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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物世界与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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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余每言心生活与身生活,此篇转移角度来言心世界与物世界。

物世界在人生之外面,共同公有,比较简单相同。心世界在人生之内里,各自私有,比较复杂多异。人生绝不能脱离物世界,但更重要则在心世界。

试作一浅譬。某一旅行团乘飞机出发,此一飞机,即是此一旅行团之共同物世界,无大区别。逮其降落,进入城市,游览名胜,城市名胜,亦为此旅行团体之共同物世界,亦无大相异。但在此团体中,各人所引生之情绪,所激发之兴会,所增添之知识,所触起之感想,其对各人此后人生种种影响,则人各不同。此一旅行,乃是在各人的共同物世界中,获得了人各不同之心生活,来扩大与修改其各自的心世界。其事岂不甚显易知。

人生正如一番旅行,各人投生到此同一物世界,而各人之生命旅程,所取所得,则千差万异。旅行只是一外形,旅行者之心境,乃是此番旅行之真实内容,有意义,有价值。换一人,便一切都换,绝不相同。

或说,外面物世界,固是共同一致,但经各人占夺争取,成为各别私有,便不复共同一致。此说若不可否认。但此种私有,实假非真。如进一旅店,租一客房,日间在此起坐,夜间在此睡眠,好像此房已为所占有。但退租离去,便不相干,另有人来租住。故此私有,乃属暂时性之假私有。在此房中,日间想心事,夜间做梦,这些想和梦,离去时仍会由心带走,甚至可以毕生不忘,此始是常久性之真私有。纵使这些想和梦,终于忘了,不再记忆,但已融化心境中,起多变化而不自知。如撒盐水中,水味自有变。心生活乃为真人生,永属私有。如租一间头等豪华客室,在此室中,作荒唐想,做丑恶梦。或租了一间狭小黑暗的低等客室,但在此室中,或许得了一番人生真理之启悟,夜间或做了一场美妙生动的好梦。试问在此物世界里,用金钱租来之两旅室,其相互间之不同,较之居住人在其心境上之相异,论其意义与价值,固是孰真孰假,又是孰高孰下?

实则在此物世界中,一切占夺争取,仍属心世界事。只要真懂得心生活,真进入此心世界,而确真认识了此心。则对此物世界,大可不争不夺,有退有让。人生之所资于物世界者,实不贵多而贵少,不贵大而贵小。陆象山所谓只要减不要增。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身如此,心尤然。心之所需于物者,在求能心定心安心乐。种种需求,要恰好,不要过分。若言物世界,地球之外有太阳,太阳系之外,有银河星群。此宇宙中,不知有若干亿兆银河星群。每一银河星群中,便可有千亿以上太阳般大的星。星与星间之距离,多有超越一万光年之上者。人则只住在此太阳系行星中之地球上,微小已极。起居之室,更有限。对此物世界里的一切,太看重,太贪多,徒使此心不定不安不乐。不知足,不恰好,不徒无益,又且有害。

科学发明,日新月异,物世界更不简单。但就人类文化历史看,大圣贤、大豪杰、大哲人、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一应大人物大事业,对人生有大意义大价值者,出现在一两千年前简陋之物世界中,并不比出现在当前灿烂光辉的物世界中者来得少,抑且反而多。科学文明,亦属心世界事,物世界何来有科学发明。

古人夜间读书,或燃薪取火,或烧蜡烛,或点油灯,只要光线配合便够。现代人用电灯,也仍只要光线配合。古人旅行,骑骡乘车。近人用飞机、轮船、火车、汽车,岂不只是同样代步。就人生价值言,相差并不大。急忙快速,并不比从容缓慢心境更好些。遥远的旅行,也并不比近程的旅行,心境更好些。旅行在求心乐,并不争快与远。孔子一车两马,周游在外十四年,其对人生之种种感触启悟,有意义有价值之内心境界,不仅对自心然,对千百世以下之心世界,仍还有影响,有贡献。若使孔子在今天,坐飞机、轮船、火车、汽车,或许转因太匆忙,太急促,太多刺激,不够亲切,而在其内心生命上反会有减损。孔子在当时,所阅书籍无多,或转易使其内心发展潜深广大。后世书籍多,阅览杂,或反只以遮眼。读书难,选书更不易。心不专不一,不安不定,随便翻阅,反会损人神智,成为近代人生一大病。正如吃得多吃得快,足以伤胃。跑得远跑得快,反而一些也没有见。即小可以喻大,不能专在物世界中作狭隘浮浅的衡量。

此非谓物质文明不该发展,主要在求物世界与心世界有一恰好之配合。单求物世界发展,其事易。要兼顾到心世界,使心物内外得一恰好配合,其事难。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颜渊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人生主要目标,在自求心乐。躯体所需简单有限。在现时代科学文明之物世界中,果使孔颜复生,心有修养,亦不会不乐。但所需修养功夫,比在二千年前当益难。耶稣说,富人入天国,如骆驼钻针孔。生在当前物世界中,要进入天堂心世界,真如针孔难钻了。物世界供给愈进步,心世界享受愈剥削,其心反多不定不安不乐,总觉得不满足不好,这是千真万确事。当前人生问题之主要点正在此。

