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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灵魂与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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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自古即有一种灵魂信仰,乃为西方社会盛行个人主义一极深根源。灵魂乃一生命体,前世来世,悠久无穷。现世降谪为人生,拘限于肉体中,则仅属一短暂期。前世来世,或在天堂,或在地狱,极悲极乐。拘限在肉体之现世,虽亦有悲有乐,在其悠长的灵魂生命中,乃无甚大之意义与价值。

犹太人亦同信有灵魂。耶稣传道,乃说上帝事由我管,只教人在此肉体世界中信仰修养,俾可死后灵魂升天堂。此乃现世人生一首要最当郑重注意者。至于其他一切现世人生,则凯撒事由凯撒管,耶稣不再理会。

父母所生,只一肉体。我之悠长的灵魂生命,自有来,自有往,与此肉体无涉,与父母亦无涉。故信有灵魂,便会看轻中国人所讲之孝道。耶教随后虽信有圣母,但亦终不讲究人世之孝。西方人讲慈亦有限。子女婚姻后,即别离父母,自成一家。耶教讲博爱,超肉体。教堂中,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各向上帝,全属平等,不相牵涉。唯男女结合为夫妇,乃灵魂降生所赖,教中对此乃稍加重视,故必在教堂中受认可。其他幼年受洗礼,老年受葬礼,教中之涉及现世人生者只此。

耶稣钉死十字架,其肉体人生,亦由凯撒管。穆罕默德继起,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乃要管及凯撒事,其意态与耶教大不同。唯对灵魂一项,耶、回二教,仍无大分别。

印度人同样信灵魂。佛教亦从印度教中转出,仍分别有前世现世来世,只不言灵魂转世,改言一业字。业指其前世人生之一切作为。肉体生命有尽,死后腐烂,化入大气中,不再存在。生前作业,则不与肉体同尽,仍留在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作业其因,现世人生其果。一切祸福,皆是果报。则佛教之所谓业,实仍是灵魂观之变相。唯灵魂富分别性,而业则转重共通性。此其异。

耶、回、释三教,都不免看轻现世人生。唯佛教从人生之生老病死四苦起念,较具体,较重现世。但生老病死,亦属自然现象,故佛教亦重自然界,此是佛教一特色。佛教重自然,其所研寻,乃颇近西方哲学之宇宙论形上论,由信仰转入哲理,此乃佛教之第二特色。人生从自然来,谁也逃不掉此自然之生老病死。释迦所悟,果使我心能对生老病死另作一看法,不同一般人看法,则生老病死,自亦不动我心,无奈我何。于是佛教又转入人心修养方面来,此又佛教之第三特色。印度婆罗门教,分人类为四阶级,远从无穷前世来。现世种种努力,皆无可动摇此分别。但生老病死则四阶级所同,故佛教对现实人生一切诸相从自心修养尽作平等观。而此等修养,则属人类自创自立。虽在人类之上之诸天,亦当向佛来求教。故诸宗教皆依天传道,独佛教乃可向天传道,此又成为佛教之第四特色。佛教备具此种种特色,遂与其他宗教有大不同。

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无宗教,但佛教传来,却与中国人信仰有许多相近处。中国人有魂魄观,与西方人之灵魂信仰不同,余曾有灵魂与心一书详述之。今再约略重说。中国人言体魄魂气,皆自然现象,皆从现世人生来。魄在先,魂继起,魄限在肉体中,乃个体生命之所有。魂则由个体生命达于总体生命一共通性。其人既死,体魄埋地腐朽,全不存在。而其魂气则散入太空宇宙间,对于一切有生无生,仍可有其影响与作用。如孔子死,体魄埋于孔林,迄今当无存在。而孔子生前之魂气,则可谓依然存在,而影响极大,难于详说。要之,魂魄皆从人生来,而人生则不从魂魄来。一切文化人生乃从自然人生来。文化与自然,仍融为一体,非可违离自然以独创一人生,自开一文化。

中国人言德性由天赋,亦一自然,但与魂气有别。魂气乃起于肉体之生后,而德性则早与肉体同生。其德性之在个体生命中者,亦可谓之魂气。其流通于总体生命中者,如舜与周公之孝,历数千年,依然常在中国后代人心中,随时发现。此亦是一魂气,可谓乃舜与周公德性魂气之常存。春秋时,鲁叔孙豹称人生有三不朽,立德为首,立功、立言次之。实则无德即无功、无言可立。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力,使民免于左衽,管仲之功,亦即管仲之德。但立德必在立功之上,因立功须在时代与人事上有此机缘,立德则随时随地自有机缘,人人能之。故立德人人可勉,立功则非人人所能。立言何以亦得不朽?人同此心,声入心通,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唯言是赖。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乃知及之而行有未及,德则更重于知。但既知之所及,亦可警策他人,提醒来世。故立言亦有其不朽。

