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孤独，与所爱的人、世界隔绝，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个更难以忍受？
一
到达几天之后，我学会了问人们：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22年过去，墙倒塌了，德国统一了，但生活没办法一笔勾销。往日隔绝的，不只是地理——1989年东德人跨越柏林墙之后，一脸茫然，他们的地图里没有西柏林，墙这边的街道对他们是那么陌生。远不止如此，冷战在人们心上烙下的印记，需要几代人的生活，才能真正弥平。
花白卷发、眼神在镜片后一直闪烁的乌苏拉，在一个大风天带我们游览柏林。对于这座城市，她有讲不完的故事。15世纪开始，柏林先后成为勃兰登堡公国、普鲁士的首都。从壮美的勃兰登堡门进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古代人可笔直通向国王的城堡。拿破仑在欧洲四处征战称雄，占领柏林时，掳走了门上的胜利女神和四架马车。几年后，拿破仑战败，法国才把胜利女神还给柏林。
柏林地下是砂石，不像萨克森或者黑森林地区富饶多矿。普鲁士虽然强盛一时，但那时的世界终归是罗马的，伦敦的，巴黎的。柏林的世纪是20世纪。魏玛共和国曾把这里变成最繁荣、自由的城市，很快，希特勒把它变成自己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战争最终也结束于对柏林的轰炸。然后冷战开始，铁幕拉下，就在城市中央。它复杂深重的命运，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之后，余音未绝。
1961年，东德筑起柏林墙，勃兰登堡门一带变成无人区，荒草丛生，野兔肆虐。现在勃兰登堡门是柏林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有人穿着旧军装与游人合影赚钱，有人在这里抗议示威——这次是工会，柏油马路上用砖砌出一条长长的路痕，那是柏林墙原来所在的地方。游人跨越其上，以示欢快而廉价的庆祝。
乌苏拉讲话时不停地神经质地把衣襟拉直，带有浓重口音的英文，常常让人难以辨识，但“墙倒塌”，一定是重要的时间点。我们谈到《柏林苍穹下》，那个长着翅膀的男人，在柏林的上空，悲伤地看着这座城市。像很多城市一样，柏林的各个角落都藏着故事，但它很幸运，这些故事都没有被忘记。有二战死难者纪念碑，有犹太人纪念馆，有二战时被害的同性恋纪念碑，有柏林墙纪念馆……柏林可能是纪念碑（馆）最多的城市，每一个灾难都要被一再提醒，为了不要再次发生。
我问：“乌苏拉，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
她反问：“你猜呢？”
我说：“西德。”
她很惊讶：“你猜对了，可是为什么？常常有人猜我是东德人，因为我对东德了解很多。”
我说：“有一次你提到，现在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
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这句话中骄傲拥有的语气触动了我。在一个极权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这种理所当然的骄傲——城市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却只能是市民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
东德人和西德人的这种不同，处处皆见。二十多年前，有东德少年出国，遇到几个西德的同龄人，最令他吃惊而羡慕的是对方的自信。经历了两德时期的老人总结为：在西德，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我是一个自由人，我可以做任何事，直到有人告诉我说不能做；可是在东德，人们从小被教育，你什么都不能做，直到有人允许你去做。
使人民恐惧，这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统治工具。让恐惧从小灌入，在心里扎根。德国统一之后，德累斯顿公共电视台被西德人接管。编辑彼得回忆说，当时，上司走进会议室，气势颇强。她讲了一番话，等待大家的回应——作为西德人，她习惯了辩论和质疑，但是会场一片沉默，没有人说话，“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服从。”
二
离开柏林市区，经过很多方方正正、毫无特色的苏俄式建筑，来到斯塔西监狱博物馆，约亨·沙德勒（Jochen Scheidler）在门口等待着我们。
这座红砖建筑曾是东德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斯塔西，就是东德安全局。1968年，苏联和华约成员国的坦克开进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年轻的东德物理系大学生沙德勒和一些朋友上街散发传单，呼吁人们反对联军的行为。传单上写着：“公民们——同志们，联军的坦克只是为敌人服务。想想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声誉吧。我们要求事实的真相。没有人愚蠢到只考虑自己。”他被投入这家监狱，监禁一年半之后，才被送到法庭审判，判刑两年半。
沙德勒花白短发，面膛晒得很红，皱纹纵横，两脚外八字叉开，站得笔直，斯文、健壮，十分有尊严。看不出这是一个曾经剥夺他自由的地方，他谦逊地微笑着，按照安排得当的路线，一一展示昔日政权的罪恶、犯人的痛苦，只有很少的时候，愤怒使音调变高了。
我们走过监狱的花园，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沙德勒当时却不知道这个花园的存在。他们不能去花园散步，也看不到——牢房要么没有窗户，要么窗户是不透明的。一个残酷的玩笑是，唯一一个曾经享受过这个花园的犯人是监狱长，两德统一之后，他被送到了这座监狱。
