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为了要在最巩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繁荣的结构，足足忙了几个世纪，而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却凭了他们的新发现，一下子就发了财，在极短促时间内拥有了巨大财富，但这是浪子手里的财富，是中了头奖得来的；而在英国人手里的财富刚好比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家长辛苦集聚起来的。前者是暴发户，浪费过度，任意追求奢侈享乐，可能一时看上去似乎比后者值得羡慕，但是在他手里的财富只是供作取快一时的手段，而后者则把财富看作主要是为后代争取精神与物质幸福奠定基础的一种手段。
西班牙很早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这使英国的亨利一世远在1172年就禁止输入西班牙羊毛，而意大利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大部分，远在十世纪及十一世纪时，就一直是取给于西班牙的。在那时以前二百年，比斯开湾一带的居民就以制铁、航海与渔业著称于世。他们是最先从事于捕鲸业的，直至1619年，他们在这一事业上还远远胜过英国，英国还特为请他们派专人到它那里去传授捕鲸技术。
摩尔人十世纪时在阿卜都拉曼（Abdulrahman）三世统治下（912一950年），就已经在瓦伦西亚一带的沃野从事于棉、稻、甘蔗的种植和育蚕事业。哥尔多华、塞维尔和格拉那达在摩尔人的时代就已有了比较发展的丝织业与棉织业。瓦伦西亚、塞哥维亚、托利多与卡斯提尔的几个别的城市都是以毛织业的发达闻名的。单是塞维尔一处，在历史上很早的时代，就已有织布机一万六千架；当1552年，塞哥维亚的毛织业就有一万三千工人。其他各业，尤其是武器与纸张的制造，也有相似的发展。法国当科尔伯特的时代，还惯于向西班牙采购毛织品。西班牙的口岸城市是广大贸易与重要渔业的中心，它直至腓力二世时代止，一直拥有最强大的海军。总之，西班牙是具有一切走向强大、富裕的因素的，而专制政治与顽固不化结合在一起，却要来摧残国民的进取精神。这种愚昧无知的举动首先表现在驱逐犹太人，表现得最激烈的是驱逐摩尔人，由此把二百万最勤奋而富裕的居民连同他们的资本赶出了西班牙。
宗教的排除异端精神就这样地把本国的工业放逐出境，同时也不许国外工业家在西班牙境内安家落户。至于美洲大陆与好望角航线的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财富的增进，性质只是浮而不实的，一瞬即逝的——实际上这关发现对两个国家的工业、两个国家的力量首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并不象后来荷兰人与英国人那样用本国工业品向东印度群岛与西印度群岛易取物资，而只是用他们从殖民地榨取得来的金银向外国购买工业品。它们的国民原来是勤恳的、有用的，在它们的政策下却变成了买卖奴隶的贩子，变成了殖民地的专制魔王。它们就这样助长了荷兰与英国的工业、商业和海上势力，养肥了敌人，引火烧身；这些国家不久就壮大起来，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它们的舰队，夺取它们的财源。后来西班牙的一些国王制定了禁止金银输出、禁止工业品输入的命令，但是毫无实效。只有在宗教自由、政治自由的土壤上，进取精神、工业和商业才能生根，才能发荣滋长；只有工业懂得怎样吸引并使用金银时，金银才能保持住。
但是葡萄牙在一位开明的、有权力的大臣主持之下，对于工业的发展确曾作过一度努力，努力的初步结果使我们感到震惊。这个国家同西班牙一样，从远古以来就有了品种优良的羊群。斯特拉波（Strabo）告诉我们，曾经有一批优种羊由亚洲传入葡萄牙，每只的代价是一个泰伦（talent）。当厄勒塞拉（Ereoeira）伯爵于1681年当权时，他想到了一个计划，要设立毛纺织厂，利用本地原料，以本国工业品供应本国和殖民地。为此特向英国招来了纺织工人。这些毛纺织厂在当局照顾之下获得了迅速发展，结果在三年以后（1684年）就使他可以实行禁止毛纺织品输入。从那个时候起，葡萄牙就把用本国原料制成的这类工业品供应本国和它的殖民地，进行得非常顺利，这样经过了十九年，这种情况在英国作家的著述中也有证明。
