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充满了幸福的癫狂，在飘飘然的美妙感觉中，弗兰克粗心大意地忘了自己在里面沉迷了多久。至少过了一两个星期或者更久以后，他的生活才逐渐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他开始注意时间的流逝，并焦躁地发现有必要好好地度量和分配它们。从那个时候回头看，他完全记不起那段轻飘飘的时光持续了多久。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日子依然清晰，那就是他生日之后的那一天。
他果然在火车上睡着了，头部倚靠在肮脏的绒毛座位上，《纽约时报》从大腿上滑落了下来。他在中央车站那个会发出回声的土黄色地窖里停留了很久，悠闲地喝了好几杯咖啡，完全不管会不会迟到。他发现经过的那些男人多么渺小，多么整齐划一，而且严肃得多么可笑。他们都留着夹杂着灰发的小平头，身上穿着拌扣领，脚步匆忙。他们源源不绝地涌现在车站里，在大街上，直到一小时后他们才会停下来。到时，等候着他们的办公大楼会把他们一个个吞噬进去，包裹起来。如果站在其中一幢大楼，隔着城市纵横的峡谷看向另一幢大楼，就会感觉像是在观察一个巨大无声的昆虫饲养所，那里面有成百上千的穿着白色衬衫的小人，要么在翻弄着文件，要么皱着眉头拿着电话听筒，在春天千年如一日地流动着的白云底下，上演着一场场愚蠢至极的演出。
与其同时，弗兰克手里的咖啡非常香甜，他的纸巾也洁白无瑕，就连为他递送咖啡的年老女服务员也那么礼貌热情，她显然非常享受自己的工作节奏（“好的，先生；谢谢您，先生；就要这些吗，先生？”），以至弗兰克很想靠上去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亲一口。抵达公司时，他已经进入一种半清醒的疲惫状态所带来的愉悦感。所有的声音和视觉形象都变得含糊不清，同时每一件工作都变得容易了。
他还记得自己做事的原则：重要的事情放到前面处理。那么当电梯门在十五层打开，他最重要的事就是走到前台，用一个男人该有的态度去面对莫莉·格鲁布。她一个人坐在接待桌前，身上穿着的那套暗色套装可能是她衣柜里最庄重、最不花枝招展的一套。她看到他走过来的时候显得很慌乱。不过弗兰克给了她一个职业的微笑，既不鬼祟，也不自负——那种开朗友好的微笑。弗兰克还没走到桌前，就发现他的笑容已经平复了莫莉的情绪。她曾经害怕，他会不会把她想成一个荡妇呢？他会不会到处宣扬他们的事情，把她当成一个笑话？现在弗兰克的笑容告诉她，她可以放心。她也曾经害怕，他会不会想把这段关系发展成一段浪漫恋情？他会不会为她搞得焦头烂额，还把她拉到角落里说一定要跟她在一起？现在他的笑容告诉她，这也不需要担心。就目前为止，只有这两种可能的结果困扰着她。
“你好，”他的态度相当友善，“昨天的事没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我是说在跟约根森夫人说明情况的时候。”
“没有，她什么都没问。”直视着他的眼睛让她感到不自在，于是她只好一直盯着他的领结。弗兰克从容自若地微笑着，俯看着她，尽管周围人来人往，纷乱而匆忙的喧嚣声就在耳际响起，但其他人肯定以为他只是凑巧过来说两句话，要么是想打发时间，要么就是问她打印文件的事情。他们的表情和姿势绝不会引发这些人的好奇心。而当两人相对时，弗兰克又很自信他看上去既诚恳又亲密。
“莫莉，”他说，“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需要说清楚的话，那么我建议今天下午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谈谈。如果你想要问我或者告诉我点什么。你看呢？”
“没有什么，除了我——嗯，算了，没有。没什么要说的。”
“我不希望你觉得我——算了，不说这个。不过听我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觉得后悔，我没有，我希望你也没有。不过如果你有这种感觉的话，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没有，”她回答，“我没有后悔。”
