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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人生之阴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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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孩初生,于外无所知,所知唯内在之一己。最先乃为一己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饥欲食,寒欲衣,衣食则为自然人生之首要条件,故欲即性。喜怒哀乐爱恶,则对人文深于对自然。婴孩最先乃知爱其父母兄姊一家人之日相亲接者,对物则唯知乳水、襁褓、摇篮等三数事,然绝非亲爱此等物亦如父母家人。生渐长,外面接触愈多,对己有引诱,有拘束,有破坏,于是欲渐多,并有恶有哀有怒。中国人于哀主节,于恶与怒则多戒慎。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弟爱亲当求信,其他则求谨,人生主要在此情,情之表现为行,人生主要即在此。学文乃其余事,纵不识一字,不读一书,亦当求为一完人。

西方人心理学有知、情、意三分法。其实知即知此情,意即情之所向,是人心亦唯情为主。乃其哲学戒言情感,仅重思想。中国人言饥思食,渴思饮,俗语饿了想吃,冷了想穿,则所谓思想,亦心之所欲,亦即心之意,乃一种不出声之语言,不书写之文字。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曰:“再斯可矣。”只教人多想一想。又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犹言:“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重在其心之想要与不想要。故中国人乃只言学问,不言思想,亦无如西方之哲学。西方人生主向外,知识从思想来,科学即其证。中国人生主向内,老斫轮行年七十,得于心,应于手,父不能以传其子,此则为艺术,非科学,故重修养,不重思想。

己,人所共有。人其共相,己其别相。有其同始为人,有其别始有己。人各有一己,乃人文之本源。己各为一人,为君子,为大人,乃见人文之大同。即大群之道一而风同。然而人之得为一人,非由己,育焉养焉者乃他人。己属阴面,他人属阳面。及其老,记忆渐衰渐忘。己死而不自知,记忆之者乃他人,非其己。孔子为中国两千五百年一至圣先师,一大圣,记忆之者亦两千五百年来之中国人,而孔子不自知。则孔子之不朽长存亦其阳面,而孔子之己则其阴面。

人之生,阴为主,阳为辅。一阴一阳之谓道,人道如此,天道亦然。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天生宇宙万物,是则宇宙万物为之阳,而天则居阴。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推以言之,未知宇宙万物,又何知天。故知在阳面,所知在阴面。使无此所知,又何得有知,此亦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亦一存在。此一存在乃一行,有其时间过程,乃属所知,非属知。中国人重道,故重行更过于重知。西方人先重知而行随之,故西方人求变求进。中国人则重成重守。此乃中西文化一大相异。

庄子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人生己之外有父母妻子,有家有乡,有邦国天下,大小广狭皆其环。今人谓之环境,或称生活圈。己即其中心。几何学言圆之中心为点,但此点无长无广无厚,则有等于无。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老子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之环中,即老子之所谓无。车与器与室,皆指其外环,用则在其无处。人生同然,最大用处在其己,亦在无处,无可觅。

老子之所谓用,实即孔子之所谓道。故又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有耳目,犹室之有户牖。耳目以辨外面之声色,然心不在焉,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自然心,即赤子心。有人文心,即成人之心,以至大人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自然心之成为大人人文心则待养而成。西方心理学指人身之脑为心。然非有耳目,脑亦无闻无见。有脑有耳有目,无血气相通,仍将无闻无见。中国人言心肺,乃指气血之所由流通言。血可见其有,气不可见,但不得谓之无。中国医学尤重气。气绝则血流停,即为死。中国人言人心,乃心气之心,非心肺之心。其心乃通于一身,并及于家国天下,乃至宇宙万物。亦在无处,不在有处。

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宇宙万物,不论有生无生,中国人皆谓之乃气。冲有两义,一曰空,一曰动。车与器与室,其空无处,乃其用所在,而车器室皆在其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之曰车曰器曰室,则指其有,不兼其无。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人生亦然。名之谓己,己不可得,即一空。实即是一存在,是为静。己有生,则为动,故人生必兼静与动。故曰冲气以为和。一空一有,一动一静,成为己之生,即是一和。有处动处可见可知,空处静处不可见不可知。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实即是一气。

