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对我而言，答案很明确，不经反省的、太轻易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一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苹果。
——这是一个香蕉吗？
——不，这不是一个香蕉。这是一个苹果。
这是我们在德语课学的句子。进入一门新的语言，似乎要先进入智力上的幼稚状态，重历一种文明的萌生与成长。神经质地确认一种水果，反复地诵读数字，每个词都要分阴性与阳性，可是为什么沙拉是男的披萨是女的？老师一摊手，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习惯形成，只要记住就好了。
老师叫Axel，来自斯图加特，瘦长，秃顶，微微驼背，行动轻缓，常常浮现一抹诡异的微笑。从白纸教起，就要有原初的表达能力——图画与戏剧。Axel每天都带来很多卡片，让我们把图画和单词对应。我们常常看着图画大笑，这种稚拙笔法，是属于幼儿园小孩的。我问：Axel，这是你画的？他说：对啊，这是我的艺术作品。我们大笑。他说，不要笑，我办过展览的。
今天听录音，一对老头老太太去超市买菜。称完了土豆、胡萝卜、香蕉，称蘑菇。224克，好吗？太多了，拿掉一个，再拿掉一个，198克，这样好吗？这样很好。
Axel一边写下“结婚”这个词，一边指着图画里的老头老太太说，他们结婚了，他们不孤单了，结婚很好。我说：不，结婚不好。Axel瞪大眼睛：结婚不好？我说：是的。Axel走到我前面：为什么？我一时不知如何表达，只好说：因为买菜要花太长的时间。Axel说：哦，不过一旦决定了就好了。
Axel两年半之前在玻利维亚结婚。看样子他觉得结婚很好，可是结婚这个单词太复杂，怎么也记不住。于是他现填了《结婚进行曲》，教我们唱，大意就是，结婚啊，结婚啊，结婚真好。结婚啊，结婚啊，结婚后在床上就不孤单了。我用中文对同学说，现在是开始耍流氓了吗？可是童男子J天真地问Axel：为什么结婚了在床上就不孤单了？
我们在德国待两个月时间，组织者Martina安排了两个礼拜学德语，她说，不期待你们学到什么程度，但是希望你们感受一下德语。
有趣的人往往都是自己文化的叛徒，我常常这样觉得。单一的视角是可厌的，我从来不觉得天真是一种美德。
但我对学习外语都没什么热情，因为没有耐心跨越过背单词记语法的童稚阶段，貌似保持对中文的忠诚，其实为懒惰。
二
老师让我们用表情图画讲故事。想家的男孩抢走了所有悲伤的图画，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眼泪滂沱的情境。我只好用剩下的图创作了本人的第一个德语故事：我工作。我听故事。我写下来。我很开心。我睡了。
讲完之后，为这个无聊的故事惊喜了一下：简单的言辞有另外一种力量。今天，Axel带了一张叫作《December》的钢琴独奏CD来上课。打开音乐，他让我们朗读课本中的一封信。我几乎流泪。译文如下：
亲爱的Sara：
你不在这里。我很难过。
我弹琴。我工作。我写作。我等待。
你什么时候来？
你难过吗？你快乐吗？
你在做什么？
你在哭吗？你在笑吗？
你在工作吗？你在听音乐吗？
你在等待吗？
你住在汉堡。我住在柏林。
我很孤独。你很孤独。
但是这很快会过去。
我做梦了。梦见未来：
你住在汉堡。我也在汉堡。
或者：我住在柏林，你也在柏林。
你和我。我和你。
我很快乐。你很快乐。
我寄了花给你。
你会很快来吗？
我爱你。
Jan
三
Axel真的是艺术家！
昨天下课时，我问：Axel，你为什么做老师？他说：我为什么做老师？因为我喜欢做老师啊。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啊，要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我开始搜肠刮肚组织语言。上个礼拜情形很糟，两个中国学生，一个不停打喷嚏，眼皮耷拉，一个一直低头看手机，搞不清楚在干吗。常常Axel抛出一个问题，半天无人回应。我勉强睁眼，脑子一片糨糊。看他坐在那里，浮现不易察觉的微笑，似乎对我们讥讽又无奈。我从难堪、抱歉转为好奇，Axel这么有趣的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要每天五个小时对着不专心的笨学生？