“那样的话我很高兴。听着，你很棒，莫莉。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可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我希望你能告诉我。我知道这话听上去不太好，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我们可以是朋友。”
“嗯，我明白，”她说，“我也希望如此。”
弗兰克转身离开，缓慢、自信地走向他的工作隔间。如果他以前走路的姿势真的像爱波说的那么性感，那么他现在的步态就是那个走路方式更成熟的升级版本。一切竟然会如此轻而易举。就算他花了许多天去策划、排演，写了一张又一张的草稿，台词改了又改，也不会编造出比刚才更有尊严更让人满足的演讲了。他即兴演说的一番话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世界还有什么他做不到的事情？
“早上好啊，老爸。”他跟奥德威打招呼。
“弗兰克林，我的儿子。看到你朝气勃勃的脸孔真高兴啊。”
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处理；那么接下来的重要事情就是对付他那个“进入”文件篮了。不对，应该是昨天中午他扔在自己桌上的那一大叠文件，也就是莫莉从存档中心翻出来的那些东西。他要解决的是托莱多分公司提出的那些问题，还有那个乱七八糟的生产控制宣传册。他能让这些事情难住吗？当然不会。
他对着口授留言机的麦克风开始说话：“发给托莱多分公司的内部信件。”他一边说话，一边仰靠在自己的转椅上，同时习惯性地把一只脚踩在右下角的抽屉上。“致分公司经理B.F.查尔莫斯，题目：全国生产主管协会年度大会。另起一段。鉴于最近您寄送过来的两封信函和提出的问题，我们要通知您总部已经着手处理。句号。另起一段。”
他这么回复的时候，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总部会怎样“着手处理”，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处理。不过就在他摆弄留言机时，灵感就出现了，接着他非常流畅地把一个个句子组织起来，只有当他自得地微笑时才停顿一下。托莱多分公司经理就像莫莉·格鲁布那么容易对付。
F.H.惠勒，或者“我们”，完全同意这份宣传册确实不太合适。幸运的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很有信心这个解决方式可以得到分公司经理的认可。正如分公司经理所知道的，这次年度大会的公司代表肯定会拿到数十份同质的宣传手册，其中大部分会被抛弃在会议厅的废纸篓里。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为诺克斯设计一个全新的东西，一本会吸引与会代表的眼球，并把它放进口袋带回酒店房间的新宣传手册。这就是我们正在为这次会议量身定做的东西：语言简洁，直接，题目是“话说生产控制”。到时候分公司经理将会看到，这份宣传册依靠的不是花哨的形式，没有好看的艺术装饰，也不用广告词语来表现内容。它是干脆明朗的大页纸张，黑白色调，文字浅白易读。它将给年度大会与会代表真正需要的东西：实用的资料和论据。
接下来，弗兰克对着留言机开始了第二段口授：“标题：话说生产控制。省略号。分段。说得直白一些，逗号，生产控制其实就是根据不断变化的时间表，逗号，在正确的时间把正确的材料投入到正确的地点进行生产活动。句号。另起一段。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算术问题。句号。在所有应该考虑的因素都顾及到的情况下，逗号，任何人都可以用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来完成运算。句号。但如果交由诺克斯500电子计算机去做，它可以比人快上几千倍。句号。这就是为什么——”
“下去喝点咖啡吗，弗兰克？”
“我想还是算了吧。我得先把手里这东西做完。”
