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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质世界与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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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这个世界,与其称为质的世界,似乎不如称为能的世界,更为适宜。庄子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薪为具体物质,火非具体物质。物质可指有尽,能则持续无尽。试举一更浅显易明之例。电视公司,拍摄电视,有声有色,散入空中,每家每户设一电视机,便可把此声色照样接收。电视机乃物质,散布空间之声色,无可指,当属能。

再深言之,空气亦属物质。散布空中之声色,虽固看不见听不到,亦可谓属物质,但有能,故使人得从电视机中来收看收听。如此之例,同可来说明文字之用。语言写入文字,亦如一架机器,他人读此文字,便如听人说话一般。其功能之大,实远超近代机器如电视机一类之上。

中国文字,更属功能卓越,流传广久。古诗三百首,已历三千年,辞简义丰,至今犹人人能读。三千年前人之精神笑貌,心胸情怀,依然如在目前。使三千年后人,仍可投入三千年前之人生境界中,同样感受,同样孕育。试问如此兴趣,较之人类登月球,荒凉寂寞,无亲无故,刺激全异,何堪相比。今人则沈迷于质的世界中,能的世界日闭日狭,日消日淡。看一场电视,情绪兴奋,已远非诵三千年前一首古诗所能比。登上月球,虽片刻之顷,毕生难忘,举世惊慕。中国古人发明了此一套卓越的文字,使三四千年前之人生,投入了一广大悠久之能的世界中。质的世界之一切意义与价值,全已包涵在内。两者相较,质的方面,自见逊色。古诗三百首,可以抟聚民族,陶冶性灵,有治国平天下之大用。较之物质世界中之财力兵力,其功能之大小高下,难相比拟。但告之今之国人,又谁其信之。

吾国人正为生长在此能的世界中,四五千年来,不仗财力兵力,而抟成一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举世无匹。此有历史实证,又谁得疑之。西方文字,随语言而变。语言又随时随地而变。故罗马人之语言文字不同于希腊,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时地异,又各随而变,故西方人之语言文字,可称为质的分量胜过了其能的分量。人生一切亦皆变。故中西双方文化比较,正在其质与能之多少与强弱方面。以质的世界论,近人认之为进步。以能的世界论,长此分离,永不统一,斗争杀伐日烈,进步何在。人生不能专论物质,其最大功能,乃在其大群之能寿。中华民族寿达五千年,此其功能之一。人生之又一大功能,则在其群之能大。中华民族之疆土,已超越全欧,此其功能之二。何以有此功能,则为其生长于能世界,与西方人之生长于质世界者有不同。

中国古人言,人之死,体魄腐于土,而魂气则无不之。体魄属质,魂气属能。魂气之无不之,则在其生前已然。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此风即人之德性,亦即其生前之魂气。西方人信仰灵魂,仍是一种物质。唯其所在地则为天堂,非尘世。其在天堂,亦不言其相互间共通和合之功能。在人世,数百人同进一礼拜堂,每一灵魂各自直接通于上帝,无分风草,不能有相互之影响。罗马教廷则同属一种政治组织,依然需拥有财力武力,其所表现,仍在质世界。中国佛教,僧寺散藏深山大岳中,相互间无组织,无系统。但同一寺中之方丈与其僧侣,一是风,一是草,魂气相通,并可波及外界。仍于尘世无遗。

西方社会一切衡量,皆本于财力武力,近代则为一种机器力,故谓之质世界。中国重风气,在人不在物,在德不在力,在能不在质。如言风度、风范、风格、风致、风貌、风神,乃指一人言。并有一家之风,一乡一邑之风,一邦一国之风,一天下一时代之风。其言气,如孟子言“浩然之气”,文天祥言“天地有正气”。风与气皆非物质,但皆有能,其能则犹在财力武力以及各种机器力之上。故中国人对群体之观察衡量,好言风气。西方人则不之重,不之知。