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二程当夜归途,有“吟风弄月我与点也”之意。现世界依然有此风,有此月,但往年孔颜周程那一番心境,那一番乐趣,可不易觅,甚至不易了解。难道现代人沈浸在大都市夜总会里,较之孔颜二程,内心会更满足更好吗?“问我何所有,山中有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若赠孔子颜渊大都市里一所花园大洋楼,现代设备一应俱全,其事易。但孔颜当年乐处,又何法相赠呢?程明道本喜入山行猎,听了周濂溪一番话,自谓此等乐趣已不再留在心上。濂溪说,莫看得太易,怕此心还在。过了十二年,途中偶见山中猎人驰骋奔逐,不觉此心跃然而喜。乃知濂溪话不虚。今天读此故事,反说周程太过道学气,山中行猎为何要不得。不知孔颜乐处在心世界,不多要外面条件。入山行猎,乃属物世界中事,并非要不得,但必需外面多种条件配合。一为这些条件黏缠,心上转添了一病。物的占有,有时成为心的亏欠。而贪欲无厌,层层缠缚,看得物世界愈大,转觉心世界愈狭。此心更无间隙,转动不得,却还恨自己力弱。心中只见有物,物外不见有心。心滋不乐,还尽向外面求消遣求享受。消遣则是一无常,享受反成一毒害。若真能明白到周程当时这一番故事,能使此心自由自在,不为物缚,不受物占,清明在躬,虚灵不昧,也自会领略到人生寻乐真谛。吟风弄月的一番乐趣,也并不是只有二程当年能享受。

而且物世界种种进步,实还来自心世界。所憾者,此种种进步之推动力量,多出于商人企业之求财求利心。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称其中古社会为黑暗时期。但西方史学家中,也有人曾发问,黑暗究竟在中古,抑在现代?这一问,却值得今人之深省。

中国历史人物随时代而异。抑且衰世乱世,人物兴起乃更胜于治世盛世。皇古不论,春秋继夏商周三代为一衰乱世,而人才则较多。战国益乱,又益多。春秋时代,尚多在朝贵族人物,战国则多起于在野之平民。

秦汉以下,封建改为郡县,乃有士人政府出现。百家言转归于王官学,更无诸子纷争。士风大变,乃汇成两大流,一进显在朝,一隐退在野,实为儒道合流。秦代易传中庸两书已显其端倪,其他百家言尽归消散。汉书艺文志,战国诸子著作,尚多遗存。隋书经籍志中,则其书多归湮灭。此非出在朝帝王意旨,实亦在野学人之自由取舍。士登于朝,乃为治世盛世,但政治属群业,不可常。士退于野,乃为衰世乱世,而隐退者之心志聪明,转得横溢四出,异峰特起。一部中国学术史之转变,因缘所在,深值探寻。

司马谈为汉史官,未见成绩。其论六家要旨,尊道家言。其子迁获罪,转为中书令,终成史记一书,为此下二十五史之冠。其学乃转尊孔。父子从政志学相异,成绩亦大不同。其中亦有妙义可寻。武帝表彰五经,而经学大业则成于晚汉在野之郑玄。武帝招揽文学侍从之臣,而文学新运则在汉末之建安。学业成就,在野不在朝,亦其证。

两晋南北朝益衰益乱,但人物蔚起,实未逊于两汉之盛世。姑举王羲之陶渊明两人言。羲之以书法名家,书法乃中国一特有艺术。羲之生门第之家,身膺世宦,而能聚精会神,创此奇迹,其心之澹泊宁静,乐此不疲可知。书法虽小道,而羲之于此,亦犹孔孟庄老之特出。无此创兴,中国文化此下亦当阙书法一门,为此损色。唐太宗深爱羲之书法,中国在朝者每好在野者之好,尊在野者所尊,而岂所谓帝王之专制。渊明耻为五斗米折腰,退隐不仕,古诗三百首以来,特起以诗名家。梁昭明太子尤崇之。使中国后世无诗,文化传统亦当大变。羲之渊明对中国文化之大贡献,即见心世界之尤重于物世界。

近代国人慕西化,讥前人好古守旧,不重创造。如羲之渊明,岂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两大创造。书家群好羲之,诗人群好渊明,但亦各自创新,不蹈袭。儒林之与道家,亦非墨守孔孟庄老,各有树立表现。性相近而时地异,所好在古,所成则在己。传统相承,而推陈出新,此亦心世界事。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亦犹王陶之推陈出新,而岂守旧之谓。

孔子曰:“志于学。”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颜渊,心所乐各不同。心既有乐,可于物世界无多求。孔子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人物,皆能从心所好。此乃最为特异处。西方古希腊好经商,罗马好黩武,现代国家自英法至美苏所好,亦无逾此两型。西方物世界,亦从心世界来。比较中西历史,非求之其心,又何以知之。

