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种植咖啡而言，农场的海拔有点高。在寒冷的季节里，农场上海拔较低的地方都会下霜。到了清晨，咖啡的枝叶上会挂满霜，刚刚挂上的果子会变成棕色，然后枯掉。另外，大草原上也会不断有大风吹来。因此，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季节，农场上每英亩地的咖啡产量也比不上那些海拔低的地区，比如海拔在四千英尺的锡卡和基安布。
另外，恩贡山地区也缺少雨水。有一年，我们经历了三次大旱，每次咖啡的产量都奇低。有一年，雨水下到五十英寸，咖啡产量为八十吨；有一年，雨水下到五十五英寸，产量接近了九十吨；还有两年，雨水特别少，只有二十五英寸和二十英寸，咖啡的产量就降到了十六吨和十五吨。在这两年里，农场的损失颇为惨重。
更糟糕的是，咖啡的价格也一直在下跌。以前一吨能卖到一百英镑，后来就只能卖到六十或七十英镑。农场上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我们没有钱还债，没有钱继续维持种植园。当时，我家乡也有经营农场的亲友，他们写信劝我把这里的农场卖掉。
为了拯救农场，我想了很多办法。有一年，我尝试在闲置的土地上种亚麻。种植亚麻这件事本身很让人开心，但是需要相当多的经验和好的技术。一位比利时人想要给我提一些建议，他问我要种多少亚麻，我说三百英亩，他立刻就喊起来：“那个呀，夫人，那绝对不可能！”然后说，如果种上五英亩到十英亩还有可能成功，如果要多种，那肯定不可行。但十英亩的亚麻根本救不了农场，所以最后我种了一百五十五英亩。亚麻开花之后，地里铺满了天蓝色的亚麻花儿，漂亮得不可思议，就像是一片天空飘落在了大地上。亚麻的纤维是世界上最让人感到开心的东西，它们韧性十足，非常光滑，摸起来有点黏兮兮的。把它们卖了之后，你的思绪就会跟着它们，想象着它们被做成床单，被做成睡袍。但是，基库尤人无法很快学会很熟练地抽麻、沤麻和打麻，而且还需要有人监督他们。因此，到了最后，种植亚麻的事业失败了。
在那些年里，当地很多农场主都像我一样，在尝试各种种植业，最后只有少部分人成功。在恩乔罗的英格里德·林斯特龙就做到了。我离开肯尼亚之后，她继续在那里像奴隶一样工作了十二年。她种花，养猪，养火鸡，种能够榨出蓖麻油的灌木，还种大豆。但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一项一项地失败，一次次地嚎啕大哭。最终，她开始种植除虫菊，拯救了农场，拯救了她自己和她的家庭。这些除虫菊被运到法国之后，会被制成香水。但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农场上所做的尝试最后都失败了。干旱季节开始了，大风从亚提大草原上吹来，咖啡树枯萎了，叶子变成了黄色。有一部分咖啡还得了很严重的虫病，长了牧草虫和椿象虫。
后来，我们尝试在咖啡田里施肥，好帮助它们快快生长。在经营农场的时候，我的思维还是欧洲式的，如果不在田里施肥，我就受不了。非法棚民们听说我这个计划之后，把自家的牛棚和羊棚里积存了几十年的牛粪和羊粪掏出来帮我。这些粪土像是很容易碎的泥煤，很容易处理。我们从内罗毕买来了犁，在一行行咖啡树中间犁出一道道沟，这种犁很小，只能套下一头牛，而且牛车无法进到咖啡田里。农场上的女人们就把这些粪装进麻袋，把它们背到田里，再撒到犁好的沟里，一棵咖啡树旁边撒上一麻袋。然后，我们再用牛和犁把这些肥料埋起来。看到他们这样工作，我心里很开心，期待着有更好的收成。但一直到最后，谁都没有看出来这些肥料所带来的效果。
我们真正的困境其实是资金。在我接管农场之前，我的钱已经花光了。所以，我们无法完成任何比较有效的改进，只能凑合着经营下去。经营农场的最后几年，我们一直是这样的状态。
我一直在想，如果有资金，我会放弃种咖啡，把它们全部砍掉，然后在所有的土地上种上树。雨季来临，你从园艺圃里搬出一箱一箱树苗，每箱里有十二棵小树苗，然后把它们栽在土里。非洲的树长得很快，不到十年，你就能在一片高大的蓝桉和金合欢树下惬意地散步了。我心里总在想，这座农场本来是可以成为内罗毕的一个不错的木材和柴禾市场的。种树是一项很高尚的事业。许多年之后，每当你想起它们，心里都会感到很满足。以前，农场上有大片的野生森林，但在我接管农场之前，都已经被砍倒，卖给了印度人。想起来真是伤心。就连我自己，在岁月艰难的时候，也不得不把农场工厂附近的树木砍掉，给工厂的机器做燃料。这片森林、那些高大树木的树干，以及绿色的枝叶洒下的树荫，一直萦绕在我心间，让我不能释怀。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情，就是砍树。因此，在我的负担没有那么重的时候，我偶尔会在某片地上种上桉树，但长成的不多。如果在五十年前我就用这种方式种树的话，现在就会有上百英亩的土地长满了树木，这片农场就会变成一片会歌唱的树林。然后，我们再科学地对它们进行管理，再在河边建一座木材加工厂。非法棚民们的时间观念与白人大不相同，我刚刚准备种点树木，他们就充满希望地憧憬着过去的那种人人都有柴禾烧的日子快点到来。