中国儒家首重德,德必本于性。性乃一自然天赋,异于佛家之言业。业乃生命表现,无德无功亦即业。中国人抱淑世主义,佛教则厌世求出世。中国人之德、功、言,乃兼总体生命古今来三世,一贯融通,而有其建立。积德者昌,积祸者殃。佛家因缘果报,乃本个别私人言。中国人之德、功、言,则从生命共体言,不为个人果报。亦异于西方人之言灵魂。生老病死,限于个体生命。佛家求超脱此生老病死,乃并总体生命而亦扫荡一空,以归于涅槃。又与中国人言不朽之宗趣大别。故自中国人言,总体生命乃一有,佛家则求一归之无。中国道家亦言无。儒家一天人,合内外,则有无相通,仍与佛家异。

中国古人并言天地人三才,欲求于自然生命中建立起一合理想的人文生命。周易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极其至,可以配天,与天合德。其端则自个别小己之内心修养来。此为儒家要旨。道家则主忘己以合天。故一主人文,一主自然。老子之言无,乃主减少人文中之种种不必要者,以回归于自然。社会进入病痛阶段,人心摇动,每求由儒转老,认为虚无更要于建设。东汉末季,魏晋以下,正其时。佛教亦在其时流入。大体言之,儒家占人文建设之第一位,道家只求在人文演进中有消减,为第二位。佛家则主归之涅槃虚空,为第三位。然皆以现世人生为对象,不在人世外另有一上帝与天国,则释迦终为与中国儒道较相近。

故儒释道三教皆有己,而耶回则无己。德性属己,而灵魂则非己。己在内则有外在之命,无己则亦无命可言。故中国人言自由亦一自然,而西方人则必战胜自然乃有自由。西方人又言信仰自由。而悟则由己之德性修养,非可自由。又西方之灵魂,一任上帝安排,实无自由可言。中国之德性,则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乃有其自由。此等分别,大值深阐。

老子曰:“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天地何由生?人类智识至今或尚不能知。然有可知者,天地之生,必有其道。苟天地生不以道,则宇宙一切皆无道可言。天地之生以道,则上帝鬼神之有灵,亦必有道。但道是何物?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鬼神上帝皆具体,有分别,可指名。道不具体,无分别,不可指名。故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之始有道,而无可名,非具体,无分别,此即老子之所谓无。老子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皆生于道,皆当法于道。道为宇宙最先最根本之第一因,不再有可法。自然者,谓其自己如此,非别有所法。故曰道法自然。

老子之宇宙论,实本于庄子。庄子言天地之间只是一气运行之所化。此气亦不具体,无分别,无可指名。运行而化,即是一自然。故在此宇宙间,若有上帝,则必是一浑沌,亦即是一气而已。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矣。”儒家侧重人生论,故言此。庄老始推而远之至于宇宙论。老子曰:“失道而后德。”道乃一形而上,宇宙万物形而下,始有德性分别,乃可道。“失德而后仁”,则是由宇宙万物更降至人生一小区域小范围中,由性生情,乃有仁。又曰:“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此则更具体,更多分别,其离无名常道也更远。儒家言德性,乃专本人文言。其所谓德,非后起阴阳五行家之所谓德。其所谓性,亦不兼禽兽草木之性言。人生大道,一切本源于其德性,亦即本源于自然之道。佛家谓人生一切源于其前生之业。业专指人生作为言。消去人生一切作为,即得涅槃。则人生涅槃,非即是宇宙之空无。佛法实亦不啻仅本人生言,较之儒道两家,显又不同。佛说源于婆罗门教,本已有灵魂转世之信仰,释迦虽不重有灵魂,然仍主有因果报应之轮回。故佛家言业,仍是变相之灵魂。如此言之,印度人观念,仍近西方,而远于中国。