希腊占一小地面,故其人生每主空间扩大。中国乃一大地面,故其人生唯望时间延长。西方早信有灵魂,生前死后,各有其长时间之存在。尘世百年,仅是一短暂变态,仅求应付,殆无思前顾后之可能。中国则异此。始生有魄,继之有魂。魄附体,耳听目视,百官四肢之作用皆是魄。魂乃一种心作用。死则魄与体同归腐朽,魂气则离体浮游,亦言神魂。木主神位,使魂气得所依附。置庙堂中,岁时拜祭。故有招魂礼,而不墓祭。人死而魂气常在。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死者无情,则生人相与,情亦浅薄。孔子又曰:“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外界宇宙果有此神与否,孔子不深论。祭者自尽我心,使我心不复追念及于死者,即无鬼神可言。故中国乃并物质心灵而为一。不仅心灵有彼我之相通,即物质亦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之生命即从父母分出。使无父母,何有我生。西方人信灵魂,灵魂既独立,且生前即有,与父母无关。彼我间,亦各不相干。耶稣讲道,其母往听。耶稣言,谁为吾母,老于我之女子皆吾母。佛家则有前世冤孽,后世投胎为子,以报前世之仇者。故信灵魂,必尊个人主义。出家为僧,亦一种个人主义。与中国人所信人群乃一共同大生命体之观念大不同。

从中国人观念言,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产业亦可传百世。五口中,上有父母,下有子女,骨肉蝉联,亦已三世。言其身生活,则血统贯注,我生即父母生,子女之生亦即我生。小生命分五口,大生命属一脉。故中国人言身,必兼及家。一家之生命,实无异我一人之生命。而祖孙三世相嬗,至少当在百年之上,或可超百五十年。

更有七口九口之家,上及祖,下及孙,则为五世同堂。自我上接高曾,即为五世。下逮玄曾,又五世,前后共九世,此非易得。然自心生活言,虽未目睹,口耳相传,高曾祖之为人为生,亦在我心中。一人之生命,可以上通五世,亦可下通五世,前后可达三百年之久。祠堂庙宇即此生命相传。古人居宅在右,祠堂庙宇在左,死生同居一宅。自我玄孙至我高祖,上下三百年,成为一家之大生命。中国人重视家族,胜于个人,其意即在此。

然家有内外之别,又有邻里乡党。苟其有德服人,有功及人,其死,邻里乡党亦纪念奉祠之。此则其人乃进而为一乡之人。中国各地有乡贤祠,即由此来。中国人言孝弟,孝之对象为其父母。论语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可见弟道不限于一家之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十年以长,则皆以父辈视之。其有立德立功,乡人莫不敬事之如家长。敬老即弟道。故居家有孝,出门有弟。人自幼年即教以孝弟,则一乡亦如一家。生命之扩大与绵延,其端在此。则唯心生活大生命中有之,非个人之身生活小生命所能有。

吾家居无锡东南乡,离家四五华里外有皇山。其实乃一小土丘。相传吴泰伯让国来此,遂葬焉。乡民三千年来奉祠不绝。环小丘十数华里内,皆称泰伯乡,又称让皇乡。又有荆村蛮村,亦以泰伯居荆蛮名。今则改蛮村为梅村,亦称梅里。下及东汉,梁鸿孟光夫妇来居,死亦葬焉。故此丘亦称鸿山,乡人亦奉祠不绝。一水通无锡城,名梁溪。泰伯、梁鸿,先后媲美,相距当一千五百年。梁鸿距今,亦当千五百年。三千年之文化积累,今有梅里志一书,详其事。

中国有家谱,世代相传,多逾三千年。又有地方志,即记其地之名贤先德。余曾至日本及美国,各图书馆收藏吾乡梅里志一书者亦不少。自泰伯、梁鸿以下,所载乡贤,代不绝人,愈后愈多。宋代李纲,有读书处。元代倪瓒,则居家所在。一部梅里志,不啻环吾乡数十华里一大生命之记载。余自幼,清明佳节,即随先兄声一先生陪侍族中长老同舟往,登皇山瞻拜,乡人来者,络绎不绝,前后三日。在各自之小生命外,真若有一大生命,渊源皇古,不废江河万古流。各自之小生命,则如一滴水。非由此一滴水,积累以成此大生命,乃于此大生命中始有此一滴水。中国人之人生意义乃如此。

古迹之外,又有名胜。其实名胜古迹,乃一非二。如孔林,乃孔子之墓地,一小平原,植树数千枝,乃成中国第一名胜。两千五百年来受国人之瞻拜。如泰山,历代帝皇来此巡狩。自踵至顶,随处有古迹。泰安有岱庙,三面墙上,有宋真宗来此巡狩一大壁画。民初冯玉祥在墙上大书当时摩登宣传语,壁画遂破坏。千载古迹,修复无从,良堪惋惜矣。中国山水实即中国文化之具体表现。虽一自然,备见人文。亦为我民族大生命所寄。即谓中国人文心世界乃存藏于自然物世界,亦无不可。

