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这个世界，与其称为质的世界，似乎不如称为能的世界，更为适宜。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为具体物质，火非具体物质。物质可指有尽，能则持续无尽。试举一更浅显易明之例。电视公司，拍摄电视，有声有色，散入空中，每家每户设一电视机，便可把此声色照样接收。电视机乃物质，散布空间之声色，无可指，当属能。
再深言之，空气亦属物质。散布空中之声色，虽固看不见听不到，亦可谓属物质，但有能，故使人得从电视机中来收看收听。如此之例，同可来说明文字之用。语言写入文字，亦如一架机器，他人读此文字，便如听人说话一般。其功能之大，实远超近代机器如电视机一类之上。
中国文字，更属功能卓越，流传广久。古诗三百首，已历三千年，辞简义丰，至今犹人人能读。三千年前人之精神笑貌，心胸情怀，依然如在目前。使三千年后人，仍可投入三千年前之人生境界中，同样感受，同样孕育。试问如此兴趣，较之人类登月球，荒凉寂寞，无亲无故，刺激全异，何堪相比。今人则沈迷于质的世界中，能的世界日闭日狭，日消日淡。看一场电视，情绪兴奋，已远非诵三千年前一首古诗所能比。登上月球，虽片刻之顷，毕生难忘，举世惊慕。中国古人发明了此一套卓越的文字，使三四千年前之人生，投入了一广大悠久之能的世界中。质的世界之一切意义与价值，全已包涵在内。两者相较，质的方面，自见逊色。古诗三百首，可以抟聚民族，陶冶性灵，有治国平天下之大用。较之物质世界中之财力兵力，其功能之大小高下，难相比拟。但告之今之国人，又谁其信之。
吾国人正为生长在此能的世界中，四五千年来，不仗财力兵力，而抟成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举世无匹。此有历史实证，又谁得疑之。西方文字，随语言而变。语言又随时随地而变。故罗马人之语言文字不同于希腊，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时地异，又各随而变，故西方人之语言文字，可称为质的分量胜过了其能的分量。人生一切亦皆变。故中西双方文化比较，正在其质与能之多少与强弱方面。以质的世界论，近人认之为进步。以能的世界论，长此分离，永不统一，斗争杀伐日烈，进步何在。人生不能专论物质，其最大功能，乃在其大群之能寿。中华民族寿达五千年，此其功能之一。人生之又一大功能，则在其群之能大。中华民族之疆土，已超越全欧，此其功能之二。何以有此功能，则为其生长于能世界，与西方人之生长于质世界者有不同。
中国古人言，人之死，体魄腐于土，而魂气则无不之。体魄属质，魂气属能。魂气之无不之，则在其生前已然。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风即人之德性，亦即其生前之魂气。西方人信仰灵魂，仍是一种物质。唯其所在地则为天堂，非尘世。其在天堂，亦不言其相互间共通和合之功能。在人世，数百人同进一礼拜堂，每一灵魂各自直接通于上帝，无分风草，不能有相互之影响。罗马教廷则同属一种政治组织，依然需拥有财力武力，其所表现，仍在质世界。中国佛教，僧寺散藏深山大岳中，相互间无组织，无系统。但同一寺中之方丈与其僧侣，一是风，一是草，魂气相通，并可波及外界。仍于尘世无遗。
西方社会一切衡量，皆本于财力武力，近代则为一种机器力，故谓之质世界。中国重风气，在人不在物，在德不在力，在能不在质。如言风度、风范、风格、风致、风貌、风神，乃指一人言。并有一家之风，一乡一邑之风，一邦一国之风，一天下一时代之风。其言气，如孟子言“浩然之气”，文天祥言“天地有正气”。风与气皆非物质，但皆有能，其能则犹在财力武力以及各种机器力之上。故中国人对群体之观察衡量，好言风气。西方人则不之重，不之知。
如男女婚姻，结为夫妇，亦本于德行，而成为风气。周南召南为十五国风之首，而关雎为二南之首。后人谓文王之得天下，开有周八百年之盛运，乃自关雎之诗始。此等观念，西方无之。直至今日，美国富强冠世，男女多同居，不结婚。此亦是一种风气。依照中国人旧观念，此种风气，于人群治平大道，可发生反面之大影响、大力量。但西方人何肯承认。
