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在“汉撒商人”一章里已经提到，英国的农业和养羊业怎样由于受到了国外贸易的影响而获得发展，怎样国外技工由于不能在他们本国安居乐业而逃到英国，由于芙政府对他们抚绥有方而使英国毛纺织业逐渐达到了繁盛状态，并怎样由于工业进步与伊丽莎白女王英明果断的措施，使以前由外人垄断的一切国外贸易，顺利地转入本国商人之手。
关于英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上面第二章里已经谈到了一些，在接着谈下去以前，让我们先谈一谈英国工业的起源。
我们要追究英国工商业巨大发展的根源，主要应该从它的养羊业和毛仿织业谈起。
在汉撒商人的踪迹初次出现于英国国上以前，英国的农业很简陋，它的牧羊场也是微不足道的。牲畜在冬季饲料不足，因此每逢秋季，就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加以屠宰，结果畜产和肥料两者都感到缺乏。那个时候猪肉是肉类的主要供源，情况正与一切未开化地区——如以前的德国与现在的美国未开发地带——样，其间的理由是很明显的。猪比较地不需要照顾，比较地会自己寻食，在荒地与山林中都可以觅得丰富的食料，只需保存相当数量的孕猪过冬，明年春季就稳可以有大群小猪。
但是国外贸易有了发展以后，猪的饲育就逐渐减退，养羊业就有了较大发展，跟着是耕作方法和牛的牧养也有了很快的改进。
休谟在他的《英国史》里对于十四世纪初叶英国农业状况，曾有一段很有趣的叙述：“斯宾塞勋爵于1327年就他所有的六十三处田产计算了一下，一共有羊二万八千只、公牛一千头、母牛一千二百头、马五百六十匹、猪二千只，平均每处田产有羊四百五十只、牛三十五头、马九匹、猪三十二只。”
从这一段记载可以看出，英国即使在那样早的时期，羊的畜养数量就已经比其他一切家畜的合许数量还要大得多。由于从养羊事业可以获得巨大利益，因此在那样早的时期，英国贵族对于工业以及农业的改进就已经发生了兴趣；而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贵族，在那个时候对于他们所有田产的大部分，除了用来畜养大群麋鹿以外，还不懂得别的更好的利用方法，他们除了用种种敌对行为向邻近城市及其商业找麻烦以外，也不晓得还有什么更加正当的事业。
在那个时期，正如匈牙利在较近时期所发生的情形一样，羊群在英国逐渐有了高度发展，有多处采地以拥有羊一万只到二万四千只相夸耀。在如此情况下，当伊丽莎白女王采取保护措施时，原来已有很大发展的毛织业即迅速达到高度繁荣，这是势所必然的。
在第二章曾述及汉撒同盟向德国议会请求对英国进行报复时，提到英国每年输出毛织品的估计是二十万匹，在詹姆士一世时这项输出总值已经达到了二百万镑那样的庞大数额，但是在1354年时羊毛出口总值还仅仅是二十六万七千镑，而所有其他物品的出口价值并计也不过一万六千四百镑。到詹姆士一世时止，英国所制毛织品的绝大部分总是在未加工状态下运到比利时，然后在那里加以染色、整理的；当这位国王及查理一世时代，由于采取了保护和鼓励措施，英国的呢绒加工技术达到了高度完善境地，从此国外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就几乎不再输入英国，而英国输出的毛织品则全部是经过染色并精细加工的。
英国商业政策在这些方面的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应当指出，当近代麻布、棉布、丝绸、铁的生产事业还没有获得大发展以前，毛织品在对一切欧洲国家的贸易、尤其是对北欧各王国、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以及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占交易媒介的最大部分。早在詹姆士一世时代，英国毛织品出口占各种出口品总量的十分之九，这是一个绝对确切无疑的事实，这一工业当时在国际贸易所占地位重要到什么程度，由此可以想见。
这一项用品的制造，使英国能够把汉撒同盟逐出俄罗斯、瑞典、挪威和丹麦市场，使它在与地中海东部各国及东印度群岛、西印度群乌的贸易中获得了其中最丰富的果实。也就是这一工业促进了煤业的发展，从而又兴起了广泛的沿海贸易和渔业，这两者构成了海军力量的基础，因此，使那个著名的航海条例得以实行，而为英国海上优势打下基础的也就是这个条例。英国的羊毛工业是各业中的一个主干，许多别的工业围绕了这个主干而获得发展，这就使这一工业成为英国工商业与海军力量得以积极发展的基础。
这个时候英国对于其他各部门工业也并没有忽视。
在伊丽莎白统治下，金属制品与皮革制品，还有许许多多别的工业品的输入，就已悬为例禁，而对于德国矿工与金属业工人的移入则积极鼓励。所需的船舶以前是向汉撒商人购买的，或者是在波罗的海口岸订造的；但是它在这方面限制与鼓励双方并进，尽力设法促进国内造船事业。
