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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道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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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有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如人之一身,五官四肢,百骸七窍,皆有形。形则必可分别。限于其分别以为形者,谓之形而下。每一形必各有其用,故以谓器。至如身,乃会合此诸形而成。除诸形外,更无他形。则此身实已是形而上。但身亦有形,乃谓之体。体之形异于其他诸形,乃改名曰象。亦可谓象即形而上者,非超诸形之外而谓之形而上,乃会合诸形而谓之形而上,诸形则皆为此身之用,其用则谓之道。

五官如耳目,亦各有用。故谓之器官。然耳亦为目用,目亦为耳用,五官相互为用,亦共为一身用,斯则必有其道矣。更推而上之,夫妇父子兄弟各有一身,亦即各有其身之用。但夫为妇用,妇为夫用,父子兄弟亦互为用,如是而合为一家,则必有一家之道矣。家超于身,若无形,实亦有形。更推而至国与天下,实亦固然。更推而至于万物,有生物,有无生物,更推而至于天地,乃合成一大体,有其大用,是即天地之道。所以谓形而上者谓之道。

今问诸形何以得相通,则为有气。一身之内有气,一家之中亦有气,一国一天下,以及宇宙万物之间,亦莫不有气。气无形,是气亦形而上者。故中国人称道气,不称道形。亦只称形器,不能称气器。实则气乃是一大作用,若言天地万物乃一体,则气即是其大用。非有此气,亦不成其为体。亦可谓天地万物皆形而下,唯气乃形而上。道家言自然,主要即在此气字上。

西方人言形而上,与中国大不同。如方圆,世界万物依几何学言,乃无一真方,无一真圆。标准之方圆,乃形而上,在此世界之外。由此标准,递除递变,而有此世界万物之方圆,则尽属形而下。故形而上与形而下,乃确然为两物,而无所谓道与器之别。中国之言形而上,主要在其通而和。西方之言形而上,主要在其变而别。唯其主通而和,故天地万物可以为一体。唯其主变而别,则天地万物亦无成为一体之可能。

中国人以气象言,天人可以一体。西方宗教则绝不认天人为一体。西方人之体字,其观念亦与中国大不同。如医学,中国主要在求身体中之气脉相通处。而西方人则把一身分为诸器官,耳是耳,目是目,肠是肠,胃是胃,耳目肠胃科,各成专家,可以分别治病。由医学推之一切自然科学,无不皆然。如中国药物及农用肥料,多用有机物,因人身与土壤皆属有机,两者相通,乃生作用。西方药物及肥料,皆以化学制成无机物,唯其为物不同,成为敌对,始有作用。

中国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和通上,西方人认为一切作用在其敌对上。故其治生物学,西方人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亦从其相互敌对处看。中国人则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气相成,仍从其和通处看。制器利用亦然。中国如纺织,如陶瓷,皆贵有生气。西方则主用机械,以无生气者为上乘。中国人最先利用无生物如炼铁煮盐,皆赖火力。而中国人视火亦非成形之物,乃属生气,故得与其他物和通以见用。中国人言五行相生相克,相生自属一气和通,而相克亦是一气相通之用。故金克木,非金与木为敌。火克金,亦非火与金为敌。近人言战胜自然,克服自然,中国人则绝无此观念。至于人群相处,中国人尚礼,富有生气。西方人尚法,则无生气可言。

今再深入言之。西方人视人亦如一物,亦相敌对,乃有其个人主义之产生。而人与人之相通,则端赖物,商业遂为西方传统所重视。即在思想方面,亦赖语言文字相通。语言文字亦一物,故西方哲学最重语言文字之表达。于是立一名词,必有界说。表达一思想,必重逻辑。而中国人则认为人之相通在其心,心则形而上,相通相和,亦在一气。故西方哲学必求相异,乃始成其为一套哲学。而中国思想则贵相和相通,并贵其不著于语言文字而相通。情感之相通,尤要于思想。而西方人则戒言情感。

