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的受害者，
冒犯者的悔恨只是微弱的慰藉。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4]
但是很可惜，弗莱德·文西在亨斯利一帆风顺，做成了那笔交易之后，到了第三天，就陷入了他一生中前所未有的烦恼。这倒不是他的打算落了空，他的马找不到买主，只是在他跟梅德利科特勋爵的听差成交以前，寄托着他八十英镑希望的金刚钻，忽然无缘无故地在马厩里大耍性子，乱踢一阵，差点把马夫踢死，最后它绊到一根吊在马厩板上的绳子里，把脚弄瘸了，伤势严重。这结果是无法挽回的，正如结婚以后，发现对方性情暴躁一样——当然，除非青梅竹马之交，这种事在所难免。弗莱德在这次厄运的打击下，慌了手脚，不像平时那么乐观了，这也难怪，他知道自己口袋里总共只剩了五十镑，眼前已拿不到任何钱，可是一百六十镑的借据五天就要到期。他痛心地感到，哪怕为了免得连累高思先生，向父亲乞求，父亲也一定分文不给，还会大骂高思先生，说这是他在纵容浪费和欺诈，是自食恶果。弗莱德真是一筹莫展，眼看出路只有一条，就是直接找高思先生，把不幸的真相和盘托出，还把五十镑随身带去，免得放在自己手里，再引起不测。他的父亲还在商行里，不知道出了意外，要是知道那匹野马给送进了他的马厩，肯定要大发雷霆。弗莱德觉得，这也是一件麻烦事，虽然小一些，但与其待在家里等待挨骂，不如鼓起勇气，解决那个较大的麻烦。他骑上了父亲的一匹小马，因为他决定，向高思先生说明真相后，便上斯通大院向玛丽坦白一切。事实上，要不是玛丽的存在，要不是他对她的爱，他的良心也许不会这么活跃，以致使他起先老是惦记着那笔债，继而又不能宽恕自己，照他平素的办法，把这件不愉快的事丢在脑后，却要尽他所能，立即采取简单老实的行动。哪怕比弗莱德·文西坚强十倍的人，他们之所以正直，一半也得力于他们最心爱的人的存在。有一位古人在他最亲密的伴侣去世以后说道：“我的一切行为已失去了舞台。”那些还保持着这个舞台的人是幸福的，它的观众要求他们提供最好的表演。毫无疑问，在那时，如果玛丽·高思对什么是人的性格中优美的品质，没有鲜明的观念，那么弗莱德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高思先生不在事务所，弗莱德只得骑了马，上他家里，那是在城外不远的地方，屋前有一个果园，房子很不整齐，式样也老了，一半是木材建筑，在城市发展以前，它只是一所农舍，但现在周围已遍布城市居民的私人花园了。如果我们的房子有它们独特的面貌，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们一定更喜欢它们。高思家应该说是个大家庭，因为玛丽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们全都非常喜欢他们的老房子，尽管最好的家具早已变卖完了。弗莱德也喜欢它，连它的顶楼，他也十分熟悉，知道在那里经常可以闻到苹果和榅桲的香味。直到今天，他每次来到屋前，都会勾起美好的希望。但现在，他的心七上八下，很不自在，他意识到，他也许不得不当着高思太太的面供认一切，她比她的丈夫更叫他害怕。那倒不是因为她像玛丽一样说话尖刻，动不动挖苦别人。至少如今高思太太年纪不轻了，讲话不会再那么不留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说，从她年轻的时候起，生活的重担就压在她肩上，使她懂得克制自己了。