为了造船，需要由波罗的海各口岸购入木材，这又大大推动了英国对那些地区的出口贸易。
英国人捕制青鱼是从荷兰人那里学来的，捕鲸是从比斯开湾沿岸居民那里学来的；政府对于这两种渔业这时都用了奖励办法来积极推进。詹姆士一世对于造船业与渔业的鼓励有着特别热烈的兴趣。他不断地劝告他的百姓多吃些鱼，我们对于这种举动虽然不免要觉得有些好笑，然而不能不对他作出公正评价，他对于英国远大前途的方向何在，是有真知灼见的。还有，大批的新教徒技工被腓力二世与路易十四分别从比利时与法国逐出以后流入英国，这一点使英国在工艺上、工业资本上获得了无可计量的增益。英国精细呢缄的制造，麻布、玻璃、弤张、帽子、绸缎、钟表等工业技术上的改进，以及一部分五金工业的建立，都是靠了这些人而获得实现的。它懂得怎样利用禁止输入与高额关税来促使这些工业迅速发展。
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它学会了以后就把这些工业建立在自己的国土上，然后在关税制度下加以保护，促使它们发展。威尼斯在玻璃制造技术上（还有其他许多奢侈品制造业）不得不甘拜下风；波斯对于地毯织造与染色的技术终于不得不告放弃。
英国一旦掌握了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就锲而不舍，给与密切的注意和照顾，经几个世纪而不倦，就象保护幼苗那样地小心周到。任何一种工业，靠了勤奋、技术和节约，不久总有所成就，总有利可图的；任何一个在农业上、文化上已经有了发展的国家，其幼稚的工业如能加以适当的保护，不论开始时怎样缺点累累，成本高昂，通过实践、经验与国内竞争，其产品一定能够在任何方面与国外竞争者的老牌产品相匹比而毫无愧色；任何某一种工业的成功总不是孤立的，总是与许多别的工业的成就相辅相依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工业工作如果能代代相传，历久不懈，把前一代留下的工作由后一代紧接着继绩下去，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必然会发展——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些，或者对于这些情况完全无知，那么在他大胆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前，或者在他向操着国家祸福之权的执政诸公献策以前，我们敢请他先读一读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
在乔治一世统治下，英国的政治家们早就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强大所应依靠的基础是什么。1721年英国议会开幕时，这位国王经内阁授意曾这样说，“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褔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以前威尼斯共和国的商业政策也是如此。这一点在今天（1841年）的有效性与伊丽莎白时代毫无二致。由此所产生的效果是全世界所共睹的。有些理论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英国并不依靠它的商业政策，尽管没有这个政策，它也仍然会臻于富强的。他们也同样可以这样说，树木当幼弱时虽然曾用篱笆和支木加以扶持，然而它并不是靠了这些成长起来的，尽管没有这些，它仍然会发荣滋长，果实累累的。
国家的一般政策与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就这一点而言，英国历史所提供的证据也是非常确凿的。英国工业的勃然兴起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增加现象，显然使咸鱼与煤的需要激增，由此又大大促进了专用于渔业与沿海贸易的商船业务的发展。渔业与沿海贸易两者以前都操于荷兰人之手。这时英国人受到了关税提高与津贴制的鼓励，他们就用自己的力量来经营渔业，同时通过航海条例，不但使英国海员掌握了海上运煤业务，而且掌握了本国的全部海运业务。英国商船事业由此获得了发展以后，它的海军力量也有了相应的增长，从而使它有力量与荷兰舰队相对抗。航海条例实施以后不久，英荷之间爆发了海战，使荷兰人与英吉利海峡对岸各自的贸易差不多完全陷于停顿，他们在北海与波罗的海的船只几乎全部为英国的私掠船所歼灭。休谟估计在这次战役中荷兰船舶被英国巡洋舰所夺得的为数达一千六百只；达夫南特别在他的《国库岁入报告》里说明，在英国航海条例实施以后二十八年间，英国的航运业比前增长了一倍。
