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尼德兰绘画有四个面目分明的时期，每个时期相当于一个面目分明的历史时期，两者完全符合。艺术必然表现生活，这儿也不例外；画家的才能与嗜好，和群众的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同时变化，并且朝同一方向变化。地质发生一次深刻的突变，必然有新的动植物出现，社会和时代精神发生一次大变化，也必然有新的理想形象出现。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美术馆等于博物馆，用想象力创作出来的东西，正如有生命的形体一样是环境的产物，也是环境的标识。

    尼德兰艺术的第一个时期大概有一世纪半，从许贝尔特・凡・爱克起到昆廷・马赛斯为止。原因在于社会的复兴，就是说那时期的财富与民智都有极大的发展。像意大利一样，许多城市很早兴旺，而且差不多是自由的。我曾经告诉你们，十三世纪时佛兰德斯已经废除农奴制度，为了制盐，“为了开垦沼泽地”而组织的行会，一直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从第七世纪和第九世纪起，布鲁日、安特卫普、根特，都是“商埠”或是享有特权的市场，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商业繁盛，居民由此出海捕鲸。有钱的人备足了武器粮食，在团结与行动中训练出远见与创业的才具，比散处乡村的穷苦的农奴更能够自卫。他们的大城市人口密集，街道狭窄，田野饱和水分，河道纵横，都不是诸侯们的马队驰骋的地方。所以封建制度的网在全欧洲收得那么紧，压得那么重，对佛兰德斯却不能不略为放松。当地的伯爵徒然有他的封建主-法国的国王-帮助，徒然用他全部布戈涅的骑兵进攻；佛兰德斯的城邦尽管在蒙斯-皮埃莱、卡塞尔、罗塞贝克奎、奥特、哈弗雷、布吕斯特姆、利赫打了许多败仗，仍旧能重振旗鼓，一次又一次地反抗，直到在奥地利王室统治之下还保存最重要的一部分自由。

    十四世纪是佛兰德斯英勇抵抗与壮烈牺牲的时期。有一般啤酒商，有阿尔特未尔德一流的人，既是演说家，又是**者，还是军事领袖，结果都战死疆场或者被人暗杀；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混在一处：城邦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厮杀不已；根特一年之内有一千四百件命案；充沛的精力经过多多少少的灾难也不曾消耗完，仍旧在各方面兴风作浪。他们在战争中一次死到两万人，成批的牺牲在敌人枪下，决不后退一步。根特的居民对菲利普・阿尔特未尔德手下的五千义勇军说：“你们不打胜仗，不要希望回来；只要听到你们死了或是打败的消息，我们就放火烧城，跟它同归于尽。”一三八四年，四大行业的境内，俘虏都不愿意投降，说他们死后尸骨会站起来向法国人报仇。五十年后，根特城中的居民起义，四周的农民“宁死不愿讨饶，说他们是为了正义而死，像殉道者一样”。在这些骚动的蚁穴中，食物充足，单独行动成了习惯，所以勇气勃勃，敢于冒险，兴风作浪，甚至强凶霸道，让那股巨大和粗暴的力漫无节制地到处发泄。当地的纺织工人代表一批新兴的人，而有了这样的人，不久就会有艺术出现。

    那时只消来一个繁荣的时期；孕育已久的花苞在阳光照射之下就会开放。十四世纪末，佛兰德斯和意大利是欧洲工业最盛、最富庶、最兴旺的地方。-一三七年，马利纳邦的领土上有三千二百架羊毛纺织机。城里有一个商人跟大马士革和亚历山德里做着规模极大的生意。一个瓦朗西安纳的商人到巴黎去赶集，为了炫耀资财，把集上的粮食全部买下。一三八九年，根特有十八万九千武装的民兵；在某一次起义中，仅仅呢绒业就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纺织工人组成二十七个营；城里大钟一敲，五十二个行业都赶到广场上集合在各自的旗帜之下。一三八年，布鲁日的金银工匠在战时能单独组成一军。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在比较晚一些的时期说，布鲁日是世界上三个最美的城市之一；十八里长的运河直通大海；每天有一百条船进口，和今日的伦敦相仿。-同时，政局也比较稳定了。一三八四年，布戈涅公爵由于承继关系做了佛兰德斯的封建主；法国在精神错乱而尚未成年的查理六世治下，内战频仍；布戈涅公爵乘机脱离法国，不像过去的佛兰德斯的伯爵只是一个普通的藩属，住在巴黎，只知道要求法国国王帮助他压制佛兰德斯的商人，向他们征税。布戈涅公爵势力的强大和法国国势的削弱，使他能独立自主。他虽是诸侯，在巴黎却偏袒平民，受到屠宰业的拥护。他虽是法国人，却采取佛兰德斯的政策，即使不和英国人联盟，也很敷衍他们。当然，他为财政问题同佛兰德斯人屡次冲突，把他们大量屠杀。但在熟悉中世纪的混乱与残暴的人看来，当时的秩序与上下融洽的局面已经很不差，至少比以前大为进步了。

    从此以后，像一四年左右的佛罗伦斯一样，封建主的政权得到民众承认，社会趋于稳定，也像一四年左右的意大利一样，人摆脱了禁欲主义与教会的统治，懂得关心自然界，享受人生；年深月久的约束松弛了：对于强壮、健康、美和快乐，开始感到兴趣。中世纪的精神到处在变质、瓦解。-典雅优美的建筑风格把石头雕成花边一般，在教堂中砌起圆锥形的柱子，苜蓿花的图案，奇形怪状的交叉的窗格，把描金雕花的镂空的屋子变成一件巨大而奇特的金银工艺品，不像信仰的产物而是想入非非的作品，与其说鼓励虔诚，毋宁说要人惊异赞叹。-同样，骑士制度变成一种游行和检阅的仪式。贵族都到瓦卢瓦〔当时的法国王室〕宫中去行乐，讲究“漂亮的说话”，尤其是“谈情说爱”。在乔叟和傅华萨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奢华的排场、比武、游行、宴会，浮华与时髦的新风气；疯狂的与放荡的幻想造出许多新鲜的玩艺儿，烦琐的奇装艳服：袍子长到十四尺，裤子紧贴在肉上，波希米亚式的大褂，袖子直拖到地上；靴尖的模样像蝎子的角，爪子或尾巴；短袄上绣着字母、野兽、音符，可以接着背上的乐谱唱歌；披风上镶着金箔和鸟兽的羽毛，袍子上钉着蓝宝石、红宝石，金银线织成的燕子，每只燕子嘴里衔一个金钵；有一套衣服一共有一千二百个金钵；还有一件衣衫用九百六十颗珠子绣成一支歌。女人披着华丽的轻纱，上面绣着细小的人像，袒着胸部，头上戴一顶圆锥形或半月形的帽子，其大无比，穿一件五颜六色的长袍，绣着独角兽、狮子、野蛮人；坐椅的形状竟是一所描金雕刻的小教堂。-宫廷和王侯们的生活等于过狂欢节。查理六世在圣丹尼斯修院行骑士入会礼的时候，长达六十多尺的大厅上张挂绿白二色的幔子，用挂毡围成一个高阁；经过三天的比武和宴会之后，举行一个通宵的化装舞会，闹得不成体统。“不少小姐乐而忘形，好几个丈夫气得要命”，最后再来一个迪盖克兰的葬礼式作结束，这种对比正好说明当时人的思想感情。

    在那时的小说和编年史中，我们看到国王、王后，奥尔良和布戈涅的一般公爵，过的日常生活有如一条光彩照人、长流不尽的黄金河；经常举行入城典礼，场面阔绰的马队游行，化装大会、跳舞会，全是富于肉感的，古古怪怪的玩艺儿，暴发户的穷奢极欲。布戈涅与法国的一些骑士，参加十字军到尼科波利斯去攻打巴雅泽〔土耳其苏丹〕，一切装备仿佛出门行乐；旗帜与马匹的披挂都用金银装饰；带着银制的餐具，绿缎子的营帐；沿着多瑙河进发的船上装足了美酒：军中**充斥。-这种放纵的**生活，在法国掺杂着病态的好奇心和心情抑郁的幻想，在布戈涅又表现得像大规模的甘尔迈斯节。“好人菲利普”有三个正式妻子，二十四个外室，十六个私生子；他供养这些家属，经常摆酒作乐，容许布尔乔亚出入宫廷；他的所作所为，活脱是后来约尔丹斯笔下的人物。某一个克利夫斯伯爵有六十三个私生儿女；举行典礼的时候，编年史家都郑重其事，不断称名道姓地提到他们，似乎是名正言顺的。这样大量的繁殖，令人想起鲁本斯画上肥胖的喂奶女人和拉伯雷笔下的迦尔迦曼尔。

    一个当时的人说：“最可叹的是普遍的**，尤其是公侯贵族和结过婚的人。最文雅的男子也会同时骗上好几个妇女……**的罪恶在高级教士和一切教会人员中间也同样普遍。”康布雷的总主教，雅克・特・克洛伊，公然带着他三十六个私生子和私生子的儿子望弥撒；他还积起一笔钱预备给以后出世的私生子。“好人菲利普”第三次的结婚典礼活像加马什请的喜酒，高康大订的菜单。布鲁日城中满街张着挂毡；一只石狮子嘴里八天八夜吐出莱茵葡萄酒，一只石鹿嘴里吐出博纳葡萄酒；吃饭的时候，独角兽吐着玫瑰露或希腊的马尔瓦谢葡萄酒。公爵进城那天，代表各邦的八百商人穿着绸缎和丝绒的衣服欢迎。在另外一次典礼中，公爵坐骑的鞍子和马首的护盔镶着名贵的宝石；“九个侍从的马，披挂上都镶金银，其中一个侍从的头盔据说值十万金洋”。又有一次，公爵身上穿戴的珠宝估计值到一百万。-我想把这些行乐的场面说几个给你们听听；那和同时代佛罗伦斯的一样，证明当时的人如何爱好五光十色的华彩，而这种嗜好也像佛罗伦斯的一样产生了绘画。在“好人菲利普”治下，利尔城举行的“山鸡大会”大可与劳伦特・特・梅迪契的凯旋式相比；从许多天真烂漫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两个社会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两个社会在文化，趣味与艺术方面的相同之处与相异之处。

    据史家奥利维耶・特・拉・马尔什的记载，先是克利夫斯公爵在利尔“大宴宾客”，其中有“布戈涅公爵〔即好人菲利普〕和公爵府上的眷属”。宴会中间有节目表演：“桌上摆着一条船，张着帆，船上站着一个武装的骑士……前面是一只银制的天鹅，脖子上挂一条金项链，项链上系一根很长的链条，天鹅的姿势好像在拉船；船尾摆一座做工精巧的宫堡。”然后，克利夫斯公爵，天鹅骑士，“太太们的仆役”，叫人高声宣布，说“他骑着战马，浑身比武打扮”，在围场中恭候，“比武优胜的人可以得一只黄金的天鹅，挂着金链，链条一头还有一颗贵重的红宝石”。

    那完全是一出童话剧。十天以后，埃唐普伯爵出来主持第二幕。-当然，第二幕同第一幕和其他各幕一样，开场总是宴会。布戈涅的宫廷生活富裕，大家最喜欢请客。-“上过烧烤以后的第二道菜，忽然一间屋内亮起许多火把，走出一个身穿锁子甲的武术教师，随后再来两个骑士，穿着貂皮镶边的丝绒长袍，光着头，每人手中捧一顶美丽的花冠；后面一匹蓝绸披挂的小马驮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只有十二岁，穿一件紫色绣花绸衫，铺满金线”，这是“快乐公主”。三个穿红缎子号衣的马夫带她到公爵前面，一路唱歌，代她通名报姓。她下了马，在桌上半跪着拿花冠戴在公爵头上。于是开始比武：在战鼓声中，传令官穿着一件绣满天鹅的短褂出场；随后克利夫斯公爵，天鹅骑士，也出现了；他穿着贵重的盔甲，坐骑披着大马士革白缎子，下面是金线坠子；他用一根金链条拖一只大天鹅，天鹅旁边有两个弓箭手；公爵后面是骑在马上的一些少年，还有马夫，拿枪的骑士，同他一样穿着缀有金线坠子的大马士革白缎子。他的传令官，金羊毛骑士，把他介绍给公爵夫人。随后走出许多别的骑士，马的披挂有的是台金线织的大红呢，有的是绣着金铃的呢，有的是大红丝绒上镶着貂皮，有的是紫色丝绒缀着金线或丝线的坠子，有的是洒金的**绒。-假定今日的政府要人穿得像歌剧院的演员，学着调马师的样子做出种种技击的架式，你们一定会觉得荒谬绝伦；可见感受形象的本能和装饰的需要，在当时是多么强烈，而现在大为衰退了。