肠子刮干了，还是没讲出什么，我张口结舌。像上课的惯常情形一样，Axel没让这尴尬的空白持续下去，他带着终结对话的认真说：当然很复杂。Axel大学时读艺术，可是做艺术家太穷，没办法养活自己，所以他开始做老师，“做老师对我来说非常简单，又能赚钱。”同时他导演话剧，写音乐，写文章。在维也纳，在玻利维亚，在美国。这两年回到柏林，Axel没有再做艺术了，“柏林艺术家太多了，更不可能靠艺术赚到钱。可是我已经48岁了，我不想再那样了，辛苦做一个项目，一分钱都没有。”他开始收拾课本，笑容浮上来，恶狠狠地说：“所以我恨当老师，我完全是为了钱！”然后眨一眨眼睛，像是说：你满意了吧？
今天德语课程全部结束，Axel很认真地道别。我发现他头顶虽秃，金色眉毛却长得快要遮住蓝色眼睛。他说，希望你们回去之后，写一些关于德国的文章，可是不要只写好的，德国也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你们只要写真实的东西就好了。我想，Axel是个好老师，而我，至少在这个礼拜，也是一个好学生！
再见，Axel。
四
收到Martina的信：Yujie，我要介绍Maya给你认识，她去过两次中国大陆，马上要去台湾，最重要的是，她做的巧克力蛋糕是柏林有名的！Maya回信说：我们约什么时候都行，来我家也行，去外面也行，我刚从中亚回来，那儿比中国人还随性，所以，你什么时候想来，打电话给我就行了！
这让我稍微想念了一下在中国的日子。通常不知道第二天要干吗，被放鸽子是常事，当然，有时候也放别人的鸽子。有次和朋友们约吃饭，我在餐厅坐了一个小时，第二个人才出现。可是“随性”也意味着半夜可以拉一个朋友出来喝酒，或者约定一个明天的采访，这个采访很可能远远超出约定的时间，只是因为大家聊得很开心。在德国，没错，Maya说，即使是好朋友打电话：我们好久没见了，哪天一起聊聊吧。对方会说，好啊，我看看……三个礼拜以后有空。“他们不是真的没时间，就是不习惯那样。”
Maya的脸圆圆的，高，胖，穿着黑色长裙，走路以肚脐为中心，左摇右晃，是个神气的女人。夕阳从她身后照过来，脸上金色的绒毛随风飘摇。据说柏林天气比往年暖了很多，但六月还是如此清凉。坐在她家的阳台上，我毫不客气地喝酒吃蛋糕，很快把自己搞得晕晕乎乎。
Maya来自莱比锡的一个小镇，属于东德，紧邻西德。1945年，东、西德划界的时候，镇上很多年轻人跑去西德。妈妈的哥哥和姐姐也离开了。外婆对当时还不到20岁的妈妈说，如果你也走了，我就上吊。当时妈妈有一个男朋友，男孩也去了西德。有一天他回来问妈妈，跟我走好吗？妈妈说，不行。男孩在疆界另一边，每个礼拜都爬到一座山上，向这边的妈妈挥手。这样持续了十年。十年后，男孩撑不下去，结婚了。妈妈也结婚了，有了Maya。但是，Maya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婚姻。
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当时的男孩已经变成老头，他回到莱比锡找到妈妈。两个人都已离婚，可以重新开始了。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两个人都已经改变很多，想法、观念、经历都不一样，终究写不成童话。
我问，是什么样的不一样呢？Maya说，在东德，通常女人都要工作，都觉得男女是平等的，但是西德人还是认为，女人就应该像个女人的样子，待在家里做家务。这种性别观念，Maya觉得是最主要的错位。
五
两德统一前，莱比锡是东德最重要的抗议中心。1980年代的东德，已经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封闭、压抑。Maya和朋友们在家里组织半地下的音乐会，文化沙龙非常活跃，政治也在松动，“那时候真的很酷。”
Maya带我到一片工地，那里曾经是国王的城堡，柏林的政治中心，二战时城堡被炸掉了一半，东德政府索性拆掉，盖了工人文化宫，那是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建筑，可以开会，可以演出，方正，恢弘，但很无聊。1990年代之后，这里失去了政治功能，变成了艺术展览空间。紧接着，统一之后的德国政府说要恢复古老德国的荣耀，于是把文化宫拆了重建城堡。Maya说，“他们就想把东德的象征物拆掉，证明西德一切都是对的，问题是，又没有国王，你修个城堡干吗？”更讽刺的是，因为没钱，工程也停了。
