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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生命与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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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以农立国,以耕稼为业。五谷百蔬,瓜果虫鱼,牛羊鸡豚,无日不与生命为伍,亦无日不赖生命以为生。其四围之生命,即其己之生命所依存。故其与四围之生命,乃无不亲之如家人,爱之如手足。以耕以耘,以抚以育。其视宇宙自然界,乃亦如一生命界。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属生命皆从天地自然中来。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土之培植,水之滋润,自然界之护养群生,可谓无微不至。故其仰天俯地,亦如一家四邻之和睦相依,以共维此生命。

生命时时变,节节变,大体有生长成熟之四阶段。方其生,即依其他生命为养。及其熟,则还以养其他之生命。故生命乃一大共体,绝无不赖他生而能成其为生者,亦绝无不以养他生为务者。故有孤生,有群生。一谷一蔬,皆独有其生命,然无不群集以为生。孤生有熟有成,群生则相继不绝。百亩之田,以养五口之家。生命成熟,即以奉养其他生命。而其孤生又必传种再生,以达于无穷。人生亦如此,方其初生,及其既老,己不能自生,必赖他养以生。方其壮,则以己生养他生。不仅其居家侍奉父母有孝,抚育子女有慈,即其日常辛劳,操耒耜以耕作,其视田中禾麦,亦不啻如家人。人之养五谷岂不亦如五谷之养人。则不仅一家一国民族为群生,人之与禽兽草木同此天地同此会合而相聚,亦不啻相互为群生。此生命乃为一大总体。孤生有死,群生则传,世代绵延,日益扩大。孤生之死,只是此大生命中一小变化。此为耕稼人民共有一宇宙观,共有一人生观,即成其共有之生命观。虽不明显共有此观念,实则潜藏有此共同一意想,即其民族生命之悠久演进而可知。

西方古希腊,乃一工商社会之都市生活。农业非其大群生活主要所赖,故郊野农民仅为农奴。工业与农耕不同,对象多属无生物,富机械性,缺生命性。一斧一凿,一尺一绳,一切物皆成材料,由我意向,经我制造,以供使用与玩赏。制造既成,乃由商人外出贩卖,以其利润供生活。故工商亦非一体,一卖方,一买方,双方性质不同。卖方先逆探买方之意向,投其所好,然后有条件的出卖。故交易非友谊,乃不啻为有敌意,但可和平解决,不必以兵戎攘夺,如是而已。故交易双方虽各得所欲,而相互间无感激无怀念。故工商社会之与外界接触,虽较农耕社会为广大,而其心意间,则终存一种封闭感孤独感。大都市人群相聚,亦不存有一种和通感亲睦感。有孤生,无群生,与农村社会绝不同。

农业社会中之工业,为农业之副。最要如丝织,其侍奉蚕蛹,莳桑采叶,待其产卵,照顾周详,辛勤劳瘁,乃有过其侍奉己生者。故农桑并称,其奉他生以还养己生,体贴周至,情意相似。又如陶业,烧土为窑,对象为无生物,与农桑若不同。然辨土性,则仍同其对有生物。人生出于自然,自然亦俨若一大生命。故陶业非如机械性之制造,亦可谓乃富生命意味,故其供日常应用,愈悠久,而愈生亲切感。其贩卖,亦与其他商品贩卖意义有不同。

农人凿井,为桔槔以取水,庄周道家乃谓其具机心,将有害于自然与生命。此一层,讨论人类文化演进,不当不深辨。机心起于功利观。自然酝酿出生命,生命依顺乎自然,非由功利观主使。中国人不言功利,而言道义,乃一本之自然与生命,而功利亦不能外于道义而自立。此为中国人文演进一重要原则。

中国商业起源亦甚早。然日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与西方之城市交易大不同。故商为农工之附属,与农工之附属于商,其意义亦大不同。不同深处,乃在人之心理上,在其对人对物之观念上。生命有其全体一贯性。其过程中,亦有种种变。必会合部分之变,从其全生命看,始得生命之真意义与真价值。若划分全生命为各部分,各自切断,单从每一部分之变分别来看,必失其生命真实内容之意义与价值。如植物,先有根苗,然后有干枝花果。故根苗在植物生命中,有大意义大价值。又如青蛙,初生为蝌蚪,仅为青蛙初生期之一变,非有独立性。苟使不长成为青蛙,亦非可有蝌蚪之生命。

人类生命有一绝大冒险期,即其婴孩与幼童期,遂使其此下之成年期有更大可能之变化。人文界可以卓然独出于自然界,而与其他生物大相异,以自臻一妙境,正为其有一较长之婴孩幼童期。故婴孩幼童期之在人生全过程中,乃有其至高无上之意义与价值。亦庄老道家所谓无用之用。