周濂溪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濂溪言太极,即犹庄子言环中。究而言之,实一无,故曰无极而太极。所谓无,乃指其有无动静之可分而不可分,则无实乃是一和。俗言空气,又言一团和气,盈天地则唯此一空一和而止。和是一空,仅求之外面之有,则难和。又是一中。偏有偏无,偏动偏静,皆非中,亦非和。得中得和,始有万物人生,此谓之天道,亦即人道。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非中和,则无所位,亦无所育矣。

濂溪又曰:“主静立人极。”人生无事不变,无时不变,而己则不可变亦不当变。所谓主静,实即立己。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即立其己。直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仍是此己。孔子最恶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唯知从其乡,一乡谓之善人,但无其己。唯知从其世,一世谓之善人,但仍无其己。则何善之有。颜渊曰,“如有所立卓尔”,此即指孔子。庄子言,“得其环中”,得之者即在己。人生大环转动,唯中心一己不动,故曰静。但濂溪又曰:“无欲为静。”乡愿之求为一世善即其欲。孔子则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欲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大学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明德即己之德,亦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所欲寡者指在外之物欲,非指欲于己之欲。欲于己者,后世则专谓之性,不谓之欲。实则性中自有欲。如欲立欲达。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前六者皆从后一欲字来。故情欲并言,欲即是情。欲于外而忘其内,欲于人而忘其己,此为物欲,亦曰人欲。蔽于己,昧于性。濂溪言无欲,乃指此。佛学东来,乃以欲与性对立言,略与庄老相近似。孔子己欲立己欲达之欲字,乃不再言。此当细辨。

濂溪太极图说,在易通书中。其言太极,即本易义。易言阴阳,六十四卦乾坤为首,乾动坤静。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九二曰:“见龙在田。”九五曰:“飞龙在天。”上九曰:“亢龙有悔。”就人之一生言,方其未冠笄,未成年,则当为潜龙之勿用。及其志于学而立,则为见龙在田。四十五十,由立而达,则为飞龙之在天。七十八十,老耄近死,则亢龙矣。故人之老而衰,乃天之善使人之勿亢而悔也。故自然则有存必有亡,有终仍有始,而不能纯乾无坤,纯坤无乾,中和乃自然之象。就德性修养言,则浴沂风雩,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潜龙。内圣外王,山峙水流,既仁且智,亦寿亦乐,为飞龙。而名位富贵之逞心得意为亢龙。虽为龙,而终有悔。此则乾必转为坤,纯乾无坤,此亦不当不引以为戒。

倘以乾言自然,坤指人文。则人道亦不能有坤无乾,有乾无坤。龙象乾,马象坤,人之为人当象马不象龙。坤之上六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人文演进而回归自然,则有龙战之象。人自为天不为人,为龙不为马。战血玄黄,天地并伤。今世乃其例。科学发达,水空污染,争富争强,必有终极。非无极,亦非太极。濂溪主静立人极,义旨深长,良堪慎思。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之所立实乃天之所命,知此则天人合。故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其乾之动而健,如龙之潜而飞。不逾矩则其坤之无不静而顺,安分守己,而大群合。此之谓合内外。故学为人,则必以孔子为标准。

朱子常连言理气。天地皆一气化成,万物尽生于气,同归于气。而物则相异而各不同。有界线,有条理。理则尽在气之中,不在气之外,故理气无先后。若必问其先后,朱子谓当言理先气后。何以故?气若是一有,而理则是一无。气若是一动,而理则是一静。有与动,必有变。无与静,则无变。宇宙大自然常在变,而必有一不变者。果无此不变者,又何来有变。如人之生,自婴孩迄于耄老,时时在变,而有一不变者,即其己。婴孩乃其体与气之始。己与人异,即其理。气之有与动,显见易知。然有与动必生于无与静,故朱子谓理必先于气。婴孩在变中,属人。己则不变,属天。人在外,天在内,实是一体。但必谓天生人,内生外,此皆朱子理先于气之旨。朱子以理字释濂溪之太极,亦可谓深得其义矣。