西方人亦非不好古,但崇其物,非敬其人。如埃及木乃伊,乃几千年前之尸体。其人在历史上非可尊,然木乃伊终为欧美宝藏。金字塔,巍峨矗立,瞻谒嗟叹,神往曷极。余曾游英伦博物馆,有一屋自雅典迁来。试问对英国之历史意义与价值又何在?余游纽约一修道院,从法国迁来。又在一处见一中国古墓,翁仲、石马、石狮、石像,照样排列。又如中国祖宗画像,西方人亦陈列博物院中。美国西部开发,印地安人垂于灭迹,其遗物亦设立一博物院藏之。其他例证不详举,试问此等于美国人心情究何关系,又何感兴?中国人则对古迹之心情与西方大不同。阿房一炬,不加惋惜。

中国人认为物后必有人,人与人交必以心。徒物无心,或其心不足贵,物又何贵。故中国古物,必通于人文,涵有历史观。如孔子琴操,以及于嵇康之广陵散,琴亦兼心,中国人常连称文物,即此意。若琴不由孔子或其他名人所操,则其琴与声又何足贵。亦犹中国历史生命,一神位,一木主,为中国人文魂气所依附。西方则仅贵古物难得。而物中无心,即犹无人,故西方所爱,在物不在人。古希腊雕刻人像,主要在其身,即女性亦裸体。中国石刻人像,必冠冕簪笏。孔子行道图,所重在孔颜其人。罗马一古堡垒中,有耶稣十字架像,血滴淋漓逼真,乃宗教艺术。所重在耶稣之钉死十字架,则所重亦在其心不在物。瞻拜者心领神往,则求能心与心通,于其他艺术有不同。此始与中国有其相似处。但今之宗教信徒,化于习俗,亦徒知有十字架,而忽忘了耶稣之心。则耶稣十字架亦同为西方艺术之归矣。

西方绘画,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虫鱼花木,皆一物。中国则画其意境,亦在人文中。“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各有所寄,而所寄则在人文中又何等深远。“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鸡鸣犬吠亦人境,同是物境。可贵乃在心境,一如神境。可与知者言,难为俗人道。中国诗画可贵乃在此。

西方人生观,实可称为唯物观,人亦即物,求加利用。一切生活尽如自然物之活动,不仅科学经商如此,即治平为政,亦何莫不然。其另一面则上帝耶稣,奉宗教,信有神。无神论,不信宗教,西方人心不能忍受。人而非神,宜亦轻视。

中国人生,重孔子之仁道。孟子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故仁道即人道。中国人重人,乃重其心之有道。心相通,即仁道,亦即神。飞禽中有凤凰,走兽中有麒麟,花卉草木之有梅、兰、竹、菊,皆由此心之所感而有化。大自然中,一拳石,一滴水,大至河岳,上及风云,亦皆此心之所感而通,而遂跻于神。此心旁通物,上通天,遂成一多神之宇宙。如是则心与神与物乃三位而一体。物与心合则皆神,物与心分则皆物。其主宰之所相通皆在心。

故中国历史,乃一部人心的历史。开天创物,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胥此一心。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亦唯知之于此心。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亦唯信之于此心。小生命身生活有死,大生命心生活则有生无死。故中国人非不言利用厚生,而又必首之以正德。德亦此心,德之正亦即心之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本此。中国人言人生大义尽此矣。

西方宗教,神不在心,而与心分。科学、物不在心,亦与心分。于是遂有唯心、唯物、唯神之三分。而于一心之明德,孔子所称仁之一字,则终少提撕警策及之。此诚中西人生大歧点所在。故西方唯言权利,中国则言德性。天之生人,生其性,生其德。德性之表现为道,非为权利,此为中国观念。

今再以东西方历史文化之演进为比,亦可谓东方人尚心,西方人尚物。西方政治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分,权皆凭于力。今日主宰一世之大强国亦然。力凭物不凭心。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中国国际相交亦尚德,西方则尚力。中国人所谓道,在心世界,心之仁智始成道。西方人则言力不言道。

既仁且智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神力不可量不可知。西方则视机械如神,神在天堂又在物世界。实则机械乃人心所创,宗教亦人心所立,而西方人则决不视心为神。马克思共产主义倡为唯物史观无神论,今日美苏以核子武器对抗。何由转机,则唯望人心之有仁与智。其然岂不然乎?则亦唯人心之仁与智权量审择之。

人生主要在其心,非其身。身属物,但非物亦无以见心,非身即无由有生。生有时间性,须待养育成长。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养之长之,而成一大人。大人之心由赤子之心来,此谓之心生命。

