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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群居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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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群居,西方人好独立。此又中西双方文化相异一要端。人生不能离群,而西方人乃于群居中好独立。人必有一己,此己即具独立性,而中国人则于独立上好群居。故中国人乃在异中求同,其文化特征乃为一和合性。西方人乃于同中求异,其文化特征乃为一分别性。推此求之,东西双方文化异同率无逃于此矣。

人生自幼至老,本属一体,和合无间,而仍可分为婴孩以至少年及中年老年为三期。年龄有别,而生命无殊。但西方人注重其分别,未成年人即教以独立。婴孩即不与父母同房而卧,待其识字上学,则以童话为教本。及其成年,则教材又别,俨若为另一人生。中国则自婴孩以至成年,同教之以孝悌之道,教材大体相同,无特别所谓之童话,专供幼童阅读。直迄老年,孝悌乃人生大道,当永遵勿失。成年人离家出门服务,遇年长十年左右,即以兄视之。过此则以父辈视之。其在家之子弟心情,依然保存不失,犹如童年。岂非人生一快乐。而就他人言,常若有子弟在旁,岂不亦是一番怡悦与安慰。王道不外乎人情,众所归往,斯即王道,乃为人群相处之大道。故王道非政权,此则首当辨认。

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孝弟即是爱敬。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人群相处,一如其居家。孝弟爱敬,即本于性。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性不变,斯道亦不变。唯时不同,地不同,所遇对方之人与群亦不同。周公之孝文王与大舜之孝瞽瞍自不同,故道贵随时随地随人而修。修道以为教,教不同而道自同,道不同而性则同。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此一教不仅可以自幼至老而不变,亦可历千百世而无变。此亦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之所在。

西方人不言道,而爱言权。道者人所共由,故尚同,而必和。权己所把持,故各别,而必争。道如大路,人人得行。权如天秤,必分两端,众所聚则倾。求其平,则铢两必争。然又不得无变。变又失平,故平权实非治道。此为西方社会之常态,故其乱常多于治。

中国人言天命为性,西方人亦言天赋人权。其实未成年,受父母养护教育,何来有权。中年投入社会,能独立,尚权则必争。即在家庭中亦然。西方人言父权母权,夫妇则必言平等。人各有权而平等,则不见一家之同情,而相处乃必争。年老不能争,又不能独立,乃无地位。入养老院,更复何权可言。故谓儿童如在天堂,中年如入战场,老年如进坟墓。此乃人权社会之实况。今世乃群向此途迈进,诚亦大可怜悯之事。

西方人言人权,主要为对政治。人群有良政,则其群安而可大。有恶政,则群乱而趋亡。中国乃广土众民五千年一大国,其有良好政治可知。中国人论政必重道,曰王道、治道。而西方则政必归于权,故曰神权、王权、民权。神非有权,乃主政者托神之名以张其权。王权则直夸己权,法国路易言“朕即国家”是也。民权最先乃由在下者与政府争税额,于是而有选举权与审议权。权不在全民,而在少数纳高税额之人。然即在少数中,相互间亦不能无争,于是而有法。相传英国某时某地区,仅有一合格选民。逢选举开会,其人登台为主席,宣布开会,又下台为选民,自举名。又作另一选民,举手呼赞成。再登台宣布被选人姓名,又下台举手呼赞成。乃如儿戏。但言民权选举者,乃群传此为嘉话。此见西方法治,亦不能无不合情理处。中国人之法,有律复有例,亦皆能求其变通。

国会开议,则必分党以争。若只分两党,则所争尚可有条理,不致纷呶。唯近代只有英美两邦差能接近,其他诸国多党分立,则争益乱,而议不定,权亦无可见。争议以多少数定胜负,论量不论质,以一票之差定是非。则可谓无是非,而是非只定在此一票,其又何以言治。故所谓民权,实亦一无是非之权。人各有权,则皆是而无非。是与是相争,唯有判以力。力不能见,以一票之差来定多少数,则权又何在,力又何在。故民主政治之实际政权,乃仍多操于政治元首一人之手。倘谓政权以宪法为限,则事变之来,宪法岂能一一预为规定,以资应付。近人谓西方民主政治乃法治。政是一活的,权亦是一活的,法则是一死的。岂能以死的法来规定领导活的政与权。西方民主政治之起,实际乃为防乱,非以求治。故富限制性消极性,实非有积极性前进性。故常由社会来推动政治,而非由政治来领导社会。其崇尚多数,亦可谓有当于政治性之大原则。唯西方之多数,实乃个人主义之多数,非大群之多数。此则大堪研讨之事。

