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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政党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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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乃指人生之总全体言,文化不同,其人生之各部分亦必不同。如言宗教信仰,学术体系,在不同文化下,自必各不相同。而政治为人生各部分中主要一部分,其不能相同亦可知。

中国文化重同、重和,西方文化重别、重争,政治亦无例外。希腊时代,各城市分立,无国家组织。罗马继起,乃有国家,但由罗马一市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及其外围各地。环地中海欧、非、亚三洲,列入版图者,疆境至辽阔。然皆征服地,乃一帝国,由武力争夺而成。国家与征服者,仍有一大分别。

罗马帝国崩溃,封建时代继起,仍然无国家。及现代国家成立,各国疆土狭小,各自分裂,实仍是一希腊型。向外发展,非洲、美洲,殖民地林立,实仍是一罗马型。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同在一半岛上,壤地极促,但不能合成一国。而殖民势力远及全球,两国划一界线,某部分属西,某部分属葡,几乎将尽归其统治。

英、法继起,殖民地遍五洲。但所统治,尽属异色人种。欧洲白色人种,则依然各自独立,不能相和组成一国。故使全球若尽归白人统治,而全球仍必分裂相争,断不能有和平统一之希望。两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帝国皆各崩溃。当前世界两大强国,为美、为苏,亦皆西方传统,不能相和合,亦势所必然。而欧西则降居此两大强之下,但依然小国林立,不相和合。

中国自始即和合为一。黄帝、尧、舜五帝时,只是一部落酋长时代,然有一共主,有一中央政府,已俨然一国。夏、商、周为封建时代,然诸侯之上仍有一中央统一政府,绝非如西方所谓之封建。西周东迁,中央衰落,霸者继起,而王朝名号,则绵延达八百年之久。

秦废封建为郡县,为中国政治一大变。但同一中央统一政府,则秦之继周,亦只是改朝换代,中国之为中国则无变。抑且秦相李斯乃楚人,大将蒙恬乃齐人,其他东方人在政府者,不可胜计。秦代之中央政府,较之西周武王成王时,其统一性,已远为进步。以较罗马帝国,则相异不可以道里计。故秦代统一,断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

汉兴,亦仅一改朝易代,非以丰沛另创一中国。迄今两千年,中国广土众民,以近代观念言,乃一民族国家,即中国人之中国。偶有分裂,如南北朝,如五代十国,如宋辽金分峙,其元清两代之异族入主,中国之为中国则自若。

唯中国中央政府之元首,为一皇帝。其位则一家一姓,或父子相传,或兄弟相袭,长至三四百年绵延不绝。政府元首之为一皇帝,在中国已历四千年之久。而自秦始皇帝以下,乃为近代中国人内心一大诟病。一若中国文化无足称道,即此一节已足论定。

其实此种观念,乃就西方文化来衡量。果就中国自己传统言,则尚有别解,绝不如此之简单。首先当指出者,中国人在国以上,尚有天下一观念。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书成于先秦。其谓国,当指封建诸侯之列国言。其谓天下,当指周天子所辖中央统一政府之全体言。固亦可兼及于中国以外之四裔,但主要实为一中国。秦汉以下,封建改为郡县,则一国即是一天下,治国实即是平天下。固亦仍可兼及边塞之外,而主要则仍此一中国。天下一观念,其重要性不在政治上层,更要在社会下层。如宋代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初顾亭林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天下乃指下层社会,不指上层政府。是则为士者之大责重任,可以不在治国,而更在平天下。亦可谓治国乃从政者之事,而平天下则为士者皆有其责。曾子谓:“仁以为己任。”仁道即平天下之大道。是则以天下为己任,此一义,孔门固早已言之。此即中国儒家教育与宗教之相近处。唯耶稣决不管凯撒事,而中国儒家则凯撒事亦所当管。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已。唯藏乃为退出政治,藏于大群中。其在大群中,则更无可退可藏之处。此乃儒家大义,不可不知。