佛教入中国后,即受中国化。中国僧侣多引儒道两家言来说佛法。竺道生言,一阐提亦得成佛。明白违反当时传来小涅槃经一阐提不得成佛之说,遂受同时僧侣斥逐。及大涅槃经来,乃知生公所言不误。故生公讲道主悟,犹在信之上。信在外,悟在己,即由己之德性来。己之德性,由天赋,由总体生命中分得。故可由己悟道。孟子谓:“归而求之有余师。”又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竺道生之悟亦同此。孟子又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则亦尧而已矣。”此非教人依样画葫芦,乃因同有此德性,言其言,行其行,则自己德性自有开悟。颜渊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亦非如邯郸之学步。由礼可悟到仁,由个体人生之践履,便可悟入总体人生之大道上去。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竺道生终是一佛门弟子,其所悟,则终在佛法上。孔子又曰:“若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可知孔子学周公,并不依样画葫芦。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其实此非孔子之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其境界,实已上达于周公,则宜其不再梦见矣。竺道生已是一东方释迦,自不须一一依据西来经典。在耶教中,只能有一个耶稣。在回教中,亦只能有一个穆罕默德。佛教中则可有诸佛,即一阐提亦得成佛,却不谓只可有释迦牟尼一佛。中国后人推尊孔子,崇之为至圣先师,然颜渊、孟子皆得为亚圣。明代理学家,则谓端茶童子亦即为一圣。中国道教则主人人可得长生,此一义则儒、释、道三教又显与耶回两教有分别。

唐代佛教,更见为中国化。禅宗六祖慧能,乃有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之说。成佛须经多世长期修练,菩萨亦有十地之别。中国人文修养,重在当身现世。孝弟忠信皆然。所谓人文本位,即以现世人生为主,必求当下即是,非有等待。学而时习,即在当下。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则当其生,即以仁为己任。孔子曰:“后生可畏。”后生乃来世继起。当我生而尽仁道,但仁道则不以我生尽,故必待之后生。故就中国意义言,成佛须在当身,亦须立地即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皆当身立地而取而成。成佛亦然,无待转世。此即佛法之中国化。

如何能即身立地成佛?禅宗则全以己之一心说之。果能心中无物,而不趋断灭,即境生心,即是佛法,即现佛果,其人亦即是佛了。故印度佛法重外在,禅宗则重在其一己之内心,即其德性。此心即同孔孟庄老之心。只是禅宗终是一佛法,终必在山林寺院生活中求之。而六祖又言,不必出家修,亦可在家修。在家终有父母夫妇子女,境不同,斯心不同,而禅宗终亦转成为宋明之理学,仍归到人世中来。

朱子大学格物补传言:“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达。”或疑其分内心外物而为二,有向外求知之嫌。其所知,当属见闻,非德性。乃有象山、阳明之说起。但孔子言仁,必兼言智。孔子又言:“有鄙夫来问,必叩其两端而竭之。”即鄙夫之意而竭其两端,此即朱子所谓之格物。或大学格物即指格去物欲,则与佛义更相近。

王弼言:“圣人体无。”此无或即大学之格去物欲,以心为体,而修齐治平皆其用。若以道为体,即以宇宙自然为体,则人之生命德性乃其用。但体用观念乃后起,老子初意并不然。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国人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但独阳不生,独阴不生。阳光土壤雨水三者和合,草木始生。此三者之和合处,不具体,无分别,无可指名。故老子称此曰无,儒家则指名之曰天地。则老子之言无,实即天地和合之大用。用在先,体在后。天地万物一切之体皆从此道之和即无处之用来。王弼之所谓圣人体无,即此意。

孔孟儒家特提出德性二字,其实德性亦在和合处,亦在无处。无子女,何来有慈。非父母,何来有孝。父母子女和合成家,为具体之有,孝慈乃其大用。使无孝慈,何以成家。故可谓先有此孝慈之德性,乃始有父母子女之别而成其家,乃始当于宇宙大自然之道。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先以无处之用,即此道,而贯彻到天地鬼神万物人生之体。老子喜言道言无,此指天道言。孔子曰“志于道”,则主人道言。先知天命,乃知此道。继之以据德、依仁、游艺,则尽在人生实际之有处。孟子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吾心之四端,扩而充之,以达于仁、义、礼、智之人生大道。此亦为本之一己之德性。宋儒则言仁义礼智之大道先存在于人心,乃引生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来。此则兼采道家义,故每扩充及于宇宙形上。言德性,则必兼万物言。易传、中庸已有此迹象。实亦即孔子所言之天命。

