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写香台金字经。惟愿结来生。莲花漏转，杨枝露滴，想鉴微诚。
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擎。西风不管，一池萍水，几点荷灯。
词题《中元夜有感》，中元夜，就是中元节之夜。提起中元节，年轻人大概没几个人知道了，但要说起盂兰盆会，对佛教有一些了解的人以及爱看武侠小说的人应该都有印象，如果再说到鬼节，那就无人不知了。其实这三个节日都是同一个日子：农历的七月十五。
和尚做道场常常是在这个日子，追溯缘起，也许要追到梁武帝身上。至于理论上的依据，则应该是源于《佛说盂兰盆经》。
佛陀的大弟子中有一位目连尊者，有一天，他想起了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于是运起神通仔细察看，见到母亲投生在饿鬼道里，饱受饥饿之苦。目连尊者心中悲痛，便再运神通，盛满一钵米饭送到饿鬼道去给母亲充饥。母亲见了米饭，急不可耐地拿来要吃，可突然之间，那满满一钵米饭却变成了焦炭模样，根本无法下口。目连尊者无计可施之下去求佛陀，佛陀便让目连尊者在七月十五日那天开设大斋供养十方众僧，以本身的功德加上十方众僧之力一起解救目连尊者的母亲。目连尊者按照佛陀的指示去做，终于获得了成功。佛陀也因着这个缘故，讲了一部《盂兰盆经》，而盂兰盆会也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这部《佛说盂兰盆经》应当是一部伪经，印度既无此经，历法也和中国不同，更没有可以代人赎罪的说法，但这种能够干涉别人的业力因缘而代人赎罪的办法无疑是受人喜爱的，有了群众基础，也就非常容易传播了。
此外，后来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七月十五本来是个道教的节日，称为“中元节”，但那个时代里佛、道既对抗又融合，再加上民俗等等掺杂在一起，后世之人便很难搞清楚某些事情的真真假假和来龙去脉了。如今的七月十五以“鬼节”知名，据说那一天“鬼门开”，大鬼小鬼蜂拥到人间，七月也因此成了被人们忌讳的一个月份。佛陀有知，一定会露出个哭笑不得的表情。
但无论如何，七月十五，要做道场，要祭祀亡故的亲人。那时的卢氏去世不久，容若此词，正为悼亡而作。
“手写香台金字经”，香台，就是佛殿里烧香的台子，代指佛殿。金字经，是用金泥来抄写佛经。按说佛祖不会稀罕金银珠宝，但人心如此，金泥写经和金泥漆佛像这类事情自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传统。有史家曾经疑惑过：史料上记载的那么多金子后来怎么都不见了？答案是：大部分都被用来抄写佛经和漆抹佛像了。一次用的金子虽然不多，但架不住蔚然成风、年深日久呀。时至近代，为亡人抄写金字经的传统还在，而且不止抄一遍。迷信不迷信另说，这毕竟是人的心意所在，精诚所至。
容若“手写香台金字经”，也是精诚所至，佛前要有所求，求的是“惟愿结来生”。今生就这样结束了，再怎么悲伤也无济于事，如果精诚可以感动佛祖，愿转世来生，再续前缘。
佛门给了人们转世的希望，给了多少容若和卢氏这样的断肠情侣以希望。人心所向总会压倒文本的初义，其实投胎转世之说恐怕是有违佛教教义的。
佛陀的思想当中有几个概念是属于核心概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基本概念对后人的意义就如同一把标准的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和判断某一种“佛家思想”到底是不是符合佛陀思想的基本原则。“四法印”就是这样的一把尺子。
“印”的本意就是印章、印玺，比喻这些基本原理是被加盖了最权威的印玺的。这“四法印”分别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
而这“四法印”之中，又以前两点“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最为根本，从这两点追溯，就牵扯出了佛陀思想中一个最最根本的概念—因缘。佛法种种，大多是附着在这个“因缘”概念之上的。
何谓因缘？一切事物、一切现象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纠缠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受着因果规律的制约，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
于是，宇宙万物，既然“此生而彼生，此灭而彼灭”，哪里还有什么事物是恒常存在的呢？刹那之间生灭相续，是谓“无常”。万事万物，成住异灭不出此理，是谓“诸行无常”，此即“四法印”中的第一法印。那么，如果认识不到万事万物的无常本质而错认为有些事物是恒常不变的这类见解，佛家谓之为“常见”，因而主张人们要摒弃“常见”来认识佛法。另外，虽然万事无常，它们却无一不是按照因果规律在生生灭灭着，这是绵延无尽的，如果只看到“灭”却看不到“生”，或者只看到“生”却看不到“灭”，都是因为没有认识清楚因果链条的绵延无尽的性质，所以，这种错误的见解佛家谓之为“断见”，也是要摒弃的。