就英国航海条例实施以后比较重要的结果而言，以下几点是值得格外注意的：1．英国对所有北欧王国、对德国与比利时的贸易（输出制成品，输入原料）都有了扩展，根据安德森的记载，在1603年以前，英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几乎完全被荷兰人排挤掉。
2.对西班牙与葡萄牙以及其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走私买卖，有了大量的扩展。
3．英国的捕制青鱼与鲸鱼业务有了显著的增进，这类业务原来是几乎全部为荷兰人所独占的。
4.英国于1655年征服了牙买加，这是它在西印度群乌最重要的殖民地，从此它得以控制西印度群岛的制糖业。
6．1703年与葡萄牙签订了麦修恩条的，关于这件事在叙及西班牙与葡萄牙情况时当作详尽分析。这一条约使荷兰人与德国人同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的重要贸易关系完全断绝。葡萄牙从此完全沦于在政治上依附英国的地位，而英国通过它对葡萄牙贸易中所获得的金银，得到了对中国与对东印度群岛大规模扩展商业关系的资力，从而为它庞大的印度帝国打下基础，并且夺得了荷兰人最重要的几个商业根据地。
以上所举最后两个结果彼此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英国蓄意要把葡萄牙和印度两个国家作为它发展自己前途的两个工具，其间所使用的手腕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除了贵金属以外，在贸易中可以提供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而东方所需要的，除毛织品外，主要就是贵金属。这样的局势就显得在英国人面前是处处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上面曾提到英国执政者坚持不舍的一个原则是输出制成品，输入原料，而东方在贸易中所能提供交换的主要只是棉织品与丝织品，这一点是与他们的原则格格不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怎样应付呢？他们是不是在葡萄牙销售毛织品、在印度购入棉织品和丝织品而从中取利以后，就这样心满意足了呢？决不是的。英国执政者的目光所注，并不到此为止。
他们如果允许印度的棉、丝织品自由输入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织业和丝织业马上就得垮台。印度不但有着劳动力与原料代价都较低的有利条件，而且有着好几百年来相传的实践经验和技术。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类有利条件的效果如何是没有争论余地的。
但英国并不愿意为了在亚洲建立殖民地而使自己在工业方面屈从于亚洲。它所要争取的是商业优势；它的看法是，当两个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自由贸易关系时，售出制成品的一方所占的是优势，而只能供应农产品的那一方是居于劣势地位的。它对北美洲殖民地所已经执行的就是这个原则，它甚至不许那些殖民地造一只马蹄钉，更不许把那里所造的输入英国。它自己的工业品市场是它前途发展的基础；而印度人民为数如此众多，又这样克勤克俭，对于旧有制造方式又这样地熟练，这样地广有经验；又怎样能够指望它放弃它自己的市场，转让给象印度这样的一个民族呢？
因此英国禁止输入它自己工厂也在制造的那一类商品——印度的棉织品与丝织品。这个禁令是绝对的，毫无伸缩余地的。印度制造的哪怕是一根线，英国人也不许动用。这些制造品物美价廉，但英国自己弃而不顾，它宁可使用质量较差、代价较昂的它自己的东西。但是它却十分乐意把这些印度产的精美得多的织物在较低价格下供应欧洲大陆各国，情愿把这个廉价的利益让给它们，而自己却一无沾染。
英国为什么这样做？它是不是一个傻子？按照亚当·斯密和萨依的理论，按照价值理论来说，的确是这样。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英国应当到能够按最低价格供应最高质量的商品的那些地方，去采购它所需要的东西。它以较高代价来自己制造那些它可以在别处买得到的东西，同时却把那部分利益让给大陆各国，这分明是件傻事。
但是按照我们的理论，情形却适得其反；这个理论我们把它叫作“生产力理论”（theTheoryofthePowersofProduction）。英国执政者对于这个理论所依据的基础并未加以审察，然而当他们执行着输入天然产物、输出纺织品的原则时，实际上却采用了这个理论。