心必有知,所知乃在心外之物,唯情则即是心。如孝父母,父母别是一生命。吾心孝,则父母生命亦归入己之心,而与己之生命融为一体。故养心贵能养其情,不在养其知。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为心情见于行为,始是生命。有生命,乃始加以外面文章知识之教育。生命开始重在其有家,家庭教育乃以教其情。西方人自幼即以知识为教,自心生活言,无以成人。西方哲学亦贵知不贵情。至少非中国人所谓人伦之学。西方科学就物以为知,更非养其心。为学立场不本于心生活,不本于生命之全体,而仅本于身生活之一部分,故其为害于全人生者转多。

中国人言知,分体魄与魂气。体魄之知,限于身之器官,各别不相通。鼻口所知为气味,生命所赖,非呼吸饮食则不得生。视听所知为声色,无声色,无见闻,虽可有生,但生之境界狭,不得为人生之全。马牛羊鸡犬豕六畜,皆有视听见闻。犬马知亲疏,人或自称犬马,然人生终与犬马有别。

论语有子曰:“孝弟为仁之本。”知有父母兄长,不孝不弟,即不仁。人而无仁,则所知非智。其心有仁,乃得谓之为成人。既成人,乃有魂气之知。乃为心生活之知。若仅求通于物,则无仁而不智。科学造原子弹核武器,岂非皆无仁不智。哲学创为唯心唯物论,其心实亦如物,不仁无智。仁智皆即人之心生命,必通天人一内外而始得。故中国人所重在道,则重行又过于重知,而始得称之为成人。西方人则生即为人,无中国人此观念。

孔子曰:“仁者寿,智者乐。”唯仁乃得生生不已,此乃大生命之寿。唯智乃能无入而不自得,即自得其生命之乐。乐天安命,乃大智,亦大乐。原始人赖渔猎为生,渔猎必赖体魄之知。归而洞居,家人相聚为欢,遇月夜,或出洞以歌以舞,如是始是心的人生,乃得谓之真人生。其渔其猎,乃人生之手段或工具,此乃人生所不得已而应有之用。其洞居相聚,或出洞歌舞,乃始是人生自然真生命之体之一面,人生可乐正在此。近代人乃转以慕效原始人渔猎为种种运动,转谓人生真乐乃在此,则亦浅矣乎其视人生之乐矣。

即如鸟兽晨兴,林中争鸣,闲居相聚,乃其乐处,亦即其真生命之一面。故生命必同类相和相亲,不在同类之相敌相争。有一家之和,有一国之和,有天下之和。道一风同,乃得之。真人生则不仅在身,必在家国天下。在人生之大和中,乃得人生之真乐。

目欲视,耳欲听,此之谓欲。视听而心乐,此之谓情。人生真处乃在情,不在欲。西方人重知不重行,重别不重通,重争不重和,重欲不重情,其生乃不安不乐,则何贵有此生。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曰悦、曰乐、曰不愠,皆在人生真处。学而时习,则可上通前古。有朋远来,乃可旁通一世,并可下通后世。人生到此,何乐如之。己之所乐,他人不知,己又何愠。或问,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不知非读书乃为学。原始人洞内相聚,洞外歌舞,即有学。今日西方科学,乃仅学原始人之以渔以猎,学其人生手段,人生方法,学其为人生之工具者日见进步,而其距人生真处目的所在则更远。不求之近而求之远,乃求灵魂上天堂,则人生仍是一手段非目的。

能疏于物而亲于心,乃得孔子仁智之大义,而人生乐处亦在是,人生真处亦在是。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性在天,率之修之教之则在人。求善处人生者其勉之。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实则乃是止于至善。孔子又曰:“富贵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乃外在物世界,所好则内在心世界事,此其别。

平剧中两人对骂,其相骂声,乃和合如一歌。两人对杀,其相杀状,乃和合如一舞。人生而戏剧化,即人生之艺术化。西方人生则一趋于机械化,非艺术。核子战争岂得谓是一场戏剧,又岂得谓是一种艺术。

人生贵能单纯多闲暇,此心乃有欣赏可言,而生命乃得感其悠长。若多外来刺激,唯感繁杂忙碌,则此心不安不乐,生命亦唯感其短促。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一则为机械人生,一则为艺术人生,对此不当不辨。

有医德,有医术。医术可以救人得生,亦可处人于死。但医德只许救人生,不许处人死。法律主要则在处人死。中国古人极重医,轻视法。西方教会创始大学即有医法两科,不为医师,即为律师,同以救人死为任务。纵是恶人患病,医师必加以治疗。犯罪,律师必为之辩护。中国人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救人死,其道远超于良医。故中国人兼言道术,而法术则为中国人所轻。更何论于刑罚之法。西方宗教凯撒事凯撒管,治平大道,上帝亦所不理,则唯有律师可任。故西方人仅知有法术,不知有道德,乃为西方文化一大缺陷。

(二)

中国自古即为一农业社会,五口之家,百亩之田,生事已足。过求拓展,不仅收获不增,或反致荒芜。安分守己,斯为上策。夫妇和睦,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有福,群知羡慕。故所重在人之性情德行,在内心,不在外物。外物多同,所异则在心。