    可是这还不过是序幕，比武以后八天，轮到布戈涅公爵请客了，那比所有的宴会都阔气。极大的厅堂上张着挂毡，毡上织着大力士赫尔克里斯一生的故事，五扇门有弓箭手站岗，穿着灰黑两色的长袍。两旁搭起五座看台安置外客，都是些男女贵族，大半是化了装来的。客人的座位中间放一张高大的食桌，摆着金银的杯盘，用黄金与宝石做装饰的水晶壶。厅中央立着一根大柱子，上面“放一个女人的像，头发披到腰间，头上戴一顶华丽的帽子，大家吃饭的时候，她乳房中有肉桂酒流出”。三张奇大无比的桌子，每张桌上放着好几样“摆设”，都是庞大的机关布景，好比现在新年里给有钱人家的孩子的玩具，不过扩大了规模。以好奇心和活跃的幻想而论，当时的人的确是孩子，最大的欲望是娱乐眼睛；他们拿人生当作幻灯一样戏弄。两样主要的“摆设”，一样是一个大肉饼，有二十八个“真人”在上面奏乐，另外一样是“一所有窗洞有玻璃的教堂，有四个唱诗的人和一口叮叮当当的钟”。但“摆设”总共有一二十样：一所大型的宫堡，壕沟里流着玫瑰花露，塔顶上站着仙女梅吕**；一个用风车发动的磨坊，几个弓箭手和射弩手在那里射喜鹊；一只桶埋在葡萄园里，流出一种苦酒，一种甜酒；一只狮子和一条蛇在沙漠上搏斗；一个野人骑在骆驼上；一个小丑骑着熊在岩与冰山之间奔跑；一口有城市与宫堡环绕的湖；一条满载货物的船抛下锚停在那里，船上有绳索，有桅杆，有领港员；一个用泥土和铅砌的美丽的喷水池，周围用玻璃做成小树，花叶俱全，还有一个背着十字架的圣安德烈；一个玫瑰花露的喷水池，雕像是一个**的孩子，姿势和布鲁塞尔的曼内肯皮斯喷水池上的一样。你看了这些“摆设”，简直以为走进了一家卖新年玩具的铺子。

    但有了这些五花八门的摆设还嫌不够，他们还要看活动表演；所以另外有十几个节目，节目与节目之间，教堂里和大肉饼上奏起音乐，使席上的宾客除了眼睛有得看，耳朵还有得听，钟声大鸣；一个牧童吹小风笛；几个儿童唱一支歌；人们轮流听到大风琴、德国号、双簧管、唱圣诗、长笛台奏、由六弦琴伴奏的合唱、小鼓合奏、打猎的号角和猎犬的嗥叫。然后一匹披暗红绸的马倒退进来，两个吹喇叭的“不用鞍子，背对背坐在马上”，前面有十六个穿长袍的骑士开路；随后出来一个半人半秃鹰式的怪物，骑在野猪身上驮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两支标枪和一个小盾牌；后面是一只人工做的小白鹿，披绸挂彩，角是黄金的，背上驮一个孩子，穿一件深红丝绒短褂，唱着歌，鹿唱着低音部分。-这些人物野兽都在桌子四周绕一个圈子。最后还有一个玩艺儿大受欢迎。先是一条龙在空中飞过，明晃晃的鳞甲把哥德式的**的天顶照得雪亮。接着飞出一只鹭和两只鹰；鹭马上被鹰啄落，有人捡来献给公爵。临了幕后号角齐鸣，幕启处，伊奥尔科斯王耶逊出台念一封他妻子美狄亚的信，然后他斗牛，杀蛇，耕地，把妖怪的牙齿播种，长出一批武装的人。宴会到这个阶段变得严肃了：那是一部骑士的传奇，《阿马迪斯》中的一幕，好像把堂吉诃德做的一个梦实地表演。厅上出现一个巨人，穿一件绿绸袍子，缠着头巾，手执长枪，牵一只披绸挂彩的象，象背上放一座宫堡，宫堡里面有一个修女打扮的妇人，象征“圣洁的教会”；她停下来通名报姓，号召在场的人参加十字军。于是金羊毛骑士带着几个侍从官出来；他颈间挂一根镶嵌宝石的金项链，手里拿一只活的山鸡。布戈涅公爵手按山鸡起誓，愿意帮***讨伐土耳其人；所有的骑士都跟着他发愿，每人有一篇誓约，文字仿照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迦拉奥》的体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山鸡之盟”〔一四五四〕。宴会用一个带有神秘色彩与道德意味的跳舞会结束。在音乐声中，在火把照耀之下，一位白衣太太肩上写着名字，叫作“上帝的恩宠”，向公爵朗诵一首八行诗，临走留下十二个妇女，代表十二美德：信仰、慈悲、正直、理性、节制、刚强、真实、慷慨、勤谨、希望、勇敢，每个女子由一位骑士陪随，骑士身穿暗红短褂，缎子的衣袖上绣着花，钉着金银首饰。十二个妇

    女和骑士跳舞，替比武的优胜者夏特莱公爵加冕，到清早三点，场上宣布有另一次比武的时候，舞会才结束。-节目太多了；感官和想象力为之麻木了；这些人对于娱乐只是贪嘴而不会辨别味道。这一阵热闹和许多古怪的玩艺儿给我们看到一个蠢笨的社会，一个北方民族，一种才成形而还粗野幼稚的文化。他们虽与梅迪契同时，却缺少意大利人的高雅大方的趣味。但两个民族的风俗与想象力，实质上并无分别；像佛罗伦斯狂欢节上的车马和豪华的场面一样，中世纪的哲学，历史，传说，在这里都成为具体的东西；抽象的教训化为生动的形象；美德变作有血有肉的女人。结果就有人想把这种种东西画成图画，做成雕塑；而且所有宴会中的装饰已经是浮雕和绘画了。象征的时代让位给形象的时代；人的精神不再满足于经院派的空洞的概念，要观赏主动的形体了；人的思想也需要借艺术品来表现了。

    但尼德兰的艺术品不像意大利的艺术品；因为精神的修养和趋向都不一样。上面两个代表教会与德行的女人念的诗都幼稚、平凡、空洞、毫无生气，全是陈词滥调，一连串押韵的句子，节奏和内容同样贫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维拉尼，在尼德兰不曾出现过。人的精神觉醒比较晚，距离拉丁传统比较远，禁锢在中世纪的纪律和麻痹状态中比较长久。他们没有阿威罗伊派的怀疑主义者和医生，像彼特拉克所描写的，也没有复兴古学的近乎异教徒的学者，像劳伦特・特・梅迪契周围的那般人。对***的信仰与感情，这里比威尼斯或佛罗伦斯活跃得多，顽强得多，便是在布戈涅宫廷奢华淫逸的风气之下还照样存在。

    他们有享乐的人，可没有享乐的理论；最风流的人物也为宗教服务，像为妇女服务一样，认为那是荣誉攸关的大事。一三九六年，布戈涅和法国有七百贵族加入十字军，生还的只有二十七个，其余全部在尼科波利斯战死；布锡考特把他们叫作“受到上帝祝福的幸运的殉道者”。刚才你们看到，利尔那次大吃大喝的宴会结束的时候，大家都郑重其事地发愿，要去讨伐危害宗教的敌人。还有些零星故事证明早期的虔诚并未动摇。一四七七年，纽伦堡有个人叫作马丁・克策尔，到****去朝圣，数着卡尔凡山到彼拉多的屋子有多少步路，预备回来在自己的住家和当地的公墓之间造七个站和一座卡尔凡山；因为丢了尺寸，他又去旅行一次，回来把工程交给雕塑家亚当・克拉夫特主持。佛兰德斯像德国一样，一般布尔乔亚都是严肃而有点笨重的人，生活局限于一乡一镇，守着古老的习惯，中世纪的信仰和虔诚比宫廷中的贵族保持更牢固。这一点有他们的文学为证；十三世纪末期他们的作品有了特色以后，只限于表现内心的虔诚，重视实际的和城邦本位的布尔乔亚精神：一方面是宣扬道德的格言，日常生活的描写，以当时真实的政治与历史为题材的诗歌；另一方面是歌颂圣母的抒情作品，神秘而温柔的诗篇。总之，日耳曼的民族精神是倾向信仰而非倾向怀疑的。尼德兰人有过中世纪的托钵僧和神秘主义者，有过十六世纪的反偶像派和大量的殉道者以后，一步一步的接近**思想。倘若听其自然，民族精神发展的后果可能不是像意大利那样的异教气息的复活，而是像德国那样的***思想的中兴。-其次，所有的艺术中以建筑为最能表现民众在幻想方面的需要；而佛兰德斯的建筑，到十六世纪中叶为止仍然是哥德式的，***的，意大利的和

    古典的式样对它不生影响；风格走上烦琐与萎靡的路，可并不变质。哥德式的艺术不

    仅在教堂中居于统治地位，在世俗的建筑物中也占统治地位：布鲁日、卢万、布鲁塞尔、列日、奥登阿尔德各地的市政厅，说明这种艺术受人爱好到什么程度，并且爱好的人不限于教士而包括整个民族；他们对哥德式艺术忠实到底；奥登阿尔德的市政厅开始建造的时候，已经在拉斐尔死后七年〔一五二七〕。一五三六年，佛兰德斯出身的“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当政的时期，哥德式艺术还开放最后和最细巧的一朵花：勃罗教堂。-我们把这些征候归纳起来，再在当时的肖像画上研究一下真实的人物：捐献人，教士、市长、镇长，布尔乔亚，有身份的妇女，都非常严肃、规矩，穿着星期日的服装，内衣洁白，脸上冷冰冰的，表示有一种坚定深刻的信仰；那时我们会感觉到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在这儿是在宗教范围之内完成的，人尽管点缀现世的生活，并没忘了来世的生活，他用形象与色彩方面的创造，表现活跃的***精神，而不是像意大利人那样表现复活的异教精神。

    佛兰德斯艺术的双重特性，是在***思想指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许贝尔特・凡・爱克、扬・凡・爱克、罗格・凡・特・魏登、梅姆林、昆廷・马赛斯所表现的就是这样；一切其余的特征都从这两个特征出发。-一方面，艺术家关心现实生活；他们的人物不再是象征，像老的圣诗本上的插图，也不是纯粹的灵魂，像科隆派画的圣母，而是活生生的有血肉的人。人身上用到严格的解剖学，正确的透视学；布帛、建筑、附属品和风景上面的极细小的地方，都描绘无遗；立体感很强，整个画面非常有力，非常扎实，在观众的眼中和精神上留下深刻的印象：后世最伟大的作家并不超过他们，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们。显而易见，那时的人发现了现实；蒙住眼睛的罩子掉下了，几乎一下子懂得刺激感官的外表，懂得外表的比例、结构、色彩。并且他们喜爱这个外表：他们画的神和圣者都穿着金线滚边，钉满钻石的华丽的长袍，披着金银铺绣的绸缎，戴着灿烂夺目的刻花冠冕；布戈涅宫廷中的一派奢华都给搬上画面。他们还画透明平静的河水，明亮的草原，红花白花，青葱茂盛的树木，满照阳光的远景，美丽的田野。他们的色彩特别鲜艳，强烈；单纯而浓厚的色调依次排比，像波斯地毯，不用中间色而单靠颜色本身的和谐做联系；还有大红披风上的褶缝，天蓝长袍上的皱裥，镶黑边的铺金裙子，绿的帷幕像夏天大太阳底下的草原，强烈的光线使整个画面显得热烘烘的，带些棕色；这是每样乐器发挥出最大音量的音乐会，声音越洪亮，音色越正确。画家觉得世界很美，便把它安排为一个盛大的节日，真正的节日，跟当时举行的一样，照到的阳光只有更明朗；但决不是什么天上的****，渗透着另一世界的光线，像贝多・安吉利科画的。他们是佛兰德斯人，决不脱离尘世。他们认真细致的照抄现实，照抄所有的现实；包括盔甲上嵌的金银花纹，玻璃窗上的反光，地毯上的绒头，兽皮上的细毛，亚当和夏娃的**，一个主教的满面肉裥的大胖脸，一个市长或军人的阔大的肩膀，凸出的下巴，巨大的鼻子，一个刽子手的瘦削的腿，一个小孩子的太大的脑袋和太瘦的四肢，当时的衣着，家具。这些形形**的描