如男女婚姻,结为夫妇,亦本于德行,而成为风气。周南召南为十五国风之首,而关雎为二南之首。后人谓文王之得天下,开有周八百年之盛运,乃自关雎之诗始。此等观念,西方无之。直至今日,美国富强冠世,男女多同居,不结婚。此亦是一种风气。依照中国人旧观念,此种风气,于人群治平大道,可发生反面之大影响、大力量。但西方人何肯承认。

中国人又言气象。象是一种模样,亦非物质。宋明儒好言圣贤气象,即指其一种神气模样言。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规矩亦是一种模样。而此种模样,可以推广,可以持久。一切事物皆求其成规成矩,有模有样。俗又称模样为神气。余书斋墙上常悬朱子横幅书“静神养气”四字,大率中国人看人之生命,此神气两字即可说尽。故静神养气即中国儒家养生修身最大纲领所在。中国人重礼,俗亦称规矩,夫妇婚姻,礼之大者。不仅人类,其他生物中亦多有此模样。如雎鸠,如鸳鸯。甚至如天圆地方,亦此模样。张横渠西铭言:“乾称父,坤称母”,亦同是一模样。古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中国则要人做一像模像样的人,生活得有规有矩。而人则自有此德,自有此能。故人生在能世界,更要于在质世界。中国人观念,天地大自然,自始即是成规成矩,有模有样。否则亦生不出人类与万物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天地之一种德,一种能。言质则称曰气质性质,但不称物质。专言物质,则不见其性气。言性言气,则质亦自在内。性气乃兼言能,不专言质。西方人好言物质不灭,但最近发现了电子,他们的物质观念亦终于要变,不能再保持。

言能必有动。故中国人又好言气运,运即有动义。动的另一面是静,静则不变不动,而有此一存在。生动死静。生生不已,不说死死不已。故死生一体,其气其性其德,则偏重在生,不在死。故生统死,死不统生。人生体统在求生,不在求死。果使死生不成一体,则无统可言。西方宗教主灵魂上天堂,世界有末日,死生分成两体,则早非生命之大全。西方生物学家言,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但直至今日,人类岂是胜,蝇蚊岂是败。海底鱼类尽日尽夜成一大战场,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亦与地面人生无大相关。则天地大自然亦不成一体统。转不如中国古老观念,“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失为一体统。天地真有此好生之德否?中国人则谓气象如此,不专向物质上作深究,斯得之矣。

中国人言和气致祥,乖气致戾。一身之气,一家之气,一国一天下之气,均有乖有和。待其积而运,则有祥有戾。中国人又言王者气象。人群达于一理想境界,则王者兴,而其地亦有王气。此果为一不科学之迷信否?如读二南,读豳风,斯可知其二地之气象,宜可有王者兴。吴季札聘中原,观听列国风诗,即能指陈其数百年来民情风俗盛衰治乱之概况。汉书地理志,亦引诗经以证当时郡国文物之演变。此皆所谓气象不同。实即古人死者之魂气流行,以积累而成之一种能的世界之景象。非在质的世界中,有一种潜在的力量,由观察衡量而可得知其所以然与将然。今日世界气象,王者兴于何方,宜亦可用中国旧观念加以推测。或当谓气运未转,庶或近之。

西方人长生活在质的世界中,对能的世界似少领会。最显著者,即在其对一己之德性不自重无自信,故每重于事而轻其人。即如文学,每一作者,亦不在坦白直抒其内心以告人。或其内心并无所存,所写只外面事,与作者个己无涉。故西方文学中所表现,多作者体魄所接触,加以虚构伪造,非其魂气德性之所在。故在西方作家中,求如屈原、陶潜其人,乃渺不可得。求感人,则在其作品中之故事,紧张刺激,曲折离奇,千变万化,重要在外不在内。其内在情志方面,唯男女恋爱,而仍必故事重于情志。苟非故事之紧张,即不见情志之真切。至于作者个人情志,则甚少诚恳表达,坦白透露。如是,则以一内无情志之人,又何能表达出动人情志之文学来。