孔子乃中国之至圣先师,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乃一学者生命,其生命即学问,学问即生命。其言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乃自述其学问生命之进程。可谓自自然生命中创造出一最高理想之人文生命来。十五志学,即志于道。三十到五十,则修道。五十以下,则行道。孔子之道即孔子之学,孔子之学即孔子之全生命。而孔子之生命与其道与其学,皆自十五志学之一念来。第二第三阶段,整个学问生命,由志于学以达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融贯为一。孔子生命可谓乃一最自然之生命,可为人人生命作模范,其可贵乃在此。至于婴孩幼童期,乃人类由自然进入人文一最先阶段,孔子亦不例外,但孔子未详言,今亦难作深论。

就一般言,人生婴孩幼童期,苟无家庭,早投入自然环境中,向外奋斗,早长成了许多应付自然的机智技巧,则人类亦将如其他动物一般,所谓习与性成,此下的一切即常困在此积习上,不能更有进步。唯其人类有此较为隔离自然环境之一段预备时期,遂为人文演进增加了种种可能性。

幼年如此,晚年又然。人到耄老,亦得有一人文环境,善加护视,使可远离种种挣扎。至少在其心理上,可得一分恬淡安泰,自在不烦,少生忧伤。此一心理之在大群人文中,有益无损。抑且大群人文之获有大启发大进步,实多从老年人来。果使老年入困境,生命无安全感,则无此影响可生。抑且未臻老年,其心已变,其影响人文界有损无益。故幼年老年,乃人生中无用而有大用之两时期。孔子言:“少者怀之,老者安之。”人之全体生命中,必求其幼有怀而老有安,乃可使其中年生命有一正当之展拓。此为中国人在人生全体过程之各阶段中,各有其稳妥安排之大理想所在。

人之生命不仅当通历其全体,又当融入于总体。个人生命有其全体性,而群体生活乃有其总体性。既不当从总体生命中单独抽出个人生命来作考虑,亦不当从总体生命中抹杀个人生命来做安排。必面面顾到其生命之全体与总体,乃可使人类生命有一广大高明之理想演进。

人生在婴孩幼童期,则总体生命主要在家庭。及其成年,男婚女嫁,结为夫妇,中国人称之为人伦之始。人生必有伦,人伦即人之总体生命之所由以表现。自夫妇而有父母子女,此为每一人生命总体之扩大。人类又必由家而有群有国,于是而有君臣朋友,此为总体生命之更扩大。由是而有天下,乃始为人类生命总体之大全。更由是而有古往今来之延续,于是此总体生命乃传达于无穷。故中国人言人生,乃由修身齐家而达于治国平天下,使人生总体生命获得一好安排。而其基本则仍在人之个体生命上,故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西方人则并不顾及生命之总全体,而单独抽出其个体小生命,有所谓个人主义之提倡。迄于近代,又有社会主义之产生,其对生命,扩大观点达于世界性,而及于生命之总体,但又抹杀了生命之个体。此皆违失了人类生命之自然性,无异生命之自杀。又在个体生命之全过程中,就其各阶段而一一为之切断分离,各视为一独立性,此亦不啻乃一种生命之自杀。

男女恋爱,异性求偶,此亦生命过程中一应有之事,在全生命中有其意义与价值。若抽离为一独立事项,则必失去其意义与价值,或将损害其生命之全过程。异性相恋之情感,实本自然。如饥思食,渴思饮,寒思衣,倦思睡,皆其生命对外在物质之需求,中国人谓之欲。人对人,则谓情。生命中有此情,乃求配偶。非为求配偶乃生情。中国人观念,情由性来,但非凡情即性。婚嫁本于人之性,非可谓一本于人之情。换言之,婚嫁乃生命中一大事,而恋爱则不然。食衣睡眠皆当有一适可之限度,欲如是,情亦然。夫妇和好,有礼有法,而情更加深。故夫妇之情实非男女恋爱可比,此乃由自然进入人文一大关键。中国人以夫妇为人伦之始即此义。西方人重视男女恋爱胜过于夫妇结合,重欲胜于重情,更甚于重礼,亦中西文化一大相歧。

西方又言恋爱自由。饥思食、渴思饮,乃生命要求,非自由。能解饥渴即可,宁必严择对象。恋爱亦有限,非尽得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于对象,亦有一番客观挑选,岂即违反于人性。西方文学过分渲染恋爱若神圣,今则自由离婚日增,一结一离,内心之激荡转变,所影响于其生命之全过程者,难以想像估计。其他则更何言。

生命过程中有恋爱,又有斗争。动物禽兽皆然。人文社会则婚姻求安定,战争求消失。中国人言止戈为武。言其感情,恋爱属喜,战争属怒,而中国人则哀乐尤在喜怒之上。力戒怒,慎言喜。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但又言哀兵必胜,故在人文生活中,哀远胜于怒。诗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则乐又远胜于喜。喜怒无常,最要不得。中国人分别喜怒哀乐之高下深浅,莫非有当于全体生命之意义与价值。西方人似对生命深处有所疏隔,事事物物仅重外面。哲学家探讨人生真理,专尚理智客观,摒弃感情,一若其与真理为敌。而文学家又特好言感情,又偏重喜怒,皆触景而生。事过境迁,喜怒无常。哀与乐则深著而常存。