    写，说明他们的作品是对于现世生活的歌颂。-但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也是对***信仰的歌颂。不但题材几乎都与宗教有关，还充满着一种为以后同类的画面所没有的宗教情绪。他们最美的作品不是表现宗教史上一桩真实的故事，而是表现真实的信仰，主义的概要；许贝尔特・凡・爱克心目中的绘画，同西莫内・马丁尼或塔代奥・加迪〔十四世纪意大利画家〕一样，是高等神学的说明；他的人物和附属品尽管是真实的，也还是象征的。罗格・凡・特・魏登在《七大圣礼》上画的大教堂，既是一所真正的教堂，也代表神秘的教会；因为教士在祭坛前做弥撒的时候，基督就在吊架上流血。扬・凡・爱克和梅姆林，往往画一些圣者跪在房内或走廊底下，一切的细节，技术的完美，都给人逼真的感觉；但宝座上的童贞女和替她加冕的天使，叫虔诚的观众知道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高级的世界。对称的人物是按教会中的等级安排的，所以姿势强直。许贝尔特・凡・爱克的人物不动声色，目光凝滞；这是神明生活的永恒的静止；到了天上，功德圆满，时间停止了。在梅姆林的笔下，人物因为信仰坚定，有一种特别安静的气息；生活在修院中的灵魂只有一片和平；修女纯洁无比，柔和之中带些忧郁，只知道一味服从，沉溺于幻想，睁大着眼睛望着，可是一无所见。总之，这些是供在祭坛上或小圣堂里的图画，不像以后的作品供诸侯贵族欣赏，而诸侯贵族认为上教堂只是例行公事，对于宗教画也要求奢华的异教场面和角斗家式的肌肉。相反，早期的佛兰德斯绘画是向忠实的信徒说话的，或者暗示他们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形象，或者给他们描写一种虔诚的情绪，或者表现荣耀所归的圣者到了清明恬静的境界，或者是受到上帝恩宠的人的谦卑与温柔。德国十五世纪的神秘派神学家，在马丁・路德以前的勒伊斯布鲁克、埃卡特、陶勒、亨利・特・苏措等，很可能赞成这种画。-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似乎跟宫廷中的刺激感官的节目和豪华的入城典礼毫不调和。同样的情形见之于丢勒的作品：他画的圣母表示他宗教情绪非常深刻，同他在《马克西密连一家》中描写的浮华世界毫不相称。因为这是日耳曼人的乡土；社会的繁荣和繁荣带来的精神解放，不像在拉丁国家那样使***崩溃，反而促成***复兴。

    二

    生活情况发生大变化的时候，人的观念势必逐渐发生相应的变化。发现了印度和美洲以后，发明了印刷术，书籍的数量激增以后，古学复兴和路德改革宗教以后，人的世界观不可能再是修院式的和神秘主义的了。本来人心向往于天国，现世的行事都诚惶诚恐地听凭教会支配，而教会的权威向来无人争辩，人只管做着忧郁而微妙的梦。如今这梦境不能不趋于消灭，因为先是在那么多新思想的滋养之下，有了自由思考的精神；其次，人类开始懂得现实世界，征服现实世界，感到现实景色之美。修辞学会早先由教士组织，现在转到俗人手里；过去学会劝人付教会的什一税，服从教会；现在却嘲笑教士，攻击他们生活腐化。一五三三年，阿姆斯特丹九个布尔乔亚被罚到罗马去朝圣，因为串演了一出这种讽刺剧。一五三九年，根特出的一个征文题目叫作“哪些是世界上最蠢的人”；十九个修辞学会有十一个回答说是教士。一个当时的人写道：“喜剧中的角色永远少不了男女修士；仿佛一定要挖苦一顿上帝和教会才痛快。”腓力二世颁布命令，上演未经批准或不敬神明的戏，演员与作者都处死刑；但事实上照样演出，而且深入乡村。上面那位作者还说：“上帝的声音首先是由喜剧带往乡村的，所以当时喜剧受到的禁止，比马丁・路德的书所受的禁止更严。”可见精神已经摆脱从前的监护人；平民，布尔乔亚，工匠，商人，所有的人对道德与灵魂的问题都开始做独立思考。

    同时，地方上空前的繁荣富庶，也使得优美如画的形象表现和刺激感官的娱乐成为风气；像同时代的英国一样，暗中正在酝酿**运动，表面上却披着文艺复兴的奢华的外衣。一五二年查理五世进安特卫普的时候，丢勒看到四百座二层楼的凯旋门，长达十三米，全用图画装饰，上面还有寓意的活动表现。担任表演的都是有身份的布尔乔亚的少女，只披一条轻纱。据那位老成的德国艺术家说：“几乎是**的。”-“我难得看到这样美的女孩子；我看得十分仔细，甚至有点儿唐突，因为我是画家。”修辞学会主办的赛会也华丽之极；城市之间，学会之间，互相比赛场面的奢侈，寓意的新奇。一五六二年，十四个学会应安特卫普制帆业邀请，派庆祝大队去参加比赛。得奖的是布鲁塞尔的“玛丽的花圈学会”。据凡・梅特伦的记载：“他们有三百四十个人骑着马，一律穿着暗红的丝绒和绸缎，披着波兰式银线镶边的长披风，戴着古式的大红军帽；短褂，羽毛和靴子是白的，银线绞成的腰带中间很别致的夹着红黄蓝白各种颜色。他们带来七辆古式车子，载着各色人物。另外有七十八辆普通车子点着火把，盖着白镶边的红呢。所有的车夫都穿着大红外套，车上有人扮演古代的奇闻逸事，暗示人们应当怎样友好的相会，友好的分离。”马利纳城的皮奥纳学会派来的队伍，规模也差不多：三百二十个人骑着马，衣料是铺金的淡红麻纱，七辆古式车子扮演各种故事，十六辆漆有纹章的车上点着各种火把。此外还有十二个游行大队；游行完毕还有喜剧，哑剧，烟火，宴会。“太平的年月，别的城市也举行不少与此相仿的庆祝会……”-凡・特伦兰写道：“我认为应当把这一次的赛会记下来，让后世看到这些地方这个时候的团结与繁荣。”-腓力二世离开以后〔一五五九〕，“佛兰德斯好像不是只有一个宫廷，而是有一百五十个。”诸侯贵族都穷奢极侈，广招宾客，宴会无虚日，挥金如粪土：有一回，奥朗热亲王为了节省开支，一次就歇掉二十八个领班厨子。贵族家里挤满侍从，绅士，穿漂亮号衣的人。文艺复兴期的过剩的精力，漫无限制的发泄，变成穷奢极欲，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

    国一样，只看见锦绣的衣衫，马队的游行，各种的玩艺，精致的吃喝。在圣马丁的宴会上，布雷德罗德伯爵〔十五至十六世纪时荷兰贵族〕狂饮无度，差点儿醉死；莱茵伯爵的兄弟，因为太喜欢马尔瓦谢葡萄酒，竟死在饭桌上。-人生似乎从来没有如此舒服，如此美好。和上一世纪〔十五世纪〕梅迪契治下的佛罗伦斯一样，悲壮的生活告终了，精神松懈了；流血的起义，城市之间行会之间你死我活的内战停止了；只有一五三六年根特有过暴动，不曾大流血就平下去了，这是最后的、微弱的震动，绝对不能和十五世纪那些惊天动地的起义相比。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匈牙利的玛丽，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这三个代理女总督都很得人心：查理五世是一个本地出身的君主，能说佛兰德斯话，自称为根特人，订立条约保护当地的工商业。他尽量扶植佛兰德斯的贸易；而佛兰德斯出的贡赋也几乎占到他收入的半数；在他一大堆领地中，佛兰德斯是一条最肥的乳牛，尽可以予取予求。-可见精神开始解放的时候，周围的气候也变得温和了。这是长发新芽的两个必要条件；而所谓新芽，就在修辞学会的赛会中冒出头来：那些古典的表演很像佛罗伦斯的狂欢节，和布戈涅公爵宴会上古古怪怪的花样完全不同。圭恰迪尼说，安特卫普的紫罗兰学会、橄榄树学会、思想学会，“公开表演喜剧，悲剧和其他的故事，仿照希腊和罗马的款式。”风格、思想、趣味，都已改变，新的艺术也就有了发展的园地。

    上一时期已经露出这种变化的先兆。从许贝尔特・凡・爱克到昆廷・马赛斯，宗教观念的严肃与伟大逐渐减少。画家不再用一幅单独的画表现***的全部信仰全部神学；他只在《福音书》与历史中挑出几幕，例如《报知》《牧羊人的膜拜》《最后之审判》，殉道者的故事，带有教育意味的传说。绘画在许贝尔特・凡・爱克手中是史诗式的，到梅姆林变成牧歌式，到昆廷・马赛斯差不多是浮华的了。它力求激动人心，要显得有趣，妩媚。昆廷・马赛斯的可爱的圣女，美丽的希罗底，身段苗条的莎乐美，都是盛装的贵妇，已经是世俗的女人了；而艺术家就是喜爱现实，并不压缩现实来表现超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是他的目的而非手段。世俗生活的画面日渐增加；昆廷・马赛斯描写铺子里的布尔乔亚，称金子的商人，一对对的情人，守财奴的瘦削的脸和狡猾的笑容。与他同时的路加斯・特・莱登是我们称为佛兰德斯小品画家的祖宗；他的《基督》，他的《马德莱娜的舞蹈》，只剩一个宗教的题目；圣经上的人物被零星的景物掩没了；画上真正表现的是佛兰德斯乡间的节日，或是一群挤在广场上的佛兰德斯人。耶罗默・博斯还表现一些滑稽有趣的古怪场面。艺术显然从天上降落到地上，快要不用神明而用人做对象了。-并且一切技术与准备功夫，他们都已具备：懂得透视，懂得用油，能够写实，画出立体；他们研究过真实的模特儿，能画衣服、什物、建筑、风景，正确和精工达到惊人的程度，手法非常巧妙。-唯一的缺陷是人物呆滞，衣褶僵硬，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宗教艺术。他们只要再观察一下变化迅速的表情，宽袍大袖的飘动，文艺复兴的艺术就完全了；时代的风已经吹到他们后面，鼓动他们的帆。看了他们的肖像，室内景物，以至他们的神圣的人物，例如昆廷・马赛斯的《下葬》，我们真想对他们说：“你们已经有了生命，再努力一下，振作起来，完全走出中古时代吧。把你们在自己心中和周围看到的现代人表现出来吧，画出他的强壮、健康、乐观，像梅姆林在小圣堂中画的身体瘦弱，一味苦修，多思索多幻想的人，你们应当把他忘掉。倘若采用宗教故事的题材，那么像意大利人一样，也该用活泼健全的形体组成你们的画面；但这些形体仍旧要

    根据你们民族的趣味和你们个人的趣味，你们有你们佛兰德斯人的心灵，不是意大利人的心灵；让这朵花开放吧，从花苞看，开出的花一定很美。”-的确，当时的雕塑，例如布鲁日法院的壁炉架和“大胆查理”的坟墓，布鲁的教堂和追悼亡人的纪念碑，都显示一种独特而完整的艺术快要出现；那种艺术不及意大利艺术的纯粹，也不及意大利艺术的造型的美，可是更多变化，更富于表情，更醉心于自然；它不大服从规则，可是更接近真实，更能表现人，表现心灵，表现特征、意外、差别，以及教育、地位、气质、年龄、个性等的不同；总之那些雕塑所预告的是一种日耳曼艺术，未来的艺术家应当一方面是远接凡・爱克的承继人，一方面是鲁本斯的先驱者。

    可是这样的艺术家并没来到，至少是来了而没有好好完成使命。因为一个民族不是孤独的生活在世界上；在佛兰德斯的文艺复兴旁边，还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小树在大树底下窒息了。大树的长成，开花，已经有一个世纪；早熟的意大利的文学，思想，杰作，不能不对晚熟的欧洲发生影响。佛兰德斯的城市和南方有商业来往，奥地利皇室在意大利有领土，有政治关系，更不免把新文化的风尚与范型输入北方。一五二年左右，佛兰德斯的画家开始取法罗马与佛罗伦斯的艺术家。扬・特・马比斯一五一三年从意大利回来，首先在本国风格中输入意大利风格，其余的人也学他的榜样。拣一条现成的路走到一个新地方去，原是极自然的事。但那条路不是为他们开辟的；佛兰德斯的车辙和另外一列车刻画出来的沟槽尺寸不合，结果是长期搁浅，成为一个停顿不前的局面。

    意大利艺术有两个特点，而这两个特点都和佛兰德斯人的想象力格格不入。-一方面，意大利艺术的中心是人体，是自然、健全、活泼、强壮，能做各种体育活动的人体，就是**或半裸的人体，和异教徒没有分别；他以自由豪放的心情，在阳光之下对自己的四肢，本能，一切器官的力量，感到自豪，像古代的希腊人在城邦和练身场中所表现的那样，或者像当时切利尼在街头和大路上所做的那样。佛兰德斯人却不大容易接受这种观念。他生长在寒冷而潮湿的地方，光着身体会发抖。那儿的人体没有古典艺术所要求的完美的比例，潇洒的姿态；往往身材臃肿，营养过度，软绵绵的白肉容易发红，需要穿上衣服，画家从罗马回来，想继续走意大利艺术的路，但周围的环境同他所受的教育发生抵触；他没有生动的现实刷新他的思想感情，只能靠一些回忆。再加他是日耳曼族出身，换句话说，骨子里有种淳朴的道德观，甚至还有***，不容易体会异教主义对**生活的观念；他更难理解的是那种在阿尔卑斯以南支配文化，刺激艺术的思想，极端而又气概不凡的思想，就是个人自命为高于一切，包括一切，可以摆脱一切法则，认为主要是发展自己的本性，扩张自己的能力，所有的人与物都应当有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思想。