他真的按自己的设想把东西做完了，虽然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翻查着从档案中心搬出来的文件，从这里抽取一个句子，那里抄写一段文字，他对着留言机拼凑出一整篇电子计算机怎样应用在工业生产上的文章。他给自己重放了一遍，听起来文章非常权威。“一旦生产原材料的成本爆炸性增长，”他听到自己的声音说，“电子计算机的下一步将会检索更新后的零件存货目录——”没有人会发现他根本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等到录音被打成了文字，他还要拿回来润润色，为了安全起见，或许他还可以找技术部门的人核对一遍，然后印出足够的数量送去托莱多。出于自我保护，他还打算给班迪送上一份，上面附上一张便笺写着：“托莱多要在生产商年度大会分派简单明了的宣传册。”运气好的话，他就脱身了。他可以把烦人的托莱多信函和宣传册从一大堆棘手得他不愿去面对的文件中，抽取出来，放到“送出”文件蓝里并标上“存档”。
完成以后，他发现桌面上堆积的东西一下子少了很多。他大受鼓舞，于是午饭后他继续从那些不愿去面对的文件中找了两三个出来解决掉。其中一份信函质问为什么“我们”把一台已经报废了的加法机样品发送到芝加哥商业展，对此他找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借口跟对方搪塞了一番；他处理掉的第二个麻烦是一叠厚厚的信件，他已经搁置一旁好几周了，原以为很棘手的问题原来只需要他做一个简单的决定：对方询问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两地的销售人员之间进行的一场销售额比赛当中，奖品到底应该是14.49美元的合金领夹还是8.98美元的合金徽章。当然是领夹！于是这两份文件也放进了“送出”文件篮。
弗兰克成了一个充满能量的魔鬼。直到差不多快四点的时候，他迷糊地走向饮水机，才猛然省悟，这是因为昨天晚上爱波说他“年复一年像狗似的工作”引起了他的负罪感。他想告诉她，他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做着的事情，绝对算不上“像狗似的工作”。但她没有给他机会。他努力去清除桌面上堆积如山的文件，是为了补偿对她的误导。但是，这不都是废话吗？他这些年来一直在干什么有什么要紧？她怎样去想象他这些年来的工作，或者他怎么去想象她想象他这些年来的工作，又有什么要紧？这些根本就无所谓了。当他从饮水机走回来，当他用温热的手去擦拭冰凉的嘴，他突然第一次意识到，不出几个月他就要永远离开这家公司。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让人晕眩的灯光，玻璃隔板，噼噼啪啪作响的打字机，这些缓慢的、干燥的折磨将会永远从他生命中切除掉，就像脑子里的恶性肿瘤。
这一天他在办公室里做的最后一件事情，跟公事无关，而且也没有耗费多少能量，只是需要那么一点点勇气。他打开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把里面所有的“好东西”都翻了出来——那一大叠东西有几本电话号码簿那样重——然后全部扔进了废纸篓。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不确定有多久，整个办公室就在他意识里消失了。他跟以前一样，看文件，跟班迪进行沟通汇报，和奥德威那几个人吃午饭，遇见莫莉·格鲁布时会很有尊严地微笑，甚至停下来聊上两句，表明他们确实是朋友。但事实是，白天对他来说只是夜晚和夜晚之间的休息和铺垫，再也没别的意义了。
直到日落时分从火车上下来然后钻进自己的汽车里去，弗兰克才真正清醒过来。然后他会跟爱波喝几杯振作精神，孩子们则安静地坐在一旁看电视。接下来他会愉快地享受晚餐，两人热切地交谈就像结婚前一样。但这一天还没真正开始呢——孩子们都上床睡觉房门也关上之后，最好的时段才来临。这时他们会回到客厅，爱波会迷人地蜷曲在沙发上面，弗兰克则背靠着书柜，他们喝着意大利黑咖啡，抽着香烟，然后开展他们新的爱情关系。