中国人之生命观,大之为通天人,近之为合内外,故其宇宙观亦为有机的。大自然乃一生命之大总体,此体即是生命一神灵,亦有其德性。人生即从此生命之大总体而出现,又归入此大总体而长存。故在中国,只言天不言上帝,而地则可以配天。长宙广宇中有天地,一阴一阳亦如自然之与人生,又如人生之有男女夫妇。死后灵魂,亦归入总体化,天地即人类生命一大灵魂。故在中国文化中,无宗教,无上帝与天堂。

西方人必于自然与生命作分别观。其视自然,则几如一大结构、大组织、大机械。宇宙则为一非生命的、无机的。故西方有宗教,信有一上帝,在主宰管理此世界。无机中有一神。唯物论与有神论并存相济。若此宇宙唯物无神,则此亿万种生命又将如何安排。生命亦是一自然,但究与无生物不同。西方哲学有唯心论,亦有唯物论。唯宗教则心物虽有别,仍同在一世界。科学则专注意在物质方面作研寻,以求满足人生之种种欲望。至如达尔文生物学,主从无生物中产生出生命,则生命岂不乃无中生有,又何来有如中国人所谓之性灵。故西方生物学仍是一自然科学,与宗教不同。而与中国人之生物观亦大不同。

中国亦早有科学,唯中西科学之发展过程亦有不同。如医学,中国人即常以一有机的生命体视人身。头颅手足心腹肠胃种种不同,然在同体中各有所司。故言生理病理,皆主言气。气即有生命性。其言宇宙亦然。天地万物全体中一气运行,即属有机的,即具生命性。西方人则无此观念。

对日抗战时,余在成都,有两英国农业专家来考察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曾言中国农田施肥都用有机物,如河泥之类,盼加意保留。西方肥料用无机物,久则土质变,有损农作物,今乃知其害。余曾访之金陵大学农系某教授,彼言西方人言如此,但吾侪仍当采西法。最近有日本京都某教授来台告余,彼退休后筑室湖滨,以种植自娱。试用东方旧习,以有机物为农肥,效果甚佳。中国之治病施肥,皆用有机物。此即中国观念信自然即具生命性一征。而西方科学,则必在自然中尽量发展其非生命之一面。此诚中西文化传统一大相异处,不得不深加注意。

西方人看人群社会,亦若一无机体,好言自由与组织。人群集居,生命之总体机能即潜伏其中,善为发挥,乃能以安以久。岂如一器物,可专以机械与组织来求其完成。中国社会尚礼,西方社会尚法。礼主利导人性,亦可谓乃有机的。法主防堵人性,属无机的。西方社会组织皆由法,极权民主皆然。工商企业,教会组织,皆凭法。马丁·路德之新教亦皆凭其组织,即凭法以争。故西方社会,不仅商场如战场,即政治界宗教界亦然。而耶、回两教中古时期之相争,乃至今不能平息。佛教具东方性,虽亦有分别,但无组织,无战争。人群自可有组织,亦见有力量,但无组织之力量,有时则更远超于有组织之上。佛教来中国,至唐代禅宗,深入人心,掩胁全国,绵延达于千年之久,然亦非有特殊之组织。棒喝乃是一种机锋非斗争。

即言政治,西方亦重组织,近代政党即其显例。中国秦汉以下,全国统一,皇位相承,但非有组织为之支持。细读中国史,亦何尝有所谓帝皇专制。中国传统政治,其大群内部之共同生命性,实远超于其外在之组织性之上。苟以近代西方之组织与功利观相绳,则中国上古三代开始,禹之卒,中国人朝向启而不朝向益,诚为在民权政治之发展进程上一大退步。但此乃出于当时群情之所向,此亦一种民权表示。政治当以民情为本。中国人言民为邦本即此义。

中国传统唯曰“尚德不尚力”。力须组织与机械,德则是一种自然。中国人常连言德性,性是生命的。生命同,性与德亦同。故曰同德,使人心服,乃是一种无形之力,乃一种有机力。西方哲学不言德,科学研究物理,在力不在德。宗教主原始罪恶论,亦不能有德。故中国人之德性观,乃为西方人所无。