她有一种罕见的理性，善于识别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因而毫无怨言地服从了事。她敬重丈夫的品德，对他不计较自身利益的作风也已习惯，不论后果如何，都能愉快地接受。她养成了豁达的胸怀，从不想在贵重的茶具或孩子的花边上争奇斗胜，也从不在邻舍家的大婶大嫂面前发牢骚，埋怨高思先生太不精明，要是他像别人一样早已发财等等。因而那些大婶大嫂认为，她不是自高自大就是不合潮流，有时跟她们的丈夫谈到她，便称她为“你们那个了不起的高思太太”。不过她对她们也不是毫无指责的，在米德尔马契，她比大部分主妇受过更正规的教育，因此——哪里有毫无过错的妇女呢？——对这些姊姊妹妹难免过分严格，在她看来，女人是天生只配服从男人的。另一方面，对于男子的缺点，她却宽大无边，别人提到它们，她就说，那是很自然的。此外，还必须承认，高思太太过分强调反抗她所谓的愚昧的必要性；她当过家庭教师，后来成了主妇，这条生活道路在她的意识中获得了强烈反映。她不能忘记，她的文法知识和语音在全城是第一流的，可是她戴的是简陋的帽子，得自己烧饭洗菜，缝补一家人的袜子。她有时还不得不采取逍遥学派的方式教授学生，让他们拿了书或石板，跟着她在厨房里打转。她觉得，应该让他们看看，她能够一边搓洗衣服，一边纠正他们的错误，“不必看书”。一个妇女尽管把衣袖挽到了胳膊弯上面，却懂得什么叫虚拟法，热带在哪里，总之，她受过教育，拥有一切深奥的学问，她不是无用的花瓶，有权得到别人的尊重。每逢她谈到这些发人深省的话，眉头便不由得皱了起来，不过这并没有减少她脸上的慈祥神色，她的话也总是滔滔不绝，那一口女低音显得热情洋溢，悦耳动听。当然，这位模范主妇高思太太，也有她可笑的一面，但是她的古怪无损于她的美好性格，正如皮囊的气味无损于美酒的清香一样。
她对弗莱德·文西有一种母性的感情，对他的过失始终采取宽容态度，不过，如果玛丽与他私订终身，她也许不会原谅她，她对妇女的苛刻要求也适用于她的女儿。但是她对弗莱德的破格优待，现在使他更不好受，这一次在她眼里，他的身价一定会一落千丈。而且他来得不是时候，比他预料的更坏，因为凯莱布·高思为了检查附近的一项修缮工程，很早就出门了。高思太太在某些时间是一定在厨房里的，这天早上，她正在这间空旷的屋子里同时从事几件工作：在屋子一头一只擦得干干净净的松木桌上做馅饼，从打开的门里监督萨利在炉子和揉面盆上干活，给她最小的男孩和女孩上课——他们站在桌子对面，桌上放着书和石板。厨房另一头有一只木桶和一个晒衣架，这说明这位母亲还在利用间隙时间，断断续续洗些零星衣服。
高思太太把衣袖挽得高高的，正在熟练地做面食，有时用擀面杖擀一下，有时在做好的饼上捏一些花纹，一边还一丝不苟地教文法，解释动词和代词必须跟“集体名词或表示多数的名词”保持一致，这样的场面是非常有趣的。她同玛丽差不多，属于那种鬈发方脸一类的妇女，只是更漂亮一些，相貌也细一些，皮肤显得苍白，身材是中年妇女结实的体型，目光炯炯发亮，坚定有力。她的帽子周围有一圈雪白的褶边，这使我们想起那些惹人喜爱的法国妇女，我们常常看到她们挽着篮子，在菜场上转悠。看了这位母亲，我们会希望，女儿将来也像她一样，这一幅美好的前景是抵得上一份嫁妆的；但是另一方面，母亲也会像不祥的预兆，时常出现在女儿背后：“瞧，我现在怎样，她不久也会怎样。”
“现在让我们来复习一遍，”高思太太说，在一只苹果松饼上拧了一个花纹，这引起了贝恩的兴趣，分散了他对课本的注意力，那是一个活泼的小男孩，眉毛浓浓的，“‘必须考虑单词所要表示的意思是单数还是复数’……贝恩，你告诉我，这是什么意思？”