弗兰克会在房间里慢慢踱步，爱波的目光会紧紧地尾随着他，甚至头和肩膀都跟着转过来转过去。每当他觉得自己说出了一个很有见解的观点时，他就会停下来看着她，目光中充满了胜利者的得意。然后轮到她说话，他就会一边踱步一边点头，等到她把话说完的时候，两个人就会兴奋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这些眼神交接有时会闪过一丝幽默：我的滔滔不绝其实是在炫耀，其实你也是如此，这都没有什么，总之我爱你。
反正不管他们说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在说，那些内容和语调都在表达同一个意思，那就是他们重获新生，从此成为更好的人。爱波躺靠在沙发上，裙子从腰到脚踝优雅地铺展开，在柔和的灯光下，她修长的颈部洁白无瑕，脸孔也显得沉静自若，跟那个谢幕时呆滞难堪的女演员，那个汗流浃背地拖动着割草机的愤怒妻子，那个忍受着坎贝尔夫妇虚假友谊的麻木主妇，那个在他三十岁生日时感到羞愧并表现出令人羞愧的热情的女人，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了。现在她的声音温和沉稳，就像当时出演《化石森林》第一幕时一样。每次她仰头大笑，或者靠前去掸掉烟灰的时候，她表现出一种风情款款的古典美。谁都能把这幅画面想象成：她正在征服欧洲。
弗兰克逐渐意识到，同样的变化也在他身上发生了。他发觉自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说话，更慢更深思熟虑，语调低沉了下来，但是整体变得更加流畅。他几乎不用结结巴巴地插入那些用来连接句子的口头语，比如“哦不对，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你知道的”，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不时低头或别过脸去，因为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而紧张。从落地窗的映像中，他必须承认自己在外观上没有爱波蜕变得那么完满：他的脸有些臃肿，嘴显得太没有活力，身上的长裤熨帖得太好，衬衣也太过正经带着浓重的麦迪逊大道气息；不过在一些深夜，当他因为说得太多而喉咙发干，眼睛灼热的时候，当他弓着肩膀解开领带，让它像绳子一样悬挂在脖子上时，他从镜子里看见一个人物破茧而出，正勇敢地面对他的新生。
对于孩子来说，这段时期也很奇妙。秋天移居法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的母亲不断强调这会很好玩，就像生怕他们会怀疑一样？而且为什么她会觉得样样事情都很有趣呢？每天下午她都会抱抱他们，然后又兴奋又匆忙地问他们一些关于平安夜的问题，等他们回答的时候，她又会变得眼神迷离，过了一会儿她会说：“好吧亲爱的，不过不要说那么多话了，行吗？你们得让妈妈歇一会儿。”
就连父亲回来也不能解除他们的疑惑。他还像从前一样把他们抛在空中，让他们骑在肩膀上“坐飞机”满屋子跑，直到他们头晕眼花为止，但这通常要等到父亲在厨房里跟母亲打过招呼之后。孩子们奇怪的是，为什么爸爸跟妈妈打个招呼会需要这么长时间，而且在这段时间当中他完全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然后在吃晚餐的时候，他们总是连插一句话的机会都找不到。迈克尔发现，他在座位上左摇右摆，说着那些孩子气的傻话，或者张开大嘴塞进一大勺土豆泥，父母也不管了。詹妮弗则会坐得笔直，对弟弟的幼稚行为根本视而不见，反而对父母的交谈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虽然到晚一点的时候，撑不到睡觉的时间，詹妮弗就会一边吮着拇指一边在父母的谈话声中悄悄睡去。
其中只有一样东西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安慰。现在他们可以安心入睡，不用担心一个小时之后会被突然爆发的撞击声、粗声粗气的喘息、用力摔门的声音，或者是剧烈的争吵惊醒。这些东西看来已经成为过去。他们现在可以跟父母一起待在客厅里，听着父母温和轻柔的交谈，起起伏伏的语调会渐渐融进他们的睡梦中。如果他们过后醒来，翻一个身，并用脚趾挪动被子以便把凉的一块盖在自己身上，他们知道那些声音还在那里。其中一个声音非常低沉，另外一个则温和悦耳。两个声音此起彼伏，像遥望远处山脉般给人安稳贴心的慰藉。