今试再为阐说。老子仅言有无,不言体用。孔孟儒家则有无体用均所不论,其他先秦百家亦少言体用。东汉之季,魏伯阳始兼用体用二字。今谓中国古人以体属有为后起,以用属无乃先存,此特会通中国古今思想,统合儒、道、释三家,而姑为推定之。但亦可谓中国古人已先有此意。周易六十四卦始乾坤,坤卦为地,乃体,属有,而后起。乾卦为天,乃用,属无,而先存。此亦显可见者。故龙象乾,马象坤,马乃实用之体,人人可见。龙则或潜地下,或飞天上,无所不在,变动不居,然谁曾真见。可谓有此意象,无此真物。故宋儒周濂溪太极图说,于太极之上,必加一无极,而曰:“无极而太极。”又曰:“太极本无极。”此则中国人观念,终以无在先,有在后。用在先,体在后。濂溪又言“阳变阴合。”变则见其用,合乃成为体。唯变即其合之变,合亦其变之合。故言天则必兼及地。易卦首乾,亦必兼及坤。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文章即人文,性与天道即自然。是孔子只言人文,不及自然。但孔子又言五十知天命,此即人文之本于自然,唯孔子少言之而已。濂溪主静立人极之旨,则孔子已先千年而揭视之矣。

再以具体事实证之。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而胞胎终自母体中出。若非阴阳配合,则母体又何从得胎。中国人言化,则由变与合而来。唯阴阳之配合,又必以阳性为主动,阴性为被动。此亦一自然。苟阴性转为主动,阳性为被动,则一切自然皆变,人生亦必随而变。故中国宗法社会必尊父。西方社会无宗法,仍亦以男性为主,但亦终不得抹杀母性。周人尊后稷为始祖,然生民之诗,后稷诞生,有母姜嫄,而后稷终为周人之始祖。姜嫄不能独阴怀生,乃曰“履帝武敏歆”,而置后稷之生父于不论,乃为神话。西方耶教主耶稣,自言为上帝独生子,但终亦有圣母,又不明言圣母为上帝妻,此又神话之尤。此见中西仍有其大同处。濂溪太极图说又曰:“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此言允矣。但其最先处则终曰“无极而太极”,此为宇宙论形上学。下至人文社会,仍必另有说,中国孔孟儒家必兼言父母,又兼言天地,其特有精神乃在此。

天道主动,即庄老道家之自然,只是其自己如此,乃是一无上之自由。此为人道所不能有。孔子五十知天命,由天转入人,人终不得不尊天。濂溪曰:“主静立人极。”静则安分守己,亦即孔子所谓之知天命。又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圣人不得即是天,唯为人类立人极,则不得不知天。西方宗教,即以教主来代表天,他人则无此资格。乃与中国人意想大异。佛教主人人皆可成佛。佛之上有法。悟得此法,则人而即佛。佛法之最终曰涅槃。依中国人想法,涅槃之虚无空寂仍有大用,故得产生出种种业,又得从六道轮回之积业中产出佛来。则涅槃实非一虚无寂灭,亦犹庄老之言道。天台宗言空假中一心真如,华严宗言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禅宗言即心是佛,而佛教遂彻底中国化人文化,与印度佛教乃大异。

濂溪之后,朱子专提理气二字,谓理气同时俱有,不当再分先后。必为分别,当说理先气后。此层大有深义。近人谓朱子乃理气二元论,其实乃理气和合之一元论。气可分体用,理则不分体用。朱子又言濂溪太极即是理。濂溪言五行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即无极,则阴阳之气与太极之理实亦一体。朱子理气论本之。濂溪又言:“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朱子则言气有动,理无动,即谓太极无动,而动静则仍是一体。朱子之言理气,实亦即是道。一天人,合内外,自然人文,会归融通。而有无、动静、阴阳、先后诸分别,转居次要,可不必再辨。体用观念亦为之一新。此实中国思想史上一大革新,一大综合。盖朱子易学,既上承濂溪,又兼采康节。至于横渠、二程,又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而为二,主张变化气质,朱子言理气亦于此有所袭。其所窥于宇宙论形上学方面者,乃益为深卓。朱子又尝谓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己则偏于道问学。实则由其道问学之功夫,而所得于尊德性者,乃亦非象山可比。故象山之说,可通于濂溪、明道,以上接孟子。朱子之说,则并可通于横渠、伊川,合周、邵、张、程,上接先秦儒而更合于孔子论语之所言。朱子又谓孟子粗颜渊细。盖濂溪、明道、孟子皆重修养,朱子转而言问学。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修养即是习,其上必当先有一番问学功夫。德性贵修养,但能问能学,德性乃能更大益明。可谓朱子深于问学功夫,乃能会通儒、释、道三家而创此新义。其影响于后代思想者,乃更见其悠久而广大。故言德性,不当仅重修养,而忽于问学。朱子之理气论更深值研讨。