那么，既然万事无常，“我”是不是也在“无常”之内呢？
佛家把一切生灵都叫作“有情”，一个“有情”并非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种种物质元素和精神元素的聚合体，这些元素归纳来说就是“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六大”之中，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意，风为呼吸，空为空隙，识为精神。“有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五蕴”的聚合，“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这在中国最具普及性的经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话几乎是人人熟知了。那么，既然“有情”（也可以在这里把“有情”代入为“我”）并非一个独立存在，而是“六大”和“五蕴”的聚合体，这种种细小的因素刹那间相生相灭，那个“我”，究竟又在哪里？对此，有一句著名的偈子“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世人通常把它理解为心理励志了。
那么，再往下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便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能自己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厢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那些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的心。
当然，谁也不会在断肠人面前深究佛理，接下来的“莲花漏转，杨枝露滴”，也都是佛教的典故。莲花漏，是一种雅致的时钟。杨枝，就是杨柳枝，我们最熟悉的佛教当中的杨柳枝应该就是观音菩萨手持净瓶，瓶中插着的那一枝杨柳了。观音菩萨有时会把杨柳枝从净瓶里取出来，滴上几滴瓶中的甘露，马上就可以让人起死回生—这样的事在正史里都有记载，《晋书》里说石勒的爱子石斌暴病而死，石勒请来高僧佛图澄，佛图澄用杨柳枝蘸了些水，洒在石斌身上，念了一段咒语，然后一拉石斌的手，说：“起来吧。”死去的石斌果然就起来了。
容若用这两则佛门典故，语带双关，既点明自己此刻身在佛殿，一心向佛，也是在向佛祖袒露自己的心意。“莲花漏转，杨枝露滴，想鉴微诚”，想想这个画面，确是感人的一幕。
“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擎”，下片开始，语意转折。奉倩，即荀奉倩，也就是“不辞冰雪为卿热”那个典故的主人公。据说荀奉倩的妻子死后，大家前去吊唁，只见荀奉倩“不哭而神伤”。这五个字真是传神的描绘，最适合的描述也许要算晚年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听说葛雅丽齐之死的那一幕了：葛雅丽齐的死，使所有的朋友产生了对一向感情奔放的克里斯朵夫的强烈担心，但是，“一天晚上，在高兰德家里，克里斯朵夫在琴上弹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他尽量地发泄，忘了客厅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他们都不想笑他，这些惊人的即兴之作把大家听得惶惶然不知所措。连那些不懂其中意义的人，心里也难过极了；高兰德甚至含着眼泪……克里斯朵夫弹完了，突然转过身来，看到大家激动的情形，便耸了耸肩膀，大声笑了出来”。
葬礼上的哭，既是心里的悲伤流露，也是一种礼貌的仪式。忘记了仪式，超出了悲伤，这种情绪便已经到了极致，是会成为杀手的。笑的人很快就死了，神伤的人很快也死了。他们的哀恸也许难以被人们理解，但他们就是那样地哀恸着。
“凭诉与秋擎”，擎通檠，是灯柱，代指灯烛。秋擎，即秋灯，宋词有“又怕便、绿减西风，泣秋檠烛外”。“欲知奉倩神伤极，凭诉与秋擎”，这也是悲哀以至于无情的言语。
结语更是无情：“西风不管，一池萍水，几点荷灯。”荷灯，是荷花形的小灯，浮在水面，中元之夜民俗以荷灯祀鬼，这般景象现在已经罕见了。容若以西风、萍水、荷灯作为结语，以“不管”二字冷冷带出，见得人之神伤无感于物，花自飘零水自流，无悲无喜，哪管旁人的哀伤呢。以冷语结悲情，愈见悲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