即如哲学,亦不披露思想家一己之情志,而仅从外在求真理。此种真理,亦本此思想家体魄官知之所得,而遵从一种逻辑辩证方法,以完成其体系与理论,非其魂气精神之所存。即如生物学,观察外在生物界,无微不至,然不能反求之一己内在之生命。故西方学人尽向外面知识上满足其欲望,不向内部德性修养上完成其一己。其学术气象乃如此。一部中国学术史,先秦两汉魏晋以下迄于清末,无不各有其每一时代之气象,其气象有承有变,共成一体,乃成为中国之学术风气。但此一风气中,亦有厚薄精粗,偏全高下,乃全从其内在德性之能的一面来。西方学术只见方向分别,各成专门,其能亦尽限在外面物质上。故西方学人纵处乱世,亦仍钻牛角尖,外面事若可置之不问。因其无自立,乃亦无自信。亦可谓其所信在外,而不信及于己。此即其生命寄托于体魄,而不知有魂气之存在。

中国人言气象,尤好于天地大自然中之山水求之。泰山、华山,各有气象,各因其自然积累人文而化成,不可互易。其他诸岳皆然。江河四渎,湖泽沟渠,亦莫不然。无此自然,即无此人文。非此人文,亦非此自然。中国之自然乃积累古今数千年中国人之无数魂气所共同缔造,乃成此气象。此乃一神化,一奇迹。人文有盛衰治乱,自然气象则可光昌无变,而人文乃亦绵亘以俱新。故中国境内之自然山水,各有魂气流行,各有气象呈现。生此天地中,无不受其影响,受其化育。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之同化力,主要乃在自然山水之间,更远过于其在都邑城市中。故中国文化乃常与天地大自然融凝一体。中国人言,言教不如身教,而气象大自然之教,则更深厚,更不可测。

以中国各大都市言,如长安、洛阳、金陵、余杭、开封、北平,建都各数百年以上,全国人文荟萃,亦如山水大自然,各具气象,一读历史记载,可以依稀想像而得。所可奇者,乃其各自成体,各异其象。此体象亦经长时期之和合蕴积而始有。其他诸城市,亦各有其缔构。如江南苏州,单论其园林,唐有网师园,宋有沧浪亭,元有狮子林,明有拙政园,清有留园,分布城内外,历经盛衰治乱,规模尚在,会合成一气象。能世界超乎质世界,其影响乃不止苏州之一城。又如济南、长沙、成都、广州、昆明,类此者又何限。

西方城市建筑,气象自别。远之如埃及金字塔,近之如美国尼加拉瀑布,仅供物质观赏,无精神陶冶,气象灵感则浅薄不深厚。故亦可谓西方都市中仅有物质之建设,而无德性之团聚。巴黎、伦敦、华盛顿、纽约,建设各不同,气象则无大异。不如中国各大都市之各有深厚之特色。若以近人语说之,则近代西方都市建设可谓乃科学的,而中国则属艺术的,此又一大不同。

故西方社会乃外在科学性的,而中国则内在艺术性的。若论科学,可说西方胜过了中国。但言艺术,则中国实远超于西方。中国重礼乐,亦一种艺术,非科学。故亦可谓西方乃一霸者气象,中国乃一王者气象,高下之判即在此。

如绘画。西方主模绘外面具体之形似。中国人画山水,则须画出此山水之气象,于山水原形有所变,乃有出神入化之妙。东坡诗:“不识庐山真面目,正缘身在此山中。”此心能超乎一世之外,乃能深入此一世之中,而识得其真相。此一世乃亦融入吾心而与我为一。所谓一天人合内外,此为人生一绝大艺术。庄周言:“超乎象外,得其环中。”宇宙大自然皆其象,吾之真生命真精神,则其环中。孔子志于道而游于艺,艺即礼乐。亦可谓礼其环,乐其中。人生真理乃在此。非知识,乃德性。果使拘于外在之礼,而失其内心之乐,则绝无当于中国传统所谓之礼乐。