若就中国传统言,政必论道,合理则是,不合理则非。中国君主世袭,然为君亦有君道。举国尊君,亦一道。君无道,即不当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其君失道,即为一夫。中国传统论政,重道不重权,亦不重法,其要旨在此。

然齐家治国,其道究不同。大小虽易,相差甚巨。唯其基本则皆在人。其最高理想,则在人各有道,不在人各有权。中国乃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其中央统一政府之组织甚庞大,管理极繁复。纵使其君掌大权,亦难统治。故求国之治,必须有道。须求人人同行此道。但性情不同,斯行亦不同,以不同性行之人,而能同行此一道,斯始见其道之大。孟子举伊尹、伯夷、柳下惠为三圣人。伊尹圣之任,乃有志负大群之重任。一官必有一职,百官分职,即各分一任。君亦一职,其次有相,相之职仅次君一位。伊尹在畎亩之中,即以尧舜其君尧舜其民为己志,肯愿担当此大任。其五就桀,五就汤,以及相汤之故事,今不论。太甲为君失君道,伊尹放之桐宫自摄政。及太甲悔过,伊尹又迎太甲重归君位。方其摄政时,乃是代君行道,而非与君争权。且以臣代君,亦无法可据。伊尹之为圣即在此。

其次有周公。天下未定,武王卒,武庚、管叔叛于外,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兴师东讨,大义灭亲。成王年长,再退居宰辅之职。周公亦如伊尹,亦可谓圣之任者。汉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昌邑王无道,霍光不学无术,或告以伊尹事,乃废昌邑王立宣帝,汉室以安。三国时,刘先主卒于白帝城,临死告其相诸葛亮,少主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可自为之。诸葛亮出师北伐,宫中廷中事,皆嘱咐有人,可谓大权独揽。然其告少主,成都有桑八百枝,薄田二百顷,临死不使长分毫。则其鞠躬尽瘁,非争权,非谋利。亦可谓圣之任者。历代尚多有其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内而宰辅,外而将帅,皆可不受君命。君无能,国亦可治。

伯夷圣之清。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独以武王为非。乃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之山。孔子称以为古之仁人,孟子推以为圣之清,后世亦同尊伯夷、叔齐之为人。群道大,不能风吹草偃一面倒。孔子谓:“韶尽美尽善,武尽美未尽善。”则王位继承,唯尧舜禅让为尽美尽善,汤武革命终仍有憾。光武中兴,其同学严光,独垂钓富春江上。光武访得之,严光卒辞归不受禄。则亦犹伯夷之清矣。宋之范仲淹,自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乃亦推崇严光,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则有任不害其有清,乃亦有出仕在朝,直言极谏,如汉武时有汲黯,唐太宗时有魏徵,骨鲠之臣,何朝无之,此实亦伯夷、叔齐之流亚也。

柳下惠圣之和,三仕三已,无喜愠。其仕必尽职,故能三起。其仕亦必直道,故亦三已。不务求进,亦不务求退,故称其和。秦汉大一统以后,如柳下惠之和者,其人则更多。政府当为一国人才荟萃之所,而人之才性各不同,大略分之,当不出此三型。孔子称殷有三仁,微子去之,似伯夷。比干谏而死,似伊尹。箕子为之奴,则似柳下惠。唯伊尹、伯夷易受人注意,柳下惠则易为人忽略。战国秦师东侵,戒勿近柳下惠墓,则柳下惠之深受后世崇敬,乃至声名远播全中国,亦可知。中国文化传统,重在教人如何做一人。或仕或隐,同有其道。为任、为清、为和,才性各不同,而其大道则同。同此人,同此道,乃能合群而为政,此是中国人论政论道一大原则。

孔子圣之时,人性表现有不同,而孔子则为集大成之圣。随时随地而发,乃若兼此三型。变动不居。孔子深许颜渊,乃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又论人性为狂、狷、中行三类。伊尹之任为狂,伯夷之清为狷,唯孔子乃得谓之是中道。柳下惠则仅得谓之和,不得谓之中道。孔子之中道,兼存伊尹、伯夷之两型。而柳下惠之和则于伊尹、伯夷两型外,自成一型。唯孔子乃合伊尹、伯夷、柳下惠三型而为一。其存于中者至广大至精微,故得发而时中。三子之存于中者与孔子异,故其发于外者乃亦不免时有异。

