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晚学盲言 » 晚学盲言全文在线阅读

三 时间与空间

关灯直达底部

空间具体而有垠,须分别独占。倘求扩张,则必相碍。而物质人生则必依附于空间,向外寻求,常趋于动而争。时间抽象,绵延无已,前后一贯,可以共容,相互融通,互不相碍。精神人生则必依着于时间,故常趋于静而和。但时空实合成为一体,动静亦互融为一体。唯和与争又何能合成为一体?中国人则主争于内而和于外,争于己而和于人。如曰:“安分守己”,其安其守,则必求之于己之内。故曰“立志”,曰“改过迁善”,皆是。中国人好言礼,礼之中必有尊卑主客之分,主必尊客而自卑,则和。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射即如此。射不中,其过在射者之术,不在所射之对象即外物。射者所立之地亦称物。一在己,一在外。所争不在外,乃在己。射者所立之位定,而后可言射术。射而得中,乃和非争。所争则在己之术,即争与和亦合为一体矣。

今人率并言时间空间,此两词乃译自西方。其实两者意义不同,亦未可以对等视之。如地球仅为太阳系中一行星。地球上又分各部分。生为一中国人,与生其他各地人,所受影响各不同。故人生必论空间。人生又必同占一时间。即地球太阳乃及其他空间,亦必同占一时间。而时间之影响人生,则更大于空间。

时间何在则难言。但空间则必包涵在时间内,相与融成为一体。使无时间,空间又何得存在。易系辞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指时间,地指空间,时间尊于空间,中国人观念即如此。

周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国古人即以象征宇宙万物之一切变化,其中皆涵有时间意义。较之古希腊人之几何学,仅知空间者,其聪明智慧当远胜。实则只有两爻。曰乾“-”,曰坤“--”。“-”即时间,象合。“--”即空间,象分。中国人观念,一切分其先皆由一合来。几何学由点成线,成面,成体,则一切合其先皆由一分来。此两观念乃大不同。岂得谓合亚、欧、非、美、澳诸洲始成一地球,合地球等诸行星始成一太阳系,合太阳系及诸星河始成一天体。则几何之由分而合,其观念之意义与价值,当尚待商榷。

系辞传又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一切物之作而成,其先必有一始。未作未成,则无始可见。物之作于成,皆必占空间,时间亦必随空间而始见。老子言:“有生于无。”有无二字近似具体,实不如易系言乾坤二字之抽象,仅指动静分合者之更为涵蓄而允惬。老子乃道家言,易系又化归之于儒义。以有无言,不如以分合言。周濂溪太极图说则谓“无极而太极”,此较老子有生于无之说亦胜。濂溪乃谓无即有,无乃有之合。合为一则无以名之,故老子称之曰无。佛教主四大皆空,唯求归涅槃,亦主无,不主有。耶教之天堂上帝灵魂界,乃主有,不主无。儒家言可代表中国人观念,乃会合有无以为言。虽分有无,而无在有之中,亦即是有。

易系又言:“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濂溪太极图说则言:“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时间是一动,空间是一静。如太阳地球皆是一静,实则亦皆是一动。易卦以龙象乾,以马象坤,则坤卦亦仍是一动。唯马之动,尽人可见。龙之为动,则不可见不易见。空间静而实动,离去空间,又何由见有动,见有时间。爱因斯坦有四度空间论,于空间中加进时间。而周易则必主乾在先为主,坤在后为顺。动在先静在后,动为主静为顺,乃于时间中加进空间,斯又中西观念不同之大异所在。

易系又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今人则以成形为具体,由具体中乃有抽象。中国人观念,则主先有抽象,乃成具体。如地乃一具体,天乃一抽象,非天何由有地。西方近代天文学,亦求之太阳系诸星河,尽从具体求,则天亦如地,无大异矣。即天堂亦仍是一空间,亦犹地,仍无大异。中国人之天,则超乎地。先有天,后有地,则由抽象生具体,而具体又仍在抽象中。亦可谓具体乃静而定为形,抽象则动而在其先。此则中西观念大不同之可见易见者。

今可谓天地乃一大动体。而生有万物,则较静而定。人生亦万物中之一形,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乃其象,言道则指其动,男女斯成形,乃始有静可言。“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此男女二字,则兼言阴阳。其媾其化,皆指动言。则人生皆由一动来。人之毕生,亦只是一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之休息睡眠,其实亦仍是一动。天之生人,岂专为其休息与睡眠。则自中国人观念,人生之贵动更可知,其贵刚亦可知。近人乃谓中国人贵静贵柔,则失之矣。

