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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权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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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权在民能在政”一语,可引历史为证。西欧君民分隔,卢梭创为民约论,法英革命继起,遂有近代之民主政治。然政府领袖虽经民选,而民众终须接受政府之领导,此亦权在民能在政之一证。

中国历史,自始即然。先是一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即从宗法来。在下者拥护其上,在上者领导其下,君民一体,实即氏族一家。政府不向民众争权,民众亦不向政府争能,夏、商、周三代之政治制度即如此。

周代东迁,王室无能,一统之业,转归霸者。齐桓、晋文挟天子以令诸侯,唯天下终不心服。霸政衰,而民权遂出现于下。唯中国社会与西欧社会有一大不同处。西欧乃一商业社会,故民权乃操之于商人。中国自宗法社会转成四民社会,故民权乃见之于士人。管仲相齐,首创霸业,管仲即一士。晋文公亦赖多士辅助。孔子以下,士退在野。战国游士,即表民权,但多不抱国家主义,而抱天下主义。秦始皇帝之统一中国,不得不谓其仗此风气,凭此意态来。唯始皇帝藉靠秦之强力,乃乘机以起。李斯谏逐客书,极言秦之立国乃借助于东方之游士。此皆权在民而能在政之证。

始皇帝未一天下,即读韩非书而好之。此下始皇帝暴政,不得不谓由韩非启其端。所谓权在民,乃属发踪指示。所谓能在政,乃属实际践履。民意为行政者所本,发踪指示是其权。然如何达其理想,则必待政之能。战国百家风气皆在讨论此为政之道。民权提升,已有极深渊源。始皇帝好法家言,其长子扶苏则好儒家言,少子胡亥受学于宦者赵高,亦守法家言。儒与法之为道,高下判然。为政者其所学异,而其政之高下亦随以判。始皇帝以李斯为相,亦以其所学之同。从政者之选于学,此则尤为能之所在。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多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而亦本之民意。代表民意者乃商人,此外尚无与抗衡。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又当如何善为推行,则能在政,必由少数人任其责,又岂民众多数之所得预。马克思倡为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意识兴起,列宁借其说推翻帝俄政权,创为苏维埃共产国家。英、法诸国,则资本主义之旧势力一时骤难推翻,然罢工风潮亦屡起不息,法国今政府并已有共产党参加。是英、法政府终不能不接受民意,此亦为权在民一证。而主政者如何善为调处,使英、法暂不为苏维埃之继起,此则其事在政。

唯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其议首创于卢梭。共产政权,其议首创于马克思。虽亦自一二学人发其端,而西方社会传统则学术并不重视,必待众议从同,其间必历有一阶段。中国社会尊贤重士,学术高踞在民众之上,而学又尚同不尚异,故学之影响政,其势更直捷。若可不再经民众一番抉择,如西方之分歧纡回。此则治史者所当注意分别。

如刘、项争天下,群士皆归沛公,项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遂以败。故汉高得天下,即有求贤诏,谓愿与群贤共此天下。此乃中国政治特有现象,非沛公之特出。国人习于见闻,亦加忽视。贾谊之于汉文帝,董仲舒之于汉武帝,皆发生重大影响。两人皆在野寒儒,乃遭帝王赏识。此下中国政治传统尊贤,上层领导人亦有其功,而士人政府之基础,遂以奠定。在西方绝无其例。政治必尚学尚道,然实际执行则终在政,故曰能在政。其学其道则在民,故曰权在民。今人乃以西方观念,认为中国两千年来为帝王专制,斯则远失之。