西方人言知识即权力,但知识只是生命中一项次要工具,非即生命。故知识可分门别类,无整体。由此知识生长出另一知识,故知识有进步。西方人对知识,又分归纳与演绎。归纳则是一组织,演绎则实是一变相之归纳。如言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亦有死。其实苏格拉底亦有死一语已包涵在人皆有死一语中,故可说是一种变相归纳。中国宋明理学家分别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见闻之知得之外,乃事物性。德性之知发于内,乃生命性,其重要乃远过于见闻之知。西方人只重见闻,不言德性。柏拉图榜其门曰,“非通几何学,勿入吾室”。几何学乃机械的,无生命的。几何学中所解答,实皆包涵在定律中,并无新意义生长。孔子曰:“过吾门而不入吾室,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无个性,不重一己之内德,即是不重其一己之生命。知识即见闻,而不能深切贴近于其内在之德性,则于自己生命无关,乃为孔子所不喜。西方人所重之知识,可以日变日新。中国人之知识,则于日变日新之自然过程中,更有一种内在生命日化日成之体性存在。由此形成双方学术之相异。一重己心之修养,一重外在事物之运用。重外在运用,乃日趋于机械化,而生命则几近于停息。今日之世局乃如此。

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闻一知二,限在见闻上,知其正面,即可推知其反面,此乃所谓是非之知。如知人,即知其他有生无生诸物之非人。西方人言知识,于逻辑外又有辩证法。逻辑言归纳演绎,辩证法则言正反同异。甲与非甲合为乙,乙与非乙又合为丙。如是求知,则纯成为机械的组织的,只见自然面,不见生命面。子贡之闻一知二,与相近似。颜渊之闻一知十,十是全体总体,唯德性之知能之。心与物,自然与生命,会通以为知。亦可谓子贡之闻一知二,其知在量上。颜渊之闻一知十,其知在质上。西方人之功利观重在量,中国人之道义观重在质,此亦中西文化一大相异。

颜渊又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我以文,即见闻之知。约我以礼,则反之己身己心,体贴之以自己之生命,乃可知其全体。虽若亦仍有限,而可得其会通。如婴孩幼童,不能知成年耄老之所知。颜渊年未过五十,仅到孔子不惑而知天命之阶段,未能到孔子耳顺从心所欲之阶段。故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以一大圣人体段昭示于颜子之前,颜子知有此一境界,乃叹无法企及。孔子则赞之曰:“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其在川上则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生命有止亦有进,故孔子学不厌,教不倦。至善只是一境界,虽可止,而学则乃是一生命,不可止。耄老有如婴孩,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当学,大人亦当学。生命相通,时代千古亦相通。后圣之学通于前圣,而学则无止境。岂如是非之与权力,乃可定于一时一事而有其所止乎。亦可谓东方人看生命,乃视其自幼到老之一段进程言。西方人看生命,则重由我与彼之一种比较言。一重时间性,一重空间性。亦可谓西方人不知有生命之学,故亦不知有此等境界之存在。

宋儒言德性之知,亦即犹孟子所谓不学而知之良知。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但中国古人自始即知读此一部有机宇宙天地大自然之无字天书,生命与大自然起共鸣,此即其德性。只读诗三百首中之比兴部分,即知中国文化之深根固柢即在此。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见于山之宁静生育,其内心深处即有乐,启牖感发乃其德。见于水之流行滋养,其内心深处亦同有乐,启牖感发即为智。人类生命德性中之仁智,即从大自然中来。人类中有先知先觉,亦从大自然来,此之谓德性之知。如何培养牖启此知,中国人之传统教育精神即重此。

自中国观念言,身家国天下,皆同一生命之一贯相承,层层包容,通为一体。西方人则一意加以分别,其病乃由中国道家庄周所谓之机心来。如言国,乃必分别为土地人民主权之三者。人民之上,何以又必加一主权。非有人民,主权又何由生。必分人民主权以为二,此可谓不自然之至。改言人权,人各有权,苟不相通,群又何来。乃言组织,以组织来运用此权,此之谓机心。既非自然,亦非生命,乃凭空创造以求运用此自然与生命。机心之要不得乃如此。中国人则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而成国,此始是自然人文之合为一体。故中国人言国,乃深具生命性。西方人之国,则只具机械性。人之为群,在德不在力。一切人事须从生命上著眼用力,若以机械来求驾御人事,则无往而可矣。

(二)

余一友,其女来北平投考协和医学院学医。一日,告余拟退学。问其故,言上解剖课,面对课桌上一尸体,心不能忍。余告以当改变己心,莫作一死尸看,只当一机器看。心变则自忍。逾月又来告,已心安。遂留校续学,十年后,成为一名医。此即西方医术不存生命观一证。

西方心理学言,人之知觉记忆全在脑。但无目何见,无耳何闻,无鼻何臭,无舌何味,无皮肤亦无痛痒。使此脑离此身,更何知觉。故依常识,知觉在身不在脑,亦未可谓之不是。记忆更难言,此身绵延数十年,使无时间积累,又何来有记忆。知觉与记忆乃生命中事,不尽在身,更不专在脑。但生命何在?岂不仍在身,亦在脑。使脑机能失灵,纵此身尚存,亦如已失去。