今人又分精神人生与物质人生。其实绝不能脱离物质以为人生,而在物质中则必显有精神,仍只是此一人生。食衣住行,属物质人生,但精神人生亦皆散见其中。各自分别,乃若不易见。孔子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亦即物质人生。颜子之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亦物质人生。离物质,又何以为生。但在物质人生中,有精神之存在,则难具体指陈。具体属空间性,而抽象则属时间性,其轻重之间,则雅俗观念有不同,亦即中西所不同。

要言之,中国主由合而分,西方则主由分而合。故西方主由个人合为群,中国则主群中分有己。己生之前,不知已有千万世之人群之存在。非有此群,何从有己。故于己即见群,亦犹于己即见天。人之一己,又何得独立为生。然己之生则具体,而群体之生则若为抽象。一中国人之生,若与同时其他亚、欧、非、美、澳人之生渺不相干。当前一人之生,又若与以前千万世之人生渺不相干。具体言之若如此,抽象言之则不然。故谓生命有一大总体,亦可谓时间即是此总体。

就个人生命言,可分婴孩、幼年、壮年、成年、晚年各期。合百年之生,而分此诸期。非由此各期而合成为一生。此百年之生,若为一抽象。此各期之生,若见为具体。果认具体为实,则抽象转成为一虚。然则岂合此诸实以成一虚乎?故百年之生,始为共通一实体。婴孩幼年诸期,皆依此共通之实体而各成其为实。婴孩幼年期夭亡,则此生实不啻一虚。两者之间,虚实是非之判,亦可定。

中国人自幼即教以孝,稍长即教以弟。先教以在家族邻里小群中做人,继教以在国与天下大群中做人。在小群中做人,则为一小人。在大群中做人,始为一大人。能在古今人类长时期中做人,则为圣为贤,尤为大人中之大者。仅知有己,不知有人,则又为小人中之小者,斯不得视为人矣。方其为婴孩,不知此下尚有幼年中年老年,故婴孩不得谓之为成人。年渐长,始知其前为婴孩,后有耄老,乃得谓之为成人。

今人重视经济人生,中国古人则重道德人生。经济人生若为具体,而人与人则各别相异。道德人生若为抽象,而人与人乃可会通合一,时间空间亦随之扩大延长,经济人生岂得相比。又经济以财货为主,财货在人生外部,亦可谓乃人生中一虚。道德以心性为主,心性乃人生中一实。贫富与圣贤之孰贵孰贱,则不难辨。

经济人生重商业,供求双方对立,不能由一方作主。农工人生则生命在己。故农工社会重道德心性,商业社会重机会功利。如慈孝,父母子女和合相亲。“孝思不匮,永锡尔类。”一人孝可感使人人孝,世世代代孝。孝道益宏,绝不损及己之孝。老子言:“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道德人生即如此。商业牟利,供方多得,乃由求方多与。一方利,他方损。今日则劳资相争,为世界人类一大祸害。

中国教育重培养情感。修心养性,为道德人生主要一项目。西方教育重传授知识,训练技巧,求学即为牟利,乃亦为经济人生中一要项。近代学校学者缴学费,教者受俸给,来学求知,亦如出资购物,教育亦显具商业性。中国则曰“尊师重道”。如孔孟周游,如齐之设有稷下先生,从学者之生活皆赖于师。后代之书院,来者亦由书院供养。其绝非商业性可知。

中国教育重师道,师道可以传之久,学校则时兴时废。如宋初胡安定苏湖讲学,晚明顾高东林讲学,载之史乘,历千年数百年,常在人心人口,而其书院则皆早废。西方如英之牛津、剑桥,美之哈佛、耶鲁,或五六世纪,或三四世纪,其学校则常在。中国人重师道乃重人,有生命,属动的一面。学校建筑则属物,非生命,乃静的一面。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亦可谓重动不重静,重精神不重物质。经济属物质,道德属精神。静则易旧,动则易新。则岂不西方转重守旧,而中国则反重开新。即如埃及希腊,其器物建筑尚多留存,而仅可称之为古埃及古希腊。中国则五千年历史相传,人文演进,不得仍谓是牺农黄帝时代之古中国。正因中国人重时间,属虚属动,故中国人求常不求变。西方人重空间,属实属静,故西方人必求变求新。可谓中国五千年乃其民族生命之绵延,而西方则自埃及、希腊以至今日之英、法、美、苏,民族相异,生命亦变。比较中西双方文化异同,则诚有难一言以尽者。