我也计划过在农场上养牛，经营牛奶场。但我们这里位于疫区，一直有“东海岸热病”蔓延。如果要养优质牛，就要对牛进行浸水消毒。这样的话，就很难与内陆那些非疫区的农场主竞争。不过还好，农场离内罗毕不远，每天早上我可以开车把奶牛送过去。我们曾经养过一群优质奶牛，还在农场上建造了一座很不错的消毒池。但到最后，我们还是把这些牛卖了，消毒池里也长满了草，看起来像是一座底朝天的、废弃了的空中楼阁。后来，在晚上挤奶的时候，每当我走到莫吉或卡尼努的牛棚附近，闻到牛奶的香气，心里就会涌上一阵渴望，渴望拥有自己的牛棚和奶场。在草原上骑马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全是那些带斑点的奶牛，这些奶牛就像一朵朵花儿一样，星星点点地在我的心里绽放。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计划慢慢地在我心里模糊了，最后几乎难以辨认出来。其实，如果农场上的咖啡收成很好，能够维持农场的运转，我也不会在乎这些计划。
经营一座农场是很沉重的负担。农场上的土著，包括那些白人，把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留给了我，有时我甚至觉得咖啡树和牛也是如此。不管是会说话的人，还是不会说话的动植物，好像都商量好了似的，要把来晚的雨和寒冷的夜都归咎在我身上。到了晚上，好像坐下来安静地看会儿书都是不应该的，我总是会被失去农场的恐惧推出屋外。法拉了解我的痛苦，他也不同意我在晚上出去。他说，太阳下山后，他曾看到豹子在屋子外面转悠。我出门之后，他总是穿着白袍，站在走廊上等我回来，他的白色身影在黑暗中依稀可见。但我太难过了，脑子里根本不会去想什么豹子。我也很清楚，在晚上到农场的路上去转悠根本于事无补，但我还是会去，就像一个被命令要去走路的幽灵一样，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出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还有两年就要离开非洲的时候，我回了一趟欧洲。采摘咖啡的季节到了，我从欧洲返回。都快到蒙巴萨岛了，我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咖啡收成的消息。我在船上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当我感觉很好，生活看起来对我还算友好的时候，我想这次可能会有七十五吨的收成；当我感觉不好，或感觉紧张的时候，我就会想，不管怎样，这次收成肯定只有六十吨。
法拉来蒙巴萨岛接我，我都不敢直接问他咖啡的事情，一直和他谈论农场上的其他事情。到了晚上快要睡觉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问他今年咖啡的收成有多少。索马里人在向别人宣告灾难事件的时候总是兴高采烈。但法拉没有愉快的表情，他站在门口，要比平常严肃得多。最后，他微微闭上眼睛，朝后仰起了头，仿佛咽下了满腹的悲伤似的说：“四十吨，夫人。”听到这个数字的那一刻，我知道农场不能再继续经营下去了。世界上所有的颜色和生命立刻就从我的周围消失，这座蒙巴萨旅馆里的房间也变得阴冷压抑。水泥地面、老式的铁床架和破旧的蚊帐，此刻好像都代表着重大的意义，似乎代表了周围的整个世界，光秃秃的，没有任何人世间多余的装饰物。我不再说话，法拉也沉默下来，然后就离开了。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对我友好的“物件”了。
但人的大脑是有自我修复的功能的。到了半夜的时候，我想起了老克努森。四十吨也是收成啊，重要的是不要有悲观的情绪，这种悲观是很致命的。而且，我马上就要回到家了，我很快就能坐在马背上骑马了。我的仆人们都在农场上，朋友们也会来看望我。十小时后，我就能在火车上看到西南方向恩贡山在蓝天下的青色剪影了。
但就在同一年，蝗群来了。人们说它们是从阿比西尼亚来的。那里遭受了两年的旱灾，所以它们就向南迁徙，沿途吃光了所有的植物。