可知生命中实确有如机器之存在。生命乃有赖于此机器,而更有其超机器之存在。或言脑,或言身,皆可作一机器看。心亦身中一机器,但中国人言心,则非机器的。亦可谓心即生命。乃一超物之存在。此一存在非可具体指说,唯有心领神会,以心知心,更无他途可循。

今试再言心在何处,亦可谓在全身之综合和会处,更可谓乃在超躯体以上之综合和会处。西方人喜在具体中来加以分别,专就一事一物言,乃不得中国人所谓之心所在。不得心之所在,斯亦不得生命之所在。不仅医学如此,其他学术亦全如此。多分类各成专门,如文学、科学、哲学,自希腊开始即然。因此乃无当于人心,亦无当于人类生命之存在。

因此言西方历史,罗马史、希腊史、现代欧洲史,各自为体,在其内部绝无一贯之相承。现代全欧洲形成数十国家,亦难和合为一。政治如此,社会亦然。亦各分别,无一超其上之综合和会可言。中国则不然。

姑以死生言,其实亦是一体。生必有死,而死则仍在生中。中国人言生生,即指生之不绝言。而西方社会则显分死生以为二。世间事凯撒管,此言其生。上帝事耶稣管,此言其死。死生显有一大别。人生必有男女,实亦一体,而西方人亦作分别看。某一西方学人言,穿皮鞋与穿拖鞋不同。男性生活如穿皮鞋,女性生活则如穿拖鞋。中国古人穿履,入室前,脱在户外,履之内有袜,或厚脚套。履后变为靴。又有布鞋,日常所穿可不多变。亦可谓中国布鞋乃中性的,男女无分别。

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自外归,一家团聚。不仅夫妇和合,上有老,下有小,乃成生命一大和合。中国社会富生命性,家庭尤为社会之中心。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夜间则一家人团聚,故农村亦为中国社会一中心,失却此农村与家庭之两大中心,即不见中国社会之特性。

西化以来,中国社会最大之变在女性,婆媳不再能同居,即变为一夫一妇之小家庭制。又妇女亦必离家工作,亦与旧时小家庭不同。中国社会之第二大变则在都市地位超农村之上,以前是都市附存于农村,此下则变为农村附存于都市,此两者间,意义亦大不同。

中国人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即指生命向前一大进程言,阳其明显处,阴其隐藏处。阳指动,阴指静。阳在外,阴在内。然中国人言阴阳,不言阳阴,即就生物进化言,亦先有阴性,后有阳性。幼稚知识亦先知有母,再进始知有父。阴为生生之主,而阳为其副。阳在外活动,乃以辅阴之在内生生。中国人言天地阴阳,其实天道亦有其阴面。中国社会之人生大道即在此。

原始人类,唯求谋生,乃能用器。如今人言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然器非生命,一如人之身,耳目口鼻手足肠胃皆其器。器为生命之副,非生命之主,仅供生命之利用,非生命之本质。乃手段,非目的。由于器物之运用,乃分职业。职业亦供生命之利用,断非生命目的所在。中国在战国时,已成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农工商皆职业,士则可谓乃一非职业之职业。孟子曰:“士尚志”,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是士不当以衣食为志,道则生命之大道,亦即人心所向往。而人各有心,苦不自知。诗曰:“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能忖度此心,以诏导群众,以共赴此人生之大道,士之大业乃在此。

汉代成为士人政府,士人从政,先由察举,后有考试。选贤与能,为其要旨。是士人政府实即一种民主政治。唯西方民主尚多数,中国民主则尚贤尚少数。故士人政府亦得称为贤人政府,由社会中少数俊秀杰出之士,出而任之。西方社会中之教徒与中国之士略有相似处。学校本由教会设立,学校任教,亦非为谋生。而递变至今,教授亦成一职业。学校在社会中,亦如一机器,有其特定之用途。今人群中各机构,皆各有使用,皆如一机器。则人群乃如一架大机器,无生命之真实意义可言。

生命与机器有一大分别,即一有情,一无情。换言之,亦可谓一有心,一无心。人心之主要生命即在情,故人心即人情。人而无情,即可谓之无人心。人类心情之表现,或在空间,或在时间,皆在其综合和会处,不得一一加以分别。又心情必在隐藏处,未可明显指示。其可明显指示者,乃欲非情。草木禽兽亦有情,其生命之表现,即在情。中国人言修身,实乃修此情。先之曰齐家,即修其对家人之情。扩之曰治国,即修其对国人之情。又扩之曰平天下,即修对天下人之情。家国天下,皆就空间言,谓之行道。又有传道,则加入时间言。道可以亘古今而贯万世,而皆自每一人当前之修身做起。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修身乃指修心言,指心之表现于身者言。本则在隐藏处。苏轼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修身则贵在隐藏处修。千仞之木,亦必有本,深根固柢,人所不见。所见者,乃其枝叶之茂盛,花果之灿烂,皆由其本来。