中国古人好言礼。礼者,体也。如夫妇相处,和成一体。父子兄弟,一家亦和成一体。君臣朋友,亦各和成一体。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人生复何求。周公制礼作乐,善诵古诗三百首,亦可妙得其意矣。孔子善述周公之意以为教,故昌言仁道。墨翟、杨朱继起,群言竞兴而其道乱。庄周乃扩大孔子言道之体,由人文推之自然,提出气字。而气之内,又必有理。庄子曰:“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间即天理之无厚,亦即人之一己之神欲。易传与中庸,兼儒道而为言。朱子言格物穷理,亦曰:“物,事也。”本之人事,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人事,远自尧舜周孔以来,其理已见。因而益穷之,此即承文化大传统而益进。开创于前,守成于后。非守成,又何贵有开创。

人生必有死。孔子之死,歌曰:“梁木其摧,泰山其颓。”梁木泰山,尚有摧颓,人身乌得不死。死则己何在?到头一场空,但己即道。道在己犹在。哲人其萎,而有其不萎。孔子死,有子曾子能传孔子之道,门弟子群尊之。论语首篇学而,第二章有子言,第四章曾子言。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本立而道生。”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孝弟忠信,孔子所传之道。居家孝弟,即见有己,已确然成为一潜龙。出门忠信,更见有己,已确然成为一见龙。何必飞龙在天,始见其为龙。父母兄长朋友,皆人生之环,非环又何以得中。非坤之顺,又何以见乾之健。非人生之显在面,又何以见人生之隐藏面。非有父母兄长朋友,己从何立。

中国人言人生,必分两面。一外在,易见易知。一内在,不易知不易见。外在多异多变,内在则一如不变。天之所命,常由外以成内。故知必归于行,人性亦偏在行。由外知发为内行,斯则“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而人生之要在是矣。

佛教偏求知,四大皆空,一无所得,遂求涅槃。但涅槃亦在己,空其外而务求之内,终无可得。佛法中国化,乃有天台宗之空假中一心三观。观由心,此乃中国之传统。禅宗与天台相近相通。慧可向达摩求心安,达摩语慧可:“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求心不得,遂悟。中国传统,心即合内外,无外则心不见。若以问孔子,则回俗为人,孝弟忠信,斯心安矣。故慧可之悟,与中国传统终隔一层。慧能偈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则告以金刚经“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则心空仍须生。此即老子冲气以为和之一冲字,则空中有动能生,亦即空假中之三矣。此皆多近道家义。华严言:“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则中国传统人文中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皆无碍,而佛学乃终转为宋明之理学。

西方人向外求知,尤重物。认为知物乃知天,再回头领导人。但西方科学之知于天者终有限。抑且求之天转疏于人。今日人类已能登月球,但于人道之启示终不多。生物学追溯生命原始,达于数十亿年前。但与当身人道转益疏。哲学家探讨真理亦向外,与当身人道亦疏。西方人重知,必求之客观。无主何有观,无内又何有外。中国人则主内外本末源流一以贯之,而重内在之主观。求知态度不同,所得之知自别。

西方耶教信灵魂上帝天堂,与尘世人生隔阔有别。中国则分魂魄两观念。曰体魄,曰魂气。婴孩目能视,耳能听,鼻能臭,口能辨味,皮肤能感痛痒,凡知皆必附于躯体,故曰体魄。及其死,躯体腐烂,魄亦随而灭。成人始有魂气。魄所知在外,魂所知则由外归之内,相通和合,成其一己。魂在内,而亦通于外,谓之魂气。气非具体实有,实可谓之乃一无,亦可谓之在有无之间。人死魂气犹存,流行无不之。中国古代有招魂之礼,死者亲属登屋而呼,招魂归来。又设为神主,使死者之魂有所依附。神主置祠堂中,岁时祭拜,亦鬼亦神。但祭拜亦五世而止。魂气与生人疏,则亦散而灭。

