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
“秃鹫扑扇着翅膀，飞过墨西哥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广场，沉重地落在瓦楞铁房顶上……布莱顿的灯火熄灭了，留下皇宫码头上栈桥的漆黑支架和桥下幽暗的流水……西贡的穿着黑裤子的满脸皱纹的老太婆蹲在便所外面台阶上面聊天……弗里敦[84]郊外的红土路在日落时变成粉红色，转眼就被夜色吞噬了[85]。”这是英国当代文学大师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创造的被文学评论家称之为“格林国土”（Greenland）的一块奇异的土地。上一世纪60年代初我偶然闯进这一奇妙的国度里，就一直在其中倘佯游荡，很难再走出来。
1981年有幸去伦敦会见了这位我景仰已久、时年七十八岁的作家格林。在同我谈话时他问我：“中国人喜欢不喜欢看描写‘异国情调’的作品？”当时我不能作出明确的回答，我只能告诉他我个人是喜欢蛮荒探险一类书籍的。是的，我迷恋于格林书中展示的异国风光——非洲原始雨林，拉美某个国家的小镇，土著人奇异的衣着、头饰和地处森林深处的一座麻风病院……但是更加打动我的是这位作家用沉重笔墨展现给读者的精神世界——痛苦煎熬着的灵魂，善与恶、灵与肉的较量。在他眼中，邪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过于强大。“恶在人间畅通无阻，而善却不能再在世间漫步。”这是格林自己承认的他的作品的基调。但是对一位一生写了近三十部小说、五本短集篇、七个剧本以及大量论文随笔的多产作家——主题不同，背景各异，且各个时期风格也变化不定——我们是无法用概括的言辞给他的作品定调的。可以指出的是，格雷厄姆·格林在创作态度上始终站在弱小者一边，始终同情受压迫、受凌辱的社会下层人民。他主持正义，不能容忍专制、暴政和社会的不公正；虽然皈依了天主教，却不受教义约束，而且时常向教会挑战。1948年，在同另外两位英国作家的通讯中，格林承认，为了忠于自己的想象，常常陷入某种程度“不忠于”教会的境地。正是因为他要根据自己的良知，“根据自己的观察来反映真实”，他才得罪了罗马教廷，受到谴责。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的年代里，他还因为“左倾”思想被拒签入境。在一本涉及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中，他站在国际纵队一边；在以哈瓦那为背景的书中，他反对巴蒂斯塔独裁专政，明显地对革命派表示同情。他写的几部“政治小说”也无一不流露出“左倾”思想。格林虽然从来没有宣传社会主义，但并不把宗教信仰看作济世良方。至于究竟是什么才能使世人免于邪恶之灾，什么才能拯救现代社会，消除压迫和不公正，这位智者并未给予读者明确的回答，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写出来，叫读者自己思索，寻找出路。他所做的只是运用艺术手法叫人们看到人类社会众多无法容忍的丑恶现象，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叫人了解自己正在迷宫中徘徊，惶惑无主。我想，正是他的作品的这种启迪作用才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吧！
但我只是一个疙疙瘩瘩的翻译匠，没有能力评论一个作家，特别是像格林这样一位世界观复杂的作家。我把自己喜爱的、受到感动的作品译出来，只是希望叫更多的人同我一样能在文坛的荒原上（特别是在二十多年前我国那一严峻时代）看到路边一丛丛绿草，驻足休息，环顾一下四周，再继续赶路。在这篇文稿里，我要做的也只是简单说一说我如何发现“格林国土”，格林的一本书如何引起我的共鸣，叫我阅读以后，决心等待时机把它译成中文，与读者共享。叙述这件事还要从上世纪60年代说起。
自从我走上工作岗位以后（1950年），因为不能全心全意投入本职工作（教学），更因为条件的方便（高等院校），时间略比一般人富余一些，就以一个小兵身份挤进了文学翻译的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文学除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少数经典作家外（这些大作家的作品早已为专家们介绍了），现当代文学是一个禁区。偶然有几本书要介绍，我也无缘插足。将近十年，我翻译的一直是德国文学和译成德文的东欧一些国家的作品。但就是在这个时期，我意外地找到了精神避难所，叫我度过一段难忍难挨的日子。我所在的学校从英国聘请来一位年轻外教，为教师进修英语。这位名叫威尔金逊的英国人带来了上百本“企鹅丛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登记上架，供教师借阅。当然了，我还要负责看看书中有什么“不妥”的内容。就这样，我一头钻进英国现当代文学里。弗吉尼亚·伍尔夫、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萨默塞特·毛姆……许许多多过去我只闻其名或者连名字也没听说过的文学家各自把他们的杰作呈现在我面前。什么意识流啊，荒诞派啊，黑色幽默啊……像一道道珍馐奇馔供我品尝。在这些书中我找到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正像在风暴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一样（这是格雷厄姆·格林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的，我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日子里邂逅了这位英国大作家，踏上他笔下光怪陆离的土地的。威尔金逊带来的一批书里面格林作品大概有五六本，除了我日后翻译的《命运的内核》外，还有两本作者自称的“消闲作品”（Entertainment），其中一本《一支出卖的枪》后来也由我译出，收在我主编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里。从表面上看，《命运的内核》只是一个情节并不复杂的爱情故事。