今再约略申言之,身如一架机器,人则是一生命。无此身则无此人,但人与身终有别。中国人言修身,乃由各人自修己身,修己身以善为人。社会之根柢则在此社会之每一人,故每一人之自修其身,即为社会深厚培植其根柢。

中国人本不言社会。家国天下皆即社会,其本则在各个人,中国人称之曰己,家国天下则其枝叶花果。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车亦一器,构造极复杂,但其用则在车之无处,此即其和会综合处,亦即其隐藏处。和会综合无处可指。如身可指,人不可指,须从此身之和会综合处得此人。亦可谓其人乃在无处。此社会之大生命,亦即在无处。专从有处求之,则必失其所在矣。

中国人之为学,主要亦在其无处。换言之,乃学其人,非学其人之事业与作为。颜渊学孔子,博文约礼,即孔子之所学。如有所立卓尔,乃即孔子其人。战国百家并起,儒家之学在孔子,墨家则学墨翟,道家学庄周、老聃,名家学惠施、公孙龙,阴阳家学邹衍,法家学申不害、韩非,农家学许行。杂家无其人,不得谓学吕不韦。纵横家亦不得谓学苏秦、张仪,小说家更无其人可学。故九流十家中,杂家、纵横家、小说家,其学无主,实亦不成家。其他七家皆有所主,故亦相传成家,而最大最久者,则唯儒、道两家,而孔、孟、庄、老遂永为中国社会之宗师。

西方人为学乃学其人之所学,而非学其为学之人。西方之学术传统,亦在其所学,不在其学者。文学、科学、哲学,各有传统。实则以中国人观念言,亦可谓非传统。因中国人言传统,其传统必有人。西方则无此观念。如学文学,读莎士比亚书,可不知莎士比亚其人,即其例。故西方学术分门别类,各有专家,而无其综合和会处。实则专家只为个人,非可谓之有家。中国则不然。司马迁为太史公书,为后代史学鼻祖,而司马迁自言其书乃学孔子之春秋。深一层言之,司马迁亦有意学孔子其人。非学其人,又何以学其书,此乃中国人观念。韩愈倡为古文,其实亦有意学孔子,故曰并世无孔子,即不当在弟子之列。故孔子乃为中国社会之百世师,即在其学之综合和会处。学者学为人,即从其生命所在处为学,由小生命通入大生命,故其学乃得为百世师。

苟失其生命所在,则人之一身可分为头、脑、手、足、胸、腹、耳、目、口、鼻诸部分,地位不同,职司皆异。然则谁为此一身之主?西方医学对人身亦各分科,有眼、耳、口、鼻各科,可以各擅专技,互不相顾。其他诸学亦然,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外交、军事,亦各得为成专门。但一国之大政方针,岂能如此割裂拼凑,而谓可得一正确之方向。遇有争议,则唯于会场上以多少数为定。政治然,社会尤然。社会乃人群大生命一集合体,其根柢所在,乃尤难言。

中国人言社会,只有一分别,曰有道无道。有道则治,无道则乱。乱而不救则亡。西方历史,希腊亡,有罗马,有中古封建时期,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可谓是乱亡相继。今则英、法诸国亦已衰,伦敦、巴黎亦将仍蹈雅典、罗马之覆辙。中国人言,鉴古知今,观于西方史之过去,亦可知西方史之将来。中国则自炎黄以来五千年,仍只是此一社会。枝叶花果或有变,至其根深柢固处则无变。

中国社会根柢首要则在士,而男女相较,则重女性。近代国人群讥中国为重男轻女,其言荒谬,余屡有申阐,此不详论。老子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雌性女性乃生命之始,雄性男性则其子。大抵雄性男性多在明显处,供使用。雌性女性则在隐藏处,为根柢。庄老道家所谓之无用之用。生命固贵有用,但更贵其能藏。孔子曰:“君子不器。”非主无用,乃不贵如器之徒供使用。称子贡为“瑚琏”,瑚琏亦器,但藏在宗庙,不供人随意使用,则有用若无用,故为器之贵。其称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颜渊其人乃一有用之人,而非徒供人用,为一被用之人。用则行,是其有用。舍则藏,是其不为被用,所以为大用。其主要处在能修身。女性亦贵在修身,能务修其身以为不可用,乃为最上之用。此义又谁知之。

生命之用首在食。民以食为天。士之修身,则谋道不谋食。其为学,亦贵在志道、行道、明道、传道,女性亦同然。而谋食为生,则多由男性任之。男主外,女主内,即由此。生命藏于内,身体显于外,凡用其身,皆以保其生命,故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中国之士道,凡修首贵藏。诸葛孔明言:“苟全性命,不求闻达。”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藏器在身,非诚无用,不求闻达,则贵潜修。同时如管宁、徐庶,皆知藏。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只求表现,此义已失。乃谓中国之为士者,皆志在仕进,萦心利禄,一唯奉迎专制帝王之颐指气使,为官僚则不啻为奴隶。其所想像,距五代时长乐老冯道尚远。不读书,而轻肆讥评,其荒唐浅陋又何足怪。

