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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常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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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国人,率以吾中华民族为守常而不知变自谴。其实吾古人早知变,早贵能明变通变达变,典籍俱在,随处可征,不烦缕举。尤要者,在知变又知常。常中有变,变中亦有常,中国古人用一时字,即兼容并包此常与变之两义。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易传亦言:“时之为义大矣哉。”中国以农立国,书称:“钦若敬授”,易序:“治历明时。”敬授民时,即是敬授民事。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地处北温带,春夏秋冬,四季明晰,并分配均匀。四季又各分孟仲季,一年十二月,气候各有分别,并与农事紧密相关。故中国古人之时间观,并与生命观相联系。时间中涵有生命,生命即寄托于时间。时间属于天,生命主要属于人。中国古人所抱天人相通天人合一之观念,即本农事来。人中即寓有天,贵能以人事合天时,故曰:“人文化成。”此化字即包有天有时间,人文即包生命,于自然中演出人文,即于人文中完成自然,故中国古人于同一事中即包有天时、地利、人和三观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并不专指兵事言,乃可通指一切人事言。就农业民族之观念,气候固极重要,但必兼土壤。气候土壤固极重要,但又必兼人事。苟不务耕耘,则天时地利同于落空。而耕耘则贵群合作。百亩之地,必治之以五口之家。夫耕妇馌,男童司牧,女童司守门户。不仅如此,牛马鸡豚,在一家生事中,亦复相和。而稻麦五谷,尤为生事所赖。稻麦之生长成熟,更见与天时地利人事一体相和。其事则必经历有时间之变,而变中必有常,可以资人信赖。故曰:“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人事既尽,而天心亦即已在人事中。不尽人力,则天意亦不可恃。故中庸曰: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苟非有地,则天亦落空,故中国古人必兼言天地。但苟非有人,人不能和,则五谷不生长,既无人文之化成,则兽蹄鸟迹,草木茂盛,只为洪荒之世。故中国古人言天地,又必兼言人,而合之曰三才。此种观念,其实乃是一农业人之观念而已。

旷观此世,人类所生,不仅在温带,亦有在寒带热带生长者。寒带人仅能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迁徙。不能安居,斯不能乐业。人事仅若为生命之奴,不为生命之主。其去禽兽之为生不远。热带人气候薰蒸,长夏炎炎,神昏欲睡。而采摭野果,亦可饱腹。故其心所忧,不在其身。好静处,好冥思,视人生乃如一负担,转求摆脱,求出世。故印度乃产生有释迦牟尼之佛教。

人类最适生长在温带,然使其占地不广,耕稼区域狭小,仅赖农业,生事不易满足,于是转业工商。偏重制造,向外贸易。如西方古希腊,其人集居城市中,所谓百工居肆以成其器。农人在城市外,不为群所重,视之如奴。工人成器,出外贸易,又必远越重洋,其主要目的地,仍为其他民族中之城市。于是其生活观念,不重在民族分别,专重在城市与乡村之分别。人生拘束于城市小范围中。天地大自然,转若外于人而存在,与人生若疏远,不见为亲切。故希腊哲学家,每分宇宙论与人生论为两套,从宇宙论降落到人生论,人生与宇宙,像是二而非一。沿至近代,科学兴起,乃主以人生战胜自然,与中国古人之天人合一观,大异其趣。

又如西方古代犹太人,流离为生,备受压迫,历尽艰辛,人世无望,转而期望于上帝。认人类乃以罪恶而降生,犹太人之前途,必赖上帝而得救。耶稣特扩大此观念,谓上帝所救,当属全人类,不限于犹太人。然其分别天人,上帝只管人死后,生前在此世界中,仍由罗马皇帝凯撒管。耶稣亦犹太人,此乃其一种无可奈何心情之流露,亦即证人世之在充满罪恶中。穆罕默德为阿拉伯人,经商沙漠中,承耶稣而起,创为回教,意态转强。唯其视尘世为罪恶,以出世为究竟,则与耶稣无殊。

上述佛、耶、回三教之信仰,皆不产于温带之农业社会中。印度固亦有农业,但生事易足,勤劳不受重视,乃感人生空虚乏味,易起人生厌倦心,故佛教虽主出世,而不尚天堂,求归涅槃。是人心之随于其环境中天地人三要素之和合而各生变异,岂不即就此而大可证明。又如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虽亦以农业产生文化,但尼罗河下流之泛滥,与巴比伦双河之灌溉,其占地面积,较之中国河、济、淮、江四大流域之广袤宽宏,差别太巨。故唯中国之农业文化,乃独出迥异于世界古今其他诸民族之上,而自有其非常特殊之成就。