二战期间，英帝国在非洲西海岸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警察署副专员斯考比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满足妻子的虚荣心，斯考比违心向一个叙利亚商人借贷了一笔款项，送妻子去南非度假。从此斯考比就落入这个奸商掌心，受尽威胁利诱，一步步走向坠落。斯考比对妻子的爱出于对她的怜悯。“怜悯像是他心头上一块溃疡，他永远也不能把它去掉。”同样是出于怜悯，在妻子去了南非以后，他对一个在海上沉船后漂流了四十天、从九死一生中逃出来的年轻女子产生了爱情，使自己更深地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卑鄙、恶毒、势利”的环境气氛，对两个他同样怜悯着的妇女的不能推卸的责任，知道自己的仆人被人杀害却未加阻拦，沉重的犯罪感……最终把他逼上绝路，只能以自杀了结生命。按照天主教教义，自杀意味着甘愿进入地狱。读者尽可以不同意一个天主教作家为小说结局覆盖的这样一层宗教色彩，但不能不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感到悲悯，对现实的严酷无情感到悲愤。我的处境与生活自然同西非一名警察专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我却做着同样的噩梦。生活中到处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迟早仍旧要跌进去。一个迷失前途的人阅读一个身处绝境的人的心路历程，他的感触多么深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他不同意那种解脱方式，他却能体会到那人的痛苦和走投无路的感觉。
把《命运的内核》一字一句译了出来，献给读者，除了对我自己是个小小的纪念外，也还是怀着一个微小的希望。如果有人受到生活煎熬，他应该知道世上正在经受折磨的人绝不止他一个。格雷厄姆·格林看到的阴暗面是否太多了？也许是的（至少在他的一部分作品里如此）。然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里，危机还少吗？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军事冲突、文化冲突、环境污染……且不谈道德和精神在这样一种危机四伏的形势下横遭亵渎和阉割，人类如果有一些更多的危机感、不安全感，大概总比沾沾自喜地活在“愚人的天堂”（fool's paradise）里更明智些吧！
1968年，我再次把《命运的内核》打开，这已是我第X遍翻读这本小说了。故事早已烂熟，我现在专心研读作者的语言，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格林的语言简练、精确、朴实无华却又很有分量，不少词句读起来像是一记记重锤敲打到心上，在平凡的叙述中流露出诙谐和机智。我惊异大师的文笔，也惊异他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斯考比把妻子送上开往南非的轮船以后他的思想活动。“……现在，突然间，他真正感到了痛苦，宛如到了死亡关头。他好像是一个囚犯，在受审的时候总不相信自己犯了罪，一切都不过是个梦境，判刑也好，用卡车载赴刑场也好，都不是真实的。而突然间，他站到这里了，背后是一道没有门窗的大墙，一切都成为真实的了……”这不正是我自己的感受吗？我想到另一处作者写的两句话：斯考比“望着她走出自己的昏暗的办公室，好像望着白白浪费掉的十五年生命”。我们有谁不曾有过这种思想：望着一件事物，突然想到自己白白浪费掉的常常不止十五年的生命？
再次阅读格林，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他的语言文字上。已经当了十余年翻译匠，出于老习惯，常常不自觉地把作者的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尝试用汉语重现，思索、默念，甚至把只言片语写在一个练习本上。从干校回来，偶然读到的英国文学专家王佐良先生的一篇论文——《论现代英语的简练》，其中多处引证了格林的比喻阐述现代英国文学的修辞手段。我发现这些摘引全部出自《命运的内核》一书，正是我在那段时期默默记读的。
《命运的内核》我于1979年译出。外国文学出版社老翻译家孙绳武先生支持我翻译这本书，他认为这是格林写的一系列讨论宗教问题小说中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反映了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世界观，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我的译文脱稿后，首先请他过目。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翻译一本有分量的英文书，且由于作者的独特风格，有不少地方我担心处理不当。孙绳武先生仔细审阅了部分译稿，勾画出值得商榷的语句，他的意见虽然是针对个别词语提出的，但涉及直译与意译，忠实于原文与译文通达等翻译原则问题，使我受益良多。《命运的内核》于1980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印行。1988年译林出版社取得版权，再版发行。
1986年我去英国执教，次年第二次会见了格林。当时我有一个“宏伟”计划，想在国内出一部二十卷“格林文集”，格林慨然应诺为文集作序，并提出他心目中的入选篇目。可惜这次我在国外滞留太久（1987—1988年又赴德国任教），1988年年底回来，第二年春夏之交适逢国内一段不平静的日子。出版文集的事自然也被搁浅了。格雷厄姆·格林是在1991年4月去世的，我未能实践对他的诺言，至今感到歉疚。从1999年春天起，我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断断续续译完了格林另一本宗教小说《权力与荣耀》。这一年我已虚度七十八岁，屈指算来，正是1981年我初次会见格林这位大师时他的年纪[86]，为了回报他的情义，为了回报这位国际知名作家对一个中国译者的热忱和允诺，就让我把《权力与荣耀》的中文译本献给他在天之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