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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操作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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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之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同占重要。而中西人生对安排此两部分,则有重大之不同。

西方社会对此,自始即有其严重之分别性。如古希腊郊野农民,仅供奴役榨取,乃无休闲娱乐可言。罗马军人主政,农民仍供奴役,与希腊无异。中古封建时代,贵族仅封闭在堡垒中,工农皆供奴役,更无休闲娱乐可言。文艺复兴,城市兴起,稍复希腊罗马时代之工商生活,而农人则仍仅操作。现代资本社会,即工商业亦唯少数资本家有休闲娱乐,多数则仍劳动操作。其如何获得少许休闲娱乐生活,则无人计虑及之。故自由平等,实乃社会多数人向少数人争取此休闲娱乐生活之口号而已。

中国社会则不然。远在夏商周封建时代,即有城市。除中央政府所在地京师以外,诸侯则君有国,卿有都,大夫有邑。春秋时代,国都邑之可考者远超两百以上,大体为政府百官、宗庙社稷、贵族家庭及农工住宅一集合区,而以政治为中心。农作地在郊外,田中有庐,以便春耕夏耘秋收之操作,冬令则归城居。百工城中授宅,生活有廪饩,其操作等如一艺术活动,仅给公家之需。商人最居少数,亦居城中,仅供上层国际贸易,亦官给廪饩,不为私生活顾虑。农人最劳苦,然井地授耕,亦仅供九一十一之税,生事易足。故中国古代实一宗法社会,乃同一血统之共同生命一集合体。虽分贵族平民,亦团聚如一家,与西方社会大不同。农工商各有盈余,乃择城中旷地,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所无,交易而退,如是则已。非如后世有商业店铺之街道。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各有所劳,亦各有休闲。而劳力者之休闲,则由劳心者为之安排。

诗有豳风,豳非国非都,仅一邑。从其七月之诗细玩其农民生活,勤劳即似一休闲,操作同是一娱乐,融成一体。非于勤劳操作之余,来别寻一休闲娱乐。此实中国人生活一理想境界,远在三千年前之豳农已得之。此下历代有悯农诗。农人生活固可悯,然玩赏其诗,亦一如豳诗所吟唱所描写,其生活非真有可悯。其他郑、卫、齐、晋、秦、陈诸国风诗,民间风俗各不同,然同有休闲娱乐,为此下三千年来国人同所追慕。故得同与二南、豳诗传诵不绝。

当时贵族生活则备详于雅颂诸什。祭祀盟会,朝聘宴享,凡属军国大事,政治要端,莫不行之以礼乐,实即当时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之凝合结晶,此乃中国人生一特性。虽曰礼不下庶人,然如冬猎春渔,贵族平民集体举行,既以表上下之亲和,亦以习武备战。治社会史者,苟于中国古礼细加阐寻,则知中西人生理想之大不同所在矣。

又两军交战,个人之死生,集体之存亡。决于片刻,此乃何等大事。然读左传,晋楚城濮、邲、鄢陵三大役,乃及其他战事所载,在兵刃交战中亦多有礼,参插有许多休闲娱乐成分之种种雅事嘉话,尤见中国人生之特殊性格与其特殊面目,非如西方小说家描述战事凭空想像之所能及。在中国,战斗人生亦几如一种礼乐人生,乃形成为一种极上乘之文学人生,亦即艺术人生。非有文化传统之极深积累,又何克臻此高雅之一境。

中国之为四民社会,远在春秋初年即见有士之一阶层出现。而孔门儒家在春秋晚期最见特出。论语乡党篇,纤屑记载孔子之日常生活,其他十九篇中,亦几于每篇有之。孔子乃中国一大圣人。圣乃指整体全人生言,非指其一特殊面。西方人对人生无此观念。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乃希其全人生。大思想大哲理,终属人生之一方面一部分。凭此即成为西方一哲学家。如康德如卢梭,或严肃或浪漫,均不得奉以为人人之准则。北宋张横渠正蒙,颇似西方一哲学书,同时二程议之,谓其乃苦思力索所得,非由整体全人生之自然体验中来。此一分辨,涵有极深意义。象山、阳明亦犹嫌伊川、晦庵过具学者气味,与亲切之日常人生若有隔,而在理学中别创其理论与风格。明初吴康斋、陈白沙,学奉程朱,亦重日常人生,皆似一诗人隐士。唯康斋严肃,白沙放任。但两人之人生,皆即操作即娱乐。亦休闲亦勤劳。不失自古相传礼乐人生之精诣。凡此皆与西方哲学家不同。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近人拟之于耶稣十字架精神。然耶稣教人灵魂上天堂。墨子则上法天,下法古人中之禹,仅为个人人格力追上乘,自我作牺牲,享受则在他人,与西方宗教信仰大相异。但其唯务勤劳操作,不图休息娱乐,整体全人生,仅趋一边,非礼非乐,终非中道。故庄子非之,谓墨翟人格固为大群所仰慕,然非人情所堪,乌可奉为人生之准则。