东德人没有办法接受统一，他们是在怀念社会主义时代吗？还是痛切自己的历史、生命被抹去了？在魏玛，包豪斯的学生Alex说，“我去过北京，觉得好亲切，那些社会主义建筑，大楼，纪念碑，德国很多人想拆掉这样的建筑，觉得太难看，而且是威权的象征，可是我觉得，那也是我们的历史啊，干吗要拆掉，然后修一些假古典建筑？”
我想，这些哀婉社会主义历史的人，也许曾是体制中的异议者，也曾因为体制的黑暗而充满愤怒、否定一切。看到他们，令我触动。该怎么看今天？我今天，又怎么看我的父母，或者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其期待后事之明，也许应该学会和历史共处。
六
Maya的英文，口音很重。学德语的时候，Axel告诉我们，德语和英文不一样，不要连读，要一个字结束再开始另一个字，可是很多德国人在讲英文的时候，飞速而含混地讲一大串，没有停顿，没有标点，兼有英文和德文的发音，像一段意识流的小说，话音落时已经是一段故事的末端。我很喜欢和Maya聊天，可是每一次都累个半死。
Maya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不拘一格。2008年，她作为IJP①的伙伴去中国，正遇到四川地震，很多人去灾区收养地震孤儿。同行的德国记者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发表在德国右翼报纸上，文章说，因为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很多家庭没有儿子，所以他们去灾区只是想要个儿子。Maya说，天哪，我真不能相信她写出这样的文章，太丢人了！她根本不去了解中国，每天只想待在房间里和男朋友讲电话，采访了一次就写出这样的稿子，太丢人了！
在那一次的旅行，Maya结交了一个中国朋友，一起跑到江西乡下，玩得很开心。但她还是忍不住说，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很无聊，他们想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我点头同意，没错，基本上就是赚钱。当然，她说，德国也有很多无聊的人。比如说，她的一个好朋友是gay，“他成天都在发愁，因为好像gay得有gay的样子，要常去健身，身材要好，得喜欢Madonna，要不然好像就格格不入，可是有一天，这个男人突然爱上了一个黑女人，他吓坏了，怎么跟身边的人解释？她虽然很美，但似乎不符合标准意义的美。他纠结死了。”
而她的另一个朋友，是一个异性恋的女人，在男同志组织工作，帮助他们，也是他们最好的朋友。有一天，这个女人和男人结婚了，结果所有这些同志都不再和她来往，他们觉得，她背叛了他们。“你能想象吗？她为他们工作了那么久！”Maya停住了，很激动。
我们在Maya住的街区散步。她骄傲地说，这是同志聚居的区域。“一战”之后，这一带聚集了很多同性恋和艺术家，非常活跃。希特勒上台之后，很多男同性恋被用粉红丝带区别开来，送到集中营，所以这里的街头有一个小小的角落，纪念在纳粹时期的同性恋受害者。
我又想起采访Wieland时，他说，今年的同志游行，有20万人在街上，可是我想，天哪，我就是为了这些人做同志运动。对，他补充说，我是为了他们，为了今天的盛况，可是不代表我要和他们在一起啊。
没错，如果自由与生俱来，人们知道自由意味着什么吗？那会不会只是一种随波逐流——无论那是什么样的潮流？没有经过痛苦经验的淬炼，没有死之终点，人们会珍惜生活吗？我想对我而言，答案很明确，不经反省的、太轻易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七
我已经很努力在交朋友了。当时的日记里我写道。
我赴每一个约，我也发出很多邀约。可是后来还是忍不住抱怨，德国人太难交朋友了。典型德国人Patra脸上露出老实巴交的歉意：的确，我的朋友都是同学，同事，很多年累积下来……听说德国人成为朋友需要很久，可是当他们认定你是朋友，就会非常可靠。只是我来自中国，只有两个月，方生即死，来不及等待。
我坐在咖啡馆，天花板是一群裸男的春宫图。对面的大叔不停地踢桌子，对着右下方的空气怒吼。所有的waiter/waitress都穿鼻环。一口黑啤酒下去，脸皮很快发麻发胀，脑中物轻飘起来。我在日记本上又写下：以后不能在白天喝酒了。
