他获了一个又一个奖，被请到海外的马拉地会议上发表演讲。普拉卡什不喜欢说话，即使在私底下也是这样。他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也不在乎别人是不是批判巴巴。让他们说去吧，有什么要紧的呢？他从不谈论巴巴，而维卡斯会。但是他听说讲演可以换来工程所需要的经费，于是他去了。
更多的目光开始注意到他们的工作，而这时，普拉卡什和曼达基本上已经退休了。狄冈和他的妻子阿娜哈运营着医院。阿尼克特认定，为了募集资金，项目需要有一定的公开性，于是他致力于通过社交媒体和巡回展览散播消息。他的妻子萨米沙在学校工作。游客过来参观时，普拉卡什会带他们到动物孤儿院去转转，向他们展示：他和豹一起玩耍，把自己的手放到它们的嘴里；喂熊吃东西；把一动不动的蛇捡起来，绕到自己孙子的脖子上。不过多数时候他都坐在屋外院子里那把塑料椅子上，烤着他在寒冷的早晨点燃的一小堆篝火，和顺便来访的某个人聊天。有时全家人会在黄昏的时候去河边骑自行车。
普拉卡什依然很健壮，能够继续工作，但在印度，六十岁退休是个惯例，而且他也希望狄冈能够不受他干涉地将医院运营下去。他并没有感受到驱动着巴巴和维卡斯的那种总是想修正这个世界的激情。他在丛林里开办了一家医院，并在那里工作了三十年，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