这里关押的都是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政治犯，他们认罪之后，才会被移交法庭，判刑转入别的监狱。不认罪，就要继续在这里承受酷刑、孤独，和“不知何时结束”的绝望。而认罪，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向政权妥协，可是，日子总算会有个头儿。
犯人可能被关入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酷刑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是容一人站立，却又不能直立的凹壁，沙德勒要我们想象一下，在这里站上一天会怎么样。应该想象的有很多，在二楼的单人牢房，仅容一张单人床，一个马桶。守卫随时会用门口的窥视孔巡查，白天不可以躺在床上，必须坐着，却又无事可做。他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半，在讯问中，秘密警察说，如果你想见你父亲，就得认罪；你想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样了吗？她根本不关心你……
彻底的孤独，与所爱的人、世界隔绝，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个更难以忍受？
沙德勒出狱之后，物理研究的路自然断了，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人。他困惑、愤怒，“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觉得胃痛。”直到今天，他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只是它被坏人利用了。
德国统一之后，这座监狱成为博物馆，一些之前的犯人被邀请、培训成为导游，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人们当时发生了什么。沙德勒也是其中之一。
最后，沙德勒带我们到监狱后面一间简陋的水泥空房，这是当时他们放风的地方，头顶铁丝网之上的天空，是他们无法抵达的自由世界。监狱生活的记忆就压在他的胃上，“现在好多了，因为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沙德勒的英文发音有点含混，这段结语却清晰有力，显然精心准备，已经讲了很多次，却仍然直通肺腑：“如果你觉得这座监狱很可怕，43年前，我就在这里。我们必须保卫民主和民主体制，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不只是为了民主，也是为了生活。”
很难想象一直重复讲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是什么感觉，博物馆尽量不让这些幸存者讲得太多，还安排了心理医生帮他们咨询。可是仍然有人在导览的途中突然崩溃，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很多东德人想要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两德统一后，东德的领导人并没有被清算，没有高官被惩罚，没有一个斯塔西成员向政治犯道歉——前监狱长还声称这是最好的监狱。电影《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窃听人员纯属虚构，现实对于沙德勒来说仅仅是：没有获得应有的公正，一生却已经在折磨和黯淡中过去。但他仍然选择了面对和反击。
“你们在网络上能搜索到我的名字，我年轻的时候演过布莱希特的话剧。”我们告别时，沙德勒说。
三
可是，“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到底是谁？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无论乌苏拉是否有意如此，这句话还有别的含义。
“这不是统一，是吞并。”来自东德的小说家舒尔茨说，他用两手并列，五指交错，来表示统一与融合，用右手包住左手，来表示他对于两德统一的观点：是西德吃掉了东德。
舒尔茨生于1962年的德累斯顿，东德疆土。柏林墙倒塌时，他在莱比锡。1989年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冷战有了结果：极权体制溃败于民主体制，社会主义输给资本主义。这二者常常被画等号，但是很多东德人认为，这是不同的。
1989年，莱比锡以及其他东德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东德人民呼吁改革，他们已经厌倦了独裁者。可是和其他东欧国家不同，东德人没有机会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富有的兄弟——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幸运之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之间货货相易的经济体系解体之后，东德工业已接近崩溃，如果可以买便宜质量又好的西德产品，谁要买又贵又糙的东德货？更不用提东德政府已经欠下了大量债务，经济和政治的破产在即。1990年8月23日，东德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决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1990年10月3日起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舒尔茨和朋友们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份报纸。国家正在改变，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当中来，个人的文学梦想并不重要。他们自己采访、编辑、印刷、发行，舒尔茨还曾到菜市场门口去卖报纸。“我们想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国家。”舒尔茨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只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当政，社会主义理想才变成专制体制，它应该有新的可能。