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们，关于它们的奇谈怪论就已经流传开了。人们说，它们飞过哪里，就会留下一片荒芜之地。它们飞过的北方的玉米地、小麦地和水果农场都已经变成了一片荒漠。那里的人派人给南方的邻居捎信，说蝗虫马上就要来了。但即使提前知道了消息，人们也是一点儿预防的办法都没有。所有的农场主都在农场上堆起了高高的柴禾堆和玉米秆，准备在蝗虫来的时候烧死它们，还给农场上的工人发了很多空罐子，让他们到时候使劲敲打这些罐子，大声喊叫，把蝗虫们吓跑，不让它们降落。但这样做也只是稍微缓解了一下蝗灾，不管他们怎么吓这些虫子，它们都不可能在空中不降落。农场主只能期待把它们赶到另外一个农场上。但是，把它们吓跑的农场数量越多，它们在找到落脚点后会变得越饥饿，越疯狂。
农场的南边是马赛保留区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我心里一直期待着，这些长着翅膀的虫子能一直飞过河，飞到马赛保留区去。
在农场附近居住的移民者邻居已经派了三四个人来给我送信，告诉我蝗虫要来了。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不禁开始怀疑这些信息的准确性。为了农场上工人和非法棚民生活方便，法拉的弟弟阿卜杜莱在农场附近的公路边开了一家杂货店，名字叫阿布杜卡。一天下午，我骑马去阿布杜卡买东西。一个印度人在店外面的骡子车里坐着，朝我招手示意，因为他无法把骡子车赶到草原上。
我向他走过去，走到他面前后，他站起身对我说：“夫人，蝗虫马上要来了，赶紧回家吧。”
“这话我已经听过好多次了，”我说，“但是我连一只蝗虫还没看到，可能没有人们说的那么严重吧。”
“夫人，请您转身看。”印度人说。
我转过身抬眼看去，在北方的地平线上，天空中有一团阴影，就像哪个小镇着火之后燃起的一条烟雾线。我心里想：“真像是哪座百万人的大城市向清亮的天空中吐烟雾呢。”也很像一层薄薄的云彩在升起。
我问印度人：“那是什么？”
“蝗虫。”他回答道。
之后，我沿着横穿草原的小路骑马回家，路上看到了一些蝗虫，可能有二十多只。经过农场经理的房子时，我让他做好一切准备迎接蝗虫。我和他一起朝北方望去，刚刚在地平线上的烟雾此时已经升高了。就在我们观看这团烟雾的时候，时不时会有蝗虫在我们眼前飞过，有的掉到了地上，在地面上爬着。
第二天早上，当我打开门向外望去的时候，外面已然变成了一片苍白、单调的赤褐色。所有的树、草地、车道，所有我能看到的，都覆盖了一层赤褐色，好像在一夜之间，大地就被一层赤褐色的大雪覆盖了。这就是蝗虫。我站在屋里看着它们，外面的一切突然开始颤抖，然后就破碎了。是蝗虫们动起来，开始向上飞起，不到几分钟时间，空中已经全是扑扇着的翅膀。它们离开了。
这次的蝗灾对农场造成的破坏不算太大，毕竟它们在这里才待了一夜而已。我们看到了这些蝗虫的样子。它们大概有1.5英寸长，棕灰色的身体略带了些粉红色，摸起来黏兮兮的。它们只是轻轻地落在了路边的大树上，就把这些树压倒了。看着这几棵倒下的树，再想想每个蝗虫顶多只有0.1盎司[1]重，就不难想象它们的数量有多少。
后来，它们又来了。在最初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努力尝试把它们吓跑，但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这种方法太令人绝望，让人觉得悲喜交加。有时候，会有一群脱离主力队伍的自由部队来到农场，然后匆匆地飞过；但有时候，就有大群大群飞来，它们会在农场上空十二小时不间断地行军，在农场吃上好多天之后才离开。蝗虫群飞到最高点的时候，就像是丹麦的暴风雪来了，你能听到像大风一样的尖啸声。在阳光照耀下，它们坚硬的、发狂的小翅膀像薄薄的钢片一样闪闪发亮，遮云蔽日地围在你的周围，在你的头顶扇动。
它们会排着带状的队伍，把一棵树从根到顶地包围起来，树上面的天空却依然清澈无比；它们会呼呼地撞到你的脸上，会钻进你的衣领、袖子和鞋子里，大团大团地把你围起来，会让你感觉头晕眼花，会让你因为密集恐惧症而感到恶心、狂怒和绝望。这些大队伍里的个体根本不算什么，拍死一只不起任何作用。在大部队完全飞过农场，像一缕长长的薄雾消失在地平线之后，你还会因为脸上和手上有蝗虫爬过而感到恶心，这种感觉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蝗虫群后面往往会跟着一大群飞鸟，它们在蝗虫上空盘旋，一旦发现蝗虫落在田地里，就会飞下来，走到田里吃掉它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些蝗虫生存，包括鹳鸟和鹤，都是如此。它们得意洋洋，完全就是投机主义者。