西方人轻情感,重理智。理智亦如一物,但必形而上者。故西方哲学多不建本于人事,亦多不切人事。西方文学好言男女恋爱,此始属人之情感。然其恋爱双方相视,亦各如一物,故曰恋爱非占有即牺牲。而中国人言爱,则为两情之相通相和。故中国男女之爱,必结为夫妇始得完成,而夫妇非专指一夫一妇言,则夫妇一伦当亦指为形而上者言。中国之五伦,则尽在形而上。中国人言男主外,女主内,其实内外皆指人生一体言。此人生之体亦形而上。而今人则以此为中国重男轻女之证。然使男女皆主外,各务一方,则不见有夫妇之道。

以上所论,乃见中国人即于形而下处见形而上,形而上之与形而下,乃相通和合成为一体。而西方人则形而上乃在形而下之外,两者相别甚显,相离甚远。英国人笛卡儿“我思故我在”,亦西方哲学界一名言。自中国人观念言,我即身之形而上,身则我之形而下,身在斯我在,人尽易知。然西方观念不同,一身百体,何处见有一我。人生尽属形而下,须具体分别,可指可说。如目能视,耳能听,一切作用全从各器官发出。唯有思与明,有此一作用,但不见发处,故曰“我思故我在”。庶见为思想从我而出,是我亦成一形而下,亦具体可说矣。

若依中国人观念,则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皆由我发,最易见我。但西方人则谓喜则外面必有事物可喜,怒则外面必有事物可怒。如目视必外面有色,耳听必外面有声,皆生于外,不得谓之我。唯有思,不自外发。故西方人轻视情感,而重视思,重理智。思则仅是一作用,而我则仅是一物,一器官,一分别独立之物,则其为形而下亦可知。

西方哲学又分真善美,此亦属形而上。人生属形而下,则无真善美可言。纵有之,亦如方圆,无十足像样之方圆,乃亦无十足像样之真善美。仅依稀仿佛得其近似而止。科学即在不断求真,宗教即在不断求善,艺术即在不断求美。唯人生既属形而下,即永远求不到,只有依照宗教信仰,死后灵魂上天堂,始转入形而上。此世界则终有一末日来临。西方人之悲观人生有如此。中国观念又不同,人生即是一形而上,人生即是一真一善一美,并三者和合,成为一体。于是在中国乃有人品观,最高理想,最高标准为圣,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圣也。圣人与我同类,有为者亦若是,我何畏彼哉。此为中国人观念。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人皆可以为圣。圣则与天同德,与天同体,而真善美尽在此一身一生中。

儒家别而为道家,则贵常不贵变,贵同不贵分。故曰:“道常无名”,即言其不可变不可分。道如是,则天地万物尽如是,人亦然。故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盖言德则必有分,而不能同。言仁则必有施为,而不能常。其实天地亦有然。老子则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故道家言自然,有三大涵义,即不主分,不主变,不主有所作为。今倘以儒家义易之,则当曰:“由道而后有德,由德而后有仁,由仁而后有义。圣人本忠信以制礼,则形而下而近于器矣。”如是庶符人道之真。老子之言,则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者也。

孔子言道,则有分别,有变,有作为,而与道家言道在其更高处有相通。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时亦涵有如此义,这样义。时犹然也。当前如此这样,即包括尽了宇宙一切万变。宇宙一切万变,莫非当前之如此这样而已。此后佛家来中国,中国人称之曰“如来”。如者,即如此这样义。尽是一个如此这样,故曰“如如不动”。一切来者又尽是如此这样,故曰如来。道家与儒家,虽多用同样字,而涵义时有不同。佛教东来,中国僧人多用异样字译之,使人易知其有不同。盖佛家主出世,其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更过于道家言。此见古代僧人之翻译佛经,实费一番苦心斟酌。而近代国人乃多用中国原有文字翻译西语,则思想混淆,易滋误解。

