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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群与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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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但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住者转重群。姑举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或乡下人与城里人为例说之。

农业社会以乡下人为主,工商社会以城里人为主。似乎乡下人常见为孤,而城里人必群居聚处。其实不然。农村人都以家庭为本,又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死而葬于斯。又有宗族乡党,户宅与坟墓相毗连。不仅与生人为群,亦复与死人为群。故农业社会实是一群居社会,而城市工商社会则不然。

工业人各操一艺,如梓匠轮舆,皆封闭在各自之工作场所,可以互不相关。农业人,同此田野,同此耕耘。在双方心理上,农业是和合的,群而不孤。工业则分散的,孤而不群。商人更甚。各是一店铺,同卖一种货品,如药材等,可以一条街尽是药材铺,而相互孤立,有竞争,非合作,不成为一群。

工商人亦各有家,但与农业家庭不同。农业家庭乃成一工作单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举家人随其工作之变异而内心有合一之感。故农民心理,个人与家庭,工作与生活,常若成为一体,不加分别。工人则不然,主要工作在于一人,凭其一人之工作养其家,家人不易参预此工作。其工作又是朝夕不异,寒暑如一。故在工人心理上,每视己之与家,工作之与生活,若可各别而为二。庄子言:“大马之捶钩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马曰:子巧与,有道与。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钩,于物无视也,非钩无察也。”故工人之用心常孤。轮扁之告桓公曰:“臣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臣不能以喻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然则虽父子传业,其工作之甘苦则不能传。捶钩之与斫轮,年达七十八十,其家可以有孙曾,然所操工艺,则存其一心,不得与家人共喻,故其心则常孤。古人以家业世世相传为畴人。然农与工传业不同,国语云:“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后汉书云:“农服先畴之畎亩。”农尚辛劳,不尚技巧。苟有技巧,亦与人同之。且农业必通于天时地利,而成其和。不如工之较可自外于其他万物,而专一以成其技巧。故虽同称畴人,而演繁露必曰:“畴人者,筹人也,以算数名之。”此见农之传业与工之传业有不同。在农人每见其业之可以相通而为群,而业工者则每感其为分别而成孤。

抑且庄子所言业工者之技巧,乃就农业时代之工业言,迄于近世工商社会之工业,转以机器为主,一工厂麇集数百千工人,不啻为一机器之奴。纵言工作八小时,晨往晚返,在其工作时间,转苦无所用其心,而其心之孤可想。逮其归,乃始见为有生活,故生活与工作更见隔绝。而工作外之生活,若唯剩有消遣与娱乐。家庭又未必为其消遣与娱乐之最佳场所。于是歌厅舞场剧院餐室,乃至电影院与电视机,专供其消遣娱乐者,其中之意义价值,乃转若在其家人之上。

业商者则更甚,虽曰贸易通有无,必投入群中以为业。然往往离家去乡,独出孤往。重利轻别,久而不归。故商人心理,尤易抱孤独感。人生常求平衡,习于群居生活者,一旦离群孤处,其心易生异样感觉,故中国诗人好咏孤况。孤寂虽若有不惯,而孤清之生活亦觉可喜。抑且其人生即偏重于群的一面,故能孤立孤往,孤独超群,每易见为可贵。而心情之孤,实因其人之能不忘其群而然。盖习于群居之人生,虽处孤境,其心犹常有群。而偏向于孤的一面之人生,其身虽处群境,其心亦犹不忘其为孤。

农业文化与工商文化,在物质生活上,其相异处易见,而在其精神心理方面之相异,则非善观人生者不能知。徒见工商城市人好群,农村乡里人好孤,此皆皮肤之见。于双方内心深处藏于隐微,则窥见不易。此乃文化相异处,即亲身生活其中者,亦难自知,更何论于他人之了解。