的确，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才能，这种才能后来更发展到了完善的境地。当时英国人为了逃避葡萄牙对毛织品输入的关税限制，它们把这类出品加以改头换面，称之为哔叽或毛毯，实际上用途相同，然后把它输入葡萄牙。但是这种伎俩不久即被发觉，这类货色随印也被禁止输入，诡计归于无效。葡萄牙这次发展毛纺织业居然获得成功，的确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因为这个国家在不久以前，由于驱逐犹太人而流出了大量黄金，而且还一直受着顽固势力、腐败政治与封建贵族的毒害，人民自由与农业生产长期受到了摧残。
但是在厄勒塞拉伯爵逝世以后，1703年，有名的英国大使保罗·麦修恩成功他说服了葡萄牙政府，使它相信，如果英国允许葡萄牙酒类按低于别国所纳酒税三分之一的税率进口，同时由葡萄牙允许英国毛织品进口时按照1684年以前的税率(即百分之二十三）纳税作为交换条件，这样于葡萄牙将大大有利。在葡萄牙方面，签订这个条约的主要动机，看上去好象是葡萄牙国王方面的希望增加关税收入与贵族方面的希望增加地租收入。英国女王安娜在这个条约里把葡萄牙王称为“她的老朋友与同盟者”。当年那些不幸的国王被罗马的元老院拖下水，与它发生进一步密切关系时，元老院对这些国王也是惯于使用这类称呼的。两者所奉行的是同一个原则。
这一条约缔结以后，顷刻之间，英国工业品即泛滥于葡萄牙市场，而且立见分晓的是葡萄牙工业突然而彻底的崩溃，这种结果跟此后与法国签订的所谓伊甸条约以及德国废除大陆制度的情形极为类似。
根据安德森的证言，即使在那个时候，英国人对于在海关报单上将货值以多报少的技巧就已经那样精通，结果他们实际支付的税款还不到应纳税款的半数。
《英国商人》有这样一段记载：“禁令取消以后，我们从他们那里拿走了那么多的银币，以致在那里剩下的，已经几乎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于是我们把目标转向他们的黄金。”这样的贸易由英国人一直继续到最近时期。他们把葡萄牙人向殖民地取得的贵金属全部运走，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运到东印度群岛与中国的，然后，象在第四章里已述及的那样，在那里把贵金属换成货物，运售欧洲，换回原料。英国对葡萄牙每年的输出额超过由那个国家的输入额达一百万镑。由于贸易上这种顺差现象，使外汇率降低到百分之十五，不利于葡萄牙。《英国商人》的著者向那位鼎鼎大名的公使的儿子保罗.麦修恩爵士献辞时说：“我们对葡萄牙贸易中，差额的有利于我方，为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所不及，我们现在从那个国家输入的硬币已达一百五十万镑，以前不过三十万镑。”
从那时起，所有英国商人、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家一致赞扬这个条约，认为是英国商业政策上的一个杰作。安德森对于有关英国商业政策的一切问题是具有清晰的观察力的，而且讨论这些问题时态度也是非常坦率的，他也称赞这个条约是“极度公平而有利的”，他也不禁要天真地高呼，“但愿它能够天长地久地继续下去！”
直到亚当·斯密才提出了一种与这类异口同声的论调直接相反的理论，他认为麦修恩条约并不在任何一点上对英国商业有什么特殊利益。舆论对这位轰动一时的作家表示了盲目信从，接受了他的（一部分是很荒谬的）见解。如果要问为什么对他意见的信从是盲目的，只须举出一点就够了——上面所提到的那个意见，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没有人加以反驳过。