有时，蝗虫会落在我的农场上，但它们顶多是压倒一些咖啡树，对咖啡园倒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因为咖啡树的叶子很像桂花树的叶子，十分坚硬，很难嚼动。
但玉米田就不一样了。一旦它们落在这些玉米上，在它们离开后，整块玉米田就干干净净的，只剩下几缕干叶子挂在断掉的玉米茎上。我在河边有一个花园。我们一直在浇灌它，所以它常年绿油油的。蝗虫群经过后，它变成了一堆废墟，所有的花儿、蔬菜和药草都不见了。非法棚民们的香巴田也变成了一块块干净的田地，看起来像是被烧焦了，还被爬行动物碾压了一遍。田里唯一的收成就是偶尔在土里出现的蝗虫尸体。他们站在地上，看着这些蝗虫群。刚刚犁完香巴田，把庄稼种下的老妇们情绪非常激动，一直朝天空中消失的那团暗淡的黑影挥舞拳头。
地上到处都是被大部队抛弃的蝗虫尸体。蝗虫群飞过公路，有一些会被马车和手推车碾压过。在它们飞走之后，如果你仔细看，就能看到一条蝗虫车辙，看起来就像是火车的铁轨。
这些蝗虫还会把自己的卵留在土壤里。第二年，长雨季过后，蝗虫生命体的第一阶段——小小的黑褐色幼虫就出来了。它们不会飞，但是会爬行，它们爬过的地方也是寸草不留。
到最后，我没钱了，农场也没有任何收益，迫不得已，必须卖掉农场。内罗毕的一个大公司把这片地买了下来。他们觉得这片土地的海拔对于种植咖啡而言太高了，要把所有咖啡树拔了。但他们也不打算在这片土地上种其他东西，而是计划把这片地分区，修成道路，等内罗毕向西扩张的时候把这片地卖出去盖房子。这已经是当年年末的事情了。
即使已经把地卖出去了，仍然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应放弃这块农场。那就是咖啡树上还没有成熟的果子，它们要么属于这块农场的老主人我，要么会被当作第一期按揭抵押款送给银行。它们要到第二年的五月份或更晚的时候，才能采摘，送进工厂处理，然后再卖出去。在此之前，我仍然可以留在农场，管理农场。所有一切似乎保持原样，没有任何变化。我想，或许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我就可以保住我的农场了，毕竟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预料的。
就这样，我在农场的生活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很不正常的阶段。农场上的所有一切都掩藏着这个事实：这个农场已经不属于我了！但它毕竟曾经属于我，所以，农场上的人们也就忽视了这个事实，仍然像往常一样一天天地生活着。从那时开始，这块农场每分每秒都在教会我“活在当下”的艺术，或者可以这么说，在永恒的时间长河里，某个具体发生的事件，或者某个时刻，根本不会对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很奇怪，即使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觉得要马上放弃这片农场，或者马上要离开非洲了。身边所有理智的人都在提醒我，我必须要离开农场。从丹麦飞来的每封信件，生活中的所有事实也都这么告诉我。即使如此，我的想法似乎也没有任何变化，我坚信自己要死在非洲这片土地上。我是没有能力去思考其他东西了，虽然这一点很奇怪，但它确实是支撑我这份信念的唯一理由。
在那几个月里，我的大脑为自己建立了一套新的思维程序，或者说是一套新的思维策略。我用它来对抗命运和身边那些它的同盟军。那就是，为了省却一切不必要的麻烦，我会在一切琐事上让步，让我的对手按照他们的方式处理一切事情，让他们自说自话，自己处理一切相关的文件。这样，到了最后，我仍然会是一个胜利者，我会保住我的农场和我的工人。失去他们？那不可能！真是太难想象了，那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
就这样，我成了农场上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必须要离开的人。后来，当我回顾起在非洲的日子，我才感觉到，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好像都要比我更早意识到这个事实。山峦、森林、草原和河流，还有空中的风，都意识到我们马上要离别了。当我第一次和命运做交易，当出售的谈判刚开始，这片大地就开始对我转变态度。在此之前，我还是它的一部分，每次大旱对我来说就像是一次高烧，草原上盛开的花朵就是我的新装。但现在，它从我身体里抽离，面对着我后退了几步，让我完完整整地把它给看清楚了。