故形而下则质生能,形而上则能生质。亦可谓中国所有乃一种有机科学,即生命科学,亦即能的科学,德性科学,科学而艺术化,生命化,而道亦在其中矣。岂物质科学之所能尽。西方艺术则终不免是科学的,而中国科学则务求其艺术化。西方科学最近有核子弹杀人利器之发明,但断不得谓杀人乃艺术。山崩海裂,狂风暴雨,亦杀人,但非天地自然之有意于杀人,更不得谓天地自然有杀人之艺术。与科学家之精心设计求能多杀人者大不同。中国人之气象观,则属艺术非科学。西方主张个人功利,故科学可无限使用,而艺术之为用则有限。中国艺术亦即人道,故可无限使用,而科学之为用则有限。此为双方文化学术一大不相同处。倘能科学艺术化,此即晚清儒所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一表现矣。

另从一角度言。中国自始即一大陆国,西方自希腊起,乃一海洋国。漫游中国大陆,所至皆多相异。但仰天俯地,则觉有一大同气象。从大同中呈现出小异,异中见同。气象万千,乃得合成一大同世界。海洋则遍望皆水,航行者空荡荡无依靠,唯此一舟。波涛时起,惊险万状,必得驶近一埠头,此心乃安。而登埠后见闻,则异邦奇俗,与己土全不同。有所获而归,仍必再出。如此则毕生所求,乃非其所安。经历交接,惊险奇异,习以为常。既老而衰,始告终结。故在希腊人心中,人生只在向外求,一切惊险奇异中,应隐藏一平安如常之真理,而又骤不得其真理之所在。彼中哲学家所欲探讨告人者乃在此。科学亦然。几何学一门,最受注意。大海中遥望见一山,露出云层,即可推测吾舟离岸之远近。此是何等重要事。柏拉图榜其门:“不通几何学者,勿入。”中国古人,何曾设想及此。天地不同,世界不同,无怪双方人生之相异。

罗马以一小城市,仗兵力征服地中海四岸,但仍非一大陆国。西方中古封建时期在大陆,亦不能团结成一国。文艺复兴,意大利沿海新城市再起,北方波罗的海沿岸亦兴新城市,重返古希腊气象,于是有葡、西、荷、比、英、法现代国家之出现。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新大陆,此在西方史上,何等惊天动地。但哥伦布心中仍只是一海洋。人心然,天地大自然亦然。全欧诸邦,仍承希腊旧传统,各成一海洋国,无大相异。

美国乃真成一大陆国,但其内心积习,仍自海洋国来,向外更重于向内,与欧洲文化传统无大相异。西部开发,印第安人杀伐殆尽。大总统统率海陆空三军,国务卿则主国际外交,其立国精神乃如此。俄罗斯乃欧洲一大陆国,自彼得大帝起,亦求海外发展。苏维埃继之不变。美苏乃同具海洋国精神。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谓此后世界形势将不操于海洋国,而改操于美苏中三大陆国。但不知美苏与中国立国精神大不同。其所猜测,乃成浅见,无足深究。

西方立国精神常向外,个人亦然。重事业,不重其个人生命内在之德性。虽称个人主义,自生命立场言,实无个人精神。即如耶稣教之传播,亦事业,非德性。亦可谓儒释重内,耶教则重外。中国人重内在之德,故其事业亦发于内成于内。西方人事业则向外求,亦有身,而事业则不在身。亦有家,事业亦不在家。家人各自独立,不成一气象。国与国相争,乃始有国内之抟聚可见。胜则继续向前,败则气散不复。故西方气象乃在争。国然,个人亦然。平居无事,则无气象可见。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又复盛,此亦西方一气象。暂时相争始有,争毕即散。