英国执政者所注意的并不是在于价格低廉的、并不是经久存在的那些工业品的取得，而是在于代价虽较高而能够长期存在的制造力的取得。
他们出色地达到了这个目标。今天英国所生产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价值达七千万镑，英国的制造品供应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印度也包括在内。今天它的本国产额超织它以前经营印度制造品的贸易价额许五十倍到一百倍。
如果一个世纪以来它只是购入印度制造的廉价商品，对它又会有什么好处可说呢？
再说，那些为自己购买了那样便宜的商品的国家，到底得到了些什么好处？英国获得了力量，获得了难以估计的力量，而别的国家所获得的却是力量的反面。
这些都是以无可否认的证据为依据、经历史证实了的结果。面对着这样的事实结果，亚当·斯密对于航海条例竟会作出那样歪曲的评价，这只能由于那个原则，关于这个原则，我们在另一章里谈到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对商业限制所作出的错误结论时将有所分析。无限制自由贸易是这位先生最得意的见解，而这些事实却是与他的论点相凿枘的。因此他必须设法排除可能由航海条例效果中引证来的那些对于他的原则的异议，他排除异议的方法是把这些效果划分为政治的与经济的两种目的。他说航海条例在政治上虽然是必要的，而且是有利的，但在经济上是不利的、有害的。不论就事理或就实际经验来说，作出这样的区别其根据都是十分缺乏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予以充分揭露。
萨依对于美国的经历或者了解得多一些，但是也犯了同样的毛病，凡是遇到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原则上互有抵触时，他在这方面的表现比他的前辈还更进一步。他计算了一下法国政府在渔业津贴上对于一个海员的负担，从而说明这类津贴是如何地虚糜无益。
航海限制这个问题，对拥护无限制自由贸易主张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他们这些人，尤其是如果他们同时也是海口城市商业社会中的成员时，就只想悄悄地绕过这个绊脚石。
事体的真相是这样的。对航海的限制与对其他任何种事业的限制无异，是在同一个规律支配之下的。任何国家当处于初期文化阶段，它的农业与工业还没有获得发展时，对于外人经营的航海业与运输业的自由总是觉得有用的和值得欢迎的。这些国家，由于缺乏资本，缺乏海员人材，情愿把海运事业与国外贸易让别的国家来经营。但是过了些时，它们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已经学会了造船与航海技术，那时它们就要想从事于发展自己的国外贸易，用自己的船来运货，使自己成为一个海军强国。它们自己的商船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就会感到已经能够逐去外人，大可以用自己的船向最辽远的地区经营商业。于是时机成熟了，到了这个时候，一个国家借助于航海条例，就可以把那些在财力上、经验上、力量上都胜过一筹的外国人顺利地排挤出去，不让他们分享在那类业务上的利润。然后再进一步，当海运业务与制海权达到了最高度发展时，毫无疑问，一个新时代将开始。普里斯特利博士说：“这样的时候也许会到来，那时取消这个条例，与当初制订这个条例，可能是同样合机宜的。”当他说这句话时，在他心目中的就是上述最后的一个发展阶段。
一个国家，借助于建立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航海条约，可以获得确定的有利条件以对付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使它不能专为它自己利益着想采行航海限制政策；另一方面，由此可以防止它自己的航业人员趋于懈怠，鼓励他们在造船与航海技术上与别的国家齐步前进。威尼斯在争取霸权时，固然大大地倚仗了它的航海限制政策；但是等到已经在工商业上、海运事业上取得了优势地位以后，仍然抓着这个政策不放，这就是一个失策。因为这样就使它在造船、航海以及海员技能各方面，在竞赛中落在别的滨海国家与商业国家的后面，而那些国家却在步着它的后尘不断前进。英国就不蹈这个覆辙，英国的政策使它的海军力量有了增进，然后靠了海军力量使它的工商业力量有了扩大，而这一点反过来又助成了它海军势力的继续增长，殖民地的继续开拓。亚当·斯密当他认为航海条例对英国商业并不有利时，却承认这个条例无论如何是增进了英国的力量的。而力量比财富是更加重要的。事实的确是这样。力量的确比财富更加重要。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此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生产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到在力量上胜过我们的那些国家的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撒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