    佛兰德斯的画家原是马丁・施恩告尔和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远亲：庸俗，和顺，循规蹈矩，爱舒服，守礼法，宜于过室内生活和家庭生活。为佛兰德斯画家作传的卡雷尔・凡・曼德，书中一开场先来一篇训话。我们不妨念一念这段家长式的嘱咐，看看罗索、尤莱斯・罗曼、提香、乔尔乔内，同他们的莱登和安特卫普的学生距离有多么远。那位好心的佛兰德斯作家写道：“恶习必有恶果。-俗语说最好的画家生活最放荡，这句话应当用事实推翻。-生活腐化的人不配称为艺术家。-画家永远不应当打架，争吵。-挥霍金钱非智者所为。-年轻的时候千万不能追求女性。-轻佻的妇女断送过不少画家，必须提防。-去罗马以前要多多考虑，那里花钱的机会太多而挣不到钱。-应当把你的天赋永远归功于上帝。”接下去他对意大利的客店、被单、臭虫，特别有一番介绍。不用说，这样的学生即使十分用功，也只能画一些在画室中摆好姿势的模特儿；他们自己设想的人物都是穿衣服的；倘若学意大利老师的榜样画**，又谈不到自由发挥，热情与独创。事实上，他们作品中只有冷冰冰的拘谨的模仿；他们的认真只是学究的迂执；山南的艺术家出诸自然而且画得很精彩的东西，他们只能依靠成法制作，而且成绩很坏。

    另一方面，意大利艺术和希腊艺术以及一切古典艺术相同，为了求美而简化现实，把细节淘汰，删除，减少；这是使重要特征格外显着的方法。米开朗琪罗和佛罗伦斯画派，把附属品、风景、工场、衣着，放在次要地位或根本取消；他们的主体是气势雄壮或姿态高贵的人物，解剖分明，肌肉完美的结构，裸露的或是略微裹些衣服的肉体，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人体本身，凡是显出个性、职业、教育和地位的特征，一律割弃；他们所表现的是一般的人而非某一个人。他们的人物是在一个高级的世界上，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理想世界〕；他们画面的特色是没有时间性，没有地方性。这种观念同日耳曼与佛兰德斯的民族性是最抵触的。佛兰德斯人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看到整个的、复杂的面目；他在人身上所抓握的，除了一般性的人，还有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或是布尔乔亚，或是农民，或是工人，并且是某一个布尔乔亚，某一个农民，某一个工人；他对于人的附属品看得和人一样重要；他不仅爱好人的世界，还爱好一切有生物与无生物的世界，包括家畜、马、树木、风景、天，甚至于空气；他的同情心更广大，所以什么都不肯忽略；眼光更仔细，所以样样都要表现。-我们不难了解，佛兰德斯的画家一朝受到完全相反的规则束缚，只会丧失他原有的长处，而并不能获得他所没有的长处。他为了要在理想世界中装模作样，不能不减淡色彩，取消室内与服装上的真实的细节，去掉脸上的不规则的特点，因为那是肖像画和表现个性的要素；他势必要控制剧烈的动作，免得显出真人的特色，破坏完美的对称。但他作这些牺牲并不容易；他的本能只能向他的教育屈服一半；在勉强模仿的意大利风格之下，仍然露出佛兰德斯民族性的痕迹；意大利气息和佛兰德斯气息在同一幅画上轮流居于主

    导地位：两者互相牵掣而不能各尽所长。这种不明确的，不完全的，依违于两个倾向之间的绘画，只能成为历史材料而不能成为艺术品。

    十六世纪最后七十五年的佛兰德斯，就是这么一个景象。假定一条小河被大河的水冲入，在原来的水色没有被外来的更浓的水色染成一片之前，小河只会显得溷浊不清；同样，佛兰德斯的民族风格被意大利风格侵入以后，某些地方乱糟糟的染上一些混杂的颜色，本身却逐渐消灭，最后完全沉到底下，听任外来的风格耀武扬威，引人注目。在美术馆中看两股潮流的冲突，看两者混杂以后所产生的奇怪的后果，是很有意义的。表现第一个意大利浪潮到来的画家，有扬・特・马比斯、贝尔纳德・凡・奥尔莱、兰贝特・洛姆巴尔德、扬・莫斯塔特、扬・斯霍勒尔、朗斯洛・布隆德尔。他们在画面上加入古典的建筑物、五色斑斓的云石柱子、圆形的浮雕、贝壳形的神龛，有时还加入凯旋门，作柱子用的人像，高雅强壮的女人披着古式长袍，或者一个身体健康，四肢匀称，生气勃勃的**，美丽，健全，纯粹是异教徒的种族，但他们的模仿至此为止；其余部分仍然遵守他们的民族传统。画是小幅的，合于小品画题材的尺寸；始终保存上一时期的绚烂强烈的色彩，像扬・凡・爱克画上的似蓝非蓝的远山，明朗的天空，远方隐隐约约染上一层翠绿；铺金刺绣，满缀珠宝的华丽的衣料，鲜明的立体感，细致正确的细节；布尔乔亚的厚实而老成的相貌。但他们既不需要再顾到宗教的严肃而一味要求解放，便流于幼稚的笨拙，可笑的拼凑；描写约伯的孩子们被家里的高堂大厦压倒，苦苦挣扎的怪相和抽搐，像着了魔的疯子；三叠屏上，空中的魔鬼像一只小蝙蝠向一个像祈祷本子上的那种上帝飞过去。美好的躯干，被太长的脚和因为苦修而太瘦的手破坏了。兰贝特・洛姆巴尔德的《最后之晚餐》把佛兰德斯式的笨重粗俗和芬奇式的布局混在一起。贝尔纳德・凡・奥尔莱的《最后之审判》把马丁・施恩告尔的魔鬼夹在拉斐尔式的人像中间。-到下一代，意大利浪潮更有席卷一切之势：米赫尔・凡・科克塞延、海姆斯凯克、弗兰兹・弗洛里斯、马尔廷・特・福斯、弗兰肯一家、凡・曼德、施普兰格尔、弗兰兹・波尔伯斯，后来的霍尔奇乌斯以及许多别的画家，都像只会讲意大利话而讲得很吃力，带着乡音，有时还不合文法。画幅加大了，近于普通历史画的尺寸；技法不像从前简单了；卡尔・凡・曼德批评当时的人“用笔厚重”，颜色涂得太厚，从前的人可不是这样的。色调变淡了，越来越苍白，像石灰一般。大家争着研究解剖，肌肉，缩短距离的透视；笔法变得僵硬枯燥，既像波拉伊沃洛时代的金银工艺家，也像模仿米开朗琪罗过火的信徒。画家都****地在技巧上做功夫，一心要证明他会处理骨骼，表现动作。有些画上的亚当与夏娃，圣塞巴斯蒂安，耶律王屠杀婴儿，霍拉提乌斯・科克勒，颇像去皮的人体标本，丑恶不堪；人物的皮仿佛要爆破似的。即使人物画得比较姿态温和的时候，像弗兰兹・弗洛里斯在《天使的堕落》中所表现的那样，即使画家想有选择的模仿优秀的古典范本的时候，画的**也不见得更成功；理想的形体中间会羼入日耳曼式的古怪的幻想，讲究真实的意识；长着猫头、猪头、鱼头的妖怪，张着喇叭形的嘴巴，长着利爪，肉冠，口吐火焰：这一类动物的打闹和荒唐无稽的魔鬼大会，突然在庄严的奥林波斯山上出现，有如特尼斯的滑稽场面混进拉斐尔的诗歌。像马尔廷・特・福斯一流的别的画家，又是装模作样，制作大型的宗教画，模仿古代的人物、盔甲、衣着，武士的披风，布局力求四平八稳，手势特意做得庄严高雅，头盔和脸相像歌剧中的一样；但他们骨子里是描写人情风俗的画家，喜欢现实生活和零星小景，所以随时要回到典型的佛兰德斯人物和家常琐碎中去；他们的作品好似着色而放大的版画，画成小幅反倒更好。我们感

    觉到艺术家的才具入于歧途，天性受到压制，本能用到相反的地方去了；一个生来善于叙说家常的散文家，群众的趣味偏偏要他用十二音节的句法写史诗。-再来一个浪潮，这些残余的民族性就会全部覆没。有一个贵族出身的画家，叫作奥托・凡尼于斯，受过高等教育，经过学者训导，是个出入宫廷的时髦人物，在佛兰德斯当权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要人很宠他；他在意大利留学七年，会画高雅纯粹的古代人物，会用威尼斯派的美丽的色彩，调子有细腻的层次，阴暗之中渗透光线，人的皮肉和太阳久晒的树叶隐隐约约带些红色；除了气势不足以外，他已经是意大利人，再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民族性；只有在极难得的场合，服装上的一个部分，蹲在地上的老头儿的一个自然的姿势，还流露出他同本土的关系。那时画家已经到完全脱离本土的地步。德尼斯・卡尔法尔特根本住在布戈涅，开宗立派，收了圭多做学生，和卡拉齐三兄弟争雄。大势所趋，仿佛佛兰德斯艺术发展的结果，是为了帮助别个画派而消灭自己。

    可是佛兰德斯艺术在别个画派的势力之下照样存在。一个民族的特性尽管屈服于外来的影响，仍然会振作起来；因为外来影响是暂时的，民族性是永久的，来自血肉，来自空气与土地，来自头脑与感官的结构与活动；这些都是持久力量，不断更新，到处存在，决不因为暂时钦佩一种高级的文化而本身就消灭或者受到损害。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别的画种不断变质的时候，有两个画种始终不变。马比斯、莫斯塔特、凡・奥尔莱、波尔伯斯父子、扬・凡・克莱弗、安东尼斯・莫尔、两个米勒费尔特、保吕斯・莫雷尔瑟，都能画精彩的肖像；三叠屏上往往有排成一前一后的捐献人，那种坦率的写实，完全静止的严肃，淳朴而深刻的表情，正好同主要画面上的冷冰的气息和矫揉造作的布局成为对比，使观众看了觉得有生气，觉得是真实的人而非人体模型。-另一方面，小品画、风景画和室内生活的画也逐渐形成。在昆廷・马赛斯和路加斯・特・莱登之后，扬・马赛斯、凡・赫梅森、勃鲁盖尔父子、芬克博姆斯、三个瓦尔耿堡、彼得・内夫斯、保罗・布里尔等，都发展这些画种，尤其大批的版画家与插图作家，或是在书本内，或是用单张的册页，描写当时的伦理、风俗、职业、时事、生活情况。固然，这类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停留在神怪与滑稽的阶段；画家逞着荒唐的幻想把现实的面目弄得颠颠倒倒，还不知道山丘树木的真实的形式，真实的色调；他表现人物大叫大嚷，在当时的服饰中间放入一些丑恶的妖怪，像在甘尔迈斯节会上带出来游行的一样。但这些过渡现象是自然的；小品画不知不觉的进步，形成它最后的面目，就是了解并爱好现实生活，肉眼所看到的生活。这里正如在肖像画中一样，发展的线索很完整，每个环节都由本民族的特性组成；经过勃鲁盖尔父子、保罗・布里尔和彼得・内夫斯，经过安东尼斯・莫尔、波尔伯斯父子和两个米勒费尔特，小品画种同十七世纪的佛兰德斯和荷兰的画派完全衔接。从前那些僵硬的人物变得柔软了；神秘的风景变为现实的了；从神的时代转到人的时代的过程走完了。这个自然而正常的发展，指出民族的本能在外来风气的势力之下依旧存在；只要有个**动给它一些助力，它就会重新占上风，而艺术也将跟着群众的嗜好一同转变。-这个**动就是一五七二年开始的革命，长期而残酷的独立战争，规模的宏大，后果的众多，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像我们国内一样，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朝刷新以后，理想世界也跟着面目一新。十七世纪的佛兰德斯艺术与荷兰艺术，正如十九世纪的法国艺术与法国文学一样，是一出延续三十年之久，牺牲了成千累万的生命的大悲剧的反响。但这里的断头台和战役把国家一分为二，造成两个民族：一个是迦特力教的和正统派的比利时；一个是**的、共和政体的荷兰。过去合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只有一种民族精神；分离和对立以后就有两种民族精神。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抱着不同的人生观，因此产生不同的画派；政治的风波分裂了国土，也分裂了艺术。