中国世俗又有冤魂索命之说。今人谓之迷信。然人世确有其事。或出死者仇人内在一己之心理作用,宗教灵感亦如之。近代则恐怖运动遍于全天下,黑社会之谋财害命,因奸致杀,皆不见死者之寻仇。列国相争,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祠堂坟墓祖宗拜祭,亦全不再见。死社会对活社会已全无影响。科学进步,抑人心之退步。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即以生世来观死世。今则无死世,亦无后世,一以现代个人为主,亦无其大群之外环。心不同,则人生不同,死亦不同。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两千五百年来,常在中国人心中,此之谓不朽。今则双手可打孔家店,孔子魂气又奈之何。则不仅西方世界之灵魂,即中国人观念中之魂气,亦扫地以尽。此可谓人心不灵,唯躯体之食衣住行乃为人生。故人生乃亦无己可言,有阳面,无阴面。有人欲,无天性。物质之欲则与生俱来,尽人皆然。孝弟忠信之天性,乃偶尔呈露。则宜当改称天欲人性。天人之本末源流相倒置,个人主义唯物史观始有当于真理。亦唯有制之以刑法,而礼乐则无可言。中国人言心神,亦唯见于电脑机器人最新科技上。心限于其身,抑且身为主心为奴,物为主身为奴,其又何神之有。中国人言心,主要在性情,知识居其次,故得通天人而合内外。中国人之魂气,亦即生前此心之流通,今则无可觅之矣。朱子释大学,“物犹事也”。五谷茶水皆物,饮食始成事。父慈子孝亦是事。事则属于生,属于心,此始为真人生。此心此理,唯读中国书反之己而庶遇之。然此在人生之阴面,务外为人,谁又愿此。但复兴中国旧文化,舍此其又何从。

魂气流通,融入空间,宇宙大自然亦随而变。东晋南渡人士游览江边,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江山在地,风景在天。人文在地,文化精神亦充塞流行而上达于天。南渡人士心怀故国,祖宗魂气随以俱来,乃感风景之不殊。风景中附有人文,即无穷魂气之融入,故天人合一,古今合一。如登泰山,千古人文,举目俱在。登华山、嵩山亦然。故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登山游水亦如读书,而岂探险观光之足云。

死有余,乃生无穷。唯其魂气充塞,而天地则成为一新天地,自然亦成为一新自然。人生在此新天地新自然中,亦能日新又新,不仅人文自然化,而自然亦人文化。当前之自然,亦岂宇宙洪荒时之自然。中国人之天地,乃非其他民族同有之天地。人文亦非其他民族同有之人文。其中契机,乃在每一人之己。人生之环,扩而愈大,其中心之己,乃玄而益妙。普通人以家乡为之环。大圣大贤以天下古今为之环。张横渠西铭发此意,岂一身衣食所赖,声色所接,财货营求权利争夺之所能尽。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死者长在生者之心中,既历年数,祭祠不辍,死生打成一片,古今浑成一气。此本之性,中国人则谓之德。德之厚,乃见天地之厚。中国之天地,乃独厚于其他民族之天地。而中国之历史人文,乃长与天地而并存。此亦死者魂气所积累,实则亦生者德性之所致。人之德性,乃可合天人,一内外。由此乃能进而论中国人之鬼神观。鬼神即魂气,外于自然人文,即无鬼神之存在。凡属中国语,必以中国人观念说之,乃见其意义。西方人信灵魂,而其死后之魂气则薄。希腊罗马中古现代,魂气不积,不厚不广,唯见分裂,不见融和。人文演进在物不在心,外在生活提升,内在生命坠落,何论于中国人之所谓慎终而追远。