西方古希腊则为一商业社会,群出经商,或致巨富,或仍平平,或则亏折,遭遇不同,机会不同。故其所重,多在外,不在内。即反求之己,亦在其商品货物上,不在其德性修养上。他人之向我所求,亦在物,不在其心。中西人生相异其要在此。

农事最重天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节令,谷雨霜降,大体可信。航行大海中,朝夕之间,风浪难测。故农业民族仰天俯地,多信心。对之有信,始有忠。不仅对天地,即对五谷百蔬,鸡犬牛羊亦然。故农人其性忠信,一心瞻对,即为笃敬。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是也。商人不仅航行海洋,所至亦异地异风,无信心,亦无忠忱,唯以机变适应,甚至欺诈,无忠信笃敬可言。故西方人所重在外,天地人群尽在外,与己若相敌对。中国人则重一己之内心,对人对天地万物,同此一心。通天人,合内外,皆此一心。除忠信笃敬外,更有何事。

人生所贵,在能同中求异。我之在天地万物中,必求有所异,始见有我之存在。我之异于外者,亦只在此一心。故中国人所重乃在德性之学。忠信笃敬,乃至为圣为贤,为君子,只是此心德性上程度之异,其所重皆在内。富贵名位,事业权力,则在外,中国人乃不加重视。

人生要求主要果在己之一心,则求而易得。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是不为,非不能。”韩愈亦言:“足于己,无待于外。”而且人心相同,己之所得,亦可分之人人。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老子亦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如此则道一风同,礼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即在是。西方人则内心只有求,所求则尽为外物。又即以身为己,身亦一物,而心为形役,只成人生一工具。但身之所求,如衣食,实易满足。不易满足者实在心。于是求衣食,转而为求富贵。而富贵乃相形而见。他人贫,乃见己之富。故孔子曰:“为富不仁。”既求富,又当求贵,否则不足以自保。故财富之上,必继之以权力。故希腊之后乃继之以罗马。

西方人重外不重内,故知有事业,不知有德性。事业有成败,而德性则可有成不败。两军交战有胜负,而中国则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杀身成仁,亦无亏其为将之德矣。西方则兵败将降,乃属常事。拿破仑一世雄豪,两度败降,终不失为西方一英雄。以中国标准言,则不得不谓其德性之有亏。

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可谓事业无成,但亦已全其性命。较之曹操与司马懿,事业有成,性命有亏,贤奸之辨显然。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人生观。近代国人竞慕西化,性命二字,已不知作何解。则曹操司马懿必转而居诸葛之上矣。

中国人重德性,其论人亦有品格。品较在内,而格则形于外。如曰格式,又曰形格势禁。物必有形,形必有格。大学言格物致知,能于外物知有格,斯即其内在一己之德性。孔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人生主要在其一心之德性,亦即人生之真乐所在。乐在心,不在身。故身生活必知有格,饮食起居皆有格。富贵属身外物。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子不改其乐。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诚中国人生哲学一最要端。身之格曰“廉耻”,心之格曰“礼义”。礼义廉耻尚在外,孝弟忠信始在内。而内必形于外。道释太偏内,西方太偏外。中国儒家则主一天人,合内外,始得谓之中。

中国人言天地万物,亦主其德性。麟凤龟龙为四灵,麟与龙较难详,凤与龟则较易知。庄周言:“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练食不食。”则其一栖一食皆有格。龟之饮食享受,活动作为,极有限制,极有禁格。但其寿命则长,故亦尊之为四灵之一。灵指心,指德性言。庄周辞楚相,曰:“宁为龟之曳尾于涂中。”故中国民族生命长达五千年,生齿日繁,人文日化。直迄于今,乃始改图。生而为龟,必为人所耻。人心之变,于斯可见。

中国人对禽兽之德性观,尤可举家畜为例。如群字从羊,因羊最能群。善字亦从羊,则唯能群始为善。如美字从羊,亦指其德性,不指其躯体,亦不专指其味。犬牛鸡豚皆有美味,而羊则能群有善尤为美。窈窕淑女,亦指其德性美。古希腊雕塑美女,主要在其形体,与中国人观念大不同。诗又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女性美在其一笑一盼,此皆内心之表现。目与口其美浅。羲字亦从羊,则未有不群无善而可得谓之羲者。易卦龙象乾,马象坤,羊象兑。兑指泽,尚通。能群而有善,则人与人相通。可见兑象羊,亦指其德性。群水汇聚则为洋,洋洋大观,亦指其通。庠序之教,庠亦从羊。教育重在教人有善能群,亦重其德性。祥从羊,祭祀奉羊,亦为鬼神所喜,故得吉祥之报。详字从羊,言语能彼此相通始得详,不在多言。佯从人从羊,乃伪装。羊富群性,缺个性。人之为性,则须能立己以通于群,否则为孔子所恶之乡愿。故佯则不诚不实,虽非巧言令色,亦不在可取之列。中国文字创造远在周公孔子之前,而其义已如此。此见中国之文化传统远有来历。依近代国人之意见,中国古人喜龟喜羊,宜其不得争存于当今之世矣。