中国人又言气象。象是一种模样，亦非物质。宋明儒好言圣贤气象，即指其一种神气模样言。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规矩亦是一种模样。而此种模样，可以推广，可以持久。一切事物皆求其成规成矩，有模有样。俗又称模样为神气。余书斋墙上常悬朱子横幅书“静神养气”四字，大率中国人看人之生命，此神气两字即可说尽。故静神养气即中国儒家养生修身最大纲领所在。中国人重礼，俗亦称规矩，夫妇婚姻，礼之大者。不仅人类，其他生物中亦多有此模样。如雎鸠，如鸳鸯。甚至如天圆地方，亦此模样。张横渠西铭言：“乾称父，坤称母”，亦同是一模样。古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中国则要人做一像模像样的人，生活得有规有矩。而人则自有此德，自有此能。故人生在能世界，更要于在质世界。中国人观念，天地大自然，自始即是成规成矩，有模有样。否则亦生不出人类与万物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天地之一种德，一种能。言质则称曰气质性质，但不称物质。专言物质，则不见其性气。言性言气，则质亦自在内。性气乃兼言能，不专言质。西方人好言物质不灭，但最近发现了电子，他们的物质观念亦终于要变，不能再保持。
言能必有动。故中国人又好言气运，运即有动义。动的另一面是静，静则不变不动，而有此一存在。生动死静。生生不已，不说死死不已。故死生一体，其气其性其德，则偏重在生，不在死。故生统死，死不统生。人生体统在求生，不在求死。果使死生不成一体，则无统可言。西方宗教主灵魂上天堂，世界有末日，死生分成两体，则早非生命之大全。西方生物学家言，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但直至今日，人类岂是胜，蝇蚊岂是败。海底鱼类尽日尽夜成一大战场，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亦与地面人生无大相关。则天地大自然亦不成一体统。转不如中国古老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失为一体统。天地真有此好生之德否？中国人则谓气象如此，不专向物质上作深究，斯得之矣。
中国人言和气致祥，乖气致戾。一身之气，一家之气，一国一天下之气，均有乖有和。待其积而运，则有祥有戾。中国人又言王者气象。人群达于一理想境界，则王者兴，而其地亦有王气。此果为一不科学之迷信否？如读二南，读豳风，斯可知其二地之气象，宜可有王者兴。吴季札聘中原，观听列国风诗，即能指陈其数百年来民情风俗盛衰治乱之概况。汉书地理志，亦引诗经以证当时郡国文物之演变。此皆所谓气象不同。实即古人死者之魂气流行，以积累而成之一种能的世界之景象。非在质的世界中，有一种潜在的力量，由观察衡量而可得知其所以然与将然。今日世界气象，王者兴于何方，宜亦可用中国旧观念加以推测。或当谓气运未转，庶或近之。
西方人长生活在质的世界中，对能的世界似少领会。最显著者，即在其对一己之德性不自重无自信，故每重于事而轻其人。即如文学，每一作者，亦不在坦白直抒其内心以告人。或其内心并无所存，所写只外面事，与作者个己无涉。故西方文学中所表现，多作者体魄所接触，加以虚构伪造，非其魂气德性之所在。故在西方作家中，求如屈原、陶潜其人，乃渺不可得。求感人，则在其作品中之故事，紧张刺激，曲折离奇，千变万化，重要在外不在内。其内在情志方面，唯男女恋爱，而仍必故事重于情志。苟非故事之紧张，即不见情志之真切。至于作者个人情志，则甚少诚恳表达，坦白透露。如是，则以一内无情志之人，又何能表达出动人情志之文学来。
即如哲学，亦不披露思想家一己之情志，而仅从外在求真理。此种真理，亦本此思想家体魄官知之所得，而遵从一种逻辑辩证方法，以完成其体系与理论，非其魂气精神之所存。即如生物学，观察外在生物界，无微不至，然不能反求之一己内在之生命。故西方学人尽向外面知识上满足其欲望，不向内部德性修养上完成其一己。其学术气象乃如此。一部中国学术史，先秦两汉魏晋以下迄于清末，无不各有其每一时代之气象，其气象有承有变，共成一体，乃成为中国之学术风气。但此一风气中，亦有厚薄精粗，偏全高下，乃全从其内在德性之能的一面来。西方学术只见方向分别，各成专门，其能亦尽限在外面物质上。故西方学人纵处乱世，亦仍钻牛角尖，外面事若可置之不问。因其无自立，乃亦无自信。亦可谓其所信在外，而不信及于己。此即其生命寄托于体魄，而不知有魂气之存在。
中国人言气象，尤好于天地大自然中之山水求之。泰山、华山，各有气象，各因其自然积累人文而化成，不可互易。其他诸岳皆然。江河四渎，湖泽沟渠，亦莫不然。无此自然，即无此人文。非此人文，亦非此自然。中国之自然乃积累古今数千年中国人之无数魂气所共同缔造，乃成此气象。此乃一神化，一奇迹。人文有盛衰治乱，自然气象则可光昌无变，而人文乃亦绵亘以俱新。故中国境内之自然山水，各有魂气流行，各有气象呈现。生此天地中，无不受其影响，受其化育。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之同化力，主要乃在自然山水之间，更远过于其在都邑城市中。故中国文化乃常与天地大自然融凝一体。中国人言，言教不如身教，而气象大自然之教，则更深厚，更不可测。