近代国人羡慕西化,以传统之士与官僚一体视之。不知中国社会,士为四民之首,民权正表现于士之一阶层。士若无权,而如西方之商权亦骤难表露。民国以来,政权操于军人之手。军阀割据,为祸有年。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军阀方解体,而日本侵略,八年抗战,初得宁息,共产党已踵起。其实近代国人所称之知识分子,即传统之所谓士,其在社会,本属有权,乃误以西方观念,认为无权。心怀忿闷,不甘自居为士,必提倡民权,乃倡为新文化运动。但民权于何表现,一派则主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通俗文学,发泄自由思想,但比较所需时间较长,较不见速效。一派则主共产主义,此则最为直捷,可使民众立刻起而参预政治,又有具体之外援。乃先有陈独秀、瞿秋白,继之有毛泽东。其实三人在中国社会中,亦皆一士。士即有权,即三人之影响现代中国可知矣。一国家,一民族,必有其文化传统,即社会传统、历史传统,其权势潜伏不可侮岂不即此可见。

故权在民而无法表达,能在政而无法施展,则势不能免于乱。即就清代言,清政府初建,如孙夏峰,如史可法,如顾亭林、李二曲、黄梨洲、王船山、陆桴亭,有其力量,有其影响,此即所谓权在民。清王室之有康熙,亦可谓是一种能在政之表现。如雍正之所为,则离于在民之权,亦不得谓之在政之能矣。嘉、道以下,如川楚教匪,如洪杨,如捻,亦可谓皆求表达民权。而真实表达民权者,乃在曾国藩之湘军,以及李鸿章之淮军,清廷能加利用,遂以苟延咸同以下之残喘。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此诚民权之表现。而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在政无能,即无以表此民权之要求,乃始终不免于乱。故民权不表现,政能不确立,此皆一世之乱源。唯中国传统士人政府,下以表达民权,上以确立政能,使二者能紧密和合,融成一体,则为中国传统政治之理想所寄。故自秦以下两千年,虽不免时时有乱,而终能拨乱以返治。今日则士传统已绝,资本传统与劳工传统则尚未成立,而知识分子之西化信仰则充斥而益盛,遂无民权与政能之表达,此为现代中国之危机。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首民族、次民权、殿以民生。今国人观念则正相反。首重民生,家财富裕,则改入外国籍。美国加拿大近二十年来,国人入籍者已难计数。全国民意以及俊秀,多不愿安居国土为一中国人,多愿迁移国外为一外国人,则中国前途又何望。此一风气,乃从近百年之鄙华崇洋心理来。以如此心理,而昌言自由,则尽属个人自由,而非国家民族之自由。

近代国人又好言自由平等独立,乃从当时日常生活言,不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言。故民权亦必模仿近代西方之民权,而非中国自有民族传统之民权。言及中国历史,则必曰专制政治,封建社会。民既无权,政又何能。故必先言民生在民权之上。而所谓民族,则实当为以后继起之新民族,而非历史传统以往之旧民族。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其书尚存,然乎?否乎?国人其试再究之。

故就中国传统观念言,民有权,始可使政有能。果使吾全国民众一是皆以鄙华崇洋为怀,则政府之能亦尽在崇洋。唯崇苏崇美,则又成问题,又须选择。当前世局无安定之望,即美、苏,亦同有此感。落后国家,又何待先事扰攘,自讨苦吃。暂守中立,以待美、苏敌对之解决,世局平定,如今所谓之第三国际,亦属一道。当前弱小国家政治之能,其唯在此矣。

世变逼在眉睫,孰高孰强?孰胜孰败?美、苏不自知,但转瞬即可知。安于故土,安于旧俗,安于落后,莫求前进,此亦处当前乱世之一道。不法孔孟,亦可法庄老释迦。不得已而思其次,亦一道矣。五代时有冯道,自称长乐老。当时亦受称慕,宋儒乃始非之。冯道为人,亦儒亦道亦释,但求自安自乐。

今吾国人既不甘为孔孟,又不愿为庄老,更不肯为冯道,而必西方人是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西方人亦岂易慕。则何不真心诚意以中山先生为师表。信守其所创三民主义之首先第一项民族主义,不慕美,不慕苏,自己看重自己。文化传统,历史背景,不当忽视。乃始于权在民能在政一语,亦知精研以求其深义之所在。而民生问题,亦庶获得一出路。国人贤达,其勿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