中国人做人,非不重独立。伯夷、伊尹、柳下惠则为独立人格之三型,孔子则为三型以上更高之一型。孔子最恶乡愿,与世浮沈,随俗流转,生斯世,为斯世也善,则无独立人格可言。孔子三十而立,此即已臻于人格之独立。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则近伯夷。孔子曰:“我非斯人之与而谁与。”是独立又必贵能处群,群居而又不能独立,则为乡愿。即以居家论,为子必独立成为一子,有其独立之人格。大舜、周公皆然。唯为子者之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孝,为幼者之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弟。居官为臣,亦有其独立人格,其主要则在忠。伊尹之任即其忠。清与和虽非忠其君,但亦忠其群。忠孝皆人群同居之大道。人之独立,亦必独立在此群,非可独立于此群之外。群而无独,斯不成群。独而无群,又何以成其独。中国人之讲人群大道,主要在此。此即人之心、人之性、人之情,而乌有所谓人之权。为子者无权以强其父,为臣者无权以强其君。即为父、为君亦然。父无权以强其子之孝,君无权以强其臣之忠。斯必自反,为父则止于慈,为君则止于仁,如是而止。故每一人必有其各自独立之道,斯即人群同居之大道。不仅有任,亦可有清、有和,而孔子则尤能会合此三者而变通运用之,但依然不失孔子之独立人格。若谓人必有权,则唯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乃及任、清、和、时四种品格,乃始得为人之权。其权则在能自独立而不与人争,而岂今人之所谓权。

今国人竞尚西化,不言人道,竞言人权。不言治道,竞言政权。于是言政治则必曰君权无上,帝皇专制。则秦汉以下两千年来之中国,除历朝帝王外,乃无一人有独立人格可言。唯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庶或有之。此岂有当于情实。

再言社会,中西亦不同。中国既未成为一资本自由之社会,亦非农奴社会封建社会。中国自有其特殊之一套。国人求西化则可,亦无权强五千年来之古人全归西化。以往之旧历史,与今国人所向往之新文化,自可不同。今人则谓只是西方人先走了一步,中国人迟走了一步,故中国只如西方之中古时期。一切以西方历史来解释中国之固有。但如印度,如阿拉伯,亦各有其一套,又岂得尽以西方历史作解释作评判。

今日国人竞尚西化,但又或转言尊孔。孔子固当尊,但孔子乃集任、清、和之大成,而为圣之时,则尊孔亦当尊伊尹、伯夷、柳下惠。又当尊孔子以下能任、能清、能和之历代人物。今日国人竞言独立,竞言人权,则能任、能清、能和,亦各是一种独立人权,岂能一笔抹杀。果能各从其性之所近,学得任、清、和三型中之一型,而各具一独立人格,岂不于政治社会各有益处。岂必尽求西化乃谓学孔子之时乎。

西方人言独立,言人权,凡事必出于争,乃以法防制争。故西方言民权,同时必言法治。但法治乃以防制少数,民权则必崇尚多数。但如孔子、墨翟、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皆具独立人格,皆属少数。西方民权政治,必结党竞选,上述中国此等人恐难当选。在议会中,此等人有提案亦恐难得多数通过。故在西方历史中,求如孔子、墨翟、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一类之人物,乃亦难得。孔子言“群而不党”。不结党,则又何从于崇尚多数人权之社会中,获得其出头之机会。唯墨翟主有党,但在中国,墨家至秦代即始衰。清末群尚西化,乃又提及墨家。此又史例之至显然者。今国人亦同尚多数,则中国古人仍唯墨翟一人可宗,孔子、庄周、伊尹、伯夷、柳下惠,将全不可提。此又今日极具体一问题,值得吾国人之研讨。

西方主结党,共产主义亦有党。意大利罗马教廷所在,耶教之党最所盛行。故自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三十多年,而意大利之政府改组,已过五十次。即在英、法、德、美之邦,亦不能禁止共产信仰之流行,只防其成为多数而止。西方社会昌言人权,乃不得不然。中国则尚少数,孔子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伊尹、伯夷不论,柳下惠之和亦无党,亦少数,而仍见尊。故中国人重尚独立,而不言权,不言党。西方人言独立,又言党。无党则独立而无权,故主张独立,又主张结党,亦大可诧异之一端。唯中国无党而有群。有党则其群不能大。中西双方至少亦互有得失。今日国人一意西化,尚群乎,尚党乎,于此宜当深思。仅知结党,终非善为合群之道。故人道合群为首,结党必居其次,亦至易明白一事理。国人其试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