大学言天下在国之上,以今语说之,不啻言社会当在政府上。古语云:“天生民而立之君”,又曰:“君者,群也。”此言君乃为民而立。故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必为民群所归,乃始成其为君。故君之在政府中,职位愈高,责任愈重,非以权力提高其身份。故为君必有君道,乃能尽其君职。绝非西方人君权观念可相伦比。

故中国人言君位,必兼及君之人格君之品德。尧、舜禅让,汤、武征诛,皆是。周公制礼作乐,武王不得为开国之君,必推以归之文王。又定谥法,如成、康、幽、厉,各就其生前在位成绩,死后由群臣定其谥。直至东周,平王赧王,始终皆有谥。谥即褒贬,而岂帝王一尊之谓。

孔子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又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管仲在齐,仅是东周王室一陪臣,言其功在天下,即言其功在社会。国家政府,均重政治方面。言天下言社会,则更重文化方面。孔子又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则从政仍重在天下之道。能负责天下之道,其人即属圣贤,非经学养不可。学之优者,不容不出仕,孔子所谓“不仕无义”是也。从政优,仍须学,以求无愧厥职。中国人常以仕学兼言,其政治观念亦由此可想。

孔子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以圣人登天子位,故政与学出于一。孔子以大圣而不得位。自孔子以下,社会重学尤在政之上。孔子门人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为君者亦知重学,如齐威宣泯诸王,广招天下学者,谓稷下先生,自由讲学,可议政,而不为臣。亦欲以此待孟子,孟子拒之。其意谓道可行则仕,不可行则去,不受虚廪。此即孔子用行舍藏之义。稷下先生并非皆齐人。孟子不为,齐君亦不之强。孟子仅一平民,见礼于时君有如此。

秦始皇曾为质于赵,备闻东方之风。及其返,吕不韦为相,方广招三晋诸士,著为吕氏春秋,详论治道。始皇帝即位,用前楚国一小吏李斯为相,则始皇亦有意为中国传统一圣贤之君。中庸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观始皇巡狩所立诸碑,亦可谓有志于天下之风教。亦岂愿为一专制暴君。

秦廷广立博士官,即承齐稷下先生制,是始皇亦重学可知。博士中或主恢复封建,始皇询之丞相李斯。李斯从学于荀卿,亦一儒者,主张不复封建,乃求整顿博士官位,根据古经籍主张封建皆罢免。并禁社会传习其书,下焚书令。又依古非今者族。其意当承其师荀卿来,荀卿主法后王,置政统于道统上,其意异于孔孟。始皇遭后世诟厉,荀卿亦终不得为儒学之正统,而李斯更无以为人。又何人尊秦始皇为中国帝王专制之先导?

汉高祖本一泗水亭长,初不读诗书,见人冠儒冠,必取而溺之。但其后过鲁,使人祠孔林。及登基,爱戚夫人,欲废太子。及见太子有商山四皓相随,遂罢废立意。是高祖亦受社会影响,知圣贤尚尊于帝皇。此即中国传统,国以上尚有天下之观念。此下历代太子,必受教育。贾谊治安策,畅申此意。汉文帝重视贾谊,以一帝皇而敬礼一年轻书生,一如庶俗之交友。此下君臣关系,亦常有超政治地位之外者。政治亦在人事中,超人事,何以为政。帝皇亦一政治人物,异于为人,何以为帝皇。此一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汉文帝外,例不胜举。

汉武帝表彰五经,一尊儒术,创建士人政府。政府用人,先博士弟子。而博士得自由为教,政府不加干涉。汉宣帝幼年,学公羊春秋。当时朝廷春秋博士为榖梁,无公羊。宣帝召开大会,由朝廷公卿与诸博士共议,公羊春秋始得立为博士,当时公卿亦全由博士弟子出身。朝廷尊学术,而政治亦统一于学术,由此可见。