以中国各大都市言，如长安、洛阳、金陵、余杭、开封、北平，建都各数百年以上，全国人文荟萃，亦如山水大自然，各具气象，一读历史记载，可以依稀想像而得。所可奇者，乃其各自成体，各异其象。此体象亦经长时期之和合蕴积而始有。其他诸城市，亦各有其缔构。如江南苏州，单论其园林，唐有网师园，宋有沧浪亭，元有狮子林，明有拙政园，清有留园，分布城内外，历经盛衰治乱，规模尚在，会合成一气象。能世界超乎质世界，其影响乃不止苏州之一城。又如济南、长沙、成都、广州、昆明，类此者又何限。
西方城市建筑，气象自别。远之如埃及金字塔，近之如美国尼加拉瀑布，仅供物质观赏，无精神陶冶，气象灵感则浅薄不深厚。故亦可谓西方都市中仅有物质之建设，而无德性之团聚。巴黎、伦敦、华盛顿、纽约，建设各不同，气象则无大异。不如中国各大都市之各有深厚之特色。若以近人语说之，则近代西方都市建设可谓乃科学的，而中国则属艺术的，此又一大不同。
故西方社会乃外在科学性的，而中国则内在艺术性的。若论科学，可说西方胜过了中国。但言艺术，则中国实远超于西方。中国重礼乐，亦一种艺术，非科学。故亦可谓西方乃一霸者气象，中国乃一王者气象，高下之判即在此。
如绘画。西方主模绘外面具体之形似。中国人画山水，则须画出此山水之气象，于山水原形有所变，乃有出神入化之妙。东坡诗：“不识庐山真面目，正缘身在此山中。”此心能超乎一世之外，乃能深入此一世之中，而识得其真相。此一世乃亦融入吾心而与我为一。所谓一天人合内外，此为人生一绝大艺术。庄周言：“超乎象外，得其环中。”宇宙大自然皆其象，吾之真生命真精神，则其环中。孔子志于道而游于艺，艺即礼乐。亦可谓礼其环，乐其中。人生真理乃在此。非知识，乃德性。果使拘于外在之礼，而失其内心之乐，则绝无当于中国传统所谓之礼乐。
故形而下则质生能，形而上则能生质。亦可谓中国所有乃一种有机科学，即生命科学，亦即能的科学，德性科学，科学而艺术化，生命化，而道亦在其中矣。岂物质科学之所能尽。西方艺术则终不免是科学的，而中国科学则务求其艺术化。西方科学最近有核子弹杀人利器之发明，但断不得谓杀人乃艺术。山崩海裂，狂风暴雨，亦杀人，但非天地自然之有意于杀人，更不得谓天地自然有杀人之艺术。与科学家之精心设计求能多杀人者大不同。中国人之气象观，则属艺术非科学。西方主张个人功利，故科学可无限使用，而艺术之为用则有限。中国艺术亦即人道，故可无限使用，而科学之为用则有限。此为双方文化学术一大不相同处。倘能科学艺术化，此即晚清儒所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一表现矣。
另从一角度言。中国自始即一大陆国，西方自希腊起，乃一海洋国。漫游中国大陆，所至皆多相异。但仰天俯地，则觉有一大同气象。从大同中呈现出小异，异中见同。气象万千，乃得合成一大同世界。海洋则遍望皆水，航行者空荡荡无依靠，唯此一舟。波涛时起，惊险万状，必得驶近一埠头，此心乃安。而登埠后见闻，则异邦奇俗，与己土全不同。有所获而归，仍必再出。如此则毕生所求，乃非其所安。经历交接，惊险奇异，习以为常。既老而衰，始告终结。故在希腊人心中，人生只在向外求，一切惊险奇异中，应隐藏一平安如常之真理，而又骤不得其真理之所在。彼中哲学家所欲探讨告人者乃在此。科学亦然。几何学一门，最受注意。大海中遥望见一山，露出云层，即可推测吾舟离岸之远近。此是何等重要事。柏拉图榜其门：“不通几何学者，勿入。”中国古人，何曾设想及此。天地不同，世界不同，无怪双方人生之相异。
罗马以一小城市，仗兵力征服地中海四岸，但仍非一大陆国。西方中古封建时期在大陆，亦不能团结成一国。文艺复兴，意大利沿海新城市再起，北方波罗的海沿岸亦兴新城市，重返古希腊气象，于是有葡、西、荷、比、英、法现代国家之出现。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此在西方史上，何等惊天动地。但哥伦布心中仍只是一海洋。人心然，天地大自然亦然。全欧诸邦，仍承希腊旧传统，各成一海洋国，无大相异。
美国乃真成一大陆国，但其内心积习，仍自海洋国来，向外更重于向内，与欧洲文化传统无大相异。西部开发，印第安人杀伐殆尽。大总统统率海陆空三军，国务卿则主国际外交，其立国精神乃如此。俄罗斯乃欧洲一大陆国，自彼得大帝起，亦求海外发展。苏维埃继之不变。美苏乃同具海洋国精神。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谓此后世界形势将不操于海洋国，而改操于美苏中三大陆国。但不知美苏与中国立国精神大不同。其所猜测，乃成浅见，无足深究。
