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好莱坞的办公室时天色已晚，楼内已经空空如也，走廊里一片寂静，房门都敞开着，清洁女工们正拿着吸尘器、拖把或着抹布在屋里打扫卫生。
我打开办公室的门锁，捡起一封躺在邮递口前的信，看都不看就把它扔到办公桌上，然后掀起窗户，探出身去，望着刚闪烁不久的霓虹灯，一阵温暖甜美的空气从隔壁咖啡店在过道里的通风口中飘上来。
我脱掉外套，解下领带，坐到办公桌前，从底层抽屉里取出一瓶酒，倒了一杯喝下去，没有什么效果，接着又来了一杯，还是一样。
现在韦伯应该见到金斯利了，警方对他妻子的通缉令要么已经发出，要么很快便会发出。整件事对他们来说已经水落石出，不过是件由两个贱人生出的烂事，他们朝三暮四，酗酒成性，不间断地寻花问柳，然后互相憎恨，再到心怀杀机，终于酿出了这样的惨剧。
可这一切未免太简单了。
我拿过那封信，撕开信封，上面没有贴邮票。信中写道：“马洛先生你好：弗罗伦丝·艾尔默的父母是尤斯塔斯·格雷森夫妇，现居于南牛津街640号的罗斯默尔·阿姆斯大楼。这是我通过拨打他们在电话簿上的电话查出来的。艾德丽安·弗洛姆塞特小姐”
信中的字迹跟创作它的那只手一样非常优雅。我把信纸推向一旁，又喝了一杯酒，脑子终于不再那样狂乱了。我将桌子上的物品推来推去，发烫的双手沉重而笨拙。我用一根手指在桌子的一角抹了一下，看了看那道划过尘土后留下的痕迹，又看了看手指上附着的尘土，然后把它擦掉，接着又看了看手表，看了看墙壁——其实我什么都没有看。
我把酒瓶收了起来，走向洗手台冲洗杯子，接着又洗了洗手，将脸在冷水中浸了一会儿，然后对着镜子打量起来。左脸颊已经不再发红，只是有些肿胀，虽然不是很明显，但还是让我头皮一紧。我梳了梳头，检查了一下白头发，它们有着大量增多的趋势。头发下是一张病态的脸。我一点都不喜欢这张脸。
我回到办公桌前，又读了一遍弗洛姆塞特小姐的信，然后将信纸用玻璃杯来回滚压，让它平整一些，接着凑上去闻了闻，又滚了几下杯子，最后把信叠起来放到外衣口袋里。
我一动不动地坐着，听着窗外的夜晚变得越来越平静，慢慢地，我也平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