黑格尔哲学唱为正反合辩证法。中国人则阴阳正反合成一体,并无永远向前,只是正反对立一局面。故中国之变止于常,而西方之常则止于变。黑格尔辩证法,甲与非甲合成乙,如是而丙而丁,变而无止,实乃无常。此又双方观念一大不同。故中国和顺即是道,西方则相离相争始是道。所谓自由,实一反抗仍偏向外。人之德性则有反抗有和顺,而和顺尤重于反抗。个人独立,贵能合成一大群。人类生命实质如此。其意义价值亦在此。故身之上有家国天下,身是小生命,家国天下乃其大生命。合内外始能一天人,人文自然乃合一而无间。否则人文终亦是自然中一变,无逃于世界之末日。

西方哲学从宇宙论建立人生论。而中国人则从人生论来建立宇宙论。和顺于道,于己有成,即与天合德,人而即天矣。天地一大自然,人亦自然中一部分。涓滴之水,必归于江海,而江海乃集合涓滴而成。非涓滴,又何以成其为江海。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中庸则曰:“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人之生命在其身,亦在家国天下。苟其和顺于道,则各有自得,各不失为一中心,如此而已。而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则亦修其分离养其合一,修其反抗养其和顺是已。

身家国天下,皆一气之抟聚。人生先有体魄,后有魂气。体魄归于腐败,魂气则长流行。西方人重体魄,主向外寻求,而生命乃限于躯体。可在医院中解剖,以详知其内容。中国医学则重在躯体中之一气。生命终了称断气。此一“气”字,西方医学所不论,今国人亦称之曰不科学。实则天有阴阳四时之气,地有山川陆海之气,身家国天下,亦各有其气。有生气,有死气,盛衰兴亡,莫不有其气。上下四方,古今中外,通为一气。中国此一“气”字所指,今姑称之曰能世界,以别于质世界。但质与能亦相通。今姑就中西文化相异处分说之如此。

宋儒言变化气质,乃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而为二。天地之性亦称义理之性,乃宇宙大自然所赋于人之共同性。人类即本此以展演出种种大中至正之人生道义来。限于躯体,则为气质之性。故人自婴孩,为子弟,即当从学受教,求能变化修养,以上达于天命之共同性,而跻于大中至正之大道。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人生哲理中一最要宗旨,最要目标之所在。如佩韦佩弦,警戒成习,而气质之性之或缓或急,乃不足为病矣。论语少言性,常言学,即此义。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达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即孔子五十知天命之后,天地之性之充分用事,而达于与天合德之境界。其对门弟子,亦因材施教。“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即变化气质之教。孔子又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中行之士,即本乎天地之性。狂狷则尚有偏,仍待变化。孟子曰:“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则狷为始,继此而狂而中行。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皆志在有为,曾点浴于沂,风于舞雩,咏而归,若志在无为。而孔子叹曰:“吾与点也。”孔门四科,言语、政事皆有为,文学犹然,独德行若无为而居首。闵子謇曰:“如有复我者,则我必在汶上矣。”颜渊居陋巷,不改其乐。冉伯牛能居简。皆似消极,有所不为,而皆列德行一科。此中深义,大值研究。

墨翟继孔子而起,则近狂。庄周近于狷。此下中国学术传统,乃融会儒道两家。孟荀为儒门两支柱,孟子主性善,反己以求,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此近狂。荀子主性恶。向外各有偏,中正大道首在劝学。此近狷。汉儒传经,章句训诂,方法皆由荀。宋儒高谈义理,修养由敬,乃近孟。继有程朱陆王之分别,陆王似更近孟,然按之论语,则多见其偏。后人并有拟朱于荀者,因朱子自称偏于道问学,亦不忽章句训诂,并曾以孟子为粗。孔子曰:“下学而上达。”子夏言:“切问而近思。”则朱子讲学自亦有近荀处。清儒提倡汉学,上震于朝廷文字狱之镇压,多不敢放言高论。于程朱所言尚有讳,更何论于陆王。要之,儒学必归于中行,而以狷为之始。