中国人尤以德性观自然。盈天地皆一德一性之相通。一己之德性,即为天地之中心,为万世之常轨,而事业亦尽在其中矣。故立己立德,乃为人生唯一大事。今国人则尽从外面事业上来谈人生,则其无当于中国文化旧传统之深情蜜意亦可知。

中国人言己,非个人。必在大群中始有己,无己亦无群。故己为人,人为己,人己相对而合一,有别而相通。相通合一,即人之德性。故不知人之德性,即无己,亦无人。今日举世群趋于功利,不再论德性。自中国人观念言,则一切皆架空虚构,物与物相叠,成此架构,乃如一大机器,其中只缺一灵。灵非知识之谓。知者知于外,灵则明于内。自知之明始为灵。人为万物之灵,失其灵,即失其所以为人,更何论己。人死则尸体腐,而灵则常在天地间。西方人信有灵魂,有上帝,而上帝则在己之外,不在己之内。则上帝亦如一物。灵魂与上帝之相通,非中国人所谓德性之相通,而别有其所以为相通之道,此则成为西方之宗教。双方之辨,有待详申。

(三)

世有盛衰治乱。中国历史,盛世治世,人物活动少,表现亦少。衰世乱世,人物活动多,表现亦多,其影响转深而大。此为中国历史一特征,亦即中国文化一特征。

唐虞之治,苟无洪水为患,则亦平安而过。尧舜禹之弘德大业,亦渺不可见矣。夏代稍可述者,则为少康之中兴。必待夏桀无道,乃有汤与伊尹之出现。商代之稍可述者,则有盘庚之迁徙。必待商纣无道,乃有西伯昌周武王之出现。及于成康,天下平治,乃亦无人无事可述。稍可述者,则为宣王之中兴。平王东迁,春秋两百四十年乱世,人物迭起,试读一部左传,何等灿烂,何等光明,较之诗书,影响当更大。战国益衰益乱,而人物更迭起。其影响于后世者,乃更大更远。

秦代一统,人物乃无可言。汉兴,高惠文景,以至武帝,由乱转治,由衰转盛,人物事业始多可称。但其臻盛世,人物亦渐降。稍可述者,为宣帝之中兴。东汉光武明章,又复由乱转治,由衰转盛,乃多人物可述。三国世乱,人物又鼎盛。西晋稍定,人物亦遽退。南北朝之际,北方之乱盛于南方,而人物则较多。唐代之起,由衰转盛,由乱转治,而人物亦特多。要之,世乱则人物起,世治则人物谢。宋不如唐之盛,而人物则更盛于唐。南宋更衰,而人物则更起,不遽逊于北宋。武臣如岳武穆,文人如朱晦庵,杰出古今,汉唐以来,谁与相俦。

元代以蒙古异族入主,政治变于上,而社会则依然中国之社会,人物则依然中国之人物。文化传统俨然无变。明初人物,皆起于元。下如王阳明,苟非龙场驿之贬,不有宸濠之乱,亦不成一后世相传之王阳明。世益衰,而人物益起,乃有无锡顾高之东林。

清代又以满洲异族入主,而明遗民乃多千古杰出之人物。如顾亭林,如李二曲,如黄梨洲,如王船山,多在野,不在朝。下及乾隆盛世,十大武功,煊赫一时,然为中国人所夸称者,则为在野之学术,而非在朝之功业。吴派、皖派,常州派、扬州派,汉学之兴,与宋学相抗衡。非由政府提倡,乃民间自由兴起。嘉道以下,由盛转衰,由治转乱,而后有湖南湘乡一派之崛起。此亦在下不在上。辛亥革命,于是又有新时代之新人物兴起。

故就一部二十四史言,吾中华民族生命之旺盛,乃每见于衰乱世,更过于在升平世。此则为并世其他民族所少见。即就西欧言,如希腊罗马,衰则永不复起。现代国家如英法,则衰象已见,恐亦不能再如以往之英法。其病痛所在,凡所建设,偏在物质方面,而人类本身,则似转少注意。则如身之既老,乃不复旺。此亦一种自然现象,无足深怪。中国治世盛世,亦不重物质建设。唐虞三代古迹,极少遗存。秦有阿房宫,项王入关,一炬而烬。长安为汉唐故都,其建设遗迹存者有几。北平为元明清三代故都,尚留有六七百年以上之故宫,较之希腊罗马遗迹,尚愧不如。今亦仅供国人游览,而国人对之,亦不会有崇敬心。唯有如曲阜孔林,则历两千五百年来仍然无恙。故中国传统重人重心,西方传统重物重事。此其大异。在中国,田野平民间,子女之孝其父母,其事乃更重于廊庙宫殿卿相之忠其君上。只说移孝作忠,未闻移忠作孝。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为臣者逢父母丧,必离职回乡,守孝三年。期满,始得再仕。则孝心重于世务,为子重于为臣,此即人生一事业。其事业则在道义,不在功利。功利事业必随时而变,道义事业则千古常传。既重道义,乃奉孔子为一宗师。虽有敌国外患,可以破坏其一国之物质建设,但难以破坏其四海皆同之精神传统。故中国民族之命脉,乃在其内心,而不在其外物。