西方工商社会,好言自由恋爱,一若视此为人生主要一事项。其文学作品,亦多以此为主题。实因男女双方,自始即都抱一种孤立感。双方既各自孤立,其结合为夫妇,进入共同生活,宜必先有一番恋爱之情,庶使两心结为一心,然此两心之孤立则始终存在。故自由离婚,亦为顺理成章之事。甚有认结婚即为恋爱之坟墓者。夫妇如此,则家庭之结合,其内情亦可想。在其物质生活上,固有一团结。但在精神生活上,未必与之相称。故西方工商社会,则必尚小家庭。老年分居,成为必然之常事。中国以农业文化为传统,首尚家庭团居,年老不离其家。为父母必尚慈,为子女必尚孝。兄弟姐妹相处又尚弟。一家人相互间以一心相处。孝弟之道即仁道,即是人与人相处之道,而以家庭为其出发点。孔子曰:“为仁由己。”仁道贵于由一己做起。父母之慈,子女之孝,皆贵于双方之各自分别遵循。其修行固在己,其对象则在己以外之他人即属群。故中国人自婴孩幼小,即在此种群居心情中培育长大。与人相处,极少孤立感。人与人无甚深之隔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若人间一例行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皆为我谋,不为剥夺我自由。夫妇结合,乃是一种群居生活之开始,唯求和好。相亲相爱,事属当然。故恋爱之主要在婚后,不在婚前。但夫妇在相爱中又须相敬如宾,常保留有对方之地位,此乃在群之中求别,在合之中求分,求孤与群之平衡。不如西方人自幼至老,皆重个人自由。婚姻必先恋爱,则在别之中求群,在分之中求合。双方人生目标,本无大异,而途径有不同。此非深透双方人文心理,则不易有了解。

西方人因在孤的心情中生活,故自外面观之,若其甚爱群。如日常健康运动,中国人往往属个人的,如八段锦、太极拳之类。西方人则爱群体运动,乃成为竞技性,则参加运动者,仍在群体中发挥其孤独感。尤其是参加竞技者尚属少数,围而观者,则每在万人数万人以上。外面看是大群体,其实仍是个别娱乐。中国旧俗,此等现象较少见。中国人主要在从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双方之心理出发点不同,斯其表显在外之一切事象亦不同。农业文化与工商文化之实质相异,当从其内心求之。若仅从物质生活经济条件作外面观察,则自难中其肯綮,得其症结之所在也。

即就宗教言,西方耶教信仰,本属个别的,各由每一人之内心直接上通于上帝与耶稣。其在同一教堂,同作礼拜,同唱赞美诗,同为祈祷,正亦是从孤中求有群。西方社会每星期必有此一共同仪式,乃为西方孤立人生一莫大之调剂。及至近代,科学与宗教,显相对立,然终不能偏废。中国人亦信天,并信祖宗。于天之下,共同存此人类,成为一体。于祖宗之下,共同存此宗族,亦共同成为一体。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礼乐之共同仪式下,尤贵保留有各别之心情。此则为从群中求有孤之一例,与耶教心情,显有不同。

人生所内蕴之心情,每于文学中流露宣达,中西双方人生不同,亦可于其文学中寻取。西方文学重戏剧与小说,莫不以人事为主,但非个人的。分立的个人,不易成一本戏剧与一本小说。中国文学则重诗歌,诗歌所咏,常属个人,不属群众。常属个人之内在心情,而非外在之人事。在中国诗歌中,又常爱咏一孤字。其仅咏心情境界,而不明落一孤字者姑不论,专就其明白拈出一孤字者,在古今诗人中,几乎触目皆是,随手可得。此下试略加申释。

如张衡赋:“何孤行之茕茕兮?”陶潜辞,“怀良辰以孤往”。又诗曰,“中宵尚孤征”。又陈子昂诗,“日暮且孤征”。杜甫诗,“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又曰,“骨肉满眼身羁孤”。又谢绛诗,“夜永影常孤”。又苏舜钦诗,“江湖信美矣,心迹益更孤”。陆游诗,“灯孤伴独吟”。又曰,“僵卧空山梦亦孤”。元好问诗,“雪屋灯青客枕孤”。此等诗句,皆明著一孤字。但读者当知诗人之心情,正为常有其家人或更大之乡里亲族之一群,乃至于一国之与天下,存在其胸怀中。所以以孤为咏,正以咏其离群之独。则咏孤正所以咏群。心情之孤,正从其群居生活中来。商人重利轻离别,只身孤羁,在其心中,不觉有孤,此自不见于吟咏。其远行探胜,结队旅行,江湖信美,正足怡情悦性,亦不感有孤。其一意从事于艺术学业工作者,永夜一灯,正是其工作之好时光,其心中亦不存有孤独感。