并观当世,西方若近狂,印度若近狷。但西方进取,非中国人之进取。甘地以不合作主义反抗英伦之殖民统治,亦印度人气质之性之一种表现。但印度人性多近惰,实非狷。佛教出世,此亦一种有为精神,故在印度终亦衰歇。唯来中国,乃得长传。今印度虽亦成为一独立国,其在人群治平大道上,终难有贡献。要之,非能归于中行,则亦不得谓之为狂狷,此又不可不知。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过弗惮改,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此非居反面趋消极,实居正面,但谦退和缓,不激进,亦非无为。荀子主张性恶,亦求向善,此种心情,岂不亦为宋代理学诸儒所同情。其实韩退之亦谓孟子醇乎其醇,荀子亦大醇而小疵。如孟子法先王,乃主举世古今皆善。荀子法后王,虽主性恶,亦谓并世有善,乃是其醇处。其不知法先王,乃是其小疵。此种思想非反抗,仅和缓,一意情实,亦中国文化一特征。近人乃有讥国人为崇拜失败英雄者。实则当前之失败,仍可谓在永恒前进中一步伐一成功。故孔子之淑世精神实近耶稣,而更远于释迦。但耶教之原始罪恶及世界末日论,则绝非中国人性情所近,乃决不加以信仰与提倡。此亦研讨中国传统文化者所当加以深切之体会。

居移气,养易体,美国人苟得善自求进,宜可归于中行。如其解放黑奴,及其对加拿大墨西哥南北近邻不加侵犯,此即证其可与为善。但西方传统一时无可摆脱,异民族杂居,道一风同,亦难骤企。犹太人经商为务,亦近狂。耶稣之狂,乃与释迦之狷、孔子之中行成为世界人类三大教。中国人好言性格,西欧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性格各不同。中国大同之道,建本于人性,而变化气质实不易。但中国人所理想,亦终不得谓其无深义。

又如苏维埃,地处寒带,生事艰难,民性阴鸷,恰与印度民族成一对比。今日国人或以美苏比之中国战国时代之齐秦,但战国时,诸子百家思想言论,皆能超国别之上,而一为天下谋。故秦之统一,乃浮面事。而中国之统一,则经深厚之积累。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此岂秦之兵力所能致。当前世界无此气象,则不待智者而可知。

然而此后世界将如何?吾民族吾国家此后又当如何?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又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今世界任何一弱小国家,几乎无不愿拥有几颗原子弹。最近各国政治元首,接连遇刺。恐怖活动,遍地皆是,焉得有不嗜杀人之风。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孔子终生追慕周公,乃一旦得行其道,亦不敢想望西周之盛。退一步想,愿为东周,缓以期之,此亦吾中华民族独有之特性,亦吾中华文化特有之气质,所以能不失于中行。北宋以下,中国贫弱,迭经辽金西夏乃及此下蒙古满洲之蹂躏,而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仍得保留,此则承传统中行之余荫。

孔子主去兵去食,而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立字,不指个人生命言,乃指大群生命言。吾中华民族绵亘五千年,繁衍十亿人口,可谓大群已立。苟唯富强进取,又何克臻此。老子曰:“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比观中西历史,此下大势,依稀可见。

今吾国人尽唱现代化,实即西方化。孔子曰:“过吾门不入吾室,而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则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此亦一现代化。但中国之乡愿,虽忘失其为己,乃亦主于和顺,不求为摩登时髦出风头之人物,仍不失中国之国民性。与近代国人所想慕之现代化又不同。此亦不可不辨。