“这整个国家已经被虚假的浪漫情怀所腐蚀，”弗兰克一边说，一边从窗前转过身来，“这种情怀已经像疾病一样蔓延了很多年，在好几代人中间扩散，以至于今天你触碰的每一样东西都沾染了这种病菌。”
“说得太对了。”她激赏地说。
“说穿了，这不正是问题的症结吗？我是说它的危害已经超过了其他东西，包括唯利是图，精神价值的失落，对炸弹和战争的恐惧，还有其他所有的一切。当然也许这种情绪正是这些危机带来的结果。也许正因为这些危机一起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种文化传统可以去容纳和转化，而必然会推动这样的情绪。不过不管它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它正在摧毁美国。难道不是这样吗？现在所有思想和感情都降格为容易消化的婴儿食品。盲目乐观、用微笑去面对一切、总有一条简单出路的浪漫情怀已经根植到每个人的生活观里。”
“没错，”她说，“说得一点不错。”
“有人发现了吗，所有男人都失去了男子气概。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些所谓‘调和’、‘安全感’、还有‘团结’和‘归属感’这些唠唠叨叨的口号就反映了这个现实。天啊，你简直无处可逃。打开电视，那些虚假的情节蹩脚的笑料都建立在，爸爸是个大傻瓜而妈妈总是对他不离不弃；走出门，你会看见人们在院子前面插个恶心的小牌子——在我们革命山庄就有，你注意过吗？”
“你是说写着‘某某家’的那种牌子吧？表示这里住着姓‘某某’的一家子人，比如‘唐纳德森们’？”
“对！”他转过身来看着她，对她能够准确地解读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兴奋。“不管他的名字叫‘唐纳德森’还是‘约翰·J.唐纳德森’，最后立在门面的总是‘唐纳德森们’。你想象这相亲相爱的一家子人温馨地围坐在一起，像穿着睡衣的可爱小兔兔，在烤棉花糖！我猜坎贝尔们还没有把标牌竖起来，不过给他们点时间吧。从他们转化的速度看来，他们很快就会这样做。”说到这里他从喉咙底下笑了出来：“我的上帝，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曾经多么接近那种状态。”
“但是我们并没有那样，”她提醒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又一个深夜，弗兰克走近沙发，在咖啡桌的边缘坐了下来，看着她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爱波？我们可以这样在一起谈话，讨论移居欧洲的整个想法给我的感觉？”他有点紧张，说话的语调也提高了；还好在咖啡桌边上坐下来多少平缓了这种激动，“就像把自己从塑料袋子里拯救出来。就像我们已经包裹在塑料袋子里很长的时间而毫不知情，然后突然逃了出来。这跟我在战争时期第一次上前线的感觉很像。我记得自己表现得非常拘谨非常害怕，因为这是当时很典型很‘时尚’的反应，人人都这样子。但是我不能真正把心投入进去。我当然觉得害怕，但那并不重要，我的感受跟害不害怕没有任何关系；最震撼我的，是生命的实感。我切切实实地感到了血气，我看到的一切比真实还要真实，战场上的积雪、路面和树，蔚蓝的天空纵横着飞机留下的蒸汽尾巴，所有的东西。头盔、大衣、步枪，士兵走路的姿态，我爱这一切虽然我不喜欢那些人。我记得自己非常注意身体的运作状况，甚至能感受到鼻子呼气吸气的声音。我记得我们经过一个几乎夷为平地的小城，到处都是断墙残垣，而我竟然觉得很美丽。妈的，我很可能跟所有人一样愚蠢一样恐惧，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从未有过那么好的感觉。我一直想：现在看到的一切才真实。这些就是真实。”
“我也有过一次那样的感受。”她说。从她羞涩的嘴唇他知道接下来的话一定非常温柔贴心。
“什么时候，”他像还在上学的小男生一样腼腆地问了一句，不敢看着她的整个脸庞。
“第一次跟你做爱的时候。”
咖啡桌摇晃了几下，然后又稳了下来，桌面上的杯子簌簌作响。弗兰克已经从桌子的边缘挪到沙发的边缘，把爱波搂进怀里。而这个夜晚也在此刻戛然而止。