亚当·斯密在他著作的第四编第六章里说，根据麦修恩条约，葡萄牙的酒进口时只须檄纳别国所檄进口酒税的三分之二，这是给与葡萄牙人的明确的利益，而英国人以毛织品运往葡萄牙时，仍须照檄与别国同样高的关税，因此英国人并没有从葡萄牙人手里获得任何特殊利益。但是我们要问，葡萄牙人在这个条约成立以前，关于他们所需要的国外商品，其中有一大部分，难道一向不是从法国、荷兰、德国和比利时输入的吗？难道英国人此后没有把葡萄牙市场据为己有，来销售那种在他们本国有原料制造的工业品吗？难道没有找到一个窍门，使葡萄牙关税减低了一半吗？难道在英国消费葡萄牙酒的人，没有由于外汇率的关系，享有了百分之十五的利益吗？法国酒与德国酒在英国的行销，难道并没有近于完全停顿吗？难道葡萄牙的金银并没有给英国人供作向印度换取大量商品的手段，然后使英国人把这些商品泛滥于整个欧洲大陆市场吗？葡萄牙的毛织业难道没有被全部摧毁，从而使英国人获得莫大利益吗？所有葡萄牙的殖民地，尤其是那个富饶的巴西，难道没有因此在实际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吗？这个条约对于葡萄牙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徒有其名；而英国人所获得的却是在作用上、效果上的实际利益，在英国人此后所订的各种商约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同样的倾向。在表面上他们总是以世界主义者、博爱主义者自居，然而就其目的与企图来说，他们实际上始终是利益垄断者。
亚当.斯密第二个论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未能从这一条约获得任何特殊利益，是由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把出售毛织品以后由葡萄牙人那里得来的钱财转付给别的国家，并因此在那些国家购入商品；这就是说，他们如果用毛织品去直接掉换那些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就可以通过一次交换来完成由于对葡贸易不得不通过两次交换来完成的任务，这样的直接交易对他们要有利得多。我们对于这位崇高学者的品格与智慧固然深为敬服，但是象这样的论证，使我们对于他的大公无私，或对于他的敏锐的理解力，实在不能不感到失望。如果要我们不存此想，那就要使我们想到，深可叹惜的是人类性格上的弱点，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是有很明显的表现的，他的另一些论据也往往是不合理的，几乎是可笑的；显然，他所要竭力辩护的是绝对自由贸易原则，他为这一本身就很光荣的使命的绚烂夺目的光彩，已经弄得有些眼花缭乱了。
关于刚才提到的论证，我们可以作一个比方，一位面包师傅，他售出面包时向顾客取得的是现款，他就用现款向磨坊买进了面粉，据说这样做生意就无利可图，因为如果他用面包直接调换面粉，他就通过一次交换而不是两次达到了他的目的。上述论点所含的理论性或逻辑性实际上并不比这个比喻所含的高明些。要说明这个一次交换办法的行不通是再简单也没有了，磨坊的主人也许不需要这位面包师傅所能供应的那么多的面包，再说他自己也许懂得烤面包，或者事实上也是在那里烤面包，因此不经过两次交换，这位面包师傅的业务就无法进行。葡萄牙与英国在签订条约时的商业情况实际上就是这样，葡萄牙把工业品输出到南美洲，在那里换来了黄金和白银；但是由于它的懒惰无能，它自己没有能制造这些工业品，就用金银向英国交换。英国却不需要这些贵金属供作国内流通，就把它们运到了印度或中国，在那里购人商品转卖给欧洲大陆，然后在大陆上换取了农产品、原料或仍然是贵金属，把它们运回本国。
我们现在要凭常识提出一个问题，假使葡萄牙人对于那些毛织品愿意自己动手来制造，或者愿意向别的国家采购，那么英国人手里的那批货色又有谁向他们来买呢？在那样情况下，英国人的这批毛织品既不能卖给葡萄牙，也将无法卖给别的国家，因为英国人的毛织品在那些国家里早已作了尽可能的推销，已经无法继续推进。结果英国人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售给葡萄牙的那个部分的比例，减少毛织品的制造数量；势必按照他们曾经向葡萄牙取得的金银的那个数量，减少对印度的金银输出量；他们运售欧洲大陆的印度商品，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结果运回他们本国的原料也势必按照那个数量减低。