西方禁捕鲸,性非无仁。最近西方科学发展,乃有电脑出现,管理功能转超机械生产之上,而冀及于人类内部之性能。果由此觉悟逐步自质世界趋向能世界,此或人类前途福祉之所望。中国旧观念,其将一新于斯世,则诚天地生人之大德所在矣。天生德于予,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皆可有圣人出。中国观念终自有其意义与价值。孔子之信而好古,诚不诬矣。但倘谓电脑功能远超人脑之上,举世将更进入机械时代,则前途展演,诚非余之所知。

(二)

中国人言知,又必兼言能。易系辞“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所谓天下之理,曰乾坤,曰天地,曰阴阳,曰动静,曰刚柔,必执其两端,始见其全体。而凡物之在天地间,则必有其位。不明乎其理,则不得成其位。曰天理,曰地位,理属天,位属地。西方人言空间,实即如中国古人之言位。中庸言:“君子素其位而后行,则无人而不自得。”行而得,即属能。反求诸己而得矣,故曰自得,又曰良能。实即其人其物之德,所谓足乎己无待于外者。今人则好言环境,不知环境属外,非己所得主。易系辞“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主其始者,乃己之德。作成为物,则己之业。德贵可久,业贵可大,时与位一以贯之。所谓一天人而合内外者在此。若言空间,则与环境义近,而位之为义则转疏矣。故知此译实未精确,或亦可言此正中西传统观念之相异处。

中国人言乾坤天地,是即其言质与能。易系辞言乾知大始,是属天属能。坤作成物,是属地属质。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形属质,而象则属能。变属质,而化则属能。是中国人之于质世界与能世界,乃既分言之,又复合言之。其曰“乾主大始坤作成物”,则能在前,质继之。非有质始有能,乃是有能始有质。非有形始有象,乃是有象始有形。非有变始有化,乃是有化始有变。非有业始有德,亦是有德始有业。先后之间,而尊卑定。朱子言理气,亦必曰理在气中,而理必先气,是其旨矣。

西方人好言分别,中国人好言和合。朱子言格物穷理,宇宙大自然一切物,尽属质方面,皆可分别,但亦是一气。气则涵有生命性。生命无可分别,大生命乃是一和。于无可分别中求分别,始是理。故中国人言理,尚和不尚别。所谓物理,亦当从其生命性着眼始无害。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必己心先有未发之中,乃始有已发之和。苟其无中,又何来有和。父慈子孝,各有其未发,即各得成和。非待慈孝相配合,乃始有和。天地万物既位育于中和,亦即位育于己性之德。推己心之慈孝而天地万物即位育于此心慈孝之一团和气中,是天地之位万物之育即见于己心之德,而己为之中矣。故一己乃为天地万物之中心,而天地即位于此中心,万物亦育于此中心。使无己,即无此中心,即不见有天地万物。此未发之中,即一己之德。德贯天人,而通内外,其旨深远矣。故易,尚指其外言。中庸,乃一主其内言。读两书者,又不可不细辨。

易系辞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道唯继斯善。马其顿兴起,则希腊不可继。北方蛮族入侵,则罗马不可继。两次世界大战以下,则西欧之现代国家不可继。今天下则唯美苏是瞻,则西欧传统文化每有其不可继,宜有其不善可知。先希腊而有埃及与巴比伦,同亦不可继。印度似稍可继,较之埃及巴比伦若略善。唯中国自羲农、黄帝、尧、舜以来,五千年文化传统,相继不绝,广土众民,以有今日,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斯可为最善矣。可继之为善,人文即继自然而来。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则人文即属自然。“率性之谓道”,此道乃人文之道。是易系辞偏重自然,而中庸则更偏重人文。两书同为融会儒道,而亦仍各有偏。后儒继起,重易系尤更重中庸,故言气质又言德性。气质属自然,必有变化。而德性则属人文,必求其可久可大。卦象多指气质,而中庸则主言德性,此乃其别。西方科学但主变化气质,以供人类之用,而不顾及于其物之德性。此在庄周书,称之曰“机心”。心有机,斯心亦失其真,非心之德矣。宗教家亦分灵魂与躯体为二,是亦心物两分,故西方有唯心论唯物论之别。而中国则谓心物同体,心物一原。凡物各有其德其性,即其心。宇宙同体,则互显己德以为他用,非毁他德以供己用。心为物役,固非中国古人所喜。而物供心用,亦非中国古人所主。物各有德,即物各有理。今人所谓之物理,则仅供人用,实非物之理矣。