类似这样的美好夜晚过去了一个又一个，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意识到时间的流逝时，他们的谈话又掺进了一点不和谐的声音。
有一次弗兰克打断爱波的话头，“听着，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停地谈巴黎？欧洲各地不都有政府机关吗？为什么不可以是罗马？或者是威尼斯，或者像希腊一类的地方？我是说我们应该让思维开阔一些。巴黎并不是唯一的去处。”
“巴黎当然不是唯一的选择，”她不耐烦地掸掉腿上的烟灰，“但是它确实是最合理的起点。”
“你不觉得吗？因为你懂得那里的语言，还有很多别的优势。”
如果这一刻他看向玻璃窗的映像，他会看到一个受惊的骗子。语言优势！难道他曾经让她误以为他会说法语？
“嗯，”他一边笑，一边从她身边走开，“我可不敢打包票。我懂的本来就不多，现在更是忘得可以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就没有把这门语言掌握到可以说得很流利的程度，只是能够过得去。”
“这就够了。你肯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重新掌握它的。我们都会的。至少，你曾经去过那里，你知道整个城市的布局，还有各个居民区都是怎样的，这些非常重要。”
对于这一点，他倒是不否认。他知道那些明信片上的风景名胜坐落在什么地方，因为好几次紧急行军时他匆匆穿过了城市；他还知道怎样从这些地方去到当时的美国驻军地点或红十字俱乐部；他当然还知道怎样去巴黎的红灯区皮尔嘉广场，怎样挑选好一些的妓女，还有她们的房间里大概会是怎样的味道。他还非常清楚巴黎最好的地方是从圣日耳曼德佩教堂附近延伸到东南（还是西南？）的多摩咖啡馆一带。真正懂得生活的人都在这里。不过最后一点知识更多来自他高中时代读到的《太阳照常升起》，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闯荡这个区域的经历。这些经历一般都跟孤独的感觉和酸疼的脚联系在一起。他很喜欢这里建筑物的古典气息，夜晚来临时柔和的路灯在树上投下的淡绿灯影，还有每次他从咖啡馆经过的时候，遮阳篷下坐满了愉快地交谈的人群。但是他也记得，这里的白葡萄酒会让他头疼；如果凑前去观察那些不停说话的人，会发现他们要不是那种让人紧张和自卑的长着胡子的男人，就是那种会在一秒钟之内把他打量个遍然后置之不理的女人。他觉得这个地方飘散着智慧而他永远无法企及。一种无法言说的优雅就在前面等着，而他只能软弱地继续走在无穷无尽的蓝色街道上。那些懂得怎样生活的人从不对他开放生活的秘密。后来他总是喝得烂醉，然后在前来把他接回军营的卡车上呕吐不止。
“我是……”当爱波说话的时候，他默念着仅剩的一点法语：“你是……你们是……我们是……”
“等我们安顿下来之后会好起来的，”她说，“你不觉得吗？你没有听我说话？”
“我当然在听。哦不，没有，对不起，我想我是没听。”他在咖啡桌上坐了下来，微笑着希望自己的坦率可以得到她的原谅，“我只是在想这一切都不容易——就这样带着孩子到一个陌生的国家。我们会碰到很多现在根本无法预想的困难。”
“嗯，我们当然会碰到困难，”她说，“而且一切都很不容易。但你能想起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去做，而又很容易的呢？”
“当然没有。你说得对。我想我只是有点累了。你想不想喝点东西？”
“不，谢谢。”
他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一杯酒，很快又开朗起来。于是这个晚上就平静地过去了，然后是下个晚上，下下个晚上，直到她告诉他，自己是怎样度过白天的。这让他有点吃惊。