道家又好辨有无,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是老子谓作用乃在无处,不在有处。庄子齐物论力陈风之属于无,并谓风声乃众窍声,非有风声。故道家之宇宙观,可谓是一种无的宇宙观。后起儒家采其意,而微变其说。易传之言形而上形而下,亦可谓即从道家之有无观变来。

继此有一大问题当提及。即中国人用自己文字来翻译西方文字,而不先明辨其寓意之有大不同者,如上论形而上形而下一语外,中国人又用庄老道家自然一语来译西文,不知西方人乃根本无道家之自然观。道家之所谓自然,乃谓其自己如此,自己这样。宇宙间一切尽是自己如此,自己这样,乃谓之自然。既属自然,则外力无所施,人事无所用。故既主自然,必主无为。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尚在天地之上,而此道则只是一自然,此外再无可分别。无可分别即无变,无变即是常。故又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名即可分。以西方人较之中国人,至少可言其有三特征,一曰好作分别,二曰好变,三曰好作为。此正与中国道家言自然大不同。而中国人乃称西方科学为自然科学,但西方科学乃最反自然,最不喜自然者。然字亦可称为现状。如日出于东,而没于西,有阴晴昼夜,现状如此,中国人则安于如此,以求适应。西方人发明了地球绕日转,非日绕地球转,此乃天文学上一大发明。但中国人知其如此,即安然接受。因中国一切人事只重现状,地球绕日,与日绕地球,与太阳之东出西没,阴晴昼夜之常态现状一切无变,则亦自可安之。不烦再作深辨。

然西方人之于太阳,则必求知其变由何处来,又变向何处去,与中国人认为太阳只如此一太阳,乃自然如此,双方意见乃大不相同。但如此研寻下去,便不免把人的聪明智力全用在人生的外部太阳一边去。中国人则吃紧为人,主要在农事,注意天文历象二十四节令之订定。可谓中国人乃研究太阳与人生之相通处,西方人则主要乃在研究其相别处,此乃一大异。由是而地,而生物。西方人又发明人类乃从猿猴变来一新说,此与其发明地绕日转之新说,对于西方人所持人生义理方面皆有大震动,有大变异。然此两说来中国,中国人均能安然接受,若与中国旧传统旧义理无甚大冲突之存在。何者,中国人只重现状,并认天地万物与人类为一体。人类只在其一体相通处求适应,而重夫妇父子之五伦,重修齐治平之大道。至于人类之究为自天降生,抑为由猿猴变来,则亦与地绕日,抑日绕地之与现状同样无关。增一新知,而无碍于旧传,则又何不安之有。

继自然而言人文,又合自然与人文而言文化,其实此皆中国旧观念。近代中国人乃用“人文化成”一古语来翻译西方语,而西方人则本无中国旧传统中之人文观与文化观。西方人只重科学发明中器物创造,如轮船火车之使用,自此地传达至彼地,此等皆注意在形而下之物质使用上,何尝与中国旧传统之人文观与文化观相同。姑就国与国言,每一国有其立国精神与立国气象。孔子言:“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又曰:“鲁卫之政,兄弟也。”此指形上之人文而言其不同,在此方面乃有文化可言。而西方人则并无此种观念,乃以国旗来代表国。旗与旗不同,即代表其国与国之不同。国旗外又唱国歌,此等皆属形而下。而立国精神与立国气象则属形而上,何可即以形而下来代表形而上。

如英伦三岛,亦可立国,何必英国国旗必在全世界凡见太阳处均有悬挂,乃始为英国立国精神之所寄,英国立国气象之所存乎。当前英国国旗又在福克兰群岛上没落,然以较之爱尔兰之对英阿关系力持异见,两事相比,轻重悬殊。爱尔兰之在英伦三岛上,究自成一国,抑仍共为一国,岂不更为英国人所当重视。再言美国广土众民,富强冠天下,已为当前举世第一大国。然其对付以色列,则备见困难。在美国之犹太人心中,以色列乃成为其第一祖国,而美国次之。林肯总统之民有、民治、民享三主义,则岂诚美国立国精神之所寄,立国气象之所存乎?