哀痛心,乃人类德性中极具意义价值之心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亦可谓哀痛之心乃仁之至。人莫不有父母,莫不有父母之丧。中国人教孝,慎终追远,乃培植其哀痛心。世衰时乱,哀痛心生发,而后才智辈起,拯救非难。释迦见生老病死,乃生恐惧心,厌恶心,但不知培养人之哀痛心。西方信灵魂上天堂,哀死之心则淡。故西方人唯求乐生,不知哀死。唯中国人生能哀乐兼存,又能得其中和。以是中国人之德性,乃特较其他民族为深厚,而其生命绵延乃有其悠久之前程。

孔子辞鲁司寇,在外周游十四年,老而返鲁。鲁之君卿,仍加礼重。是乃鲁政府对孔子之迁就,而孔子则对鲁政府终未有迁就。孟子见梁惠王,使能迁就,亦见大用。然孟子不迁就,而去梁之齐。见齐宣王,仍不迁就,所如不合。汉武帝信从董仲舒对策,表章五经,罢黜百家。但董仲舒并不迁就,不如公孙弘之曲学阿世。后世遂尊仲舒而鄙公孙。唐太宗用魏徵,魏徵不迁就,真言以谏。太宗心愤,有何日杀此田舍翁之语,然终加以容忍。魏徵卒为唐代之名臣,而唐太宗亦为唐代一名君。中国传统,政府常知迁就。而儒学之最标准,则为不迁就。

韩愈谏迎佛骨,贬于潮州,幸免一死,卒复任用。此亦宪宗之迁就,而韩愈之对宪宗则卒未迁就。汉唐两朝皆崇儒,宋尤然。神宗尊王安石司马光,而两人政见不同,卒成新旧党争,神宗哲宗亦唯迁就。明成祖攘夺帝位,方孝孺不迁就,乃受十族之诛。但后人则尊方孝孺,不尊明成祖。唯成祖既得位,终亦尊儒道,此亦其迁就。

最特殊者,异族入主,亦知迁就中国之儒道。许衡仕于元,其所贡献亦甚大。待其死,诫其子,我为名所误,墓上唯立许某之碑,不愿再列其官位。后世亦对许衡多微辞,不如对同时之刘因。清代入关,更尊儒。明遗老守节不仕,清廷亦皆迁就。偶于李二曲稍有勉强,二曲终生居土室中,不与世相接。清廷不加逮捕,亦仍迁就。而二曲亦遂为后人崇奉一名人。中国自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一心相传,事迹昭彰有如此。

抑更有进者,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孟子言性善,乃得为亚圣。汉之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此下二十五史之鼻祖。此在史学上之贡献,实已胜于孔子之春秋。郑玄网罗百家,括囊大典,其功亦不逊于孔子之称道诗书。韩愈后人尊之谓其文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开此下文学一大宗。此与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又异其趣。周敦颐著为通书,于汉唐儒林之外,乃别启道学,为宋元明三代群儒所共尊。中国学术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如马迁之于史,郑玄之于经,昌黎之于集,濂溪之于子,皆可谓超绝一世,为后代之大宗师。而朱子尤汇通四部,可谓孔子集前古之大成,而朱子则集后古之大成。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如上举,孟子以下诸人,皆孔子所谓可畏之后生。然孟子则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韩愈则曰:“并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周敦颐则曰:“学颜子之所学。”郑玄朱熹注经为业,其尊奉孔子更所不论。上下两千五百年,孔子永为至圣先师。人之所学,则皆孔子之学。人之所道,则皆孔子之道。孟子曰:“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后世继孔子而起者,亦可谓皆有得于孔子之心矣。但皆尊孔子,各不尊其己。时异世易,所学所道,实已不同,而其统则一。乃有所谓道统。道则统于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皆贵一统,其统均在心。其传亦在心。但心与心之间,乃有一大迁就。中国人之学统道统,乃于绝不迁就中有此一大迁就。斯人千古不磨心,唯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乃有此。岂放心外物者所能有。

然今国人则竞慕西化,乃有双手独打孔家店之老英雄,乃有线装书扔毛厕之新理论。心已变,则一切自随而变。救国救民,不本之心,唯赖外物。唯期成于物,不期成于心。心无成,而所成尽在外,亦复与人生何关。亦可谓人亦为一物,物在心外,亦即心在物外,仅为一工具,仅为一机械,心为物役,如是而已。则何复文化人生之足云。而所谓盛衰治乱,其重要性亦在物不在人。而又复何心物内外之堪分别讨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