    三

    我们要仔细考察一下比利时成立的经过，才能了解以鲁本斯为中心的画派是如何产生的。-独立战争以前，南方各省似乎和北方各省同样倾向宗教改革。一五六六年，成群结队的反偶像派清洗安特卫普、根特、图尔奈的大教堂，把各地的修院和教堂中的一切神像，和他们认为有偶像意味的装饰品，全部捣毁。根特附近，一万两万的加尔文信徒全副武装的去听赫尔曼・施特里克讲道。在焚烧**徒的火刑架周围，群众高唱赞美诗，有时还殴打刽子手，劫走受刑的人。当局直要用死刑威吓，才能制止修辞学会对教会的讽刺；而阿尔布公爵一朝开始屠杀，就引起全国的反抗。-但是南方的抵抗远不及北方猛烈。首先，因为日耳曼的血统，爱好独立和倾向**的种族，在南方并不纯粹；半数居民是混合的人口，说法国话的瓦隆人。其次，因为土地更肥沃，生活更舒服，所以毅力较差，**更强；人民爱享乐，不大肯吃苦。最后，几乎所有的瓦隆人和一些大世家都是迦特力教徒，宫廷生活又加强他们的宫廷观念。所以南方各省的斗争不像北方各省的顽强。北方马埃斯特里赫特、阿尔克马尔、哈莱姆、莱登各个城市被围的时候，执戈守卫的妇女大批阵亡；南方可没有这样的事。帕尔马公爵一攻下安特卫普〔一五八五〕，南部十省的人就屈服，单独开始他们的新生活。最英勇的居民和最热心的加尔文教徒，不是死在战场上和断头台上，就是逃往自由的北部。修辞学会的会员整批流亡。阿尔布公爵在佛兰德斯任期终了的时候，迁走的人口已有六万户；根特陷落，又走掉一万一千居民；安特卫普开城投降，四千纺织工逃往伦敦。安特卫普的人口减少一半；根特和布鲁日减少三分之二；整条街道空无人居；一个英国游客说，根特最主要的一条街上，两匹马在吃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外科手术，凡是西班牙人称为坏种的人都被清洗干净；至少留下来的都是安分的居民。日耳曼种族的本性有非常驯良的一面；十八世纪还有整团的德**队让专横的小诸侯卖到美洲去送命。他们一朝承认了封建主，便对他忠诚到底；只要封建主的权利写在纸上，他就成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而群众也天生的愿意遵守既成秩序。并且，无可挽回的形势摆在面前，成为一种长期的强制，也有作用；人只要看出事实无法更改，就会迁就事实；性格中不能发展的部分逐渐萎缩，而另外一部分却尽量发展。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有些时期像基督被撒旦带到了高山顶上，非在壮烈的生活与苟且的生活中选择一条路不可。试探尼德兰人的魔鬼是拥有军队和刽子手的腓力二世。对于同样的考验，南北两个民族根据他们在成分与性格方面的小小的差别，做出不同的决定。一朝选择定当，那些差别便越来越大，由差别产生的局面更助长原有的差别。两个民族本是同一种族出身，彼此的差异几乎分辨不出；如今却清清楚楚变成两个族类。特殊的品性和特殊的器官一样，起源是同一个老根，但双方越长大距离越远；因为它们就是一面分离一面长成的。

    从此南方各省成为比利时。那儿的人民主要是求太平安乐，从可爱与快乐的方面看待人生；总而言之是特尼斯的精神。的确，一个人即使在破烂的草屋里，在一无所有的客店里，坐在白木凳上，还是可以笑，可以唱歌，痛痛快快地抽一斗烟，喝一杯啤酒；望弥撒也不讨厌，仪式很好看；向一个好说话的耶稣会教士讲讲自己的罪过也没有什么。安特卫普投降以后，领受圣餐的人大为增加，腓力二世听了很满意。修院一下子办了一二十个。一个当时的人说：“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大公爵们光临以后，这里新创的教会团体比以前两百年内创立的更多”；有新方济各会，有新卡迈尔会，有保罗・圣方济各会，有卡迈尔修女会，有报知修女会，尤其是耶稣会。耶稣会带来一种新的***，跟当地的民情非常适合，仿佛是特意制造出来和**做对比的。只要你的思想感情温顺驯良，其余的都可包涵、容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肖像，特别是鲁本斯的忏悔师的像，一望而知是一个心情快活的老好人。良心鉴定派的神学出现了，帮助人解决难题；在这种学说保护之下，一切普通的小过失都无所谓。敬神的仪式并不过分严格，后来竟成为一种消遣。就在那个时代，庄严古老的大教堂的内部装饰变得繁华富丽：有许许多多装饰的花纹，有的像火焰，有的像古琴，有的像坠子，有的像签名的花押；到处用到五色纹缕的云石；祭坛像歌剧院的舞台；古怪而有趣的讲座上雕出成群的野兽，像动物园。至于新盖的教堂，外观当然和内部相称；十七世纪初期，耶稣会在安特卫普造的一所教堂可以做这方面的参考，那简直是一个摆满古董橱的客厅。鲁本斯在里面画了三十六幅天顶画。奇怪的是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标榜禁欲主义而神秘气息很浓的宗教，居然把如花似玉，尽情炫耀的**当作感化世俗的题材，例如身体丰满的马德莱娜，肥胖的圣塞巴斯蒂安，朝拜小耶稣的黑人博士看了不胜艳羡的美丽的圣母；总之是大堆的人肉和衣着的铺陈，便是佛罗伦斯的狂欢节也没有如此强烈的刺激，如此嚣张的**。

    政局的转变也促成思想感情的转变。原来的专政逐渐放松；在阿尔布公爵严酷的统治以后，帕尔马公爵改用缓和的手段。一个人受过一次切断的手术，流过大量的血，不能不给他一些镇静剂和补药。西班牙人签订了《根特和约》〔一五七六〕，就把镇压异端的残酷的法令搁置一边。毒刑停止了；最后一个殉难者是一五九七年被活埋的一个女佣。下一世纪，约尔丹斯和他的妻子以及妻子的家属，尽可太平无事的改信**，连订画的主顾也不曾减少。大公爵们听让各个城市和行会按老习惯发号施令，办他们的事情。公爵们想优待约翰・勃鲁盖尔，免除他的民团公役和捐税，也向地方当局去申请。政府上了轨道，可以说是半开明的，差不多是民族自主的；西班牙式的勒索、抢劫、暴行没有了。最后，为了保住这块领地，腓力二世不得不当作另外一个国家，让它维持佛兰德斯的老例章程。一五九九年，腓力二世把佛兰德斯从西班牙分出，连同全部主权让与阿尔贝特大公和伊莎贝拉。法国的大使写道：“西班牙人这个办法再好没有；他们不改用一个新形式就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到处都要造反了。”一六年，全国议会开会，决定各种改革。从圭恰迪尼和别的游客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被战争埋在废墟之下的古老的宪法又给拿了出来，几乎原封不动。一六五三年时，蒙科尼斯写道：“布鲁日每个行业有一个会馆，本业的人可以去商量公事或者消遣、娱乐。所有的行业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个执掌城门钥匙的市政长官统辖；总督只对军人有管理权和司法权。”大公爵们相当聪明，肯顾到公众的利益。一六九年，他们同荷兰讲和；一六一一年颁布的永久法令完成了当地的善后事宜。他们很得人心，或者是竭力笼络人心；伊莎贝拉在萨布隆广场上主持弩箭手的宣誓礼。阿尔贝特在卢万听朱斯特・利普斯讲学。他们喜欢有名

    的艺术家；奥托・凡尼于斯、鲁本斯、特尼斯、勃鲁盖尔，都受到招待。修辞学会纷纷复兴；大学备受优遇。在迦特力教的范围以内，在耶稣会教士的主持之下，有时还在他们的主持之外，思想界有复兴的气象，出现一批神学家、宗教问题的争论者、良心鉴定派、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医生，甚至也有史学家；墨卡托、奥尔特柳斯、凡・海尔蒙特、詹森尼乌斯、朱斯特・利普斯，都是这个时期的佛兰德斯人。桑德尔千辛万苦写成的《佛兰德斯地方志》便是一部标志民族热情和爱国心的巨着。-总之，要对地方上的情形有个概念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些安静而衰落的城市中挑出一个来加以考察，例如布鲁日。一六一六年，达德利・卡尔顿爵士经过安特卫普，发现虽然差不多是一座空城，但非常美丽。他从来没有看到“整条街上的人满四十人”；没有一辆马车，也没有一个人骑马，铺子里没有一个主顾。但房屋保养很好，到处干净整齐。农民把烧掉的草屋重新盖起来，又在田里做活了；管家妇忙着她的家务；安全已经恢复，不久就带来繁荣富庶。射击大会、游行、甘尔迈斯节，诸侯们盛大的入城式，一样一样又来了。大家回到从前的安乐生活，也只想过安乐生活；他们让教会去管宗教，诸侯去管政治。这儿像威尼斯一样，历史的演变使人只图眼前的享受；而且正因为以前的灾难太惨了，现在才更竭力追求快乐。

    我们必须看了有关战争的细节，才能体会战前与战后的对照。在查理五世治下为了宗教殉难的有五万人；被阿尔布公爵处死的有一万八千人；随后，人民起来反抗，打了十三年仗。西班牙人把各大城市长期围困，直要用断粮的办法才能攻下。战争初期，安特卫普被围三日，死了七千布尔乔亚，烧掉五百幢房屋。兵士就地筹饷；我们从那时的版画中看到他们横行不法，洗劫民居，拷掠男子，侮辱女性，把箱笼家具装车运走。军饷拖欠太久的时候，兵士就驻在城内；那简直是强盗世界：他们拥立首领，到四乡去为所欲为。写画家传记的卡雷尔・凡・曼德，有一天回到本村，发现他的家和别人的家一齐遭到抢劫；老病的父亲床上的被褥都给拿走。卡雷尔本人被剥得精光，脖子里已经套上绳索要被吊死了，亏得他在意大利认识的一个骑兵救了他。另外一次，他和妻子带着一个婴儿上路，银钱、行李、衣服、女人身上的衣衫，连同婴儿的襁褓都被抢了；母亲只剩一条短裙，婴儿只剩一个破网，卡尔只有一块破烂的旧呢遮身；他们到布鲁日的时候就是这副装束。-一个地方遭到这种情形只有毁灭；连那些大兵也快饿死了；帕尔马公爵写信给腓力二世说，接济再不来，军队就完了：“因为不吃东西究竟是活不了的。”-在这样的灾难以后重见太平，岂不等于进了天堂！当然还谈不到“享福”而只是“略胜一筹”；但这“略胜一筹”已经了不起了。一个人终究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收一些粮食，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能够旅行、**、谈天，不用害怕；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乡土，看得见前途了。一切日常行动有了意义，有了兴趣；人重新活起来了，竟像是第一次活在世界上。所有自发的文学和独特的艺术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新近受到的大震动，把传统与习惯涂在事物面上的清一色的油漆震落了。人的面目出现了；经过刷新与变化的性格露出主要特征；人看到自己的本质，潜在的本能，成为民族标记而将来支配他历史的主导力量；那在半个世纪以后又会看不见的，因为在半个世纪中已经看过了；但目前一切都新鲜。人站在万物前面仿佛亚当第一次睁开眼睛；对事物的概念变得细巧与淡薄是后来的事，当时的概念是壮阔而单纯的。一个人所以能有这样的眼光，是因为生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里，在真正的悲剧中长大起来。鲁本斯像雨果和乔治・桑一样，从小流亡在外，父亲关在牢里，他在家中和四周听到惊风险浪和覆舟遇难的回声。有了上一代受苦与创业的活动家，才有下一代的诗人来从事写作、绘画、雕塑。前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后人把那个

    世界的毅力与愿望表现出来，比原来的规

    模更大。所以佛兰德斯艺术不久就用英雄的典型歌颂当时人的顽强的精力，粗豪的快乐，要求刺激的本能；而在特尼斯的乡村客店中就有鲁本斯的神明所居的奥林波斯山。

    这些画家之中，有一个似乎把其余的人都掩盖了；的确，艺术史上没有一个人比他声名更大，和他齐名的也只有三四个。然而鲁本斯不是一个孤独的天才，在他周围的能手之多，才具之相似，证明那一片茂盛的鲜花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产物，鲁本斯不过是一根最美的枝条。在他以前，有约尔丹斯和他〔鲁本斯〕两人的老师亚当・凡・诺尔特；在他四周，有和他同时代而在别的画室中培养出来的人，独创的意境和他的一样自然，例如约尔丹斯、克雷耶、赫兰德・泽赫斯、龙布茨、****・扬森斯、凡・罗斯；在他之后，有他的学生凡・蒂尔登、迪彭贝克、凡・登・胡克、高乃依、舒特、博耶芒斯、布鲁日的扬・凡・奥斯特，以及学生中最优秀的凡・代克；在他旁边，有擅长动物、花卉、零星补景的画家斯奈德斯、扬・菲特、耶稣会修士赛赫尔斯；还有整整一派出名的版画家，苏德曼、福斯特曼、博尔斯凡德、庞修斯、菲舍尔。同一树液使所有的枝条不分大小，一齐长发；周围还有群众的同情和全民的欣赏。可见这种艺术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产物，而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结果；以后我们考察作品，发现作品与环境一致的时候，这一点可以完全肯定。