诗三百,关雎为首,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唯言君子求淑女,不言淑女求君子,窈窕亦言其深藏。中国言女性有三从四德,三从已别阐。德、容、言、功为四德。容不指色,窈窕亦即容。德、言、功则叔孙豹所谓三不朽,女性所同具。烹饪纺织,衣食大端。相夫教子,为功尤大。德与言亦胥综合和会,不能强作分别。故求人生大道真相,观于中国之女性,即可得其梗概。倘专在大群外在事功上求,则女性转不见其重要。中国人唯为深知人生大道,故重士,而士则无职业。又重女性,女性则藏于内而不外扬。能无业内藏,乃始易保其性情之真。既敦厚,又深挚。中国人文演进乃深赖此两端。

中国农、工、商三业,又重农。农之求食,首在修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稼穑艰难,首重勤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则又重在俭。勤俭为修身之根柢。中国为士者,必出于农。唐代科举,先须家世清白。三世为农,斯为清白。工商业皆不预。农人勤劳无贪求,安分守己,故生活易清白。商人向外牟利,则生活易陷不清白。中国人重农轻商,其中亦寓有人生大道。近人乃专以财富功利观,谓农业社会乃一未开发之社会,进步而有工商,更进步而有机器。但机器可使财富进步,不得使生命进步,或转使之退步。知其子不复守其母,而危殆随之矣。

欲知中国社会真相,试先求之中国之文学,尤要者在诗。古诗三百,首关雎,即咏男女夫妇。豳风七月,则咏农村。妇女与农村,乃中国诗主要题材所在。此下三千年皆然。又有田园诗人,如晋宋之际之陶潜。此下亦代不乏人。田园诗之外有山林诗,“问我何所有,山中有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求之孔门,颜渊曾点乃田园山林诗人所宗。尚书曰“诗言志”,志在颜渊曾点,所言自不离田园山林。田园诗多近儒,山林诗则多近道,综合和会以求,则孔孟庄老儒道两家仍为中国社会所宗师。用而行,则廊庙朝廷。舍而藏,则田园山林。故不亲田园山林,则亦无从认识中国人之真趣所在。

田园山林之外,又有边塞诗。中国军人尽出于农。不认识中国之农,亦无以认识中国之军人。士则兼通文武,出在边塞军旅间,即犹在田园山林中。此一义,不熟诵中国之边塞诗,又何以知之。外此乃又有廊庙朝廷诗,乃独无市区商旅诗。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商人妇,乃可入诗。宁有一市井商人而入诗者。商不入诗,亦中国文化传统一特征。但亦有酒楼妓女入诗者,此当善求其意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其意义易求。独以不知亡国恨责之商女,则其意义又难求,试观史乘所载亡国之际,一国之人能知其恨者又几人。非有游客,何来此商女之唱,诗人亦自抒其恨而已。又何尤于隔江之商女。非融通生命大道,又何以诵中国之诗。

诗之后有词,其体裁内容与诗亦略相仿。然词为诗余,其所咏亦转益深藏。多在闺门之内,多在行旅之余。“杨柳岸晓风残月”,咏在行旅,情在闺门,而能为一代之名词。非深求,又何以诵中国之词。今国人则一律谥之曰死文学,又曰封建文学、贵族文学、官僚文学。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此七字,岂不仍在目前,而岂得谓之已死之封建贵族与官僚。

词之后又有传奇剧曲,主要题材仍不得离女性与家庭。其家庭亦多在田园山林间。即帝王家庭,亦必田园化山林化。如贵妃醉酒,如四郎探母,皆有园林。又如游龙戏凤,以一帝王,入市井一小酒店中,遇见一酒家女,此亦诗词题材。戏剧一贯相承,其背后皆有一修身齐家之人生大道存在。剧情反正离合,观者自可会心。一帝皇之尊,一商女之卑,游龙戏凤,礼貌曲折,同一寻常人,同一寻常事。孟子曰:“大匠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诗词平仄声韵有规矩,戏剧亦同有规矩,一启口,一发声,一举手,一投足,到处有规矩。演唱者唯于规矩中见巧。规矩实即生命之本质,道家称之曰自然,儒家谓之是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是知此规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始是生命全在规矩中。大巧若拙,孔子晚年,乃到达此境界。此非外面安设些规矩,以强加之生命之上之所能比。

希腊以商立国,弄巧营利,不如农业之耕耘收藏显有规矩。中国社会妇女与农民,皆能不失规矩。为士者之修身明道,则亦必纳己于规矩中。一切学问皆然,文学亦无不然。今日国人竞慕西化,文学如小说电影,以男女自由恋爱为题材。亦必别开生面,出奇制胜,紧张刺激,为人意想所不及。必求旷天地,亘宇宙,可以一遇,难以再遘。失生命之自然,无规矩之可循。即当前文学一门,亦可识中国社会古今一大变。