（高思太太像许多著名的教育家一样，有她自己走惯的老路，哪怕整个社会都沉入海底，她也要把林德利·默里的书高高举起，不让它落进水中。）
“嗯……这意思是……是你必须想到，你的意思是什么，”贝恩答道，声音气呼呼的，“我讨厌文法。它有什么用？”
“它可以教你准确地讲话和写作，使别人不致误会你的意思。”高思太太作了严格精密的解释，“你愿意像老乔布那样讲话吗？”
“愿意，”贝恩说，毫不让步，“那样更有趣。他说‘倪奇’，这跟我们说‘你去’一样可以听懂。”
“但是他把‘一只羊在园子里’，说成了‘一只船在园子里’ [5] ，”莱蒂说，露出了骄傲的神色，“你听了，还以为他在讲一只船从海里来到了陆地上呢。”
“除非你是傻瓜，才会这么想，”贝恩说，“一只船怎么会从海里跑到陆地上来呢？”
“这些还只是语音问题，是文法中最次要的部分，”高思太太说，“贝恩，苹果皮是喂猪的，如果你要吃它，我只得把你的苹果馅饼喂它们了。乔布要讲的只是一些最寻常的事物。如果你像他一样不懂文法，遇到复杂一些的事，你怎么讲得清或写得清呢？你会用错了字，或者把字放错了位置，结果人家非但不理解你的意思，而且觉得你很讨厌，不再理睬你。到那时你怎么办？”
“我不在乎，我还不爱理睬他们呢。”贝恩说，觉得这结果还不错，比念文法舒服得多。
“我看你变得又懒又蠢了，贝恩。”高思太太说，对她儿子的这些反面议论早听惯了。做完馅饼以后，她向晒衣架走去，一边说：“到这儿来，把我星期三讲的辛辛纳特 [6] 的故事复述一遍。”
“这我知道！他是一个农民。”贝恩说。
“听着，贝恩，让我 来讲，他是罗马人。”莱蒂说，用胳膊弯搡了他一下。
“你这傻丫头，他是罗马的农民，他在耕地。”
“对，但那以前，你得先讲，人民需要他。”莱蒂说。
“得啦，应该先讲他是怎样一个人，”贝恩坚持道，“他是一个聪明人，像爸爸一样，因此人民才需要他，向他请教。他还是一个勇敢的人，能够打仗。我爸爸也这样，妈妈，是吗？”
“听着，贝恩，让我把故事讲下去，像妈妈讲的那样，”莱蒂说，一边皱眉头，“妈妈，叫贝恩别打岔。”
“莱蒂，我真替你害臊，”她的母亲说，一边从桶里取出帽子来拧干，“你的弟弟已开始讲了，你应该等着，听他讲得对不对。你现在多么不讲道理，又是推他，又是皱眉头，好像你想靠胳膊弯压倒别人似的！我相信，辛辛纳特要是看到他的女儿这副样子，一定很生气。”（高思太太以极其庄严的神态，宣布了这个可怕的判决，莱蒂觉得她有话不能说，还处处受到歧视，连罗马人对她也这样，生活实在太痛苦了。）“讲下去，贝恩。”
“那样……噢……那样……对了，发生了一场大战，那些人都是窝囊废，于是……我不记得你是怎么讲的了，总之，他们要找一个人当领袖和国王，管理一切……”
“听着，独裁官。”莱蒂说，露出生气的神色，但愿她的母亲能够悔悟。
“得啦，独裁官！”贝恩说，口气有些轻蔑，“但那不是一个很好的名称，他不让他们把它写在书上。”
“好啦，好啦，贝恩，你并不像那么无知，”高思太太说，尽量保持庄严的脸色，“听，有人在打门！莱蒂，快去开门。”
打门的是弗莱德。莱蒂告诉他，爸爸还没回家，但妈妈在厨房里，弗莱德已无法退出，只得硬着头皮进了屋子，他不能违背平日的习惯，每逢高思太太在厨房里，他就得先上那儿向她请安。他一言不发，用胳膊搂着莱蒂的脖子，跟她一起走进厨房，只是不像平时那么有说有笑，也没抱她。
高思太太看到弗莱德这个时候跑来，有些吃惊，但她是不会把吃惊的情绪表现在脸上的，只是一边继续安静地干活，一边说：
“弗莱德，你这么早就来啦？你的神色多么苍白。出什么事没有？”
“我有事找高思先生，”弗莱德说，不打算多谈，但想了一想又道，“也来看看你。”因为他相信，关于借据的事，高思太太一定知道，即使他不跟她单独讲，反正也得当着她的面讲。