    一方面，这派作品或者追随，或者发扬意大利传统，成为又是迦特力教的又是异教的东西。订画的主顾是教堂和修院；画上表现的是圣经和《福音书》中的情节；题材带有感化性质；把原作雕版的人喜欢在图片下面加几句敬神的格言，劝人为善的双关语。但事实上，作品的***意味只限于题目；一切神秘的或禁欲的意识却被摒弃；画的圣母、殉道者、忏悔师、基督、使徒，全是局限于现世生活的健美的肉体；天堂是奥林波斯山，住着营养充足，喜欢活动筋骨的佛兰德斯神灵，长得高大、强壮，肉体丰满，心情快活，气概不凡与洋洋自得的表情好像参加全民性的赛会与诸侯的入城式。这是古老神话的最后一朵花；教会当然贴上一个适当的标签，但不过是行一个洗礼而已，往往连这个形式都没有。阿波罗、朱庇特、卡斯托、波卢克斯、维纳斯，一切古代的神明都用真名实姓，在诸侯和国王的宫殿中复活过来。因为这儿和意大利一样，宗教在于仪式。鲁本斯天天早上望弥撒，也捐画给教会补赎罪孽；然后对俗世仍旧抱着诗人的观点，用同样的风格画丰满的马德莱娜和多肉的海上女妖；表面上涂着一层迦特力教的油彩，骨子里的风俗、习惯、感情、思想，一切都是异教的。-另一方面，这派艺术是真正佛兰德斯的艺术；一切都保持佛兰德斯的特色，从一个根本观念出发，既是民族的，又是新颖的；这派艺术和谐，自然，别具一格：这是和上一时期生硬的仿制品大不相同的地方。从希腊到佛罗伦斯，从佛罗伦斯到威尼斯，从威尼斯到安特卫普，发展的阶段很清楚。对于人和人生的观念，高贵的成分越来越减少，眼界越来越广阔。鲁本斯之于提香，等于提香之于拉斐尔，拉斐尔之于菲狄阿斯。艺术家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坦率这样兼收并蓄的。古老的界线已经推后好几次，这一下似乎根本取消，开拓出一个无穷的天地。鲁本斯绝对不顾到作品在历史观点上是否恰当；他把寓意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与**的墨丘利放在一起。他不顾礼法体统，在神话和《福音书》的理想的天国中夹进一般粗鲁或狡猾的人，不是一个奶妈般的马德莱娜，便是一个刻瑞斯〔农业女神〕咬着同伴的耳朵说笑话。他不怕引起生理上的难堪，甚至用肉体熬受毒刑的痛

    苦，临终的呼号与抽搐，把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他不管雅驯与否，把米涅瓦〔智慧与艺术女神〕画成会打架的泼妇，把犹滴〔犹太女英雄〕画成杀惯牲口的屠妇，把帕里斯〔劫走美女海伦的王子〕画成恶作剧的能手和讲究饮食的专家。他的苏珊娜、马德莱娜、圣塞巴斯蒂安、三美人、海上女妖，以及所有描写天上的和人间的，理想的和现实的，***的和异教的节会所公然表现的内容，只有拉伯雷的词汇能表达。人性中一切动物的本能都在他笔下出现；那是别人认为粗俗而排斥的，他认为真实而带回来的；在他心中像在现实中一样，粗俗的本能和别的本能同时并存。他什么都不缺少，除了十分纯洁和十分高雅的因素；整个人性都在他掌握之中，除了最高的峰顶。所以他开创的境界之大，包括的典型之多，可以说从来未有：他笔下有意大利的****、古罗马的帝皇、当代的诸侯贵族、布尔乔亚、农民、放牛的妇女，加上身心的活动即在人身上的千变万化，便是一千五百件作品也没有画尽他的意境。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表现人体的时候，对于有机生活的基本特征比谁都体会深刻。在这一点上他超过威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的超过佛罗伦斯派。他比他们感觉得更清楚，人身上的肉是不断更新的物质，尤其是淋巴质的、多血质的、好吃的佛兰德斯人，身体内部更容易变动，新陈代谢快得多；因为这缘故，没有一个画家把人身上的对比画得比他更凸出，没有一个把生命的兴旺与衰败表现得像他那样分明。在他的作品中，有时是一个笨重疲软的尸身，真正是解剖桌上的东西，血已经流尽，身体的实质没有了，颜色惨白，青紫，伤痕累累，嘴边结着一个血块，眼睛像玻璃珠子，手脚虚肿，带着土色，形状变了，因为这个部分最先死掉；有时是生动鲜艳的皮色：年轻漂亮的运动家喜气洋洋；营养充足的少年，屈曲的上半身，姿态非常柔软；面颊光滑红润的少女，天真恬静，从来没有什么心事使她血流加快，眼睛失神；一群胖胖的快活的小天使和爱神，皮肤细腻，布满肉裥，水汪汪的粉红皮色可爱之极，活像一张朝露未干的花瓣照着清晨的阳光。同样，表现动作和心灵的时候，他对于精神与肉体生活的基本特征也比别人体会得更真切，就是说对于造型艺术必须抓住的瞬息万变的动作，他极有把握。在这一点上他又超过威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的超过佛罗伦斯派。没有一个画家的人物有这样的气势，这样猛烈的动作，不顾一切的发疯般的奔驰，紧张暴突的肌肉用劲的时候会这样全身骚动。他的人物好像会说话的；即使休息也还在行动的边缘上；我们感觉到他们才做过的动作和将要做的动作。他们身上印着过去的痕迹，也包含未来的种子。不仅整个的脸，而且整个姿态都表现出思想，热情和生命的波动；你能听见他们情绪汹涌的内心的呼声，听见他们的说话。心情最微妙最飘忽的变化，在鲁本斯作品中无不具备；在这方面，对小说家和心理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宝库；难以捉摸的细腻的表情，多血的皮肉的柔软与弹性，他都记录下来，对于****和肉体生活，没有人比他认识得更深入了。-有了这种思想感情，具备了这种技术，他能适合复兴的民族的需要和愿望，把在自己心中和周围所发现的力，把一切构成，培养，表现那种意气昂扬，泛滥充盈的生命的力，发扬光大。一方面是巨大的骨骼，赫尔克里斯式的身材和肩膀，鲜红粗壮的肌肉，于思满面的凶横的脸，营养过度，油水充足的身体，一大堆**旺盛的粉红和雪白的肉；一方面又是鼓动人吃喝、打架、作乐的粗野的本能，战士的蛮劲，大肚子西兰纳〔半人半山羊神之父〕的魁伟，福纳〔田野之神〕的放肆的情欲，满不在乎而浑身都是罪孽的美人儿的放荡，标准佛兰德斯人的精力，粗鲁、豪放的快乐，天生的好脾气和安定的心情。-他还用布局与零星什物加强效果：画面

    上尽是闪光的绸缎、铺金盘绣的长袍、**的人物、近代的衣着、古时的服装；他层出不穷的想出各种甲胄、旗帜、列柱、威尼斯式的楼梯、神庙、华盖、船只、动物、风景，始终是新颖的，也始终是雄伟的；仿佛在现实世界之外，他另有一个不知丰富多少倍的世界，让他用魔术家似的手从中汲取无穷的材料。他的幻想尽管自由奔放，结果并无驳杂不纯之弊，反而因为幻想的来势猛烈，发泄得自然，便是最复杂的作品也像从过于丰满的头脑中飞涌出来的。他好比一个印度的神道，长日无事，为了宣泄多产的精力，造出许多天地。从打皱折叠的长袍的鲜艳的红色，到皮肉的白和头发的淡黄，没有一个色调不是自然而然奔赴腕底而他觉得满意的。

    但是佛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正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其余的画家无论如何伟大，总缺少他的一部分天才。克雷耶没有他的胆子，没有他的放肆，只善于用清新柔和的色彩描写一种喜悦、亲切、恬静的美。约尔丹斯没有他华贵的气派和慷慨激昂的诗意，只会用暗红的色调画一些臃肿的巨人，密集的群众、喧闹的平民。凡・代克不像鲁本斯喜爱单纯的力、单纯的生命；他更细腻，更有骑士风度，生性敏感，近乎抑郁，在宗教画上显出他的感伤情调，在肖像画上显出他的贵族气息；色调不及鲁本斯的鲜明，但是更亲切；画的是一般高贵、温柔，可爱的面貌；那些豪侠而细腻的心灵自有一种为他的老师未尝梦见的温婉与惆怅的情调。-时代快要转变，凡・代克的作品是一个先兆。一六六年以后，形势已很清楚。伟大的形象世界是靠上一代的毅力与希望启发的，而那一代的人已经凋谢零落，相继下世；只有克雷耶和约尔丹斯因为活得长久，还替艺术界撑了二十年的局面。民族在一度复兴以后又消沉了；它的文艺复兴没有完成。佛兰德斯在大公爵的治下才是一个独立国；大公爵的世系在一六三三年断绝，佛兰德斯重新成为西班牙的行省，受一个从马德里派来的总督管辖。一**八年的条约〔西班牙与荷兰订立的明斯特条约〕封闭埃斯科河的运输，把商业摧残完了。路易十四三次瓜分佛兰德斯，每次割去一块土地。三十年内经历四次战争；盟邦、敌国、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没有一个不剥削佛兰德斯；一***年的条约〔英、法、荷、奥之间订立的巴里欧条约〕把荷兰人变作佛兰德斯的供应商和收税官。佛兰德斯成为奥地利的属地以后，拒绝纳贡，议长便被捕入狱，其中主要的一个，安内森斯死在断头台上〔一七一九〕；从阿特威尔德父子壮烈的呼声以后，这是最后一次的，也是微弱的回声。佛兰德斯从此降为一个普通的省份，人民只知道苟且偷生。-同时，而且也由于大局的影响，民族的想象力开始衰退。鲁本斯的画派日渐衰微；在博耶芒斯、凡・赫尔普、扬・埃拉斯梅・奎林、小凡・奥斯特、代斯特、扬・凡・奥尔莱的作品中，已经看不见特色和刚强的精力；色彩不是贫乏便是甜俗；瘦削的人物力求漂亮；表情染上感伤情调或是装腔作势的温柔；大幅的画面上，人物不是密布而变得疏疏落落，全靠建筑物填补空白；元气已经枯竭，只知道墨守成规，或者学意大利人的习气。有些画家根本移居国外：菲利普・特・尚佩涅当了巴黎美术学校校长，思想与国籍都变了法国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个醉心于灵修的人，詹森尼派的信徒，态度认真的画家，最了解严肃深思的人的精神；另外一个，赫拉德・特・莱雷塞专门师法意大利人，成为学院派的古典画家，精通古代服饰，对神话与历史题材力求合理。寻根究底的思想在风俗习惯中已经成为风气，如今影响到艺术了。-

    根特的美术馆中有两幅画，同时表现出绘画的衰落与社会的衰落。两幅画都描写诸侯的入城**，一幅是一六六六年的，一幅是一七一七年的，第一幅用美丽的红红的色调，画出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批人物，高傲的姿态，结实的肩膀，矫捷的身手，华丽的服装，长鬣的马匹；有的是贵族，是凡・代克的君侯的亲戚，有的是披野牛皮，穿甲胄的长枪手，是沃伦斯坦的士兵的亲戚；总之是英雄时代和爱好形象的时代的最后一些残迹。第二幅用冷冰冰的浅淡的色调，画一些细巧、文雅、法国化的，戴假头发的人、会鞠躬行礼的绅士、注意功架的淑女；总之是一套客厅生活和国外输入的礼法。两幅画相隔五十年，五十年之间，民族精神和民族艺术都不见了。

    四

    保持迦特力教，屈从西班牙统治的南方十省，在艺术上走意大利的道路，画神话上的史诗；以英雄式的**为中心；获得自由，改奉**的北方，却朝另一方向发展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那儿雨水多，天气冷，**更少出现，更难受欢迎。日耳曼的血统更纯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设想的古典艺术不容易欣赏。生活更艰难更辛苦，饮食更俭省，人都惯于苦干，计算，有条有理的管束自己，对于逸乐和自由发展的人生的美梦，不大能领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荷兰的布尔乔亚在柜台上忙过一天以后，回到家里是怎样一个情形。他的屋子只有几个小房间，几乎跟船上的房舱相仿；装饰意大利殿堂的大画无法悬挂；屋主所需要的是清洁与舒服；有了这两样就够了，不在乎装饰。-据威尼斯大使们的记载：“他们生活十分朴素，最富有的人家也看不见奢侈和了不起的排场……他们不用仆役，不穿绸缎；家中很少银器，不用地毯；家具什物寥寥无几……不论居家出外，在衣着和其他方面都显出中产之家的真正的俭省，没有不必要的东西。”莱斯特伯爵奉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之命，带领军队援助荷兰的时候〔一五八五〕，斯皮诺拉代表西班牙王来议和的时候〔一六九〕，他们那种君主国家的阔排场，同当地的生活正好是极端，甚至引起反感。共和邦的首领，当时的英雄，“沉默的威廉・特・奥朗热”，身上的旧袍子连大学生也会嫌破烂，钮子不扣的短褂也一样破旧，羊毛背心像船夫穿的。下一个世纪，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执政扬・维特只有一个仆役；无论何人都可和他接近；他的声名显赫的前辈〔“沉默的威廉”〕“跟啤酒商和布尔乔亚”平起平坐；维特就是以他为榜样。便是今日，民间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不少俭朴的古风。在欧洲别的地方，爱装饰爱享乐的本能使诸侯的游行赛会成为风气，大众也能体会健美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荷兰人的性格却和这种本能不相容。