或以为社会必求变求新以达于时代化。不知每一社会皆必有变有新有其时代化。以中国史言,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下及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莫不各有其时代化。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中国社会亦依然有其时代化。但虽屡变,而终不失其为一中国社会。不如西方史,希腊罗马中古时期以迄现代,前一时代化为乌有,后一时代乃告兴起。故中国史乃一生命之时代化,而西方史则为旧生命变成了新生命,时代变而生命亦变。而今日国人心中之现代化,则实为西方化一代名词。老子曰:“知和”,曰“常”,中国社会重在求和,故变而不失其常。西方社会重在争,故此起彼仆,乃成无常。今日西方已成为美苏相争之局面,更何有往日英法之常。今日国人亦以尊美尊苏相争,而所谓西化,亦与两次世界大战时迥异。如此则现代化实即一无常化。老子又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中国社会一部百家姓,西方社会无之,此亦一相异。

余曾游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其华侨社会应自明初郑和下西洋开始,此乃远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哥伦布仅以一叶扁舟达美陆,而自此西班牙、葡萄牙乃在太平洋上划一界线,以分彼此两邦向全世界开辟新径之蓝图。不久而荷兰、比利时继起,又不久而英、法追随其后。俄国彼得大帝失败在前,德意志两次大战又失败在后。然而目前之英、法又如何?比荷、西、葡又如何?其间又何尝不各自有其现代化。而如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则大海船结樯连舱而去,较之哥伦布之西渡远为壮盛,并连续十余次,所航日远,直达非洲,亦在欧洲人之前。但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故,郑和事,若无大影响。而移殖南洋各地之华侨,则日增无已,至今乃俨成为中国社会,不仅远在英人移殖美洲之前,亦尚在西葡南美移民之前。最相异者,中国侨民寄人篱下,所至即安,不争政权。英法帝国主义后来,遂高踞其上,而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旧,仍不失为一中国社会。亦可谓亦经多次之现代化,而依旧不失其故常。故风遗俗,犹有超中国大陆之上者。

唯一大异,大陆重农,而移殖南洋者多务商,少业农。其最守旧者则为女性,故家庭完好,子孙相承,祭祀不辍,迄今无大变。又尊士,侨民多闽广籍,开设私立学校,必往上海延揽江浙籍人去任教。其唯一憾事,则国内西化之风已盛,往为师者,每携带西化观念俱去,幸未能骤改其旧习。此乃余三十年前之所见,今则又经现代化,则不知其详矣。

南洋华侨外,又有美国三藩市华侨。初以劳工赴美,迄今亦历一百三四十年,可谓已达五世之久,而中国之故风遗俗亦多存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力求开新,而旧金山华侨则仍多守旧。纽约市亦有华人街,其他美国都市同有数十百家中国人集居,亦多保留有中国社会之旧状。礼失而求诸野,今国人竞求变求新,求现代化,而游览美国,华侨转多较中国本土为落后,亦是一奇。

最近美国太空梭之创始,可谓现代化最新一目标。然美国外,继起者唯苏维埃,英、法诸邦无意追随,则现代化亦自有其限度。抑且今之所谓现代化,乃在机器,非在生命。生命待机器而化,机器则别有其根柢。非得有如美国之财富,又乌来有太空梭之创造。苏维埃则牺牲生民衣食以为之。然老子又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太空梭不十年亦将臻于老化,西方科技进展当如此。中国人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中国社会主在人类生命本身上发展,故得有炎黄以来五千年之旧。西方社会主在器物资本上发展,生命本身转居其次。生命表现,亦仅在器物资本上。如一工厂,其重要表现,亦唯器物资本,多数劳工无表现。但如太空梭,岂非亦造于劳工,太空人亦可谓即劳工。围观其起飞与降落者,可多达数十万人。其他全世界人,则全在电视中略睹其形象,或在电报新闻中略聆其消息。故今日之现代化,可谓已全落入机器,而人类生命之本身似已不复足道。然苟无生命,何来机器。唯机器之享受,虽曰归于多数人,而机器之创造,则终必归于少数人。今日之言现代化,则唯求多数之享受有机器生活而已。中国人言人生享受,则如父慈子孝,齐家治国平天下,均属生命,不属器物。今日言享受,则唯器物资本之相争,他复何有。

老子又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知和不知争。窃恐两百万年前原始人类之赤子,亦复如是。中国人则善保此赤子之心。西方人求变求新,方其为赤子,亦如在天堂。及其中年,乃如入战场。及其晚年,则如在坟墓。视人如物,则亦宜其老而早已矣。耶稣以原始罪恶言人生,今日科学昌明,世界进化,乃证耶稣之言不虚。本此而言现代化,则恐非末日之来临,无他途之循矣。现代化之意义岂果如此?窃愿有意治中国社会史者之有以阐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