当时许多东德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德累斯顿当地报纸《萨克森日报》政治版的主编乌韦·彼得说，那一年真是最好的时光，老大哥没有了，有钱的兄弟还没有来。他们有了梦寐以求的新闻自由。他们讨论，如何在新的国家里，留住东德的优点。“什么样的优点？”我问。他说：“比如说，社会主义体制里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也比较喜欢互相帮助，西德人就比较冷。”一个例子是：东德的女性往往都有一份工作，而在西德，女性在结婚后就要谨守传统，相夫教子。
可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西德政府慷慨地将东西马克的兑换比率定为1∶1或2∶1，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比率为10∶1和20∶1。舒尔茨记得，当时商店里所有的商品都卖空了，社会主义的人们没能抵制得了物质的诱惑。
商业经济随着民主制度来临了，手工作坊式的报社终究无法应对资金雄厚的西德媒体集团。舒尔茨离开了莱比锡，搬到柏林，开始写小说。他的积蓄只够生活一年，他计划一年之后，如果写作不能维生，就去开出租车。一年之后，他的小说集出版，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还获得了很多奖项。作为德国统一后最重要的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称他为“我们新时代的叙事者”。
尽管在一个以恐惧威压为统治手段的制度里，很难谈到真正的平等，可是进入另一个以财富来区别人们的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再次复活了。
“统一意味着你从这边拿些东西，从那边拿些东西，但是，东德什么都没剩下。”的确，对于西德人来说，生活并没有改变，可是对于东德人来说，一切都变了，自己必须也改变，去适应这个新的国家。这让人们难以相信：过去发生的一切，真的一文不值吗？那些一生笃信的理想，还有青春，都只是笑话吗？
舒尔茨已经成为德国政府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西德成为比较好的政府。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说的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成就是使资本主义在竞争中接受了自己的理论，这很讽刺。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更甚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包括西德。可是竞争的消失，使得情形坏了，舒尔茨说，现在德国贫富差距变大，看电影、去餐馆吃饭，对他的很多朋友来说，成为了奢侈的活动，“还有，你总不能把水拿来做生意吧？水是公共产品，不应该私有！”
我们坐在舒尔茨家附近的咖啡馆。这里是普伦茨劳贝格区，属于东柏林。他说：“我还是希望住在原来东德的地方。”除此之外，统一之后，很多人离开东德，房租变得很便宜，艺术家和移民们蜂拥而至。其结果是，许多年后，这里到处是咖啡馆、世界各地风味的餐馆、店铺，充满活力，可是也有点时髦了。
柏林咖啡馆很多，人们喜欢坐在户外闲谈，晒太阳。街区都有大树浓荫，空气纯净，每一样颜色都很浓。我想着人们悠闲的生活，干净的空气和食物，这几乎是我所见最好的社会制度了，或许还想起了自己的国家，听着舒尔茨的批评，忍不住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完美的社会。”
他说：“对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得斗争，为了民主和平等。”
四
我开始热衷于寻找东德人的面孔，有点犹疑和哀伤，又是亲切的，和西德人的浑然自信比起来，这种复杂更令人触动。经历过苦难的坚定，更强壮。
乌莉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六月的新克尔恩街区文化节，乌莉和朋友们在一所废弃的监狱表演了一出现代舞，来表达当人们被囚禁时的感受。平时，乌莉在小学教小孩子跳现代舞，借舞蹈来表达自己。尤其是在移民子弟学校，“这些小孩子的身体是非常紧张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们有太多东西要适应，语言，文化，这让他们很不自信，尤其是女孩子，可是当经过一些舞蹈练习，身体打开的时候，她看到孩子们眼睛突然亮了，那一刹那的光彩，让她很有成就感。
乌莉动作夸张，表情也比常人放大，薄薄的嘴唇涂得鲜红，和绿色外套形成戏剧性的冲突。每年都有很多艺术家来到柏林，这里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房租比别的大城市便宜，生活丰富多元，什么样的怪人都有，可是过一段时间，沮丧总会到来，永远有更年轻、更拼命的艺术家来到这里，房租一天天涨起来，难道要永远做免费的艺术吗？乌莉也在担心这个，可是，她摇摇头，管它呢，以后再说，至少现在，柏林是天堂。
新克尔恩原属东德，同样因为便宜，是移民和艺术家的聚居地，也是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乌莉说，虽然同居于此，实现着两个层面的多样性，但是移民和艺术家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移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作息，而艺术家昼伏夜出，怎么能让两种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呢？也许乌莉的工作，是一种这样的努力。