他以为白天的时候她也会跟自己一样，心不在焉而且很懒散。他想象她久久地泡在浴缸里，然后在镜子前耗很长时间，试穿不同的衣服，尝试不同的发型。她会被幻想中的小提琴声诱惑，梦游般在铺满阳光的房子里旋转着，跳着华尔兹，然后轻轻转回镜子前对着自己的影像微笑。赶在他回来之前，她会匆忙地收拾床铺打扫房间。弗兰克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早餐之后她就独自开车去纽约，参加了一场面试，还填写了一张冗长的海外工作申请表格。她办好了护照的相关程序，找来了三份旅游手册和好几份航空公司及蒸汽船的航行时刻表，买了两个全新的旅行袋，一本法语词典，一本巴黎街道指南，一本给孩子们看的《小象巴巴尔》（法国家喻户晓的卡通）和一本《更美的法文》（“给那些对法语有所了解的人”）。做完了这些她及时赶回家里，放走了保姆，然后开始准备晚餐和调马提尼鸡尾酒。
“你不觉得累吗？”
“不是很累。这些事情让我精力充沛。你知道我上一次在城里待上一天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吗？午餐时间我本来打算溜到你的办公室给你个惊喜，但实在来不及了。我怎么觉得你说话口气有点不对，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惊讶。你一天之内竟然能干这么多事情，真了不起。”
“你在生气，”她说，“不是吗？不过我不怪你。”弗兰克沮丧地发现，她摆出的这副脸孔跟电视肥皂剧里善解人意的妻子出奇的像。“你觉得我什么都插一把手，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对吧？”
“我没有，”他抗辩，“没有。听我说，别傻了。我不生气。这没有什么关系的。”
“有关系的，我侵入了你的领域，就像那天我修剪草坪一样。我知道该让你来处理护照和咨询旅行社，但我正好就在办公地点附近，如果不顺便去一趟就有点傻了。不过我很抱歉。”
“天哪，别再说了。如果你再说下去我真的马上就要生气了。你能不能忘记这些事情？”
“那好吧。”
“这本书可能对我们没有太大用处，”他翻动着那本《更美的法文》，“我是说它有点深奥，我还没到那个程度。”
“哦，是吧，我想这就是那类自以为是的小书，我匆匆忙忙来不及想就买了。其实这也是件应该留给你做的事情。你处理这些比我擅长得多。”
接下来的那个夜晚，她带着自责的神色说，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他。“其实也没那么坏，只是有点讨厌。首先是吉文斯太太打电话来，很正式地邀请我们明天晚上过去吃晚餐，我当然回绝了她，理由是我们找不到保姆过来带孩子。她看这次不行，又开始说服我下周过去。我想找借口回绝时，忽然想起我们必须尽早见到她，一起谈谈把房子转让出去的事。所以我请他们过来吃晚餐。”
“我的上帝啊。”
“不不，你先不要担心，他们不会来的。你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她不停地说不希望给我们带来麻烦——天哪，这个女人有多痛苦啊——但我一直坚持我们有正事要跟她谈，我们就这样磨了有半个多小时，她终于答应明晚一个人来我们家。那会是在晚饭之后，而且只说正事，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把房子卖出去之后就再也不需要见到她了。”
“那好吧。”
“嗯，但是问题来了。我彻底忘了我们明晚约了坎贝尔。所以我给米莉打了电话，继续用找不到保姆作为托词，但她显得很失望。你知道她的，有时候跟个孩子似的。所以我只好跟她说，我们就今晚过去吧。这就是我们周末的安排，今天晚上坎贝尔家，明天吉文斯太太家。我真的很抱歉，弗兰克。”
“算了，没关系的。这就是你说的坏消息么？”
“你一点都不介意？”
他确实一点都不介意。当他洗漱和换衣服时候，他还迫不及待地希望把法国计划告诉坎贝尔。这种事情只有告诉别人之后才会变得真实。
“不过听我说，爱波，”他把衬衣掖进裤子里，“我们把消息告诉吉文斯太太的时候，没必要跟她说我们打算在欧洲做什么，对吧？我在她眼中已经够不可理喻的了。”
“当然不用告诉她。”爱波很惊讶有什么理由要告诉吉文斯太太卖房子以外的事情。“这关她什么事啊，而且我们也不必告诉坎贝尔。”
“不不不，”弗兰克连忙说，“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接着他险些脱口而出“我们是朋友嘛”，但及时把话收了回来。“我的意思是，你知道的，我们当然没有通知他们的义务，但说说也没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