中西艺术亦不同。西方人画山水,乃眼中所见之山水,属体魄之能。中国人画山水,流连徜徉,魂气投入,乃画出画家心中之山水。后人欣赏其画,其人如在目前,较之在祠堂中瞻拜祖宗神位有更深入。

西方科学有照相机留声机,向外求,分别求,声色之一部分,一刹那,即认为真。乃求变求新,永无止境。中国人则从广大面,长时间中求。生命如是,一切存在皆然。故曰天长地久。一切皆从己心之会通绵历中来,乃得真,乃得常。此则科学而艺术化。

中国画家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此见花卉中亦经此心魂气德性之融入,而花卉亦人文化。诗则经比兴而有赋。比兴乃在赋之内,不在赋之外。故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中同有此人生,同有此魂气。若人生诗画,三者分别而观,则失之矣。

书法乃中国人特有之艺术。仅见有线条,一钩一勒,而书家之魂气则已融入其中。王羲之、颜鲁公皆一代伟人,玩赏其碑帖,加以神会,己之魂气德性亦与相融通。中国人生,乃求之于此等不可见不可知之对象中。古今人魂气交流,非体魄之所能见所能知。人生艺术莫大于此。若谓是一心理作用,则前世无王颜,我今日此一心理作用断不能起。故名书名画,贵能主客融为一体,一切人生则然。中国之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融合会通,一皆本自书画家之内心所好,逐步发展而来。此亦艺术,非科学。

又如音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知为乐之至于此。”相传韶乐传自舜,非孔子厚德又何从领略此两千年前之人文精神。此亦孔子之心与韶乐之魂气相通。孔子又言:“于武犹有憾,于韶则无间然矣。”此见韶武乐声,即表现了两代之人生。乃为中国艺术之最深处。孔子鼓瑟堂上,有荷蒉而过孔子之门者,曰:“有心哉,鼓瑟乎。”闻瑟而知心,此亦魂气相通,非体魄之事。

孔子告其子伯鱼:“不为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周公以二南治国化民,此亦有大魂气存在。故不通二南,则日常接触,事而非德,物而非人,如面墙而立。孔子又曰:“郑声淫。”诗言志,其声溢出于其志谓之淫。则失其本源,艺术而非人生矣。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则己心与山水为一。要之,音乐即人生,即自然,伯牙之琴亦即中国之所谓人文化成。白乐天浔阳江头听商人妇之琵琶声,苏东坡在赤壁听同游客之洞箫声,此琵琶洞箫亦同样融自然与人生而为一。而乐天东坡之文学,又与之融而为一,此则为中国之文学。亦皆所谓中国之人文化成,莫不有魂气德性之融入。

中国之平剧,合绘画、音乐、舞蹈之三者而融为一体。而音乐尤为之主,人生尽化入乐声中。剧中人物则忠孝节义,皆魂气之最见精神处。人生化入戏剧,乃得人心之共同欣赏。故中国戏剧乃人生之抽象化。西方戏剧则逼真毕肖,又加以布景,逐幕不同,真人生转成假人生。婴孩以迄老死,苟非有其内在之一己,岂不亦如戏剧,尽在变中,而无真之可觅。庄子曰:“超乎象外,得其环中。”中国舞台空荡荡,其境超象外,而环中始得。故中国戏剧既超俗亦通俗,此亦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故中国戏剧乃艺术而深具教育化。

孔子告其弟子曰:“我无隐乎尔,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最能学孔子者唯颜渊。然颜渊则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是孔子人生亦同乎世,而超其世。亦可谓在世内者,乃孔子之体魄。超世外者,乃孔子之魂气。自有中国人之魂气观,乃有中国人之鬼神观。鬼神亦即魂气。人生有死,衣服无生亦无死。乃世人见鬼亦穿衣服,王充以为讥。不知鬼神亦犹魂气,亦人文化成,焉得裸体。自有人生,乃始有鬼神。自有人文历史,而此世界乃臻于鬼神化。中国人不仅于人世界认有鬼神,即在天地万物大自然中,亦认有鬼神。今国人则讥之为多神论,泛神论,迷信不科学。唯如耶教一神始可信。必分别在人之外,天之上,乃得有此一神。中国观念则通天人合内外。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又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可谓中国观念有人神无天神,此乃一种极深至之人文科学,而岂迷信之谓乎。