亦可谓道家偏近质世界,儒家偏近能世界,所谓善,即质中之能。西方人爱分别,乃言真善美。亦可谓道家好言真,儒家好言善,而美则中国人较为轻视。中庸言诚,则真与善和合而一。诚者天之道,此是一自然之真。诚之者人之道,则是一人文之善。两者得和,乃始见美。不和不合,而分离独立,则失其真,失其善,亦失其美矣。

此善之在人,则为德。中国人教人为人之道,则唯曰立德成德,以达其德于天下后世。德则必有能,如父能慈,子能孝,夫妇能和,皆其德,而后人类之生命可继。则何尝舍质以言能。但求能必本于质,如是而已。

西方又分宗教与科学。亦可谓宗教主于善,科学主于能,然科学发明至于近代而有核武器,斯即不可继,为不善矣。宗教主灵魂上天堂,而人生界则必有一末日,仍为不可继。自中国观念言,则西方宗教信仰宜亦有其不善之存在。最要分别,则西方必分别言之,而中国则必和合言之。佛教来中国而中国化,天台主空假中一心三观,华严主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得其中而无碍,则可继。可继则可久可大。故易系言:“可久贤人之德,可大贤人之业。”要之,必兼合时空言,必和会质能言,斯始得之。

近人言教育,亦必主西方化,乃分德、知、体、群为四育。若知育独立化,科学有核武器发明,斯为不德。体育贵卫生健体,但何必定要参加运动会争冠军,则失其卫生健体之本旨。使人无德,何能群。故自中国观念言,则教人唯教其立德、成德、达德而止,何更有知体群如许分别。

然则论一切世界,唯求其可继能善。质世界必达于能,能世界必归于质,而唯求其可久可大,斯为中国传统文化之宗旨所在。

然就中国旧观念言,亦不能谓此宇宙仅属能。因中国观念质能和合,不加分别。如朱子言理气,谓气中有理,不能有先后。若必言先后,则当言理先气后。然理无能,则非理能生气,乃气中自含理。如横渠西铭“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其塞其体即指质,其帅其性即指能,亦质能并言,但先质后能。则帅即其塞,非塞外有帅也。又曰“知化善述其事,穷神善继其志”,其化其神,皆此塞之帅,非于塞之外别有化与神。濂溪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同是此气,盈天地只此一气,气中复分阴阳,但非先有此气再分阴阳,亦非先有阴阳合成此气。若谓气指质,阴阳指能,则质能仍同属一体。凡此皆承道家义。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因此气变动不居,变则无常,无常则不可名。又曰:“失道而后德。”德者,得也。万物各得气之一体,乃始得万物之名。而气之大全体则亦由此而分别。中庸继言至道,凝于此至德,乃转言理,则道与德皆备。理即此气之分别,气必分阴分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非阴阳之外有此道,亦非由道始生此阴阳。故中国旧观念乃主质能和合,不主质能分别。质能和合,无可名,故濂溪又言“无极而太极”。

心者物之能,中国观念不再分唯心与唯物。性亦物之能。宋儒言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义理之性又称天地之性,实则两者之别即在其分与合。分则为质,合乃见能。舍却物质之性,又乌得有义理之性与天地之性之存在。神亦物之能,故中国亦神物不分,或似多神论,或似一神论,或似无神论。要之,心与性与神,皆主和合言。而和合中即见有分别。苟无分别,则又何和合可言。然而西方科学最新发现之电子,依中国观念言,实仍是气,则质与能皆兼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