雨季之前的山峦也是如此。某天晚上，你看着它们，会觉得它们突然走了几步，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你面前。它们的形状、它们的颜色在你面前一览无余，就好像它们要故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你似的。你只需要几步，就能从坐着的地方，走到它绿油油的脊背上。你会这样想：如果一只羚羊走到空地上，它转头的时候，我都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在转，它的耳朵在动；如果有一只小鸟停在了某根树枝上，我也能听到它在歌唱。在山间的三月，大山的这种纵情意味着雨季马上就要到来，但现在，这代表着分别。
在此之前，我也在将要离开其他国家时，见过同样方式的“故意贡献”，但我早已经忘记了那代表着什么。我只是在想，从来没感觉到这个国家如此可爱，就好像这一辈子不管任何时候默默想起它，都会觉得很开心。光影在大地上变幻，天空挂着彩虹。当我和内罗毕的白人律师、商人，以及为我的旅途提供各种建议的朋友们相处时，很奇怪，我总会感觉到一种疏离感，甚至有时身体还会真切地感觉到一种窒息。我一直觉得我是他们中间最理智的人。但有那么一两次，我突然感觉，如果我是他们中间唯一的一个疯子，而他们才是理智的人，我应该也会这么想。
农场上的土著们都是很现实的人，他们完全意识到了农场的现状和我的心态，就好像我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们，或者是在一本书里写给了他们。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期待我的帮助和支持。不论在任何时候或做任何事情时，他们都丝毫不想着规划一下自己的未来。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想让我留在农场，为我提供了很多可以留下的方案。出售农场的交易彻底结束之后，他们一起坐在我的房子周围，整整坐了一整夜，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只是坐在那儿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在领袖和追随者之间大概总会出现这样矛盾的时刻：追随者们很清楚地看到领袖的缺点和失败，也可以很公正地评判它，但却不可避免地要追随他，就像在生活中，除了围绕在他的周围，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一群羊可能对牧童有着同样的感受，它们可能比牧童更清楚这个国家和周围的天气，但始终还是要跟随在他身后，如果有必要，甚至会和他一起跌入深渊。这些基库尤人心中对上帝和魔鬼的了解要比我深刻得多，而且也要比我更清楚当时农场的情形，但他们就那样坐在我的房子周围，等待着我的指示。他们很可能在这一夜里一直都在互相抱怨我的无知、我的独一无二的无能。
我很清楚自己帮不到他们，也很清楚他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想法，但他们还一直这么围在我的房子周围。你或许会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会受不了，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事实是，在他们的陪伴下，一直到最后一刻，我都感受到了一种奇特的舒适和安慰。我和他们之间的理解是无法用理智来衡量的。在这几个月里，我常常会想起从莫斯科撤退的拿破仑。人们都觉得，当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队受苦受难，看着自己的士兵死在自己周围时，他会很痛苦。但是，如果不是这些士兵们，他很可能早就倒在莫斯科的地上死去了。晚上的时候，我常常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数着，等着第二天一早这些基库尤人在我的房子周围出现。
[1]大约2.8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