但是亚当·斯密对于政治力量、生产力量与财富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这个规律说若无睹，却敢贸然断言，从商业观点来看，麦修恩条约与航海条例对英国并无好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已经说明英国如何利用它所执行的政策获得了力量，如何基于政治力量进而获得生产力量，又如何由生产力而获得财富。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这个政策如何使它力量之上更添上了力量，生产力之上更添上了生产力。
英国掌握了每一个海洋的锁钥，对每一个国家都安置了步哨，它安置步哨的所在：对德国是赫耳果兰岛，对法国是格恩济岛和哲尔济岛，对北美洲是新斯科页半岛和百慕大群岛，对中美洲是牙买加，对沿地中海各国是直布罗陀、马耳他和爱奥尼亚群岛。它在通往印度的两条航线上据有了每一个战略要点，只有苏伊士地峡在外，然而也正在竭力争取；它以直布罗陀控制地中海，以亚丁控制红海，以布什尔和卡拉克控制波斯湾。它只须再把达达尼尔和松德海峡、苏伊士和巴拿马地峡拿到手，对于世界上不论哪个海洋，哪处主要航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封锁。它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就超过了所有其他各国海军力量的总和，即使以船数计不一定这样，无论如何以战斗力计总是这样。
英国的工业在生产能力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虽然它的毛纺织品产量从詹姆士一世到现在增加了十倍以上（产值达四千四百五十万镑）但是还有一种工业，只是从上一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即棉纺织业，它的产值却更加庞大，达五千二百五十万镑。
英国的麻织业与别的国家对照下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它在工业上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仍然未能满足，在麻织业方面也想急起直追，取得与上述两种工业相类或者更高的成就；目前它的麻织品产值是一千五百五十万镑。当十四世纪时英国在铁的生产上还那样贫弱，因此对于这种不可少的金属认为有禁止出口的必要；但是在今日十九世纪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它所产的钢铁制品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一切国家，产值达三千一百万镑，所产的煤与其他矿产则产值达三千四百万镑。按除英国外，所有其他国家的金银产值总许约二亿二千万法郎，合英币九百万镑，上述英国两项生产合计的产值与这个数值对照，计超过七倍以上。
现在英国所产的丝织品产值针一千三百五十万镑，超过了中世纪时所有意大利共和国在这方面的产值。有些在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时代不足挂齿的工业，现在也有了巨大产值，例如玻璃、瓷器与陶器的产值达一千一百万镑，铜与黄铜产值四百五十万镑，纸张、书籍、颜料与家具产值一千四百万镑。
还有，英国的皮革制品产值达一千六百万镑，杂项物品产值一千万镑。英国单单啤酒与蒸馏酒这一类的产值，就大大超织了詹姆土一世时代全国四千七百万镑的总产值。
现在联合王国工业的总产值估计达二亿五千九百五十万镑。
由于、也只是主要由于这种庞大的工业生产，使农业方面的总产值达到了五亿三千九百万镑，超过上面的数字一倍以上。
固然，英国的力量以及它生产力这样的突飞猛进，并非完全是出于它的商业限制政策、航海条例和商业条约之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在科学上、技术上的胜利。