立国如此,立人亦然。中国人言立,则必继之言达。达即通义。我之所立能通之他人,通之世界之全人群,乃可由修身而齐家而治国平天下。今西方人则视人类亦如一物,亦在形而下中,各别分立,而有所谓个人主义。个人生存,主要则在物质条件上。于是西方人之所重,乃在人对物,而非人对人。中国人所谓人文,文字俗称花样。人与人相交相处,有种种花样,此称人文。如人坐电灯下,乃人对物。人在电灯下如何相交相处,则是人文。今人只看重此都市或乡村有否电灯,却不重视此都市与乡村中人如何相交相处,此即不重视人文。

人与人相交相处,第一项目便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为夫妇。人分男女是自然,结为夫妇是人文。夫妇和合,已是形而上,超自然了。由夫妇乃有父母子女,成一家,这家便是人文化成。有了电灯,并不能使夫妇和合,一家相亲。所以电灯不在人文之内,亦不得视为一文化内容。若必谓电灯亦属人生,亦有关于文化,则当谓之为物质人生与物质文化,其与精神人生精神文化自不同。故以前人类生活中无电灯,不得说是无文化。有了电灯,亦不得说是文化进步,此是中国人观念。

由家而有国,此亦是人文化成。中国俗语连称国家,因是化家成国,家国一体,故得连称。亦如身家连称。又如民族,有了家便成族,族与族相处,便成一大群体,称之曰民族。此亦由人文化成。若有几架机器,建立一大工厂,招集许多劳工,各给以若干薪酬,如约而聚,如约而散,虽亦是人类生活中一花样,虽亦可称之为人文,然而非人文之主要精神所寄,亦非人文中理想气象之所存。此种人文,只能化成出几许商品,乃及资本主义。既不坚牢,亦无趣味,所化而成的,便于人生既少意义,亦无价值。第一则须用法律来维系其内部团结,第二则须用强力来保护其外部推销,此如百花中有昙花,非不美艳,然而转瞬即萎。又如百花中有罂粟花,亦非不美艳,然而涵有毒素,终为不可亲。可见花样亦须选择。中国人于百花中最欣赏梅兰菊,此有深意存焉。中国人之提倡人文,乃在此。主要意义,在知形而下中即寄存有形而上,而此形而上又有待于形而下之化成。其中有甚深涵义,则有待各种学术思想之发挥。

后世集儒学大成者,为南宋之朱子。朱子创为理气论,其实此二字皆源自道家之庄子书中。浅言之,则理气皆属形而上。深言之,则理可谓是形而上,超乎万物之上,而即在万物之中。超乎一气之上,而即在一气之中。盈天地皆一气,而理寓其内,实无其存在。故理气实一体,有气即有理,无气即无理,不当再论理气之先后。若必论其先后,则当谓理先气后,此实道家无生有之义,而无即寓乎有之中。人能知有中之寓无,则始可与语中国之人生。

其实理即是一分别义,气则是一和通义。分别即当在和通之中,而自有分别。分别实属形而上。西方人则认分别为形而下,为具体实有,则与中国人观念大不相同。如夫妇,如父母子女,如家,如国,一切有分别,而实无分别。知此理,即为平天下之道,人群自能相处而相安。今人又必据西方观念分唯心论与唯物论,其实心物亦属一体。试问无物又何来有心。心即在物之中,而又超乎物之上。如情亦寓乎物中,而又超乎物上。如夫妇和合,岂不即在夫妇之中,而又超乎夫妇之上。唯普通人观念,则认为成了夫妇,乃始有夫妇之情。此非不是,但中国人则更认为先有了夫妇之情,乃始有夫妇之结合。中国人非为一种唯心论,乃为一种心物一元论,或心物和合论。而其重视心则或更超乎其重视物之上,如是而已。亦可谓物亦有其形而上,心亦有其形而下,此等处贵在人之自领会,自体悟,而非语言文字之辨之所能尽。