西方立国精神常向外，个人亦然。重事业，不重其个人生命内在之德性。虽称个人主义，自生命立场言，实无个人精神。即如耶稣教之传播，亦事业，非德性。亦可谓儒释重内，耶教则重外。中国人重内在之德，故其事业亦发于内成于内。西方人事业则向外求，亦有身，而事业则不在身。亦有家，事业亦不在家。家人各自独立，不成一气象。国与国相争，乃始有国内之抟聚可见。胜则继续向前，败则气散不复。故西方气象乃在争。国然，个人亦然。平居无事，则无气象可见。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又复盛，此亦西方一气象。暂时相争始有，争毕即散。
黑格尔哲学唱为正反合辩证法。中国人则阴阳正反合成一体，并无永远向前，只是正反对立一局面。故中国之变止于常，而西方之常则止于变。黑格尔辩证法，甲与非甲合成乙，如是而丙而丁，变而无止，实乃无常。此又双方观念一大不同。故中国和顺即是道，西方则相离相争始是道。所谓自由，实一反抗仍偏向外。人之德性则有反抗有和顺，而和顺尤重于反抗。个人独立，贵能合成一大群。人类生命实质如此。其意义价值亦在此。故身之上有家国天下，身是小生命，家国天下乃其大生命。合内外始能一天人，人文自然乃合一而无间。否则人文终亦是自然中一变，无逃于世界之末日。
西方哲学从宇宙论建立人生论。而中国人则从人生论来建立宇宙论。和顺于道，于己有成，即与天合德，人而即天矣。天地一大自然，人亦自然中一部分。涓滴之水，必归于江海，而江海乃集合涓滴而成。非涓滴，又何以成其为江海。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庸则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人之生命在其身，亦在家国天下。苟其和顺于道，则各有自得，各不失为一中心，如此而已。而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则亦修其分离养其合一，修其反抗养其和顺是已。
身家国天下，皆一气之抟聚。人生先有体魄，后有魂气。体魄归于腐败，魂气则长流行。西方人重体魄，主向外寻求，而生命乃限于躯体。可在医院中解剖，以详知其内容。中国医学则重在躯体中之一气。生命终了称断气。此一“气”字，西方医学所不论，今国人亦称之曰不科学。实则天有阴阳四时之气，地有山川陆海之气，身家国天下，亦各有其气。有生气，有死气，盛衰兴亡，莫不有其气。上下四方，古今中外，通为一气。中国此一“气”字所指，今姑称之曰能世界，以别于质世界。但质与能亦相通。今姑就中西文化相异处分说之如此。
宋儒言变化气质，乃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为二。天地之性亦称义理之性，乃宇宙大自然所赋于人之共同性。人类即本此以展演出种种大中至正之人生道义来。限于躯体，则为气质之性。故人自婴孩，为子弟，即当从学受教，求能变化修养，以上达于天命之共同性，而跻于大中至正之大道。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人生哲理中一最要宗旨，最要目标之所在。如佩韦佩弦，警戒成习，而气质之性之或缓或急，乃不足为病矣。论语少言性，常言学，即此义。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达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孔子五十知天命之后，天地之性之充分用事，而达于与天合德之境界。其对门弟子，亦因材施教。“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即变化气质之教。孔子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之士，即本乎天地之性。狂狷则尚有偏，仍待变化。孟子曰：“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则狷为始，继此而狂而中行。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皆志在有为，曾点浴于沂，风于舞雩，咏而归，若志在无为。而孔子叹曰：“吾与点也。”孔门四科，言语、政事皆有为，文学犹然，独德行若无为而居首。闵子謇曰：“如有复我者，则我必在汶上矣。”颜渊居陋巷，不改其乐。冉伯牛能居简。皆似消极，有所不为，而皆列德行一科。此中深义，大值研究。