但是我们要问，今天一百万的英国工人，怎么会完成数目比他们大许多倍的那些人的工作呢？这是由于人们对英国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它懂得怎样运用明智而有力的政策，在国外、尤其是在它的殖民地引起这种需求，这是由于施之于它国内工业明智而有力的保护政策，是由于它利用专利法对于每一种新发明所提供的优厚报酬，也是由于公路、运河及铁路所提供的在它内地运输方面的高度便利。
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的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成国家财富、人口与政治力量的增长。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勤奋并且有着良好管理制度的国家，在短短的半个世纪期间，即使处于对外战争的环境下，在这方面所能做到的是什么。现在看来，意大利各共和国以前在这些方面所获得的一些成就，只是儿戏而已。据估许英国在那些与国家生产力有关的巨大设施方面的花费达一亿一千八百万镑。
但是英国只是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经开始有所发展时，才着手进行这些工作的。从那时起，一切观察者都看得很清楚，一个国家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只有在它的工业力量已经开始有大规模发展时，才能办到；只有在国内工业生产与农业资源同时有了发展时，代价这样高的商业设备才能获得补偿；也就是这类设施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使它们充分完成使命。
同时也必须承认，英国的巨大生产力与巨大财富，并非单单是国家力量与个人的利得心的结果。人民爱好自由与公正的先天禀赋，人民的活动力和他们的宗教、道德品质这些方面，都是有关系的。国家的政体制度，政府与权要人物的智慧和力量，也是有关系的。不仅如此，地理的环境、国家的气运，甚至侥幸因素，在其间也未尝没有关系。
在大势的演进中，究竟是物质力量超过了精神力量的作用还是后者的影响超过了前看，究竟是社会力量在支配着个人力量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这些都是不容易肯定的。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这一组力量有了增长时即足以促使那一组跟着增长，有一组力量有了削弱时，另一组也难免不被波及。
有人以为英国的勃然兴起与不断进步，根本原因在于安格鲁撒克逊与诺尔曼血统的混合，提出这个见解的人应当先看一看英国在爱德华三世在位以前的情况。在那个时候，民族的勤勉耐劳精神与俭约习惯到底表现在哪里？还有人说根本原因是人民所享有的宪政自由，那么他们可以看一看亨利八世与伊丽莎白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议会的。在都铎王室的统治下，英国的宪政自由又在哪里？在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各城市却享有比英国多得多的个人自由。
在自由的宝库中独有一个宝是安格鲁撒克逊-诺尔曼民族远在日耳曼血统其他民族之先就保留下来的，是英国一切自由公正观念所由滋长的种子——这就是陪审权。
当那部罗马会典在意大利发现时，当那个从废墟里掘出来的遗骸（在它的时代无疑是非常伟大的，是智慧的结晶）其势力弥漫于欧洲大陆各国时，英国的权要方面却毅然表示，有关法律与土地的任何变革将不予考虑。他们没有把由这部会典而来的遗毒遗留给后代，这是何等的伟大智力！这种智力，在物质生产的力量上后来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英国不但对于罗马会典不加理会，而且很早就从社会与文学领域、从政治各部门与法院排除了拉丁语，这一点对于国家的发展，对于立法、司法、文学与工业，有多大的影响！德国长期保留着拉丁文和那些外来的法典，这一点对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现在的匈牙利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火药的发明、印刷术、宗教改革以及通住印度的新航线与美洲的发现，对英国自由、英国文化与英国工业的发展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把这些影响情况与在德国和法国的比一比看。