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近人又拟之于西方之个人主义。然为个人计,拔一毛乃小损失,利天下亦于己有大报偿,即专论个人功利,亦何乐不为。实则杨朱乃专论私人人格,不作功利打算。此亦中国一种有所不为之狷。若谓墨翟所教为一种礼,则乃一种非乐之礼。若信杨朱之道为一种乐,斯乃一种非礼之乐。孟子谓墨无父、杨无君。中国人为整体全人生着想,则必有家有国,有父有君。既有己,必有人。有爱亦必有敬,斯之为礼乐精神。故中国人对上帝鬼神,有礼亦必有乐。专为个人独居,有乐亦必有礼。此之谓中国之礼乐人生。周公制礼作乐,夏商之际已远有其渊源。

杨、墨之后,庄周、老聃道家继起,亦如杨、墨,不言礼乐。消极无为更近杨朱。但亦能于休闲娱乐中不废勤劳操作,而旁通于儒。孔孟儒家之积极有为,似近墨翟,但特重休闲娱乐,则旁通于道。中国后代人生,则兼采儒道,树立一大中至正之理想。中庸易传成书,当已在秦代,已指示其蕲向。要之,则亦以倡导整体全人生为主,与西方哲学之别于人生外求真理者不同。

次论文学。诗三百后有屈原离骚。屈大夫忠君爱国,投湘自尽,离骚篇中所呈之文学人生,亦即礼乐人生。宋玉、景差慕师为文,勤劳操作,而非其整体全人生之暴露,乃始近于现代国人所称重之文学。仅技术,非生命。汉赋亦欲追踵雅颂,但非但内容不符,而徒骋辞藻。扬子云悔之,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故司马相如实亦宋玉、景差之流。唯如长门赋等尚稍存古意,然以较之汉乐府所收民间作品,则尚非其伦。

最堪上承屈大夫之流风者,晋宋间有诗人陶潜。诵其诗文,可想像其整体全人生。此即一礼,其作品乃一乐。陶潜为人,亦可谓儒道兼融。其心性生命,与其生活作品,亦合一无间。如是始谓中国文学之上乘,亦即中国人生一楷模。陶潜生平,有情志无事业。言其情志,则田园饮酒。言其田园,则鸡鸣犬吠,五柳一松。其作品乃堪与屈子离骚上下媲美,则古今无异辞。屈原为仕宦中人,陶潜则隐逸中人,如诸葛亮,兼此两型,高卧隆中,自比管乐,隐逸中不忘仕宦。及其白帝城受托孤之命,军国大事寄于一身,但仕宦亦一如隐逸。诸葛非文人,其出师表诫子书,亦传诵千古,无愧于屈、陶。既曰鞠躬尽瘁,又言澹泊宁静。食少事烦,而一生如在休闲愉乐中。亦可谓儒道兼融一人物矣。片语只辞,凡此流露,亦皆得成为大文学。“一为文人,斯无足道。”自然流露斯乃真文学,刻意为文则终为一文人。

即如乐毅报燕惠王书,后世奉为战国时代第一篇文章。但乐毅非当时一文人。庄周著书入子部,今人谓之哲学书。司马迁太史公书入史部,今人谓之史学书。而此两书,则同为中国文学之冠冕。汉初贾谊,作过秦论,上治安策,皆属政治文字。虽作鵩鸟赋,但后人终不称之为一文人。然尊之为中国一大文学家,则绝无愧色。故在中国,文人与文学家乃大有差别。中国古代最高文学,皆出自非文人之手。宋玉、司马相如始有意为一文人,然终不得成一高标准之文学家。东汉书始有文苑传,而陶潜在宋书中入隐逸,不入文苑。及唐人修晋书,仍有陶潜,一若不列其人,即为晋书损色。然仍列隐逸,不列入文苑。则中国古人之视文苑人物,其意量轻重,亦由此可想矣。