唯中国自古即成一农业大国。即在封建时代,亦有其封建之统一。虽在社会上有贵族、平民两阶级,然平民主生产,贵族主政教,两阶级分工合作融成一体,农不为奴,而政则以农为本。吕氏春秋十二纪,小戴礼记月令篇,淮南王书时则训,汲冢周书时训解,虽诸书皆出战国后,但远溯之古诗豳风七月章,会合而观,足征古代中国人生要务在农,政府法令教训,亦重视农,社会风俗亦发端于农,归宿于农业。月令篇有曰:“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人群纲纪,即俗称道理。而中国人之传统观念,则道与理一本于天,由此天地大自然而人文化成。人类文化乃得赞化育,参天地,而与天地合。此可谓乃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特征。

故欲探讨中国传统人生,必注意其社会风俗。欲探讨中国社会风俗,必注意及其天时气候节令。此皆与农业有甚深关系。而中国人论卫生修养,起居饮食,必慎必戒,所宜所急,亦随其气候节令而变。生命从大自然来,即在大自然中长成。人类生命,亦如五谷稻麦牛羊犬马。中国古人,认为天地大自然,只是一阴阳五行。生命亦然。故中国人论生理、病理、药理,无非此阴阳之顺逆,五行之生克。天人相通,万物一体,亦如一身之五官四肢、五脏六腑,同属一体。中国古医书如素问灵枢本草,通天通物,莫非此意。中国人治学尚合尚通,西方人治学尚别、尚专。西方人言生理、病理、药理,亦从专处别处寻究。中国人言眼疾通于肾,或其他内脏。西方人则专治眼,若可外于其身而治,治身亦若可外于天地大自然而治。此亦见中西双方文化精神一大相歧。此因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农则必外通天地以为业。西方文化建基于工商,可以封闭于室内与都市,若可隔别于天地大自然。故中国人生,必纳入自然中,贵能顺应自然。西方人生则与自然划离,而求能战胜自然,克服自然。

工作业务如是,营养卫生,消遣娱乐亦如是。整个人生不外此三部分。中国人把此三部分全纳入大自然中,必顺应天时,配合节令。如读齐民要术、农政全书、荆楚岁时记等书,可悟此中消息。故中国文化中之全人生,无不与外面自然环境乃至天时气候相配合,此实一种极具体极客观之科学,而亦极富艺术情调。故农业人生,本极辛劳勤苦。但中国人能加之以艺术化,使其可久可大,可以乐此而不疲。又自艺术转入文学。如读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赵孟頫之题耕织图,欧阳修之渔家傲词,亦各十二月分咏。随时随事,无不可乐,人生可以入诗入画,复又可求。

中国人爱栽花赏花。花之生命,最与天时气候节令相配合。而又有其各别之个性。欧阳永叔诗:“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开,我欲四时携酒赏,莫教一日不花开。”中国民间,因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自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一月二气六候,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各有每一花之风信应之。最可注意者,此二十四番之花信,不始于春,而始于冬,小寒即有梅花、山茶、水仙,循此以往,迄于谷雨之牡丹、酴醾、楝花。尤以梅花凌寒而开,为群芳之冠,最为中国人生理想之代表。画家有四君子与岁寒三友,古今诗人,莫不以咏梅为最足寄托其高情雅志。佳句名什,流传唱叹,何啻千万首。此乃天地大自然赋与人类生命一番最深切最著明之大教训。就哲学论,乃自宇宙至人生,融通合一,贞下起元,绝处逢生,一最大象征,最高辩证法,而亦为最具体,最客观,最富科学性的眼前实例。此一大真理,诚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而中国因其为一农业民族,地居北温带,目击心存,不言而喻。中国文化之所以绵延持续,五千年以来,继继承承,不衰不辍,此其得于天地大自然之所赐者独厚,即此一端可见。

何逊诗:“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农事必重天时,花事同亦重天时,人生万事何独不然。中国文化以人生为本位,而天时在中国人心中,乃成为惊心动魄之唯一大事。所以中国人独能知常又知变,知变又知常。常与变融为一体。试诵何逊惊梅之句,岂可复疑中国民族乃守常而昧变乎。又如文天祥诗:“满天风雪得梅心。”今日之世界,今日之中国,正值满天风雪之候,然而吾国人之能得于梅心者,又何在。实则梅并无心,仅一自然,乃移人心为梅心,此始透入中国文化中国艺术文学之极深处。今日吾国人乃摈弃此等,不加理会,则诚大可惋惜。