“凯莱布过一会儿就回来，”高思太太说，以为弗莱德跟他父亲一定又闹别扭了，“肯定用不了多久，因为他要办的事还丢在桌上，这是今天早上非完成不可的。我还有些活儿得干，你愿意待在这儿吗？”
“关于辛辛纳特的故事，不用再讲了吧？”贝恩说，一边把弗莱德手里的马鞭拿过来，对准猫试了一下它的威力。
“对，你们可以走了。不过把马鞭放下，你用它打可怜的老乌龟，太不应该了！弗莱德，别让他拿鞭子。”
“来，小家伙，把它还给我。”弗莱德说，伸出了手。
“你今天让我骑你的马吗？”贝恩说，交出了马鞭，那副神色似乎表示，不是他母亲讲了，他才还他的。
“今天不成，下次再说吧。我骑的不是我自己的马。”
“你今天去看玛丽吗？”
“是的，我想去一下。”弗莱德说，显得愁眉不展。
“叫她快些回家，跟我玩罚物游戏 [7] ，那很好玩。”
“够了，够了，贝恩，出去。”高思太太说，发现弗莱德心情并不愉快。
“高思太太，现在你的学生只剩了莱蒂和贝恩两个人吗？”弗莱德说。这时孩子们已经出去，他不得不讲点什么，消磨时间。他还不能决定，是等高思先生回家，还是在谈话中找个合适的机会，把一切向高思太太讲清楚，把钱交给她，然后一走了事。
“还有一个。芬妮·哈克布特在十一点半来。现在我的收入不多了，”高思太太笑道，“我的学生快跑光了。不过我已替阿尔弗雷德积了一笔学费，一共九十二镑。现在他可以上汉默先生那儿学些本领了，这正是时候。”
她还不知道，高思先生正面临着失去这九十二镑，以至更多的钱的危险呢，要是知道，就不会这么高兴了。弗莱德没有做声。“年轻人进大学，花的钱比这更多，”高思太太单纯地继续道，把一顶帽子的边拉一拉直，“凯莱布认为，阿尔弗雷德可以成为出色的机械师，他得给孩子提供一个有利的机会。哦，他回来了！我听见他进屋了。我们上客厅找他，好吗？”
他们走进客厅时，凯莱布刚脱了帽子，在写字台前面坐下。
“弗莱德，我的孩子，什么事？”他说，口气有些惊异，手里拿着笔，还没蘸墨水，“你来得正是时候。”但在弗莱德脸上没找到平时那种愉快的表情，他赶紧又问道：“是不是家里出了事？什么事？”
“这样，高思先生，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你听了，恐怕不会再瞧得起我了。我得告诉你和高思太太，我没有守信用。我最后还是付不出那张借据上的钱。我的运气太坏了，我欠了一百六十镑，可我手头只有这五十镑。”
弗莱德一边讲，一边把那些钞票掏出口袋，放在高思先生面前的桌上。他讲得很快，简单的事实一下子便讲完，于是他像孩子一样哭丧着脸，再也找不出一句话。高思太太吃了一惊，吓得目瞪口呆，望着丈夫，等他解释。凯莱布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才道：
“哦，我忘了告诉你，苏珊，我为弗莱德的一张借据作了保，一共一百六十镑。他说他自己一定能还清这笔钱的。”
高思太太的脸显然有了变化，但这像水底的变化一样，水面还是光滑的。她把眼睛盯住弗莱德，说道：
“我猜想，你曾要求你父亲把不足的钱给你，但他拒绝了。”
“没有，”弗莱德说，咬着嘴唇，讲话更困难了，“我知道，向他恳求是没有用的。除非我觉得有用，我不会向他提到高思先生的名字。”
“这正好发生在一个不幸的时刻，”凯莱布说，显得迟疑不定，俯视着那些钞票，激动地用手指拨弄它们，“圣诞节快到了……目前我手头也很拮据。你瞧，我像一个裁缝，要裁衣服，可是布不够。苏珊，你看怎么好？我们存在银行的钱，我都派了用场。这缺一百一十镑呢，真见鬼！”
“我替阿尔弗雷德积下的学费，可以给你，那是九十二镑，”高思太太说，神色严峻而坚决，尽管灵敏的耳朵可以从她的话中隐隐察觉到一点战栗的声音，“我相信，玛丽积蓄的工钱到现在有二十镑了。她会把钱借给我们。”