此下在中国文学史上之第一流人物,为后人历久崇奉者,如唐代之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北宋之欧阳修、苏轼,南宋之陆游等,莫不以其一生之整体人生写入其文学中,而其作品亦即为作者生平之写照。故其文学之高下得失,乃胥视其作者之生平为人而定。杜甫为诗圣,李白为诗仙。儒道高下,亦依以定。此皆在人品上。至于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亦尽在其中。此亦中国文学一传统精神所在。故凡属中国之文学家,并不以文为生。换言之,中国人之学,皆属其人之品德,非其职业与行业。此如封建时代之农工商,其行业乃由官授,由公家廪给。其私生活则乃公职,非私业。中国社会中之士,实亦一公职,非私业。李、杜、韩、柳、欧阳、苏、陆,莫不有公职,莫不有其生计安排。其文学写作,则乃其闲暇生活之自由流露,乃其内在品德之表现发展与完成,绝不为其私生活之职业经济打算而有此写作。或讥韩愈受谀墓金,然此乃当时门第积习,此下亦因承不辍。较之今人一意骂祖,又何遽为非。愈亦岂为此而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非明乎此,则决不能知中国社会之特有情况,亦决不能欣赏中国文学之特有性格。中国历代有书画名家,亦岂如西方,有展览会公开出售,乃始有其作品之成就。

中国社会亦有依赖文学为谋生职业者。放翁诗:“斜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千古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负鼓盲翁之唱说蔡伯喈故事,也即一种文学生业。其事有似于西方,乃大为近代国人重视。其事虽在南宋,但已远有渊源。最早当始于唐代,而渐盛于金元以下。然元明两代之说部,如施耐庵之水浒传,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亦多为其一生之休闲娱乐,而非为其身家谋生之一种勤劳操作。此则仍未脱离中国文学之特殊传统。唯不为作者自己生平性行作表白,异于屈原贾谊之所为,然言其写作内容,则仍有传统之递承。

施耐庵避吴王张士诚之召,隐居淮北,其叙水浒诸英雄,既有官逼民反,亦有民逼官反。一面反对朝政之败坏,一面亦不赞同江湖之作乱。大旨仍宣扬其对当身时代一己之意见。而罗贯中之三国演义,描绘历史人物,纵其违失本真,有似负鼓盲翁之唱说蔡伯喈,仍存有一种文化传统之大意要旨。通俗演化,使普遍民众共得了解,其用心亦在公不在私。如其阐扬关公之为人,道义昭然,五六百年来深入人心。有功社会,此不再述。如其描绘诸葛亮之纶巾羽扇,指挥若定,数百年后之京剧,其神情意态皆从罗贯中之演义来。如其坐街亭城楼上,一童一琴,弹弄泰然。城门洞开,两老头军坐城门外,诙谐作态,而司马懿大军竟不敢进空城一步。此其表现出一种休闲娱乐之人生,真可谓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逢。中国历代正史及各大家诸文集,几许大人物,惊天地,泣鬼神,遭遇著绝大艰难曲折,而竟以孔明城楼上琴韵悠然之心情应付度过,以完成其品德与事业。表出之于小说与戏剧,则人人易知。虽不能符合于文化深处之高度修养与其境界,而小说戏剧亦遂得由此而预于中国文学之林。

中国后代文人,又常分咏渔樵耕读。柳宗元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此渔翁之生事艰窘,不见诗中,而其所处境界之敻绝尘寰,则供后世读者想望无穷。其于樵于耕亦每见其如此。其于学者之读,亦何独不然。即如柳州之山水游记,下至欧阳永叔之记醉翁亭,苏东坡之赋游赤壁,穷途潦倒,仕宦颠沛,遭遇人生中之大失意,而文中所表达,又岂非休闲娱乐之一种至高佳景乎。

只身行役,本非乐事。而唐诗人张继枫桥夜泊诗则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江枫渔火,月落乌啼,山寺钟声,后人诵此诗,莫不心往,乃以不能同尝此终夜对愁之苦味为憾事。又如杜牡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于是此清明之时雨,路旁之牧童,杏花村中之酒家,亦常在后人心中。路上断魂,乃亦同所向慕,勤劳操作与休闲娱乐,既已浑化融成一体,人生之悲欢离合,乃不如常情之所分别。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曰“舍生取义”,杀身舍生,尚所不计,勤劳操作,更复何言。岳武穆之赋满江红,文文山之作正气歌,其为大仁极义可无论。即诗人之对愁无眠,行路断魂,论其心情,亦何尝非孔门所唱修心养性之流风余韵。中国诗中乃别有天地,别有人生,此则可与知者言,难为俗人道耳。