墨翟继孔子而起，则近狂。庄周近于狷。此下中国学术传统，乃融会儒道两家。孟荀为儒门两支柱，孟子主性善，反己以求，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此近狂。荀子主性恶。向外各有偏，中正大道首在劝学。此近狷。汉儒传经，章句训诂，方法皆由荀。宋儒高谈义理，修养由敬，乃近孟。继有程朱陆王之分别，陆王似更近孟，然按之论语，则多见其偏。后人并有拟朱于荀者，因朱子自称偏于道问学，亦不忽章句训诂，并曾以孟子为粗。孔子曰：“下学而上达。”子夏言：“切问而近思。”则朱子讲学自亦有近荀处。清儒提倡汉学，上震于朝廷文字狱之镇压，多不敢放言高论。于程朱所言尚有讳，更何论于陆王。要之，儒学必归于中行，而以狷为之始。
并观当世，西方若近狂，印度若近狷。但西方进取，非中国人之进取。甘地以不合作主义反抗英伦之殖民统治，亦印度人气质之性之一种表现。但印度人性多近惰，实非狷。佛教出世，此亦一种有为精神，故在印度终亦衰歇。唯来中国，乃得长传。今印度虽亦成为一独立国，其在人群治平大道上，终难有贡献。要之，非能归于中行，则亦不得谓之为狂狷，此又不可不知。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过弗惮改，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此非居反面趋消极，实居正面，但谦退和缓，不激进，亦非无为。荀子主张性恶，亦求向善，此种心情，岂不亦为宋代理学诸儒所同情。其实韩退之亦谓孟子醇乎其醇，荀子亦大醇而小疵。如孟子法先王，乃主举世古今皆善。荀子法后王，虽主性恶，亦谓并世有善，乃是其醇处。其不知法先王，乃是其小疵。此种思想非反抗，仅和缓，一意情实，亦中国文化一特征。近人乃有讥国人为崇拜失败英雄者。实则当前之失败，仍可谓在永恒前进中一步伐一成功。故孔子之淑世精神实近耶稣，而更远于释迦。但耶教之原始罪恶及世界末日论，则绝非中国人性情所近，乃决不加以信仰与提倡。此亦研讨中国传统文化者所当加以深切之体会。
居移气，养易体，美国人苟得善自求进，宜可归于中行。如其解放黑奴，及其对加拿大墨西哥南北近邻不加侵犯，此即证其可与为善。但西方传统一时无可摆脱，异民族杂居，道一风同，亦难骤企。犹太人经商为务，亦近狂。耶稣之狂，乃与释迦之狷、孔子之中行成为世界人类三大教。中国人好言性格，西欧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性格各不同。中国大同之道，建本于人性，而变化气质实不易。但中国人所理想，亦终不得谓其无深义。
又如苏维埃，地处寒带，生事艰难，民性阴鸷，恰与印度民族成一对比。今日国人或以美苏比之中国战国时代之齐秦，但战国时，诸子百家思想言论，皆能超国别之上，而一为天下谋。故秦之统一，乃浮面事。而中国之统一，则经深厚之积累。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此岂秦之兵力所能致。当前世界无此气象，则不待智者而可知。
然而此后世界将如何？吾民族吾国家此后又当如何？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又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世界任何一弱小国家，几乎无不愿拥有几颗原子弹。最近各国政治元首，接连遇刺。恐怖活动，遍地皆是，焉得有不嗜杀人之风。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孔子终生追慕周公，乃一旦得行其道，亦不敢想望西周之盛。退一步想，愿为东周，缓以期之，此亦吾中华民族独有之特性，亦吾中华文化特有之气质，所以能不失于中行。北宋以下，中国贫弱，迭经辽金西夏乃及此下蒙古满洲之蹂躏，而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仍得保留，此则承传统中行之余荫。
孔子主去兵去食，而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立字，不指个人生命言，乃指大群生命言。吾中华民族绵亘五千年，繁衍十亿人口，可谓大群已立。苟唯富强进取，又何克臻此。老子曰：“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比观中西历史，此下大势，依稀可见。