高思太太没有再看弗莱德，也一点没考虑该用什么话刺他一下最有效果。她是一个古怪的女人，这时一心想的只是该怎么办，并不认为说几句尖刻的话，或者发顿脾气，情况就能有所改善。但是她使弗莱德第一次感到了良心的责备，体验到了悔恨的痛苦。十分奇怪，以前他在这件事中考虑的，几乎只有他自己，只觉得他的行为极不光彩，高思一家从此会瞧不起他；他从没想过，他的失信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困难，或者造成什么危害，因为这种为别人设身处地考虑的想象力，在那些万事顺遂的公子哥儿心头是没有位置的。确实，在我们大多数人从小接受的观念中，不做坏事的最高动机和这种坏事的受害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关。直到这个时刻，他才突然发觉自己是一个可耻的小人，劫走了两个妇女的积蓄。
“我一定会还清这些钱的，高思太太，总有一天要还的。”他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总有一天！”高思太太说，她特别不爱听那些为丑恶的事实讲的美好语言，现在再也忍不住她的讽刺了，“但是孩子们不能等到总有一天去学手艺，他们必须在十五岁就开始学。”她一向原谅弗莱德，从没对他这么尖刻过。
“一切主要怪我不好，苏珊，”凯莱布说，“弗莱德相信他能弄到钱。但这不关我的事，我何苦插手。我想，你一定到处奔走，一切正直的办法都想过了吧？”他又说，用那对仁慈的灰色眼睛打量着弗莱德。凯莱布是个细心人，他故意不提到费瑟斯通先生。
“是的，我一切办法都想过了，真的想过了。本来我可以有一百三十镑，但不幸我预备出售的一匹马出了问题。我的姨父给了我八十镑，我用原来的马，贴了三十镑，换了另一匹马，这匹马我预备卖掉——我打算今后不骑马了——我估计它至少可以卖八十镑，但谁知道这匹马性子那么烈，自己踢瘸了腿。我真没料到会给你们带来这些麻烦，我还不如跟这些马一起完蛋的好。除了你们，没有人是我更关心的了，你和高思太太一向待我那么好。然而，现在讲这些都是多余的了。我在你们眼里，从此成了一个不成材的东西。”
弗莱德转过身去，匆匆走出了屋子。他想到自己婆婆妈妈，尽讲废话，方寸都乱了，因为他的道歉对高思一家毫无意义。他们可以望见他骑上马，慌慌张张出了大门。
“我对弗莱德·文西很失望，”高思太太说，“要是没有这件事，我简直不能相信，他欠了债会把你也连累进去。我知道他挥霍成性，可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无耻，把他的危险转嫁给你——他最熟悉的老朋友，一个再也受不得损失的人。”
“我是一个傻瓜，苏珊。”
“你就是这样嘛，”他的妻子说，笑着摇摇头，“但我不会到市场上替你当义务宣传员的。你为什么把这事瞒着我呢？就像你对你的纽扣一样，你眼看它们掉了，也不告诉我，让袖口敞开着到外面去。要是我早些知道，也许还能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
“我知道，这件事使你太伤心了，苏珊，”凯莱布说，满含同情地望着她，“我真不忍心让你受损失，你好不容易为阿尔弗雷德积了些钱。”
“亏得我好歹 积了几个钱，如今只得你吃些苦了，因为你得自己来教孩子了。你必须改正你的坏习惯。有的人喜欢喝酒，你呢，喜欢给人义务办事，不收费用。今后你得注意，再不能老是那么干了。你应该找一下玛丽，问问这孩子，她积了多少钱。”