为什么她会对这些移民小孩的神情这样敏感？她说：“因为我来自东德，我知道那种在边缘的感觉。”10岁时，乌莉随父母迁移到西德，虽然讲同一种语言，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必须察言观色，重新学习一套规则。“我在两种社会制度里都生活过，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我很庆幸没有继续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否则我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我也不喜欢物质主义，用金钱来评判一个人是不对的。所以我要利用在两种体制里的好处，我用现在享有的言论自由，去批评这个体制的缺点，让它改进；我用东德人的边缘经验，来帮助移民。”
五
对于周三晚上的欧洲城市来说，人多得不寻常。珍宝公园的草坪上，人们或坐或站，三五成群，照例是人手一瓶啤酒。很多人站在一边，仰头看着一部线条与色块变幻、不知所云的短片，那是一部当代艺术作品。酒水摊和烧烤摊前面，挤满了人，德国人秩序井然的神话没有上演。
这是“扎根柏林”（Based in Berlin）当代艺术展的开幕之夜。参展艺术家来自四海，但他们现在都住在柏林。柏林市长沃维莱特出席了开幕式，展览想要表达的是，这是柏林，是当代艺术的世界中心，对年轻艺术家敞开胸怀的城市。跟所有地方一样，多半的作品不明所以。至少有两件作品，是以一堆破烂砖石为主要内容；有一幅在墙上贴满了放大的1块、2块的欧元硬币的模型，还有几件，是以柏林夜店场景为内容的视频。德国记者丽贝卡总结说，看样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柏林很穷，夜店很重要。
在公园里，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开心，而原本该是夜晚主角的艺术展室里，观者寥寥。丽贝卡提着啤酒瓶说：“我觉得艺术展不重要，大家只是太爱柏林，太骄傲于自己是个柏林人了！”
“二战”之前，柏林曾经是德国的商业中心、媒体和出版中心、金融中心……随着战争爆发、战后柏林的被分割，产业都搬离这个不安全的城市，银行搬到法兰克福，媒体和出版公司搬到汉堡，工业搬到慕尼黑、斯图加特。在东德的封锁下，西柏林的日常物资都需要盟军空运，更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很长时间以来，为了维持这个象征意义极强的城市，德国联邦政府十分善待西柏林，包括财政拨款，让人们无需工作也能生活，而城中男性也无须像其他西德男性一样服兵役。
直到今天，在德国所有联邦省份和城市中，柏林是最穷的地方之一。也有人说，柏林人已经习惯了被供养，他们太懒了。
19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演说时慷慨说道：“我是一个柏林人。”他想要表达的是，美国将会站在西柏林、西德人这一边，抗击共产主义阵营。被东德围困的西柏林人，需要得到同盟。
而冷战结束之后，“柏林人”在生长出新的含义。
柏林被称作最不像德国的城市。如果发生了日本海啸一样的重大灾难，德国人会像日本人一样秩序井然吗？丽贝卡说，德国其他地方也许会，我想柏林人不会，因为其他地方只有一种人，可是柏林，什么样的人都有。
丽贝卡是德韩混血儿，尽管出生在德国，但是黑发、黄色皮肤、个子矮小的她，从小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她说：“我是德国人。”对方问：“那你爸是哪儿来的？”她说：“我爸也是德国人。”对方问：“那你爷爷是从哪儿来的？”一直追踪到亚洲族裔才肯点头罢休。有时候，对方会强调重点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生性幽默的她回答：“我从我妈肚子里来的。”
尽管对于希特勒的种族政策有很多反思，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完全走出种族优越感。移民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白人天生地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对于其他肤色的人，如果你说你是德国人，他们会怀疑地看着你，“可是如果你说自己是柏林人，所有人就都理解了。”丽贝卡说。
历史上，柏林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17世纪，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公开邀请被法国驱赶的胡格诺派教徒来到柏林，填补“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空虚。到威廉一世去世时，定居的胡格诺派教徒占到柏林总人口的20%，柏林成了一个移民城市。
而冷战结束之后，便宜的房租吸引艺术家和移民来到这里，让柏林真正变成了国际化的都市，一个当代艺术的中心。这也改变了柏林愁云惨雾的沉重形象。
今天，柏林的面貌也跟柏林市长沃维莱特有关。2001年，他在竞选时公开宣布：“我是同性恋。”他给出了柏林的新描述：贫穷，然而性感。柏林的夜店越来越有名，邻近国家的年轻人，会在周末、假期来到柏林，租一套公寓，尽情享乐。沃维莱特四处推广柏林的新形象，市政府支持各种关于艺术、多元文化的活动。6月的每个周末都闲不下来，世界狂欢节、同性恋游行、街区48小时艺术节……柏林像一个永不结束的派对。
很多人批评沃维莱特四处作秀，但也有很多人喜欢他。德国记者玛雅说，过去，德国人出国总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德国人，因为战争和屠杀的历史，也因为德国人既有的固执、僵硬形象，可是沃维莱特改变了这一形象，德国人也可以很酷，很幽默，为什么不呢？