在德国所发生的情况是：在整个德国、在各区之间、甚至在各城市以内的互相倾轧；使人痛心的意见紛歧；在文学上、在国家行政与司法上的未开化状态；内讧、宗教迫害、向国外逃亡、外来侵略、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城市的毁灭，衣工商业以及自由制度、民政制度的衰落；显要贵族的无上权势；王权与民族精神的衰退；最富裕地区与帝国的分离。在法国的是：为了专制政治的利益而对城市、对贵族进行的镇压；与宗教势力联合在一起反对求知的自由，同时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国家的力量；在胜利中虽有得有失，但是受到摧残的总是自由和工业。而在英国的则是：城市的勃兴，工农商业的进展；贵族服从本国法律，因此积极参加了立法工作，参加了国家行政与司法工作，同时也分享了工业利益；国内资源与国外政治势力的同时发展；国内和平；在一切落后国家占有的势力；国王权力受到限制，但在王室收入、在声名显赫与地位巩固方面都有所增进。总之，在国内是进一步提高的幸福、文化和自由，在国外是压倒一切的权力。
英国怎样会获得这样圆满的结果，在造成这种结果的各种因素中，有多少应当归功于它的国民精神与政体，有多少应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与过去的境遇，或者还可以说，有多少应归功于机会与命运，这又有谁能肯定呢？
假使把查理五世与亨利八世的地位对调一下，则由于一次下流的离婚案的结果，英国与西班牙的情况：在德国与尼德兰或者也会照样发生，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们为什么说“想象得到”，读者一定明白）。假使把与腓力二世这样一个人联姻的那个软弱妇人放在伊丽莎白的地位，那末大不列颠在它的力量、文化、自由各方面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说在这个伟大变革中，只有国民性的力量这一点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获得其中有利结果的最大部分的，岂不就应当是变革所由发生的那个国家——德国吗？但事实上却适得其反，在这个走向进步的运动中，除了灾害与衰弱以外别无所获的，恰恰就是德国。
关于贵族制度，在欧洲各国中再没有象英国那样安排得尽美尽善的了。它使贵族在对国王、对民众的关系上获得了个人的独立、尊严与安定；给与他们在议会中的缎炼机会与地位；把他们的活动力导向爱国的与国家的目的；鼓励他们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吸入他们自己的队伍，使平民不论在天才上、在异常的财力上或是在巨大成就上有卓越表现的都归入他们的团体；另一方面，对于贵族后裔过剩的部分别仍然使之回入民众的巨流，这样就为贵族与平民在将来的合而为一打下了基础。通过这样的处置，使贵族在公民精神、爱国精神、科学以及智力与物质资源等等方面可以不断地从民众中获得新的增益；同时贵族又把自己特有的文化及独立精神的一部分不断地归还给人民，使他们自己的子孙不依赖先人的余荫而自食其力，可以使民众由此获得一种新生力量的导源。在英国有爵位的人，他们子孙无论怎样众多，在同一时间内只允许有一个人继承爵位，家族中的其余成员都是平民，要依靠专门学识，或从事于行政事务，或工农商业来谋取生活。有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在英国享有最高爵位的贵人，他起了一个念头，想邀集他一族中所有的人来举行一次宴会，但是他终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的家系虽然不过起源于不多几个世纪以前，而同族中人已无法计数。要说明这种制度在进取精神、在殖民地开拓、在权力与自由、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生产力上所发生的影响，简直有整整一本书可写。
英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国家的独立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英国在对欧洲大陆的关系上，向来是自成一个世界的；对于大陆各国间敌对、偏见、自私、激动、灾祸种种方面的影响，总是无所沾染的。它所以能够在政治组织上作独立、纯正的发展，宗教改革所以能安然完成，宗教财产所以能充作大有禆益于各种工业的世俗用途，主要是由于这种隔离的状态。它所以能够获得长期和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内战时期以外，它享受和平接连达数百年之久，从而使它免除了常备军设施，使它在很早就能够采行一贯的关税制度。