上述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既富自然性,亦富生命性。因其地居北温带,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均匀。上自政府法令,下至社会风俗,乃及各私人之卫摄修养,娱乐消遣,以逮艺术文学,靡不一贯相通,和洽相成。人生之与天时地宜,莫不调协。人类文化之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姑再从一年十二月春夏秋冬四季各项节日言之,亦大可见其涵义之平实而深邃。春者蠢也。一切生命,皆由是蠢动。而农务工作,亦始于春。中国人言,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只此一事。有常有变,而又有信。人之在天地大自然中,乃得融成为一体。朱子言:

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

又说:

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义。在秋则见其有个成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

又曰:

仁是个生底意思,如四时之有春。彼其长于夏,遂于秋,成于冬,虽各具气候,然春生之气皆通贯于其中。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

人之为人,必从人群中为之,此孔门所以提一仁字,而郑康成以“相人耦”释之是也。又必在天时大自然中为人,此朱子以春为仁是也。实则天地万物,何尝皆始于春,朱子所言,亦只是农业人观点。然而自有其不可轻蔑之大意义存在。即以人心窥天心,而谓天地只是一仁。然则人生固不自罪恶降谪,而天地之生万物草木鸟兽,亦并非为人而生。此与耶教义大背。近代西方人,稍窥中籍,亦知以生机说宇宙,唯中国人有之。此又与西方哲学科学不同。西方科学家探讨自然唯重物理。宗教家则一归之于神,哲学亦不以生机说宇宙。唯吾中国,乃以生意生机说宇宙,宇宙即不啻一生命,人类生命亦包涵在此宇宙大自然大生命中。物理神化,皆是此宇宙大生命之所表现。非宗教,非科学,人生与自然不加划分,亦非西方哲学之比,而独有其天人合一之特殊观。然言春必及耕,不忘劳作,劳作亦自然。而人之所以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者,则亦在此矣。

春令佳节,孟春有元旦、人日、上元,仲春有社日、花朝,季春有上巳、清明、寒食。凡诸季节中,重花或重月,主要更重在人。或由政府命定,如社日。或由民间自创,如上巳。然既成为节,则亦官民同之。上巳为修禊之日,春气已暖,灌濯水边,以祓妖邪。不仅为戏娱,亦为健身卫生。健身卫生,亦必依于四时,而随其所宜。据韩诗章句,其俗盛于春秋时之郑。论语四子言志,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是暮春浴水滨,其俗鲁亦有之。一地之俗,如风之播,遍及全国。亦如寒食起于晋,而亦遍及全国也。然曾点所言,孔子所叹而与之者,较之读郑风所咏,则已确然见其有殊矣。王羲之兰亭集序,上巳修禊之俗,至是而大定。其文传诵后世,所谓:“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凡中国社会四季佳日令节,各有其畅叙幽情,放浪形骸之所在,则莫不有一番宇宙论人生论哲学,乃及深厚之艺术文学心情流贯其中,实无往而不寓其赞化育而参天地之意义。

夏乃大而叹美之辞。万物壮大昌盛于夏,中国人亦归其功于天。故释名云:“夏,假也。”宽假万物使生长也。夏令节日,孟夏有立夏,仲夏有端午、夏至。月令有曰:

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

夏至为日长至,阳气盛至于极,中午为其分界线,从此以下,日渐短,夜渐长,微阴由此暗滋。生命旺畅已达最高度,而收缩死亡之运亦随而起。人生到此境界,不能因生机旺畅而自骄自纵,唯当斋戒静定,遇事以谨备节伏为主。故虽自然有阴阳之变,而人道则唯以中和为常。不当以眼前一时自限,而贵能贯通之于时时。中国人最大人生意义,最高文化成就即在此。易系辞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端午起源甚早,最先似与屈原无关。南北朝梁王筠,北齐魏攸,皆有诗咏端午,皆不及屈子。中国人之四季佳节,固是一依天时气候而定,然亦多牵引历史人物故事,如寒食之介之推,端午之屈原皆是。即各处名胜亦然。此亦中国文化传统天地人三才并重之一例。然如孟尝君故事早与端节有关,但后世社会终不于端节中拉入孟尝君,此亦见中国文化传统衡评历史人物之高下大小,出于社会公心。此层亦值加以参考。而四季佳节涵义之递有加深改良之所在,此亦文化演进一象征,则更值注意。