依人类生活史言,先渔猎,次畜牧,乃及农工业,最后始有商业。亦如人之一生,自婴孩迄老年,去死日近。亦可谓,渔猎畜牧乃人之幼稚前进期,农工业则为成长安定期,商业当为衰老期。人之既衰,最要者乃在其忆往念旧,果使往旧无可忆念,则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又何在。近代商业社会,仍不能无渔猎畜牧农工诸业,商则此诸业以成。依时间言,旧与新乃一贯相成。空间游历,则见新旧相异。时间回忆,则见新旧相成。多寿为人生一福,远游终不免为人生一劳。旧可以无新,而新则终不可以无旧。中国人知重历史,此乃生命精神之所在。斯亦见时间之于人生,乃更重于空间。

孟子言:“规矩,方圆之至也。”方有四隅,四隅皆方乃成方。故方似由分而合。圆则浑成一体,仅有一中心,合而不可分。中国人言“天圆地方”,又言“圆颅方趾”。圆偏动,方偏静,故中国人更贵动。今人乃言中国人好静不好动,好古守旧,不尚进步,不知西方进步在其具体物质,中国进步则在其人文精神,此又其别。

天地万物,如一大圆体。自人类言,其中心乃在各自之一己。中国人言“一天人,合内外”。此天地万物,由己为之中心,乃能一,乃能合。此言非具体,乃抽象。而己之为天地中心者,非其身,乃其心。但非西方哲学心物对立之心。中国则主心物合一,天地万物均融在此心中。此一境,此一理,则常静而不动。故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此即主静立人极。然而一言一行,一瞬一息,日常之应对酬酢,以至于一日二日之万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乃无不在于此心之动。故大学言:“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此一进程,岂非即是一动。而知止在先,则仍是一动。唯动中已包有静,静中已包有动。必分别动静以为二,则难以得其境界矣。亦可谓心是一动,物是一静。大学言“致知在格物”,则心之动即在物。故唯格物乃能致知,而后我心之全体大用无不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达。此始是中国之动静合一,天人合一,内外合一,即心物合一论。

故中国人言修身齐家以至于治国平天下,莫不以己心为之主,为之一中心。其向前而进,日迈日达,而终亦不离此中心。其前进乃如绕一大环,到穷头处,还是原先起脚处。依时间言,可谓极其绵长。而就空间言,则还是原处并未迁动。人则终是一人,己则终是一己。回吾本来面目,可谓至圣而神矣。神即融在吾之生。西方观念,灵魂天堂,与此生世,境异非一。西方重空间观,即宗教信仰亦如此。而中国人重时间观,则非今日专慕西化者之所能与言矣。

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矩字指外面一切规范,较具体,较有静定性。庄周则言:“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故儒家重言矩,道家则重言规。因儒家重内心修养,而道家则重外面应付。规较近抽象,较有活动性。故中国人又言“循规蹈矩”,规宜循而矩则可蹈。可见规具向外行动意,矩具守己静止义。矩易落实,而规则空灵。方合四隅而成,一隅不成方,但亦自成其为一隅,中庸谓之致曲。规则为浑然之一体,非循其全,即不见其为规。人心所向,一言一行,皆可成矩。但一言一行,非可即成规。故矩实具空间义,而规则仍涵有时间义。矩为部分,规则全体。故西方人于方圆动静皆加分别。中国人言动中即涵静,静中即涵动。规矩连言,即犹方圆连言,亦犹天地连言,非只言一物一形。但儒家兼言天地重守矩,较之道家之循规仅从天,更适循用。细阐之,亦可谓精义无穷矣。

孔子又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心分仁智两型。仁属情感,动而易变。智属理智,静而不变。人之初生,即有情感,理智则后起。实则理智属静而较易变,情感则属动而较不变。如慈孝,乃亦常而不变。何道以慈,何道以孝,则属智。中国观念,情感先起,属天。理智后起,属地。中国人尊天卑地,尚智更尚仁。故曰“王道不外乎人情”,又曰“天理人情”,天理王道皆见在人情中,其尊人情有如此。