西方宗教科学皆向外,必具体。上帝则无证无验,属信仰,非知识。中国之上帝,则超时空,仅魂气之所接。故老子曰:“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道亦即一魂气。又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声色味及驰骋畋猎皆在外,人生有外无内,则不仅目盲耳聋口爽,而亦心发狂。人而非人,天地自然亦有气无魂。亦即周易坤之上六所谓“龙战于野”。人生依然在一洪荒时代中,岂不可畏之至。故老子曰:“圣人为腹不为目。”腹则内有所藏,取于外而化为己,此正魂气之能事。目则只是体魄之一部分,乃实利主义之所重。庄子曰:“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即体魄,神欲即魂气,欲即是神,岂实利主义者所知。老子尚不免重内轻外,重自然忽人文。则庄子为胜矣。孔子执两用中,天人内外,会通知合,而得完成其无穷有余一体之大全。其言平实,乃较庄子而益胜。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外学于人,内立其己。学须人功,己乃天德。释迦涅槃无己,故不论。西方之学,则务外而忽内。大自然广大悠久,必分门别类以求,又必随时而变。科学、宗教、哲学、文学,各成专家。唯宗教乃有常,科学乃有进。中国人乃以一己通于大群。故西方唯相争,中国则主于和。今日称为知识爆破之时代,而相争乃益乱益甚。西方人亦有转而主张为通学者。但有此想望,而不知所从事。孔子教人则曰:“博文约礼。”博文即博学于人,而约礼则约之己。礼即己与人相通。唯博文乃博于外,约礼则约之内。而礼又必见于外。人己内外,一以贯之,和合会通乃得。孔子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老子谓之朴,存于内而本之天。文则见于外兴于人。老子主由文返朴,孔子则主由朴有文。西方则兴于文而丧其朴。文,俗称花样。只见外面有种种花样,而不知其所由来。中国则博文必求约礼,史亦存于外之文。近人又好称现代化,但仅知有现代而不知有史,则亦同是一野人。仅求之于往古外在之史,而不知有现代,则仅为一文人。必知古通今,文野相通,乃得谓一文质彬彬之君子。此乃孔子为己之学。

屈原成离骚,为后代文学之祖。司马迁成太史公书,为后代史学之祖。但屈原忠君爱国,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各有其己。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皆内有其己,皆相通。故其学亦可各成为专门,而其人则必为一通人。北宋欧阳修,经学史学文学,各擅专门,而其学则自成一家,其人则自为一子。庄子曰:“参万岁而一成纯。”人亦参百世大群以成其己。故己立则无不通,其通处同处则谓之道,其立处别处则谓之理。自然与人文皆不能有道而无理。故中国人之为人为学,有其同亦有其异,有其通亦有其别。而未有昧于己以为学者。故治其学,必先知其人。知其人,又必论其世。世即人之大环,人即学之中枢。此即庄子所谓之“道枢”。中国人重道而知枢,故天人群己内外古今皆得相通。而其学亦不妨各成专门。各成专门,斯有博文。互得相通,始有约礼。其分其合,此之谓一阴一阳,太极而无极。

西方则人为学,非学为人。如牛顿治力学,可不问其人。莎士比亚之文学,亦可不问其人。其他皆类此。故西方人仅重知识信仰,而可离于人生。学术愈进步,而人生则益争益乱,永不能达于大同太平之一境。今日即然。今国人唯据西方学术来衡量中国,乃见中国传统无一而可。舍其和合会通之旧,务趋于分崩离析之新。则于相争日乱之外,又何所得。果能于己有立,而又于人相通,则有待于国人之知所择而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