英国由于它的岛国地位，不但得以避免了争夺领土的战争，而且从大陆战争中还可以为它的工业优势取得极大的利益。陆上战争与地区的遭受破坏，使战争中心的工业受到种种损害；直接妨碍农业，毁坏农作物，从而剥夺了耕作者所赖以购买工业品并为工业家生产原料与食物的手段；间接往往使工厂被毁，或者至少被破坏，因为战争足以妨碍原料品输入、工业品输出，因为这时厂主势必要负担额外的、繁重的捐税，并且在资本与劳动的取得上发生困难；还有一层，即使在战事停止以后，它的不利后果仍将继续发生作用，因为农民和他们的收获在战时受到的损害越大，则资本与劳力就越受农业工作的吸引而从工业中转移过去，从而为资本与人力的使用开辟了一个比工业更为简捷有利的领域。象这样的情况在德国大致每百年要重演两次，它使它的工业倒退，而英国的工业则不断前进。每当英国用装备战舰与军队的办法，或用津贴的办法，或两者兼用，准备积极参加海外战争时，英国的工业家，与它的大陆竞争者正相反却可以从中获得一倍或两倍的利益。
有人为非生产性支出、即用于战争与维持庞大军队的支出作辩护，认为这是绝对有利的，我们不能同意这种主张，有人认为公债的性质是绝对有利的，对于这个说法我们也未能赞同；但是我们也不相信流行学派的那种论调，他们认为凡是不属于直接再生产性质的消费——例如战争消费——都是绝对有害的。关于军队设备、战争以及由这类目的所发生的债务，在某种情况下对国家生产力的增长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英国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严格地说，物质财富的消费有时可能是非生产性的，但这种消费却可以刺激工业家，使他们作格外的努力，由此可以导致新的发现与改进，特别是生产力的增长。这种生产力取得以后就长期存在；战争费用只是限于一次的，而生产力的增进却是继续不已的。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象英国那样的有利情况下，国家对于每项那些理论家认为非生产性的支出，所得会大大超过所失。英国的情况的确是如此，这是可以用数字证明的。这个国家在战争中，单单就棉布业一项所获得的生产力而言，每年由此所产生的收益价值，就超过了国债增进项下所须支付的利息，且不提其他一切工业部门的广泛发展与殖民地财富的增进。
最显著的是在欧洲大陆战争期间，当英国在大陆上驻有军队须支付费用或津贴时，它的工业由此所获得的利益。这类费用是全部用英国工业品形式支付的，它把这些工业品运到战争地区，那里的工业原来已极度困难，由此就更快地使它趋于末路，而英国工业从此就占有了那个国外市场。这种行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无异是一种出口津贴，得到好处的是英国人，遭殃的是外国工业家。
在这样情况下，以大陆各国的工业而言，英国人以同盟者身分所给与它的害处，实在比英国人以敌人地位所给与它的害处更大。倘使要为此说寻找根据，我们只须举出七年战争与对法兰西共和国与帝国的战争这两个例子就够了。
这里所提到的一些利益已经够大的了，但是还不止这些，有些人被英国的政治、宗教和地理条件所吸引，移居到了英国，其由此所发生的影响对英国利益之大，更远远超过了上述的一些。
远在十二世纪时，就有法兰德斯的羊毛织工为政治环境所吸引，移居威尔士。不多几个世纪以后，有被放逐的意大利人流入伦敦，经营钱兑业和银行业。在不同期间，曾有法兰德斯与布拉奔技工整批地流入英国，这在第二章里已经提到。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来的是受到迫害的犹太人；从汉撒各城市、从衰落了的威尼斯来的是商人，随着他们一道来的是他们的船舶、商业知识、资本和进取精神。还有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德国和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与宗教迫害，有大量资本和工业家流入英国；还有同样十分重要的是，荷兰由于航海条例与麦修恩条约的影响，出现了工商业停滞状态，因此有许多商人与工业家流人了英国。只要在英国具有自由的权利，避难的便利，国内安定和平，有法律保障以及一般福利，只要英国具有这些特点，则每一次政治运动，大陆上的每一次战争，就会使它在资本和人材方面获得大量的新生力量。例如晚近的法国大革命与由这个帝国引起的多次战役，又如在西班牙、墨西哥、南美洲发生的政治暴动、革命的与反动的运动和战争，情况都是这样。英国凭了它的专利法，长期独占了每个国家的发明天才。英国工业的成长与进展已经登峰造极，它的生产力原是由欧洲大陆各国得来的，如果现在饮水思源，把其中一部分归还给原主，那才公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