今吾国人尽唱现代化，实即西方化。孔子曰：“过吾门不入吾室，而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则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此亦一现代化。但中国之乡愿，虽忘失其为己，乃亦主于和顺，不求为摩登时髦出风头之人物，仍不失中国之国民性。与近代国人所想慕之现代化又不同。此亦不可不辨。
西方禁捕鲸，性非无仁。最近西方科学发展，乃有电脑出现，管理功能转超机械生产之上，而冀及于人类内部之性能。果由此觉悟逐步自质世界趋向能世界，此或人类前途福祉之所望。中国旧观念，其将一新于斯世，则诚天地生人之大德所在矣。天生德于予，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皆可有圣人出。中国观念终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孔子之信而好古，诚不诬矣。但倘谓电脑功能远超人脑之上，举世将更进入机械时代，则前途展演，诚非余之所知。
（二）
中国人言知，又必兼言能。易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所谓天下之理，曰乾坤，曰天地，曰阴阳，曰动静，曰刚柔，必执其两端，始见其全体。而凡物之在天地间，则必有其位。不明乎其理，则不得成其位。曰天理，曰地位，理属天，位属地。西方人言空间，实即如中国古人之言位。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后行，则无人而不自得。”行而得，即属能。反求诸己而得矣，故曰自得，又曰良能。实即其人其物之德，所谓足乎己无待于外者。今人则好言环境，不知环境属外，非己所得主。易系辞“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主其始者，乃己之德。作成为物，则己之业。德贵可久，业贵可大，时与位一以贯之。所谓一天人而合内外者在此。若言空间，则与环境义近，而位之为义则转疏矣。故知此译实未精确，或亦可言此正中西传统观念之相异处。
中国人言乾坤天地，是即其言质与能。易系辞言乾知大始，是属天属能。坤作成物，是属地属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形属质，而象则属能。变属质，而化则属能。是中国人之于质世界与能世界，乃既分言之，又复合言之。其曰“乾主大始坤作成物”，则能在前，质继之。非有质始有能，乃是有能始有质。非有形始有象，乃是有象始有形。非有变始有化，乃是有化始有变。非有业始有德，亦是有德始有业。先后之间，而尊卑定。朱子言理气，亦必曰理在气中，而理必先气，是其旨矣。
西方人好言分别，中国人好言和合。朱子言格物穷理，宇宙大自然一切物，尽属质方面，皆可分别，但亦是一气。气则涵有生命性。生命无可分别，大生命乃是一和。于无可分别中求分别，始是理。故中国人言理，尚和不尚别。所谓物理，亦当从其生命性着眼始无害。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必己心先有未发之中，乃始有已发之和。苟其无中，又何来有和。父慈子孝，各有其未发，即各得成和。非待慈孝相配合，乃始有和。天地万物既位育于中和，亦即位育于己性之德。推己心之慈孝而天地万物即位育于此心慈孝之一团和气中，是天地之位万物之育即见于己心之德，而己为之中矣。故一己乃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天地即位于此中心，万物亦育于此中心。使无己，即无此中心，即不见有天地万物。此未发之中，即一己之德。德贯天人，而通内外，其旨深远矣。故易，尚指其外言。中庸，乃一主其内言。读两书者，又不可不细辨。
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道唯继斯善。马其顿兴起，则希腊不可继。北方蛮族入侵，则罗马不可继。两次世界大战以下，则西欧之现代国家不可继。今天下则唯美苏是瞻，则西欧传统文化每有其不可继，宜有其不善可知。先希腊而有埃及与巴比伦，同亦不可继。印度似稍可继，较之埃及巴比伦若略善。唯中国自羲农、黄帝、尧、舜以来，五千年文化传统，相继不绝，广土众民，以有今日，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斯可为最善矣。可继之为善，人文即继自然而来。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则人文即属自然。