朱子同时有陆象山,似乎其重视心更过乎朱子。而轻视外物,则非真能重视内心之道。此则象山终有逊于朱子处。继象山而有明代之阳明,提倡良知,亦未免有易于轻视外物之流弊。及其晚年,乃有四句教,谓:“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又谓:“心体无善无恶,意亦无善无恶,知亦无善无恶,物亦无善无恶。”阳明谓为上根人说,当用后四语。为普通中根以下人说,则当用前四语。此所谓四句教有前后两说,遂引起此下绝大争议。

心已是不可捉摸,不可指认的。心之体,则更属不可说。只可说是一形而上,尚在有无之间,更何善恶可分。古书有之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道心可谓形而上,人心则堕落在形而下之中。唯就其现状论,则人心道心同时兼在而并显。不仅两千年前如此,两千年后依然如此。更历两千年,恐亦复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举世人类亦莫不如此。中国儒学精义,在即就形而下中悟出形而上,还就形而上来领导转化其形而下。故认道心即在人心中,而求能以道心来转化人心。其实道心人心仍是一心,只在应对事物时,见其有人心道心之别。而在分别中有和合,则道心中仍可有人心之存在,不贵超乎现状来提出一形而上。如阳明之言心体,则陷入无善无恶,如庄周之言中央之帝为浑沌是矣。而佛家主出世涅槃,则陈义更高,乃求尽屏形而下以显出其形而上。西方科学则尽在形而下之中打滚,其心则只是人心,更不见有道心。儒家则用惟精惟一工夫,而达至允执厥中之境界。何谓中,此即人心道心之中,即兼有人心道心而得其中。亦可谓道释偏乎上,西方偏乎下,而中国儒家则求兼存而并包之,故曰“执两用中”。

然则就中国文化传统儒家人文理想言,尽可接受西方物质科学上之种种发明,尽可包容其种种形而下之器,还以完成为形而上之道,而无所障碍,无所冲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依然可以存有此理想。唯求其善为运用而已。如电灯只是一形而下之器,前人在无电灯状况下生活,今人则在有电灯状况下生活,在生活中则可见形而上之道。但不能说有了电灯,即生活合乎道。没有电灯,即生活不合道。岂可谓孔子、耶稣尽在不合道中生活。今人有了电灯,可谓在生活中之物质条件上是进步了,但岂能谓是生活进步,又岂谓是人文进步。

今人以人文与自然对立作分别,但人文中不能排除自然。又岂可谓只当有精神生活,可置物质生活于不问。但一切物质生活中,更当有一种精神生活作主宰。一切自然,则当由人文化成为理想。宋儒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言实极富理想。如天地中有电,而人类发明有电灯电话,乃至电脑等种种之用,是天地无心,而人类为之立心。人生只在自然中,受自然之种种限制。故人生乃若受命于自然。今有电灯电话,乃至电脑等种种发明,则自然已变,此即为生民立命。然电灯电话电脑等,只是器,并无心。只供人利用,并不能命令人指挥人去作何等事,过何种生活。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者,仍在形而上之道,不在形而下之器。但形上之道,乃亦寄存于形下之器之中。故发明器,亦可有助于发明道。道之行,仍贵有器之成。形上形下,和合为一,不当分别为二,则庶乎近之。

大学言格物致知有分别义,亦有和合义。如以排除为格,即分别义。以会通为格,即和合义。格者,如一标准,必须合格。人亦有格,称为人格,亦称人品。品与格,皆于形而下中见形而上,格物致知即通于物以为知。排除一切物,则知又何由见。故中国文化大传统,主要当会通儒道两家言来作说明。道家言自然,儒家言人文,尤主以人文来化其自然,则儒家言更重要。而此自然与人文与文化三语,西方观念均不与此相同。今人乃以自然与人文与文化三语来对西方思想与事为作翻译,则中西双方之相异处,均为之混淆。不仅有失西方之真相,亦有失于中国原有之涵义,而使人尽在不真切不分别不主要处,蜂起争议,则终无是非得失之定见所归。此诚不可不深思而明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