    在他们身上占优势的是一些相反的本能。南方各省在尼德兰原是一股平衡的力量；十六世纪末期南北分裂以后，荷兰摆脱了那股平衡的力，突然由着自己的本性倒向另外一边，而且势头非常猛烈。一切原始的倾向和才能都赫然出现；那并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的东西冒出头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有眼光的人早已见到，教皇埃涅阿斯・西尔维于斯〔庇护二世〕说过：“弗里斯兰是一个自由的国土，按着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能服从外人，也不想指挥别人。弗里斯兰人为了自由会毫不犹豫的牺牲性命。这个高傲尚武的民族，身体高大强壮，性情沉着，勇猛，喜欢夸耀自由；布戈涅公爵菲利普虽然自称为他们的君主，却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最恨封建贵族与军人的傲慢，不容许有人凌驾别人。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办事非公正不可……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他们不大能接受不结婚的教士，怕他勾引别人的妻子，认为绝欲极不容易，非人力所能办到。”在这些地方，日耳曼族对国家、婚姻、宗教的观念已经露出萌芽，暗示将来会发展成**与共和政体。受到腓力二世考验的时候〔一五七二-一五九八〕他们先“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一个烂泥堆上，处在一个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的边陲；面对着想消灭他的巨人，在重重压力之下竟然能抵抗，生存，长大。他们历次被围的经过令人钦佩；城中的布尔乔亚与妇女，只靠几百个兵帮助，把整整的一军，全欧洲最精锐的士兵，最有名的将领，最能干的工程师，阻拦在残破的城墙之下，筋疲力尽的居民吃了四个月至六个月的耗子、树叶、皮革，还不肯投降，宁肯排了方阵，把残废的人夹在中央，到敌人的阵地上去让他们杀死。我们直要读了这些战役的详细记录，才知道人的毅力、镇静、耐性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峰。一艘荷兰军舰宁可在海上自己炸沉，决不下旗投降；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麦哲伦海峡所做的探险、殖民与征略的事业，也和他们的战斗一样壮烈。的确，我们向人的本性要求越多，它结的果实也越多；能力越用越强；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忍受简直看不到限度。-经过三十七年的战争〔一五七二-一六九〕，到一六九年，奋斗的目的终于达到，西班牙承认他们独立；整个十七世纪，荷

    兰人在欧洲当着第一流的角色。和他们再打二十七年仗〔一六二一-一**八〕的西班牙人，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路易十四的新兴的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路易十四发动三次战争，临了不得不派使节到赫尔特雷登堡去卑躬屈节的求和，还遭到拒绝。他们的执政海因修斯当时是左右欧洲大局的三巨头之一。-国内政治修明；世界上第一次，人有了信仰自由，所有的公民权都受到尊重。国家是各省志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范围内保障公众的安全与个人的自由，完善的程度为前所未有。据一六六年时帕里瓦尔的记载：“他们都热爱自由；在他们国内对谁都不能打骂，仆役也有许多特权，主人不敢殴打。”帕里瓦尔用十分钦佩的口吻一再提到他们尊重人权：“今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享有像荷兰那么多的自由，人与人间的和睦能使平民不受大人物责骂，穷人不受富人责骂……一个贵族倘把农奴或奴隶带进荷兰，他们马上变作自由人；贵族买他们的本钱只能白白损失……农民只要付了分内的赋税，同城里人一样自由……尤其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入民居侵犯别人，就是犯了大罪，而且非常危险。”无论何人，可以随时离开国境，带出去的银钱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的旅客也不用害怕。主人不得强留仆役。没有人为了宗教而受审问。有议论一切的自由，“连议论行政长官”，甚至宣扬他们的坏处也不妨。人与人间绝对平等：“担任公职的人要亲切和善才能受到爱戴，不能用傲慢的态度。”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繁荣兴旺；等到一个人又坚强又公正的时候，其余的一切便不求而自得。独立战争开始时〔一五七二〕，阿姆斯特丹的人口只有七万，一六一八年增加到三十万。威尼斯的使节在报告中说，街上的人一天到晚都像赶集一般拥挤；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二；一块容足之地值到一个金杜加。农村的地价不亚于城市。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这样富足，这样会经营土地：某个村子有四千条母牛；有一条牛重一千多斤；一个地主的女儿嫁给莫里斯亲王，陪嫁有十万弗洛令。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业品有这样完美，出产的货物有布匹、镜子、砂糖、瓷器、陶器、绸缎、织锦缎、铁器和船舶用具；欧洲一半的奢侈品和几乎全部的运输都由荷兰供应。他们有上千条船到波罗的海去搜集各国原料，捕春鱼的船有八百艘。东印度公司掌握与印度、中国、日本通商的专利权。巴塔维亚是荷兰海外***的中心。那个时代，荷兰在海上和世界上的地位等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一共有十万水手；战时可以武装两千艘船；五十年以后，荷兰独自抵抗英法两国的****。我们眼看它兴旺与成功的巨流一年一年的扩大。

    可是水源比水

    流更出色；因为支持这股巨流的是无穷的勇气、理智、牺牲、意志、才干。威尼斯的大使们说：“这些人极爱制造，极爱工作，在他们手里，没有一件克服不了的难事。他们天生能干活，刻苦，人人工作，不是干这个，便是干那个。”大量的生产，小量的消耗：公众的财富就是这么增长的。“最穷的人，在最小最简陋的屋子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应有尽有。最有钱的人，在他们的大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和摆阔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浪费，人人动手工作或是用脑子工作。帕里瓦尔说：“这里的人在每样东西上想法挣钱；连在运河底里捞垃圾的每天也挣到半块钱。孩子们从小学手艺差不多一开场就能谋生。-他们最恨办事不力，游手好闲：有些地方的法官可以监禁懒汉，浪人以及不好好管理家业的人，只消他们的妻子或亲属要求；所以即使有人不愿意，也不能不自食其力。”修道院改为医院、救济所、孤儿院；把不事生产的修士的收入，赡养老弱残废、阵亡的海陆军人的孤儿寡妇。军队的素质之高，便是一个宪兵也能在意大利军中当营长，而意大利的营长还不够资格在荷兰当一名宪兵。-至于文化和教育，正如组织和管理的技术一样，他们比欧洲别的国家先进两百年。难得遇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不识字不会写字。每个村子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布尔乔亚家庭里，男孩子都懂拉丁文，女孩子都懂法文。不少人通好几国文字，能说能写。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备而不用的习惯，存着实用的念头，而且也由于他们感到学问的尊严。莱登城在英勇的抵抗〔一五七四〕以后，联邦议会预备送它一笔礼物，它要求设一所大学，并千方百计罗致欧洲最大的学者。联邦议会写信给穷教师斯卡利杰尔，同时请法王亨利四世写信劝驾，说只要他肯去就是他们的光荣；他不必教书，只消住在莱登，和学者们交谈，指导他们，发表他的着作，让荷兰也沾到一份光彩。在这种情形之下，莱登大学成为欧洲最着名的学府，有两千学生。在法国受到禁止的哲学把荷兰作为避难所。整个十七世纪，荷兰是第一个重视思想的国家，成为实证科学的本乡或繁殖地。斯卡利杰尔、朱斯特・利普斯、索曼士、默尔修斯、海因修斯父子、两个道萨、马尼克斯・特・圣阿尔德贡德、雨果・格罗丢斯、斯内利厄斯，都在这里主持考据，法律、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埃尔泽维尔家族管着印刷。林索登和墨卡托教育游客，研究地理。霍夫特、博尔和凡・梅特伦写本国史。雅各布・卡茨写诗。当时的神学便是哲学，在阿明尼乌和戈马尔的发动之下，重新提出神的恩宠问题，连小村子里的乡下人和布尔乔亚的思想也为之激动。一六一九年在多德雷赫特召开的主教大会，等于**的总教议会。-荷兰除了在抽象思维方面占先之外，实际事务的才干也同样占先；从巴内费尔特到维特，从沉默的威廉到威廉三世，从海军提督黑姆斯凯克到特龙普和勒伊特，前前后后有一批优秀的人物领导战争和国家大事。-民族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中产生的。所有别具一格的大画家都生在十七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内。那时

    荷兰的基业已经稳固，最大的危险已经解除，最后胜利己成定局，人民都觉得做过一番大事业，用伟大的心胸与坚强的手腕替子孙创立了天下。这里像别处一样，艺术家是英雄们的儿子。功业圆满，创造现实世界的才能便越出现实世界去创造幻想世界。人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无须再学习；在他面前，在他周围，充塞在他视线所及的天地中的，全是他的功绩；而功绩又多么显赫，内容又多么丰富，他尽可以对之长时间的欣赏，出神。他的思想不再依附外来的思想；他所追求的所发现的，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他敢于信任这个感觉，跟着这个感觉前进，不再模仿，样样取之于己，在创新的时候只听从感官和内心的嗜好。他的内在的力，他的基本的才具，他的原始的和世代相传的本能，接受了考验，锻炼得更坚强了，在考验过后继续活动，缔造了一个国家以后又来开创一派艺术。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派艺术；它用形体与色彩，把不久以前显露在行动与事业中的全部本能表现出来。-北七省和南十省合为一个民族的时期，南北只有一派艺术。恩格尔布雷希特、路加斯・特・莱登、扬・斯霍勒尔、老黑姆斯凯克、高乃依・特・哈莱姆、布卢马特、霍尔齐乌斯：这些北方画家与安特卫普的南方画家用的是一样的风格。那时还没有面目分明的荷兰画派，因为还没有面目分明的比利时画派。独立战争开始时，北方画家和南方画家同样用足功夫模仿意大利人。-可是从一六年起，一切都变了，在绘画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充沛的精力使民族的本能占据优势。**是放弃了；理想的人体，过野外生活的鲜剥活跳的人，四肢和姿势的美妙的对称，大幅的寓意画和神话题材，都不合日耳曼口味。并且，控制思想的加尔文主义把这些作品排斥在教堂之外。在这个俭省、严肃、爱劳动的民族中间，根本没有王侯的宴会行乐，享用奢华的生活，不像在别的地方的宫殿中，在银器、号衣、精美的家具之间，需要肉感的和异教意味的图画。阿梅莉・特・索尔姆想用这种风格造一座建筑物纪念她的亡夫，执政腓特烈-亨利，只能把佛兰德斯的画家凡・蒂尔登和约尔丹斯请到奥朗热萨去。荷兰人的头脑是现实的，风俗习惯以人人平等为主，连一个鞋匠出身的人也能捐献军舰，当海军中将。在这种国家之内，大众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公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穿着日常的服装，摆着日常的姿势，是某一个贤明的官长，某一个英勇的军人，而决非穿希腊装束的人，或者像希腊人那样的**。气势宏伟的风格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装饰市政厅和公共场所的巨型的肖像画，纪念有功社会的劳绩。所以那时出现一个新的画种，大幅的画面上包括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和真人一般大的全身肖像，或者是医院的一些董事，或者是赴射击大会的火绳枪手，或是围在议事桌四周的一群市政委员，或是在聚餐会上举杯祝贺的一批军官，或是在解剖厅上做实验的一些教授：以一个与他们职业有关的行动为中心，配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环境、衣着、武器、旗帜、零星什物。这是真正的历史画，在一切历史画中最有参考价值，最富于表情的一种。弗兰兹・哈尔斯、伦勃朗、霍弗特・弗林克、费迪南德・博尔、特奥多雷・特・凯泽、让・拉文施泰因，在这些画上表现他们民族的英雄时代：刚强、正直、明理的人，有的是高尚的毅力，高尚的心胸；文艺复兴期的华丽的装饰、绶带、野牛皮的短袄、羊肠领、做工细巧的翻领、全黑的上装和大氅，又严肃又辉煌，衬托出身强力壮的厚实的仪表，坦白的表情；而艺术家凭着简洁遒劲的手法或者凭着真诚与坚强的信念，也显得和画上的英雄一样伟大。