正为人生求平衡,中国文化传统重群居生活,故于自然现象中偶值景物之孤,往往别有会心,特加欣赏。书经已称峄阳孤桐。如陶潜诗,“万物各有托,孤零独无依”。谢灵运诗,“乱流正趋绝,孤屿媚中川”。此皆传诵千古之名诗句。又如柳贯诗,“千峰不尽夕阳孤”。庾信诗,“石路一松孤”。元好问诗,“霜松映鹤孤”。杨万里诗,“夕阳雅照一塔孤”。水经注,“独秀孤峙”。何以中国诗人于自然景物中,独爱此一孤。一则人生遇孤独,此等景物,可以相慰,元稹诗所谓“我与云心两共孤”是也。此正见爱孤之内心乃由爱群而来。二则为仁由己,人生大道,正贵从孤往独行之士率先倡导。老子云,“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此为菲薄忠孝而发。但教孝,本求群道之和。教忠,本求群道之治。而忠孝诸德,亦必先期于人类中之少数。故尊孤亦即为善群。

晋书,“挺峻节而孤标”。旧唐书,“尘外孤标”。沈约赋,“贞操与日月俱悬,孤芳随山壑共远”。柳宗元诗,“孤赏向日暮”。孟郊诗,“孤怀吐明月”。陈与义诗,“先生孤唱发阳春”。韦应物诗,“孤抱莹玄冰”。欧阳修诗,“倏然发孤咏”。陈傅良诗,“忽然一长啸,孤乡起空寂”。凡此之孤,皆须人立意追求。岑参诗,“来寻野寺孤”。苏轼诗,“中休得小庵,孤绝寄云表”。陆游诗,“偶来徙倚小亭孤”。此等小亭小庵野寺之孤,亦成为中国画家之绝好题材。中国诗人皆爱取孤处入诗,陆铿诗,“天际晚帆孤”。孟浩然诗,“开轩琴月孤”。僧皎然诗,“清影片云孤”。司空图诗,“人影塔前孤”。苏轼诗,“茅檐出没晨烟孤”。此等诗句,岂不皆可入画。昧者不察,乃谓中国诗人画家,其心无群。王昌龄诗,“谁知孤隐情”。张九龄诗,“孤兴与谁悉”。齐书薛侃传,“欷园琴之孤弄”。李群玉诗,“雅操入孤琴”。张羽诗,“岁寒谁可语,莫逆有孤琴”。白玉蟾词,“何处笛,一声孤”。群中不能无孤,而孤者终不见谅于群。孔子已勉之,曰:“德不孤,必有邻。”至于其孤而至极,孔子亦曰:“知我者其天乎!”可见此孤中乃寓甚深境界。梅尧臣诗,“共结峰峦势不孤”。苏轼诗,“道人有道山不孤”。文天祥诗,“本是白鸥随浩荡,野田漂泊不为孤”。此皆极咏其不孤,然亦正以弥见其心情之孤处。