阳明天泉桥四句教,谓心为无善无恶之心,则大学何以言正心?意为有善有恶之意,则大学何以言诚意?知善知恶为致知,则致知当另有一套功夫,不得谓之良知。为善去恶为格物,则大学言致知在格物,须格物后乃知善恶,何得以为善去恶为格物。大学先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领。果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即不得谓之为明德。非先格物,亦无以亲民而止于至善,何以格物不在三纲领之中,而转为八条目之首。是则阳明所言,乃于大学本文无一可合,而亦于孟子言有违。较之象山说于先秦儒义乃更远。朱子言格物,乃谓到达此标准。此物字,即为天下凡事凡物中所寓之理,即一切言行之标准,仍与其理先气后之说无背。

朱子格物补传谓:“物犹事也。”物亦一气,实则即是一动,一事为。宇宙万物亦可谓只是一大物,一大事。佛说为宇宙一大事因缘出世,其实天地万物皆从此一大事因缘来。朱子言气,即是此一大事。言理,则是此一大事之因缘。格物穷理,亦即是格此一大事因缘,乃并自然人文而为一。近代科学先主物质不灭,最后物质分析只存一电子,乃能非质,而电子动态亦可分别为阴阳。则电子非物质乃事为,与朱子所论终亦归一。

荀子言喜怒哀乐爱恶欲,后人谓之七情。实则前六情皆本后一欲字来。有可欲,有不可欲。爱与乐与喜皆可欲,恶与哀与怒不可欲。可欲乃人生之正面,不可欲乃人生之反面。正反则仍是一体。亦可谓西方人生较多表现在反面,中国人生较多表现在正面。西方人专尚男女恋爱,其他则爱少恶多。爱发于内,恶兴于外。喜怒亦对外而发,哀乐则蕴藏在内。亦可谓中国人较偏在哀乐,西方人较偏在喜怒,一外向,一内向,此其异。故西方人多争。即如运动会争胜负,亦喜在外。中国人慎终追远,而哀主能节。多戒怒。颜渊不迁怒,怒有对象,俗称生气,怒气易迁移,乃怒其所不当怒,故当戒。乐则乐天知命,乐此不倦,乐以终身。中国人尚礼,礼亦多哀乐。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希圣希贤,道即在是。喜怒多在事上,哀乐多为德性。故仕宦遇亲丧,必辞位退居,亦即礼。西方人则重法轻礼,故亦可谓西方人生重在事,中国人生重在德。此亦双方文化相异,即证其德性之有殊。佛法戒淫戒杀,暮鼓晨钟,哀乐存焉。耶教进礼拜堂,颂祷歌唱,其乐浅。十字军远征,其怒深。气氛相异,亦即此而见。要之,七情皆由性来。孟子之性善,从其内在之德言。荀子之性恶,则偏指其外在之事言。德天赋,因事而见,但又贵本德以成事。故中国人论性,必偏向于孟子,而于荀子则终谓其有小疵。

德性天赋。求能视,故生目。求能听,故生耳。近代科学发明电灯电话,亦以济耳目之用之不及。故物理昌明,实由于人欲要求。而今日则已成为一人欲横流之世界。电灯电话可欲,但电灯下所视电话中所听有不可欲。核子弹乃杀人利器,更不可欲。濂溪言“无欲为静”。近代科学乃由多欲来。董仲舒言“明其道不计其功”。今日一切自然科学则在计功,不在明道。朱子主理欲对立,穷理非穷欲,可欲则尽在理之中。戴东原字义疏证谓欲即是理。近代西方科学,则穷理即以穷欲,其为祸人世,乃有不胜言者。故中国人重人道,西方人重物理。此又文化一大相异。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但求物理,无关人道。人类非不该求明物理,但明物理当通于人道,不该仅为人欲所主使而利用。佛家言业,亦由欲来。耶教言灵魂上天堂,实亦同是一欲。儒家言德性,则非不可欲。朱子言格物穷理,即我心之全体大用所在。有心终不能无物,有仁终不能无智,有静终不能无动,有体终不能无用。要言之,仍当执两用中。朱子言性即理,人之德性亦即此理,即此中,非专指物理言。朱子之上承孔孟儒家精义者在此。后人亦需有大智慧,大聪明,大学问,大艺术,乃能承此传统,而运用得当。此诚人生一大课题,而又无时无地可避免。孔子五十知天命,亦理非欲,亦即天之德。好问好学,则为人之德。故尊德性与道问学,亦当融而一之。好问好学,而不出于多欲多求,其庶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