凯莱布把椅子推后一些，身子向前俯出，慢慢摇着头，把指尖准确地对在一起。
“可怜的玛丽！”他说。接着又压低嗓音继续道：“苏珊，我怕她很喜欢弗莱德。”
“哦，不会！她总是取笑他；他看来也只是像兄弟一样对待她，没有其他意思。”
凯莱布没有回答，但随即放下眼镜，把椅子拉回桌边，说道：“这张该死的借据，我但愿它是在汉诺威，越远越好！这些事太糟了，打断了我的工作！”
这第一句话已用尽了他所有的咒骂，他讲的时候，那种气呼呼的神色是很容易想象的。但是从没听他讲“工作”这个词的人，很难明白他赋予了它多么重大的意义，他的声调那么独特，充满着热烈的崇敬和宗教的虔诚感，仿佛这个词便是神圣的象征，而那种声调则像金光闪闪的帷幔，衬托在它的周围。
凯莱布·高思时常摇摇头，怀着无限感慨的心情，想象那有着千万个头、千万只手的劳动的价值，它那不可或缺的力量，而社会这个机体正是靠它提供衣、食、住的。这个观念在他童年时期已深入了他的脑海。建造房屋或船舶时，那大铁锤的回声，工人们互相应和的呼喊声，鼓风炉的怒号声，发动机的震荡声和冲击声，在他耳里都是庄严的音乐；木材的砍伐和装载，沿着大路远远望去仿佛闪动着星光的大运河，在码头上操作的起重机，仓库中堆积如山的产品，在任何地方为完成艰巨的劳动而付出的精确而多样的体力——他年轻时目睹的这一切景象，对他说来都成了不必求助于诗人的诗，不必由哲学家来阐述的哲学，不是来源于神学的宗教教义。他早年的抱负就是尽一切可能，在这宏伟的劳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宏伟的劳动也就是他特别尊重的、被称之为“工作”的东西。虽然他只跟一个测量师学习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材的，但他在田地、建筑和采矿方面的知识，超过了本郡大部分专业人员。
他对人类的活动所作的分类是十分粗糙的，它也像比他有名的那些人的分类法一样，在这个先进的时代已不能为人们所接受。他把它们分为“工作，政治，传教，治学，娱乐”几种。后面四种，他并不反对，但他对它们的态度，跟一个虔诚的信徒对待其他宗教的神差不多。同样，他对一切等级一视同仁，但是从他自己来说，他不愿属于任何等级，只愿属于那个能使他与“工作”保持紧密接触的等级，在这里他可以光明正大地过活，与尘土和泥浆，与机器的油垢，与树林和田野的芳香泥土打交道。虽然他从来不承认他不是正统的基督教徒，如果谁向他提出预定的恩典 [8] 问题，他会为此争论不休，但是我认为，他真正的神是切实有效的计划，准确的工作，以及忠实履行的职责；他的魔鬼是玩忽职守的人。但是在凯莱布身上没有否定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是如此美好，他愿意接受千差万别的体系，形形色色的理论，只要它们不致对最好的土地排灌系统，坚固的建筑，准确的测量，以及煤矿的精密钻探，发生明显的阻碍作用。事实上，他有一颗虔诚的心，又有丰富而实际的知识。但是他不善于理财，他有明确的价值观念，但他对表现为盈亏的金钱后果，缺乏敏锐的想象力。由于吃了苦头，他相信了这点，于是决定，凡是需要这类才能的“工作”，不论他如何喜爱，也只得一律放弃。他让自己全心全意扑在各种不必掌管资金的工作上，在这个范围内，他具有出色的才干，任何人都乐意请他替自己办事，因为他认真负责，取费低廉，往往还谢绝一切报酬。这样，毫不奇怪，高思一家很穷，只能过“节衣缩食的生活”。然而他们对此并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