近代国人,竞慕西化,即主追随潮流,又主个人自由。然个人亦当有不追随潮流之自由。又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群认旧文学为已死之文学。不知中国旧文学与其艺术,其间莫不有中国文化传统中甚深的人生理想,与其亲切之体会与实践。今只群认西方文学戏剧小说中有人生,然此乃从外面叙述,又都限在人事圈子之小范围以内。而中国诗人与画家之所咏所绘,则直抒其心坎所得,从人生内部叙述。又其所得,不仅限于人事上亲切之经验,并亦旷观宇宙自然之大,天地品物之繁稠,兴感涵咏,陶情冶性,而达于人生之广大隐微处。今顾不认其与人生有关涉,否则鄙之为封建人生与贵族人生,譬之以冢中之枯骨。则如本文所举,人生心情孤处,岂亦尽限于封建时代之贵族,乃始有之。今即尽力提倡个人自由,又宁可只向群处,只向社会物质人生方面去斗争攘夺,却不了解人生别有此内心孤处,如中国诗人之所咏,孤高孤独,孤吹孤唱,孤韵孤标,孤超孤出,孤论孤赏,苟非尊重个人自由,何来有此等吟叹。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之谓乡愿。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乐意追随潮流,此固不得不谓其亦属个人之自由。然孔孟儒家所重,别有狂狷之士,慕为绝群殊群拔群出群越群迈群高飞不逐群者,此亦同一种个人之自由。舍己从人,唯变是尚,固是自由。然国有道不变塞,国无道至死不变,宁得谓其独非有一己之自由意志者之所能?近代西方,政界争选举,工商界争罢工,必结党合群而争,所争者乃谓是个人自由。然个人之在党,其自由亦当有限。遁世无闷,独立不惧,如伯夷之清,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此亦一种个人自由。韩昌黎伯夷颂有云: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一国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此亦可谓其表扬个人自由之心情之达于极致。中国人因尚群居人生,故必言仁。但在群居人生中必贵有孤立精神,故言仁又必兼及义。孔子许伯夷以仁,昌黎颂伯夷以义。既不能有不仁之义,亦不能有无义之仁,个人自由与群居为生,乃可相得而益彰,故中国人又贵能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此中立二字大可参。所谓中者,实本于每一人内心之孤,和则是群道之公。尊群而蔑孤,斯将有仁而无义,群道亦将丧。元好问诗:“端本一己失,孤唱谁当从。”此一孤,正即每一人之心,乃群道之大本大源所在。苟非深有会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义,亦无可以浅见薄论作阐说矣。

西方十八世纪有名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已成为近代西方三百年来一部家喻户晓之文学名著。在西方之评论家有谓:此一书,乃为每一个人之生活写照。每一人都是命定要过孤独生活的。鲁滨逊漂流荒岛,正是人类生活普遍经验之一种戏剧化。此正足证明本篇上文所述,西方人生之偏于孤而疏于群。亦同样可以证明西方文学之偏于人事而较缺于内心之认识。但就东方人观念读此书,鲁滨逊亦并非真能营为孤立生活者。鲁滨逊之流落荒岛随身尚携带有铁钉长钉、大螺旋起重机、大剪刀、斧、枪、玉蜀黍和米种,以及其他物品。此诸物品,论其来历,有在其当身,并有数百千万年以上之相传。苟非其随身有此诸物品,此下在荒岛之生活,必然和本书所述,有绝大之相异。如是言之,鲁滨逊实非能由其个人单独营生,乃是其倚仗于其当身及其以前数百千万年人类生活之共业,以完成其在荒岛之一段生活者。故中国人言人生,必首重一仁字,人不赖群,更何从营其生。然如鲁滨逊漂流记所描述,则只描述其个人之如何奋斗努力,却不见在其内心流露怀念群居为生之情感,此则东西双方文化相异、生活性情相异一重要之证明。今我国人,几乎群认中国前代人生已死去,唯当一意追求西方人生,以为吾侪之新人生,斯诚不知其立论根据之何在。

又鲁滨逊之流落荒岛,已廿七岁。在其先廿七年中,实已接受了人类群居为生之不少训练与经验。果使鲁滨逊在十七岁或七岁时流落此荒岛,更不知将何以为生。鲁滨逊在荒岛过了廿八年,逮其回到人群中,已快近六十。人生最重要之一段生活,恰在荒岛上度过。是不啻谓重要人生过程,乃如鲁滨逊之在荒岛。苏东坡诗,“万人如海一身藏”。就东方人之人生经验与人生理想言,即在京华宦海中,人事错杂,果其人自身有修养,仍能保留其一份孤独心情之存在,仍不失其个人内心之自由。此乃中西双方文化人生理想上大异不同之所在。至于如伯夷之采薇首阳,亦属单独营生,与鲁滨逊之漂流荒岛,实无甚大之不同。唯鲁滨逊乃遇不得已,而仅恃个人活力,自谋生存。在伯夷则岂不可已而不已,彼孤独之心情中,别自有一番为人类大群之怀抱。此双方之故事流传与文学想像,各自有其寄托与深义。为求了解双方文化人生之内情者所当兼取并观。终不宜仅取一面,而摒弃其另一面于不顾不议之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