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第二天，他就致电荷兰海牙万国和平会，表示之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的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条约上之效力”。袁氏这么说，各国都相信。
同样的话，孙中山也说过。民国肇始，孙就发表《对外宣言书》，宣布其对外政策：“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担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 ”然而，各国都不信。
对于各国来说，革命后最担心的，莫过于赔款和还债，这方面，谁能让他们放心，他们就支持谁。 《纽约太阳报》的说法，便反映了各国共识：“孙中山和他的朋友们非常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 ”而袁氏就不同了，拥有了前朝的遗产，他跟银行打交道，要抵押有抵押，要担保有担保，有的是真家伙，所以，银行都追着他放贷，他还能选择，有能力跟四国银行团讨个价。
四国银行团，由英汇丰、美花旗、德德华、法东方汇理四银行组成。新政权更需要钱，孙、袁“光荣革命”，进行了一场漂亮的权钱交易，袁氏成了大买家。清室退位，他要买单，南京让权，他也要赎买。
袁氏派亲信，其内阁度支部副大臣周自齐往四国银行团游说，说南京政府善后需银七百万两，其中二百万两为急需，应紧急放贷。善后首款，就是为了赎买南京政府，由汇丰银行经手，很快付银二百万两，作南京政府军政维持费用。此乃四国银行团为民国政府所做的第一笔垫款，为“善后大借款”之缘起。
其时，孙主持南京临时政府，可谓朝不保夕，时时面临破产，革命军来催饷，催得黄兴吐血。所以，孙也向外，主要是向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谋求贷款。孙曾放言，若能贷款，必不和谈，告贷无门，才不得不谈，此时，孙、袁交战，实非兵战，乃银战。袁氏因有四国银行团做后盾，故能“不战而屈人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