故中国文化有其传统,有其端绪。历史文学皆然,而社会人生亦已尽在其中。近代国人慕尚西化,认为中国乃一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非可与现代欧美工商资本社会相比。于是遂认中国文学与其人物,莫非封建性、贵族性、官僚性,非现代所宜有。于是称中国文学谓死文学,唯后世晚起之白话章回小说,尚稍近西方体裁。而书中之人物生活,则仍为要不得。一如今人之意,不仅中国已往旧文学乃死文学,中国已往旧人生亦不啻是一死人生。此下则需有大炉灶,另加制造,则又谁来任此。

近人尚犹推尊清代曹雪芹之红楼梦,乃有所谓红学兴起。贾宝玉、林黛玉之相恋,若有近似于西方。然本不为中国人生所重,亦非曹雪芹著书用意之所在。诗骚以下,历代诗词歌曲,亦多男女相恋。晚起之通俗文学,演义及戏剧中更多。余曾于论中国之悲喜剧中略抒其意。即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尽以托之狐魅,而极富人情味。中国人生之可贵,正为其人情味之到处洋溢,不择地而出。父子君臣忠孝大节,则尤人情味中之更深更大者。诗三百,首关雎,夫妇一伦又岂男女相恋而止。贾宝玉与林黛玉,亦当从中国文化大体系历史大传统人生大理想文学大宗旨中,加以衡论,于此亦始见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作意之所在。

提倡新文学,先当提倡新人生,西方人生固是一新,但亦只是一异。中西人生如此,文学亦然。西方新文学乃从其旧文学中来,中国此下有新文学,亦当从其固有之旧文学中来。若单论中西双方之文学,则中国之变,实远多于西方,此又不可不知。

元剧赵氏孤儿先传入西方,德国文学家歌德甚加欣赏,谓其时我德人方在树林中投石掷鸟为生。其实赵氏孤儿事起春秋,不在元代。此见双方文化演进深浅之不同。英国莎士比亚略与我明代归有光同时。归氏善写家庭乡间生活,琐情细节,栩栩如生。至今读之,犹如活跃纸上,尚能深入人心。莎氏则身世不详,至今在英国仍无定论。故中国文学乃作者之内在人生,而西方文学则作者与作品可以绝不相关。若谓人生乃一勤劳,文学乃一娱乐。在中国则两者一体,在西方则两者各别,亦即就归氏与莎翁两人之生平而可知。此非文学相异,乃文化相异。两人苟易地而生,不知其两人之作品又如何。

同时又有魏良辅,孤居楼上,二十年不下楼。此下两百年间,红毡毯上,亦歌亦舞,莫非魏氏之新腔,即所谓昆曲。甚至满洲入关,此乃民族兴亡一大关键,而社会上魏氏新腔,依然演唱不绝。“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即至近世,昆曲仍尚流传。较之歌德与莎翁,影响深远,当犹过之。今日国人则唯歌德莎翁是崇是慕,诚使善得其神髓,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可另放一异彩。但归氏魏氏,何必轻之鄙之,定要其作品死去。民族自由,岂果如此。

胡适之提倡白话新文学,曾有过河卒子一诗,以自喻其不后退之意。其实象棋卒子不仅过河不后退,未过河前亦不后退。抑且过河后犹得旁行,不如未过河时之只有前进。知象棋者多矣,但屡见称述胡氏此诗,旨在通俗,终未闻有讥及于此者。今日国人批评古人则太严,批评今人又太宽。或以古人已死去,乃可肆吾自由。今人尚活在,则犹得稍有顾忌。如此心情,距文学意境已远,可不再论其新旧之别矣。

近代新文学运动从新文化运动来,亦可谓是一种新人生运动。人生当会通各方面,非文学一项可尽。文学新旧亦不专在文言白话上。胡适之白话文学史,其所举材料,亦远及汉唐以上。其实中国文学至少已有三千年,焉得无新旧之分。离骚楚辞之于诗三百即是一新,两汉辞赋又一新,建安以下又别为一新,此不详论。但新旧非即是高下是非之别。中西相异更然。中西同有新旧,西方非全新全是,中国非全旧全非。文学然,人生亦然。呱呱坠地,随时有新人生加入,乃弥觉旧人生之可贵。否则旧人生要不得,则唯有自杀,再做呱呱。今日国人对我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人生文学,正在努力向自杀一途前进。而此七十年来之新文学新人生,究在走向何处,此真我今日国人所当惊惕作深长思者。

本文主要在讨论人生,亦即讨论社会,历史文化思想文学皆所兼及。而勤劳操作休闲娱乐之当融为一体,则犹本文要端所在。幸读者善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