博士官所教典籍,既明白规定在上,而在野经师,仍得自由施教,学徒群集,政府亦不加以限制。则学术自由,不由政府规定。全部二十五史,天下高于国,社会高于君,学术高于政治,例证明显,举不胜举。故秦下两千年,朝代屡易,而政治法制则一线相承,无大变动。杜佑通典以下,乃有三通九通诸书。近代国人一意以西方历史来衡量中国,乃谓中国秦后尽属帝皇专制。不知帝皇乃中国传统政治中一职位。君统即以代表治统。即如近代英国,岂不仍有一世袭之王室,但于帝国实政无关。然则又何必保留此皇室不废。在中国人观念中,则无说以通。政治不能长治而无乱。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亦不能无乱,亦不能无失职之总统。中国要为四千年长治久安,朝代更易,无伤国家之血脉,无伤社会之大体,此实大有研究之价值。岂得以帝皇专制四字尽置不论。

时变世易,民国以来,已不能再有一世袭之帝皇。国家元首亦当常变。此处乃另生一问题。西方政党分立,至今未臻稳定健全之境,唯英美始有两大党之传统。中国则从来不重党,故曰:“君子群而不党。”学术界亦不贵有党。社会亦无宗教组织。结党而争,为中国人情所不喜。东汉党锢之狱,北宋新旧党争,明末东林党,此皆不如西方真有组党活动。中国传统崇德尊贤,不尚多数,故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又曰:“善钧从众。”遇大政,集会群议,择善而从,但不闻举手投票论多少数。稍读中国书,稍知自己传统,当知礼让,虚己自谦,决不赴街头向群众作自我宣传,自夸才能,而又诽刺对方,认为国家重任非我莫属。如此行谊,识者齿冷。然则当今而求慕效西方民治结党竞选,其第一任务,自非推翻自己文化传统,彻底改变旧有观念不可。

抑且英美分党,党与党之持论,非有甚大区别,故党争有胜负,而政局则安定。西方后起如意大利之法西斯,德国之纳粹,乃始以一党来号召全国,与普通政党不同。此皆主一党专政。唯意、德新党,意向重在国内。苏俄共产党,则以世界性国际为号召。党乃超于国之上,同一党而势力兼及异国。

中国此下成立政党,此性质何去何从,亦值讨论。孙中山先生主张三民主义,组织国民党。试问为中国一国民,岂能不尊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此三者,尊重中国传统,而又提纲挈领囊括了一切政治活动之重大意义。其他号召,难与对立。

中山先生生平,于政党一事,颇少明白指示。尝言国民党乃一革命党,此语涵义,宜加发挥。政治乃国家民族经久不断一事业,革命则倏起倏落,于短时期内必当完成。中山先生于民元退让其临时大总统职位,推袁世凯出任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为条件,完成南北和约。此为中国传统所特有之一种政治风格,尧舜禅让,为其他民族所少有。宣统退位,革命已达成功。乃不虞南北重趋分裂,洪宪称帝,军阀割据,接踵继起。中山先生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乃不得不再赴广州,黄埔建军。中山先生亲晤段祺瑞、张作霖言和,终于北平一病不起。是则革命仍未成功。中山先生又分革命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军政以武力统一全国后,尚须训政,使国民到达某一程度时,乃可实施宪政。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革命仅乃一牺牲时期。逮及训政党政开始,全国和平,出仕已属荣显,与参加革命大不同。中山先生意中,似谓届时国民党已可解散。故五权宪法中,有考试权代替选举。不仅对被选人有限制,即对选举人亦有限制。又不详言结党竞选事。中山先生意中之民主政治,与西方相异者,大体在是。

西方民主政治初建,选举人资格亦多限制。西方乃一工商社会,民众对政府所争,主要在租税额一项。选举人资格,亦以其向政府之纳税额为标准。此下逐步改变,始达于普选之阶段。中国传统政治意义,与西方大不同。自汉武以下,已创建一士人政府。有察举考试种种措施,皆求选贤与能,纳全国人才于同一政府之下,以达成其政治之任务与理想。西方近代亦已采用中国考试制度,以辅助其政党制度之所不及。中山先生之重视考试,可谓亦得其启示。