“率性之谓道”，此道乃人文之道。是易系辞偏重自然，而中庸则更偏重人文。两书同为融会儒道，而亦仍各有偏。后儒继起，重易系尤更重中庸，故言气质又言德性。气质属自然，必有变化。而德性则属人文，必求其可久可大。卦象多指气质，而中庸则主言德性，此乃其别。西方科学但主变化气质，以供人类之用，而不顾及于其物之德性。此在庄周书，称之曰“机心”。心有机，斯心亦失其真，非心之德矣。宗教家亦分灵魂与躯体为二，是亦心物两分，故西方有唯心论唯物论之别。而中国则谓心物同体，心物一原。凡物各有其德其性，即其心。宇宙同体，则互显己德以为他用，非毁他德以供己用。心为物役，固非中国古人所喜。而物供心用，亦非中国古人所主。物各有德，即物各有理。今人所谓之物理，则仅供人用，实非物之理矣。
亦可谓道家偏近质世界，儒家偏近能世界，所谓善，即质中之能。西方人爱分别，乃言真善美。亦可谓道家好言真，儒家好言善，而美则中国人较为轻视。中庸言诚，则真与善和合而一。诚者天之道，此是一自然之真。诚之者人之道，则是一人文之善。两者得和，乃始见美。不和不合，而分离独立，则失其真，失其善，亦失其美矣。
此善之在人，则为德。中国人教人为人之道，则唯曰立德成德，以达其德于天下后世。德则必有能，如父能慈，子能孝，夫妇能和，皆其德，而后人类之生命可继。则何尝舍质以言能。但求能必本于质，如是而已。
西方又分宗教与科学。亦可谓宗教主于善，科学主于能，然科学发明至于近代而有核武器，斯即不可继，为不善矣。宗教主灵魂上天堂，而人生界则必有一末日，仍为不可继。自中国观念言，则西方宗教信仰宜亦有其不善之存在。最要分别，则西方必分别言之，而中国则必和合言之。佛教来中国而中国化，天台主空假中一心三观，华严主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得其中而无碍，则可继。可继则可久可大。故易系言：“可久贤人之德，可大贤人之业。”要之，必兼合时空言，必和会质能言，斯始得之。
近人言教育，亦必主西方化，乃分德、知、体、群为四育。若知育独立化，科学有核武器发明，斯为不德。体育贵卫生健体，但何必定要参加运动会争冠军，则失其卫生健体之本旨。使人无德，何能群。故自中国观念言，则教人唯教其立德、成德、达德而止，何更有知体群如许分别。
然则论一切世界，唯求其可继能善。质世界必达于能，能世界必归于质，而唯求其可久可大，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宗旨所在。
然就中国旧观念言，亦不能谓此宇宙仅属能。因中国观念质能和合，不加分别。如朱子言理气，谓气中有理，不能有先后。若必言先后，则当言理先气后。然理无能，则非理能生气，乃气中自含理。如横渠西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其塞其体即指质，其帅其性即指能，亦质能并言，但先质后能。则帅即其塞，非塞外有帅也。又曰“知化善述其事，穷神善继其志”，其化其神，皆此塞之帅，非于塞之外别有化与神。濂溪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同是此气，盈天地只此一气，气中复分阴阳，但非先有此气再分阴阳，亦非先有阴阳合成此气。若谓气指质，阴阳指能，则质能仍同属一体。凡此皆承道家义。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气变动不居，变则无常，无常则不可名。又曰：“失道而后德。”德者，得也。万物各得气之一体，乃始得万物之名。而气之大全体则亦由此而分别。中庸继言至道，凝于此至德，乃转言理，则道与德皆备。理即此气之分别，气必分阴分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非阴阳之外有此道，亦非由道始生此阴阳。故中国旧观念乃主质能和合，不主质能分别。质能和合，无可名，故濂溪又言“无极而太极”。
心者物之能，中国观念不再分唯心与唯物。性亦物之能。宋儒言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又称天地之性，实则两者之别即在其分与合。分则为质，合乃见能。舍却物质之性，又乌得有义理之性与天地之性之存在。神亦物之能，故中国亦神物不分，或似多神论，或似一神论，或似无神论。要之，心与性与神，皆主和合言。而和合中即见有分别。苟无分别，则又何和合可言。然而西方科学最新发现之电子，依中国观念言，实仍是气，则质与能皆兼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