亚当·斯密第三个论点认为，葡萄牙金钱如果不流入英国，英国仍然有别的方法来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这个论点也是同样站不注脚的。按照他的想法，葡萄牙人手里的金银既有余，这个剩余部分无论如何总是要外流的，总是要通过某些别的途径流入英国人之手的。我们这里不妨假定，葡萄牙自己动手制造了毛织品，他们把多余的金银运到印度和中国，然后向别的国家买回了他们所需要的货物；试问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又能到手多少葡萄牙的金银呢？再说，葡萄牙如果与荷兰或法国签订一个麦修恩条约，在它也是一样的。毫无疑义，在这里所假定的两个情况下，总会有一小部分金钱辗转流入英国，但只是限于它出售生羊毛时所能获得的那一些而已。总之，如果没有麦修恩条约，英国的工商业与航运业是决不会达到已有的那种发展程度的。
但是就麦修恩条约的影响来说，关于涉及英国方面的，无论作如何估计，姑作别论，关于涉及葡萄牙的方面，至少有一点似乎是可以断言的，那就是这个条约决没有能诱使别的国家，为了利于农产品输出，也在它们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对英国有所让步。葡萄牙与英国有了来往以后，它的工农商业与航运业不但无所进展，而且日趋下降。庞巴尔曾经力图振作，但是没有用，英国的竞争破坏了他一切的努力。同时也必须指出，象葡萄牙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整个社会状态对于工农商业的进展是格格不相入的，因此商业政策在这里能发生的作用极为有限。但是尽管如此，通过庞巴尔所实现的那一点点成就，已经足以证明，只要能够首先把一国的社会情况中所出现的内部障碍除掉，则一个力求发展工业的政府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西班牙在腓力五世及其后两个继承者统治下所经历的也是同样的情况。这个国家在波旁皇室下对于国内工业所实行的保护措施很多失当的地方，对于关税法令的认真施行也极度缺乏能力，但是当它把科尔伯特的商业政策从法国移用到它本国时，各地区、各部门的工业都有了生气，这一点却是无可怀疑的。从乌斯塔里兹和乌洛阿的叙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而工业推进方面居然能收到一些效果，真使人感到惊奇。因为在那个时候，西班牙的一般社会状态简直是糟透的，到处是极肮脏的道路，绝对找不到设备齐全的旅馆，也没有桥梁、运河与内河运输，每一个省区都设有地方关卡，与国内其他省区相隔绝，进入任何城市都须檄纳入城税，拦路打劫和沿门乞讨成为正常职业，走私买卖盛极一时，捐税的苛杂达于极点一这些都是上述两位作家认为西班牙工农业所以一蹶不振的原因所在。其实所有这些灾害的根源是在心理上的偏信、盲从、不实事求是，是教士的贪婪腐败，贵族的享有特权，政府的专制横暴，以及民众的愚昧与缺少自由，而两位作家对于这些却没有敢公然指斥。
英国于1713年与西班牙签订了阿西安托条的，这是同与葡萄牙订立的麦修恩条约堪以媲美的，在这个条约下英国人获得权利，每年得以一定数目的非洲黑人运人西属美洲，英国商船每艘每年得驶入波托贝洛港一次。这就使他们有了机会得将大量私货运入这个国家。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所订的一切商业条约总不脱离一个倾向，要在有条约关系的一切国家扩展他们工业品的销路，给与对方的表面利益则在农产品与原料方面，他们在这些国家随时随地所努力的是用廉价物品与长期贷款手段，摧毁这些国家的工业。如果不能享有低率关税待遇，在这一点得不到便宜，他们就会想尽一切方法漏税逃税，组织大规模组织的非法买卖。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在葡萄牙行之有效的是前一办法，在西班牙实现的是后一个。在这个问题上，进口税从价的原则对他们是大有帮助的，由于这个原故，所以他们近来花了很大的气力从事宣传，要使人们相信，从量纳税的原则——象普鲁士所采用的——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