监察权亦中国政府自古有之,自秦以下,御史大夫为副丞相,即负监察之权。上自宫廷,下至全社会,皆受监察。后世又分立谏院,主要以谏天子为职。官位卑,而责任重。果以忤天子去职,失一卑位,而得众望,可为其私人将来之政治资本。中国人之政治用心有如此。中山先生之五权分立,诚使各得尽职,则总统虽位居五院之上,其职权亦有限。唯五院之上有一总统,政府则融合一体。西方三权分立,政府仍然是相互敌对,而不见为一体。唯今日我国宪法则掺杂各方意见,复以附合美国体制为原则,违背国情,在所不计。是否一国政治必当抄袭外国,则为此下一大试验,利害祸福,非可预知。

唯中国传统,政府与社会为一体。史传人物,有政治的,亦有不属政治的。政治人物贤奸互见,而奸人唯见于政治之上层。政治下层及社会人物,则唯贤得列,奸者不得见。统计全部中国历史人物,贤人当远超于奸人之上。此为中国人观念,天下高于国家,教化重过政治一绝大明证。故中国传统,政府、社会本属一体。而西方则政府、社会常为敌对之两体。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则由社会向政府争权而来。故选举权必掌于社会。然如今日之美国,犹太人拥有资本权,黑人拥有生殖权,均对选举有利。最近黑人已竞选副总统。再此以往,美国政治宁得不变。中国传统政治选贤与能,考试制度利弊得失,可以随时改定。土广民稠,普及教育已难,普选更不易。蚩蚩者氓,岂胜选任一国家元首。即美国开国以来,历届总统已历五十任,其真得为一理想政治人物者有几。此非美国不出政治人物,实乃限于体制。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与语上。”民众普选,都在中人以下,乌得所选必上乘之望。此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一大缺点。

又西方国家既多分立,而每一国家之内又然。如英国有英格兰,有苏格兰,有爱尔兰,一国三分,迄莫能改。美国则为联邦制,自十三州增至五十州,各州自有宪法,自有州长、议会选举。互相平等,故欲再添新州其事甚难。美国之独不效欧西国家之无限扩张,其端在此。中国自秦以下,为郡县统一。既非帝国,亦非联邦。一国有一国之传统,不读中国书,何能谈中国事。近日国人又好言地方自治,不知中国重合不重分,重通不重别。民国以来之军阀割据姑不论,即各省有大学,亦必争本省人为校长。中国往例,一名学者,可为全国各书院院长,何得以地域为限。如此则国立不论,即一省立大学,亦可延聘全国名学人为校长,何得限于本省。而中国传统,一地方政治首长,必限用外地人。而今日则模效西例,必限用本地人。又中国一地方政治首长必经中央政府遴任,而今日则必限于地方民众选举。如由中山先生任中国大总统,由中央政府选派一广东省长,一中山县长,较之由广东省中山县之民众选举,孰得孰失,孰高孰下,岂不可推想以知。中国重人治,西方重法治。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国人向不信死法可以治活人。西方重法不重人。以法治国,中国唯韩非法家主之。秦始皇帝读其书而好之,此下中国人向不看重韩非,而秦始皇帝亦常受诟病。今日国人,慕效西化,乃必竞推韩非,而秦始皇帝则仍受深斥,则真不知其所可矣。

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明为中山先生所不许。今“中央政府”播迁来台,台湾只中国一小省,而在“中央政府”下仍自有省、市、县、乡、镇、里各等级各首长,而其各首长多由民众选举。各地域各部门皆得自治,而犹有人起而主张台湾独立。其病何在,在于中国人之不自信,而必信美国人。纵如中山先生言论文字昭彰在目,而国人仍亦不信。在中国既无一人足信,则一不识字老妇,投一票,何得遽认为其是神圣之一票。国家前途岂得寄望于此等风气之下。

倘使中山先生复生,再言训政,恐将不为国人所接受。倘言宪政,则五权中之考试、监察两权已形同虚设。倘言政党与选举两项,则不知中山先生又将何言。再论大陆,人口则已达十亿之多。不识一字者何限,又不知所受是何等教育。依近代国人所认识所想望之西方民主政治,则大陆全国又将何以开展其新政首要之选举一项。换言之,将何由结为政党,何由普行选举,何由言自治,何由言统一。千头万绪。而中国自己传统,国人已群加忽弃,真不知将何途之从矣。国人非无有心人,其亦置虑及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