六
“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可是总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维兰德·施佩克，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负责人、泰迪熊奖创办人说。
施佩克生在德国西南部，1960年代末，少年的他发现自己对男性有好感，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欧洲的政治运动才刚刚开始，也不认识其他的同性恋。20岁时，他知道了一个男同性恋组织。他去参加活动，却把对方吓了一跳。组织内都是比较年长的人，忙着跟世界解释，男同性恋不都是娘娘腔，也可以是阳刚的男人。可是作为新的一代，施佩克是个火焰男孩，浑身色彩缤纷，红色头发，蓝色指甲。他也并不是想装扮成女孩，可是他很清楚，他不想变成传统的男性形象。
如果说作为同性恋本身就意味着活在边缘，那么施佩克选择了一条更窄的路。他希望自己是雌雄同体。他不喜欢落入一切陈规，包括旧有的性别观念。
施佩克离开家乡，来到柏林。当时是西方社会运动的梦幻时期，不同领域的浪潮并进。连同性恋组织都有共产主义、女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各种流派，互不服气，吵个不停。施佩克抱着很大的期望加入，结果却非常失望。他自认左翼，但他不喜欢结党，不喜欢教条。他和同样失望的一些朋友们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反对男性霸权。“我们觉得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同性恋，问题在于这是个男权社会。我们是男人，我们应该去统治女人，但我们不想，我们还要阻止其他男人这么干。如果每个人都平等了，男同性恋也就没有问题了。”
吊诡之处在于，男人总是喜欢自以为是的发言，嗓门又大，施佩克和他的朋友们不想这么做。他们要学习倾听和理解。可是如果不说，怎么推广自己的理念呢？没有推广，又怎么促成改变呢？
所以这个运动没有成功，但是有很多认同这一理念的男同性恋因此找到他们。而不屈服于陈规的思考方式，也贯穿了施佩克的人生。
1970年代末，施佩克拍了一部电影《柏林墙之东》，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后，他加入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那时，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都已经有了酷儿电影节，1987年，这些电影节的负责人在柏林聚集。他们在同志书店开了一次会议，结论是：同志社区内的亚文化固然重要，可是如果在柏林电影节这样的层级举办同性恋电影节，意义非同寻常。
第一年的泰迪熊奖，很少人知道，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同志组织者来参加。第二、第三年，人渐渐多起来，派对成为最受欢迎的部分。“这很重要，因为酷儿喜欢派对，异性恋也喜欢派对。”他们选择有名的地点，邀请明星，同时派对开放给所有人，“以前异性恋觉得是被排除在外的，现在我们不排除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来。我们要带着社区走出去。”
今天泰迪熊奖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著名奖项，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就从这里成名。而2011年6月，30万同性恋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在更早一周的同性恋嘉年华中，男女同性恋在街头跳舞、喝醉。
今天在柏林街头的同性恋们，他们没有经过抗争、运动，自由似乎与生俱来，但他们真的明白自由的意义吗？没有经过痛苦经验的淬炼，如果没有努力争取，自由还会可贵吗？
四年前，施佩克去波兰华沙帮助筹办酷儿电影节。波兰社会还相当保守，大街上有很多人抗议，政府撤回了国有电影院。可是这时嘉宾也请来了，又完全没有钱，要怎么办？“这种事情的发生，会把你一下子踢回三四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德国经历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可是现在，在柏林，你看到很多被宠坏的同性恋，他们不做任何政治努力，好像一切权利都是理所当然。”
这些年，施佩克冬天筹备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夏天去各地帮忙举办酷儿电影节。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名气可以帮助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华沙，圣彼得堡，萨拉热窝，西西里……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提醒他，权利不是从天而降，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失去，必须要为之奋斗。
而某种程度上，他追求“在边缘”的感觉，他想要有反省的生活。在社会结构的运动中，很多人从边缘进入主流，困难消失了，生活变得庸常。同性获得结婚权之后，家庭变得和异性恋一样了。但施佩克不想这样，他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朋友、伴侣建立新型的家庭，承受着不确定性带来的危险，也享受不确定性带来的美好。
在柏林化石一样叠加的历史中，贫穷而性感成为最新的一层。它是新的政治，也是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