中国人于四季,尤于秋若有特殊之兴会。犹忆幼年读楚辞宋玉九辩,开首即曰:“悲哉秋之为气也。”余生长农村,颇怪春夏秋冬平平而过,乃不知秋气之可悲,此后遂知注意时令节气。及读书稍多,乃知汉武有秋风辞,其结句乃曰:“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春气方生,秋气渐老,自春迄秋,此固可悲。然中国人之体会于四季中之秋气者,其意犹不止此。及后读潘岳秋兴赋,杜甫秋兴诗,以及刘禹锡欧阳修之秋声赋。而尤深感于淮南缪称训“春女思,秋士悲,知物化矣”之一语。农事当秋而收,有收成义,但亦有收敛义。春秋繁露亦云:“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试观世界诸民族,在其文化演进中,有成而终无成,如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其病乃在缺乏一番严肃收敛之秋气,不怀有一种悲凉苍老之气氛,得意向前,遂无收杀。近人之只知有向前与进步,是亦不知大自然之不能仅有春夏,而更无秋冬也。唯中国得天独厚,生长在此北温带广大地区,四季分配,均匀明白。天地大自然之所昭示于人者,至深至厚,至通至达。宜非今日人类所信奉而盛行之任何一派宗教,任何一套哲学之所能比伦。

在秋令诸节中,有立秋,有七夕,有中秋与重阳。梧桐叶落,天下知秋,此为立秋。履霜,坚冰至,此为霜降。中国人观微知著之智慧,亦胥从此等节气中得来。上巳之浴水滨,重阳之登高,亦胥于戏娱中寓卫摄养生之义。而中国人凡遇佳节,又必连带及于花草,此不仅供观赏,尤因花草同有生命,有个性,可予人亲切之感兴与教训。徐积诗:“雪圃未容梅独占,霜篱初约菊同开。”中国人重梅,亦重菊,正为其能在雪霜中茁奇葩,敷异采,更著生命精神。而重九之菊,又与历史人物陶渊明有关系,犹如上巳之兰花与王羲之有关系,其涵义乃更深。若仅以重九登高为一健身运动,则登高固可无菊,更不必知有陶渊明。而如今日运动会乃有希腊古俗奥林匹克之圣火,亦见风俗转移,在文化意义上,大可作升降之衡量与探玩之一端。

冬,有终意。万物闭藏,贵于安宁以养。尔雅:“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冬日之安宁较之秋日之收敛,又不同。尔雅又曰:“十月为阳。”注曰:“纯阴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荆楚岁时记称十月曰小春,此乃由经典演而为流俗,其中尤见深义。在中国人心中,无时而无阳之存在。郢中歌阳春白雪,殆亦谓白雪中犹有阳春之存在。是其称十月曰小春,亦见渊源之有自矣。苏轼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此亦咏十月。其时则夏荷秋菊,均已凋零。欧阳修所谓“莫教一日不花开”,而所开之花,又必求其各具特性,则至十月,终不免若有遗憾。唯天地间既有此一段生命存在,则必有其一番光采精神之发露。苏诗正为弥补此遗憾,非谓只是橙黄橘绿乃一年之好景,乃谓四季十二月无不各有好景,即如十月之橙黄橘绿亦是。程颢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万物既各皆自得,四时自同有佳兴,而人亦同之。此处佳兴之兴字,即诗经中赋比兴之兴。仰观宇宙之大故能兴,俯察品类之盛故能比。由天地大自然引起人生佳兴,并亦可与万物比并。远自古诗三百首以来,中国人所特有之人生妙义,即常在诗文中显现。故不通中国之文学,即亦不知中国之人生。而近人乃复以吾自古以来之文学传统,比之为古冢中枯骨,目之为死文学。则余此所引,宜亦索解人不得矣。

冬令节日,孟冬有立冬,仲冬有冬至,季冬有腊日,有除夕。月令曰:

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此正与夏至同。如何处夏至,与如何处冬至,季节固已大变,而人生仍自有常。唯夏至言止声色,而此言去声色。夏至言节嗜欲,而此言禁嗜欲,则又加谨之至矣。

然知有谨之一面,又当知有兴之一面。邵雍诗曰:

冬至天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

周易有分指十二月之卦,复卦指十一月,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故邵诗云云也。剥卦五阴在下,一阳在上,为九月。坤卦六爻皆阴,为十月。而尔雅谓之阳月,说已详前。坤之彖有曰:“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生命从天地大自然中来,故必须承此自然,乃得安全其生。又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凡仅知有春夏之阳,不知有秋冬之阴者皆即是迷。而仅知秋冬之阴,不知有春夏之阳者亦皆是迷。消息盈虚,无往不复。故易为变易,又为不易,又为易知易行。人生自然大真理,既有变,又有常,而又为人人所易知易行。此唯中国地居北温带,四时之变,明白均匀,而以配合之于农事,乃独能得此变易不易又易知易行之三真理。而其渊源又甚古,当尚在唐虞三代以前。中庸有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四季十二月节令变化,此即天地之诚。人类生命,即安住长息于其中,宜当自明此理。中国古人乃即本此以为教。孔孟老庄无不然。而社会流传四时佳节,一切饮食起居,消遣戏娱,花草玩赏,诗歌吟咏,以及医药疗养,建筑疏浚,种种人事,莫不于此归宗。所谓化民成俗,固不仅止于农事。此所以中国文化传统,有其道一风同之大成功,有其继志述事,不息不已之大影响,而非其他民族仅尚宗教信仰与哲学思维之所能企,此中国人之所以为得天独厚也。

人之处四时,处春秋易,处夏冬难。中国于夏至后有三伏,冬至后亦有三伏。杨恽文:“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此文中之伏字,乃冬伏,非夏伏。伏者,伏藏义。冬夏皆须知伏藏,杨恽或所不知。然田家作乐,羊羔美酒,亦俗之所不废。中国人生,主尚平衡,中和即平衡义。中国文化中所寓人生大义,虽夫妇之愚,可以与知。虽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行。皆当于此等处参入。

邵雍冬至之诗又曰:

何者谓之几,天根理极微,今年初尽处,明日未来时。此际易得意,世间难下辞。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尔雅:“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岁以天象言,岁星年行一次,十二年而周。阳历以日南至为一岁之终始。豳风七月:“曰为改岁,入此宝处。”中国人又以冬至祀天,即如今西俗之耶稣降生,定在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距离阳历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冬至,只隔一两日。西方人之有耶诞,亦犹中国之有冬至。陆游老学庵笔记,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谓之除夜。故中国人极重冬至,即重阳历也。禾一熟为一年,中国人重农事,故改从阴历。除夕方尽,元旦随起。除旧布新,天运循环。阴历二十四节,取名曰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所取名,皆与农事及日常人生有关。上述二十四番花信风,即从小寒起。是中国从汉武帝时,虽决然一依阴历夏时,而阳历中之重要点,亦复保留。自今断然改用阳历,然社会习俗于阴历诸节令,亦终不能尽废。今社会乃有不重冬至与元旦,而改重耶稣诞日者。然从此乃与天隔绝,祀天之礼,毫无意义,必待耶稣为之作仲介。此则有合于宗教信仰,而无科学为之证验。抑且中国民族又尚急切不能完成为一耶教民族。此诚邵雍诗所谓“此际易得意,世间难下辞”也。唯其易得意,故中国人于冬至与元旦,可以不烦多言。唯其难下辞,故宗教神学之外,犹须有哲学,以阐申此宇宙人生大理,而终亦彼此牴牾,莫能论定耳。

近人好论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之分别,然只就经济观点言。若改从文化观点,则当另有更深意义。中国社会,自战国以下,即已农工商三业并荣,大都市兴起,不得单目之曰农业社会。然中国传统文化,则必然当归之为农业文化。即以本篇所举一年四季诸节日之由来,及其涵义,与其影响所及,岂不见农业之与工商业,在中国文化涵义中,乃有其甚大之区别乎?

即如星期休假,中国今亦盛行,一若天经地义。虽七日来复,固已见于易之复卦。然谓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乃天运之自然,与今以日月五星为七曜者大不同。七日一周之说,亦始于犹太教与耶教,罗马人用之,乃通行于世界。六日工作,一日休息娱乐,在工商社会,争取时间,仅以日计,不论岁时,其事较之教堂礼拜,更若相宜。要之,西方文化,可以自限在人事圈内,而中国则一切人事必会通于天地大自然。何以必七日一休假,实无大意义可言。

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其政府亦知重视中国社会习俗,于星期休假外,凡属中国四季节令,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元旦,莫不定为假日。虽若有损工作,然人生佳兴,多所保留,转于工作有益。今日吾国人,凡遇一切旧传统,皆所鄙视,乃有斥此等为迷信,为习俗守旧,既背宗教,又不科学,亦并无哲学根据,乃主一并禁绝。甚至阴历元旦,偶有活动,亦以违反政府法令为诟厉。然则吾民族生命文化传统绵亘四五千年以来,礼失而求之野,社会习俗,源远流长,递禅已久,乃一无考竟之价值。而建元立极,赤地开新,可以舍己从人,唯政府一朝法令之是遵。即绳以所谓世界民主潮流,宜亦无此途径,此则仍有待于吾国人贤慧之有所斟酌抉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