中国人言人情最重孝。舜为大孝。孟子书又有上古有不葬其亲者一节,推论葬亲之礼之由来。则孝道上古即有。知葬礼乃随其孝情来。孝之礼随世而变,而孝情则终不变。故孔子曰“仁者静,智者动”。但孝行岂可谓之不属动。唯其能常而不变,斯谓之静矣。

今再推而言之,不仅人心有孝,即禽兽亦有孝。若以孝为爱,则草木虽无亲,亦可谓各知爱其生。生命从天来,故孝之德亦从天来。即无生物,相互间若无孝无爱可言,然同出一源,同归一体,物各有性,则宜亦有其相类似者。邹衍阴阳家言,分五行五德,其说尤流行于中国社会之下层。亦可谓即本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一章来。周易乾坤两爻,一合,一分,象征天地间一切事物之变。其言玄,普通人不易晓。孔子言仁智两型,一情感,一理智,则各反之己心而可得。又山水一动一静,则人所同见同知。然犹当辨者,既同属一体,同属一心,则动中必有静,静中亦必有动。仁中必有智,智中亦必有仁。仁而不智,陷于不仁。智而不仁,便是不智。其理虽深,宜亦可知。

乐与寿亦然。孔子称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即其乐。饿死首阳山,三千年来,人人心中有其人,即其寿。颜渊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亦不失为一仁者。不幸夭亡,而亦永在两千五百年之人心中,则亦不得谓之不寿。则仁者寿,宜亦有乐。而智者乐,宜亦同有寿可知。

再推言之,天地万物同此一动一静,一乐一寿,而其间不妨仍有别。如孔子当其仁,庄老宜可当其智。儒家主仁,亦重智。道家偏智,亦有仁。其所不同,如一身之耳目手足,各分左右,听视持行,左右如一,而亦终有其分。一心兼仁智,亦类此。

身分左右,终不宜偏左偏右。心有仁智,亦不宜偏仁偏智。偏则多失。孔子又曰:“执两而用中。”中国人一切思想论议必分而有合,合而有分。西方则宗教近仁,科学近智,各走极端,不易和合,而尤近于偏尚智,其弊亦经历长时间之演变至今而益显。西方尚智主分,中国尚仁主合,若各就双方同一短时期内之空间观之,则是非得失,洵有难定。若统就其长时间之历史变化言,则五千年来双方之不同,与其是非得失,亦可判矣。故空间之意义与价值,终不如时间。

依照中国阴阳家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或言智,似若仅为一种空间观。今人亦有据此来分别中西双方文化异同者。其实西外更有西,美国乃转居中国之东。抑且中国古人不知有今日之西方。盖此言虽仅空间观,实仍涵有时间观。日出于东,没于西。故谓东方之人近阳偏仁,西方之人近阴偏义或智,其言东西,实犹言始终。人生当以仁为始而终以义与智。此亦一种心物合一论,亦即仁义仁智合一,情理合一。无情乌得有理,无理亦乌得有义有智。

人生中年以前,日趋生长,则近阳而亦近仁。中年以后,日趋成熟,则近阴亦近义与智,亦证义智由仁来。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忠信近仁,好学则学其义与智。中年以前多情多近仁,中年以后多理多近义与智,此乃人生一自然进程。孔子之求为一完人,必具备人文全体之时间性。读古人书,贵能通其大义,偏据一端,则又必失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若谓赤子心近仁,大人多义多智,唯大人贵能不失其赤子之心,是智与义而不失其仁。赤子亦必进而为大人,是即仁而必臻于智与义,情而必达于理。故中国人言天,常兼言阴阳。言地,常兼言山川。言人之德性,则必兼言仁智仁义。今若谓中国人重仁轻智轻义,重情轻理,岂不又失之。又如原始野蛮人,若其仁不如后世人,实乃其智义不如后世人。原始人亦具好生之心,即其仁。唯不知何以好其生,又不知好人之生亦即所以好己之生。智义不及,乃无以见其仁。理不到,亦无以见其情。而近代核子武器之发明,则其仁、其情又远不如原始之野蛮人矣。故人事复杂,世态多端,单凭短暂之空间具体无可判,必待悠久之时间抽象论乃定。

中国人言始终,又言本末源流。倘谓中国人重本源,轻末流,则又失之。故中国人兼言天地,而天尊地卑,又必加以分别。虽其语流为通俗,其义深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