不喝酒无以遣寂寞长日。有天醒来，房东粉红色的被子像工业城市的污染尘霾一样压住我，没办法呼吸，也没办法起床。我打开电脑，没有信，没有人答应接受采访，也没有人记得我。我上网，看新闻，看八卦，不停地刷屏，屏幕只闪烁，没有更新。我吃了面包，又吃香蕉，又吃樱桃。脑子里没有任何东西。像鲁滨孙在孤岛已经停止张望海上，可有一缕烟吗？有一线船帆吗？世界一定还在运转，充满热腾腾的欲望，在自我毁灭的途中，可是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
海上终于出现了船，Maria和Lene来了。我大声对她们说，你们是我的老朋友！似乎自己也难以置信，这两个只见过几次的丹麦人！可是她们知道我叫大头，我们都认识Sam，她们还会说一点中文（Lene最喜欢说，too much麻烦）！和初次见面的人相比，需要解释的东西少太多了。
她们第一次到北京，去女同志酒吧，有人说，你们等一下，我去给你们找一个会说英文的。Lene说，可是喝了两瓶啤酒之后，我发现每个中国人都会说英文！接下来令她们晕眩的就是，没完没了的TP话题。每个人都问，你们谁是T谁是P？两个人对看一会儿，Maria说，她现在越来越T。最早她们互换衣服（多半是裙子），后来Lene变短发俊俏，T恤仔裤，Maria拍拍Lene变胖的肚子，现在她有这个，也穿不下了。
Maria很幽默，她的幽默来自毫不设限的聪明头脑。她讲起自己大学时曾经去给妓女当助理。老板在里面工作，她在外间一边看书一边接电话：哦她现在有活儿，得等一下。我笑，Maria你好有趣啊。她笑，是吗？Lene说，对啊，我就是喜欢你的幽默感，又很活泼。Maria说，可是我看见喜欢的人就紧张，完全说不出话来。我惊讶，真的吗？Lene说，对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很紧张，躲在厨房不敢过来跟我讲话。Maria说，所以那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对这种在一起时间很久还仍然相爱的情侣非常好奇，不拘一格的双鱼座Maria，和秩序井然的处女座Lene，相同和相同溶为倦怠，在差别之中又凝固着陌生。怎么会在一起这么久但还是相爱的？Maria说，我和她还是最谈得来，最了解彼此。那你们吵架吗？我问。Lene说，吵啊，都是些特别傻的事儿，“你上次说，我没说，你说了……”但我们互相太了解了，知道这些不会让我们分手。
两年前在哥本哈根，Maria和Lene带我们去看演出。一个调皮的五人男生和声团，唱好多黄歌，接下来就是Maria她们的节目。有人全身赤裸，只包扎了阴茎和戴了假发，有人腆着肚子在舞台边上自顾自地跳，Maria蒙着黑色网纱，Lene的装扮很像海盗，她们唱着，到底是谁怪异？谁怪异？然后指着台下的我们：就是你！你！你！
丹麦人常到柏林。因为柏林物价便宜，遍地夜店。她们会约一些朋友，从哥本哈根坐长途客车过来，租一间公寓，开一整个周末的派对。可是Maria和Lene有一阵没来了。因为去年冬天，Maria在街上和朋友聊天，一块雪从屋顶掉下来，砸在她头顶。她说：哥本哈根的冬天很危险！她在家休息了半年，不能到太吵的地方，不能坐飞机。
她们的朋友J有四年没来柏林了。J高，瘦，挺直。阔嘴加上没有眉毛，看起来有些凶相，但其实他不过就是个小甜心。他很怕鸟，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有一只麻雀飞了进来，J吓得直往我怀里钻，Maria和Lene大笑说，看，什么是T。J以前也做媒体，应该是一种富裕、纵情的日子。平时勤奋工作，周末彻夜跳舞，做爱，不被羁绊。可是四年前检测出了艾滋病毒，一切都翻转了。他在酒吧讲出这些的时候，我表面镇定内心不定，我是不是听错了？被写了很多次从浮华到寂寥的故事，现在就在面前，艾滋病毒携带者？为什么要告诉我？
每月一次的土耳其同志派对。J看着舞池里：好多我喜欢的类型啊。音乐鼓点急捣密语，瞬间静止，一下，再一下，轻，再轻，试探，挑逗。肚皮舞者颤动着身体，媚眼四飞。然而我们在两点离开，人们正酣。Lene自言自语：这个时候回去正好，不然Maria要生气了。
回去的路上，我发短信给Lene说，谢谢你们陪伴我在柏林的孤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