    以上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图画。现在来看另外一些作品，为私人用做装饰，尺幅与题材完全适应购买者的性格与生活条件的作品。帕里瓦尔说：“即使最清寒的布尔乔亚，也没有不想好好的收藏一些画的。”一个面包店的老板花六百弗洛令买扬・弗美尔画的一幅人像。除了室内的清洁和雅致以外，图画就是他们的奢侈品；“他们在这方面很舍得花钱，宁可节省饮食。”民族的本能在这里又出现了，正如第一时期〔尼德兰艺术四大时期的第一时期〕在凡・爱克、昆廷・马赛斯、路加斯・特・莱登的画上所流露的。而这的确是民族的本能，根源之深，力量之强，便是在比利时，在以神话题材和装饰趣味为中心的绘画旁边，也照样在勃鲁盖尔和特尼斯笔下流露出来，好比小溪在大河旁边流着。-民族的本能所要求的，刺激艺术家的创作的，是表现真实的人和真实的生活，像肉眼所看到的一样，包括布尔乔亚、农民、牲口、工场、客店、房间、街道、风景。这些对象用不着改头换面以求高雅，单凭本色就值得欣赏。现实本身，不管是人，是动物，是植物，是无生物，连同它的杂乱、猥琐、缺陷，都有存在的意义；只要了解现实，就会爱好现实，看了觉得愉快。艺术的目的不在于改变现实，而在于表达现实；艺术用同情的力量使现实显得美丽。抱着这样的观念，绘画能表现的对象就多了：在草屋里纺纱的管家妇，在刨凳上推刨子的木匠，替一个粗汉包扎手臂的外科医生，把鸡鸭插上烤扦的厨娘，由仆役服侍梳洗的富家妇；所有室内的景象，从贫民窟到客厅；所有的角色，从酒徒的满面红光到端庄的少女的恬静的笑容；所有的社交生活或乡村生活：几个人在金漆雕花的屋内打牌，农民在四壁空空的客店里吃喝，一群在结冰的运河上溜冰的人，水槽旁边的几条母牛，浮在海上的小船，还有天上、地上、水上、白昼、黑夜的无穷的变化。这一派的画家有特博赫、梅曲、赫里特・道、扬・弗美尔、安德里安・布劳沃、斯哈尔肯、弗兰兹・米里斯、扬・斯滕、沃弗曼、凡・奥斯塔德兄弟、韦南特、克伊普、凡・特・内尔、勒伊斯达尔、霍贝玛、保罗・波特、巴克赫伊森、凡・特・费尔德兄弟、菲利普・特・柯尼希、凡・特・海顿，画家之多不胜枚举。没有一个画派有这么多面貌特出的作家。既然艺术的境界不是一个范围有限的高峰，而是整个广阔的人生，每个心灵就都能找到一个面目分明的领域；理想的天地是狭窄的，只能让两三个天才居住；现实是没有边际的，四五十个有才能的人都有立足之地。-这些作品中透露出一片宁静安乐的和谐，令人

    心旷神怡；艺术家像他的人物一样精神平衡，你觉得他的画图中的生活非常舒服、自在。画家的幻想显然不超越现实，似乎跟画上的人物一样心满意足，觉得现实很圆满，他想添加的不过是一种布局，在一个色调旁边加上一个色调，加上一种光线的效果，选择一下姿态。他面对现实世界好比一个幸福的荷兰人面对他的妻子，他就喜欢她生就的那个模样，不仅为意气相投而爱她；还因为对她的感情已经成为习惯；至多逢到某个节日要她不穿蓝衣衫，换一件红衣衫。荷兰画家不像我们的画家观察那么精细，脑子里给书籍报纸装满了哲学和美学的思想，画农民工人好像画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当作奇怪的动物和有趣的标本看待，画风景也加入只有市民与诗人才有的微妙精致的境界，情绪的波动，以便写出自然界的潜在的生命，静寂的梦境。荷兰画家要天真得多；他没有过度的脑力活动把他引入歧途，或者给他过分的刺激。和我们相比，他是一个工匠；他画画的时候只在形象上打主意，从大处着眼，关心简单扼要的特征，远过于出其不意的和凸出的细节。因为这缘故，他的作品更健全而并不如何惊心动魄，它向一般比较浑朴的人说话而博得更多的人爱好。-这些画家中只有两个人越过民族的界限与时代的界限，表现出为一切日耳曼种族所共有，而且是引导到近代意识的本能；一个是勒伊斯达尔，靠他极其细腻的心灵和高深的教育；一个是伦勃朗，靠他与众不同的眼光和泼辣豪放的天赋。伦勃朗是收藏家，性情孤僻，畸形的才具发展的结果，使他和我们的巴尔扎克一样成为魔术家和充满幻觉的人，在一个自己创造而别人无从问津的天地中过生活。他的视觉的尖锐与精微，高出一切画家之上，所以他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对眼睛来说，有形的物体主要是一块块的斑点；最简单的颜色也复杂万分；眼睛的感觉得之于构成色彩的元素，也有赖于色彩周围的事物；我们看到的东西只是受别的斑点影响的一个斑点；因此，一幅画的主体是有颜色的，颤动的，重叠交错的气氛，形象浸在气氛中像海中的鱼一样。伦勃朗把这种气氛表现得好像可以用手接触，其中有许多神秘的生命；他画出本乡的日色，微弱的、似黄非黄的，像地窖中的灯光。他体会到日光与阴暗苦苦挣扎，越来越少的光线快要消灭，颤巍巍的反光硬要逗留在发亮的护壁上而不可能；他感觉到一大批半明半暗，模模糊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在他的油画和版画上像从深水中望出去的海底世界。一朝走出这样的阴暗，白昼的光线登时使他目眩神迷，给他的感觉仿佛一连串的闪电，奇幻的照明，千万条的火舌。结果他在没有生命的世界中发现一出完整而表情丰富的话剧，包括所有的对比、冲突，黑暗中最沉重凄厉的气氛，模糊的阴影中最飘忽最凄凉的境界，突然倾泻的阳光的猛不可当的气势。-发现了这一点，他只消把人间的戏剧放进客观世界的戏剧；这样构成的舞台面，本身就决定登场人物。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只看到人和人生的最高最挺拔的枝条，在阳光中开放的健全的花朵；伦勃朗看到底下的根株，一切在阴暗中蔓延与发霉的东西，不是畸形就是病弱或流产的东西：穷苦的细民，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区，在大城市和恶劣的空气中堕落受苦的下层阶级，瘸腿的乞丐，脸孔虚肿的痴呆的老婆子，筋疲力尽的秃顶的匠人，脸色苍白的病人，一切为了邪恶的情欲与可怕的穷困而骚扰不安的人；而这些情欲与穷困就像腐烂的树上的蛀虫，在我们的文明社会中大量繁殖。他因为走上了这条路，才懂得痛苦的宗教，真正的***；他对圣经的理解同服侍病人的托钵派修士没有分别；他重新找到了基督，永久在世界上的基督：数千年如一日，在荷兰的酒坊中，客店中，像在当年的****一样，他安慰穷人，替他们治病，只有他能救他们，因为他和他们一样穷而心中更悲伤。影响所及，伦勃朗自己也动了怜悯之心，在一般贵族阶级的画家旁边，他是一个平民，至少在所有的画家中最慈悲；他的更广大的同情心把现实抓握得更彻底；他不回避丑恶，也不因为求快乐求高雅而掩饰可怕的真相。-因此他不受任何限制，只听从极度灵敏的感官指导；他表现的人不像古典艺术只限于一般的结构和抽象的典

    型，而是表现个人的特点与秘密，精神面貌的无穷而无法肯定的复杂性，在一刹那间把全部内心的历史集中在脸上的变幻莫测的痕迹；对这些现象，唯有莎士比亚才有同样深入的目光。他在这方面是近代最独特的艺术家；倘把人生比作一根链条，那么他是铸造了一头，希腊人铸造了另外一头；所有佛罗伦斯、威尼斯、佛兰德斯的艺术家都在两者之间。到了今日，我们的过于灵敏的感觉，竭力追求微妙的差别的好奇心，不顾一切的要求真实的愿望，对于隐蔽与原始的人性的猜测，想寻访一个先驱者和前辈大师的时候，我们的巴尔扎克和德拉克鲁瓦只找到伦勃朗和莎士比亚两人。

    但这个繁花满树的景象只是暂时的，因为促成这个盛况的树液就在生产过程中枯竭。一六六七年荷兰打败英国海军以后，过去激发民族艺术的风气和思想感情，就有开始变质的迹象。人民太安乐了。一六六年，帕里瓦尔谈到他们的繁荣，在每一章书中赞叹不已；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红利高至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英雄变了资产阶级；帕里瓦尔注意到他们最大的欲望是赚钱。并且“他们讨厌决斗、打架和争吵，说有钱的人决不打架”。他们要享受；十七世纪初期，威尼斯的大使们还看到大户人家非常朴素，如今变得奢华了。地位重要的布尔乔亚家里有了地毯、名贵的画、“金银餐具”。特博赫和梅曲画的富丽的内景，给我们看到一派时新的漂亮、浅色的绸衣衫，丝绒的短袄，首饰，珠宝，金粉印花的帘幔、用云石柱子砌成的高大的壁炉架。刚毅的古风衰退了。一六七二年，路易十四的军队****，完全没有遇到抵抗。军政废弛，部队纷纷溃散；城市不战而降；水闸的枢纽地梅登，只有四个法国兵就攻下了；联邦议会不问条件，一味求和。同时，民族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中也逐渐萎缩；趣味败坏；一六六九年，伦勃朗潦倒而死，几乎没有人注意；新兴的奢华只知道仿效外国款式，不是学法国，便是学意大利。-即使在全盛时期，已经有不少画家到罗马去画风景和小型的人物；扬・博特、贝尔赫姆、卡雷尔・迪雅尔丹，还有多少别的，连沃弗曼在内，都在民族画派以外形成一个半意大利风的画派。但这个画派还是自发的自然的，除了阿尔卑斯以南的山岭、古迹、布景和道具；还有白茫茫的雾霭、朴实的相貌、软和的肉色，画家的快活的心情，表示荷兰人的本能始终存在，而且能自由发挥。-相反，在全盛时期过去以后，这个本能就被外来的风尚压倒。在凯撒运河和海尔运河两旁，盖起路易十四式的宏伟的府第，再由创立学院派的佛兰德斯画家赫拉德・特・莱雷塞，用考据渊博的寓意画和混血种的神话作品装饰这些屋子。-固然，民族艺术并非一下子就放弃地盘，还连续产生杰作，维持到十八世纪初期。同时，在屈辱与危险面前，民族意识也觉醒过来，引起一次群众革命〔一六七二〕，几次英勇的牺牲，开放水闸阻止敌军，等等，带来一些成就。但便是那些成就，把短时期的振作所产生的毅力和热情毁掉了。荷兰的执政做了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在整个西班牙继承战争中，荷兰被盟国牺牲；从一七一三年的和约〔结束西班牙继承战争的条约〕以后，荷兰丧失海上的优势，国际地位开始低落，而且每况愈下。不久，普鲁士的腓特烈大王说，荷兰被英国牵着鼻子走，好比拖在军舰后面的驳船。在奥地利继承战争中〔一七四一-一七四八〕，荷兰被法国蹂躏；接着，商船受到英国查验，在印度的属地科罗曼德尔海岸被英国割去。最后，普鲁士跑到荷兰来压制共和党，恢复执政制〔一七八七〕。像一切弱者一样，荷兰受尽强者欺侮，一七八九年以后一再被人征服。更糟的是它居然逆来顺受，甘心沦为

    一个殷实的铺子，只管做贸易和银钱生意。早在一七二三年，荷兰的一个史学家，从外国逃亡来的扬・勒克莱尔，已经对独立战争时期宁愿炸沉不肯投降的英勇的水兵，非常浅薄的加以嘲笑。一七三二年，

    另外一个史学家说：“荷兰人只想积聚财富。”一七四八年以后，海陆军完全荒废。一七八七年，布伦瑞克公爵征服荷兰，几乎不发一枪一弹。如此消沉的民气，比起沉默的威廉、勒伊特和特龙普的同伴们的精神来，相去何止天壤！-而绘画就和这个时代精神完全一致，独创的画意跟活跃的精力一同消失。过了一七一年，所有的大画家都死了。从上一代起，在弗兰兹・米里斯、斯哈尔肯和别的画家身上，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风格更贫乏，幻想的天地更狭窄，修饰的功夫更细致。最后一批画家中的一个，安德里安・凡・特・韦夫，画些冷冰冰的细磨细琢的作品，神话题材和**，像牙色的皮肉，无精打采的回到意大利风格，说明荷兰人已经忘了他们天生的趣味和独特的才能。他的后辈仿佛一些想说话而无话可说的人；皮埃尔・凡・特・韦夫、亨利・凡・利姆博尔赫、菲利普・凡・代克、米里斯的儿子、米里斯的孙子、尼科拉斯・韦尔科利、康斯但丁・内切尔，全是有名的老师或有名的父亲的学生；但只会把听过的话重复一遍，像机器人一样。只有画花卉和零星小品的画家还有一些才能，例如，雅克・特・维特、拉赫尔・勒伊斯、凡・海瑟姆；那些小品画不需要多大的创新，所以还能支持几年，好比干旱的地上大树都已死完，只剩下几株顽强的灌木。但灌木也枯萎了，地上便空无所有。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