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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道德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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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竞言自由平等与独立,其实人生是多方面的。若各别分开,则千端万绪。但其在人生总体上之意义与价值,则总不能说平等。

专就人身生活言,五官、四肢、百骸、七窍,各有其作用。目司视,重对色。耳司听,重对声。但各在全身生活上始有其意义与价值。视生活发展而有绘画,听生活发展而有音乐,绘画音乐则成为艺术人生。但艺术人生不全凭耳目,亦仅只是人生总体中之一部分。其所有之意义与价值,须凭其在总体人生中之意义与价值而定。独立分离,则其意义与价值便不见。

手能持,足能行,其在人身总体生活中,亦各占地位。手足残废,使日常生活不健全,但其人仍有一整体生命。耳目功能较近心,其在生活上之地位高,手足不能与相比。故手足残废,不如耳聋目盲之更多损失更可怜悯。

近人尽说平等,又尽想出人头地,分别人生各部分活动作比赛,如种种运动会。但就人生理想言,应可说有艺术人生,却不能说有运动人生。西方有艺术家运动家,运动与艺术,似乎成为一种分别观。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乃亦随而变。

运动会比赛,在争胜败优劣。竞争群情所喜,但出席运动会者,则只少数,多数人环而观之。少数中得胜,已成出人头地。万众欢呼,在得胜者之心理上更感满足。但就其人之全人生论,其意义与价值究何在?逢场作戏,偶一为之,亦非不可。今乃成为人生一目标,一专业。方幼年时,即全部精力加以训练演习。但过三十四十,即须退出运动场,尚有下半生又将奈何。其回顾前半生,则如一梦。若以获取奖金,换来下半生温饱,则其前半生,亦仅是一手段,或似一货品,不得谓是真人生。

人生相处,理当相亲相敬。作一拳王,或可致人于死地,则更要不得。黄金与头衔,名利当非人生之所求,此一义,今人又谁知之。

最近有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乃引起美、苏等国之国际冲突。许多运动员竞起反对,谓政治不当干预运动。是犹不啻谓运动人生可以超出政治人生,而有其独立之地位。但每一运动员,亦必兼具一国籍。近代人群争自由,但尚未有一无国籍之运动员。个人自由,不当侵犯他人之自由。而在大群中,则必有其不自由处。至于个人内部自起冲突,则又何以完成其个人。

个人主义乃起于西方之商业社会,所争有其共同目标,一曰财,一曰权,为富为贵。财利不平等,乃转而争权力之平等。争则必有胜负,而胜者终属少数。多数不得意,乃另求发泄,如运动会之花样,层出不穷,即其一例。但此种发泄,反以提高其求争求胜之心情。发泄亦即是一成长,非解消。求争求胜之心愈趋强烈,祸乱迭起,乃使人生共向于无意义无价值之途径而迈进。当前世局之可忧,其本源即在此。

人生绝不是个人的,而有其总体,即群。亦如五官、四肢、百骸、七窍,同属一身。夫妇、父母、子女,同属一家。列国则同在一世界一天下。各有其地位,即各有其意义与价值,总体相通,即决不能各自独立平等与自由。故个人在群体中,一如水滴之在川流,亦如各细胞之同在一身,各有作用,各不可少。而其意义与价值,则在全身,不在各细胞上。

家为群中之小者。夫妇和合,百年偕老。有子女,有孙曾,可以递传而不绝。一家之内则人人平等,又各有其独立与自由。如父为慈父,子为孝子,就人之内在德性言,岂不各自自由平等独立。故曰妻者齐也,又曰齐家,夫妇平等,一家之人亦相聚平等。若子女不孝,父母不慈,则其家散。夫妇亦必相爱敬,其相互间之自由独立有限,否则即不成家。故一家生活在和不在争。

家为小群,国则大群,乃有政府。中央地方,文武百官,各有职司,犹身之有耳目口鼻,亦同称为官。职司有大小,地位有高低,然同属一政府,于不平等中仍属平等。但不得各自独立自由。生命乃一自然,目视耳听,中国人谓之自然之性。性乃一大生命,身之视听乃生命中分别一功能。人身乃一自然生命,其有群,则成为一人文生命。人之在群,各有职司,共为一体。此由人之性,即人之德,故又合称德性。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人群大道,必本于各己之德。老子则曰:“失道而后德。”又曰:“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不先有人性之孝,何来有六亲之和。不有忠,何来有国家之平治而不昏不乱。老子重自然轻人文,意态偏激,终不如孔子所言之中正。

西方重个人主义,昌言人权,谓由人权结合乃有群。故家有母权父权之别,国有神权君权民权之别。卢梭民约论谓人之有权,乃由天赋。由人群授权于君,乃有君权。则君权不得凌驾于人权之上。西方人尚权。中国人尚德。权必争之外,德则修之内。此乃中西文化精神之大不同处。

言人权,则家与国乃人生外在一组织,即不啻对人生一束缚。自由与束缚争,乃尚法。然法由何来,故西方政治必争立法权。而其权又必在多数,不在少数。民主政治之大经大法乃如此。君民结合,有法有争,夫妇亦然。争法争权,则一家荡然。国际间乃无法而必出于争,则天下荡然矣。自由平等独立,乃相争一口号,而人道亦荡然矣。

中国人称“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地生人,有其性,有其德,则自能有群。有群则必有君,君者群也。人之有群有君,人文大道亦由自然来。君在政府中,亦一位一职。此下尚有多位多职,则政府亦一群。故家国同是群,忠孝同是德。德由天生,亦须人为。而人为必合于天道,此为中国人理想。

人性非无争,主要则在和。和之意义与价值则更大。如人之一身,相互间亦有争,而必以和为主。家国天下皆然,而每一人为之中心。故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修身乃修其德性,使和而不争。所谓政治,政正也,治则平也。何以能正而平,则在明德以亲民。故齐家为政均尚德。天德王道,不言权利。王霸之分,即尚德尚力之分。人同此德,故能使人心悦而诚服。力则必出于相争。孔子曰:“君子群而不党。”又曰:“君子无所争。”西方民权政治必结党以争。不待修身,亦不重道德。唯党争之上必有法。中国则道以待君子,刑法治小人。此又中西之相异。

人群大道,非限于政治一项。中国传统政治,选贤与能,广罗社会人才,以组成此政府。而人才贤能则必待教育。故道尤重于君,君道之上又有师道,为君者亦必有师。孔子为至圣先师,中国历代帝皇莫不知尊孔子。君道行于政,师道则行于天下之大群。中国人言天下,犹在国之上。故道统必尊于治统,而师道则绝不尚权力。

西方人又谓知识即权力。中国则师以传道,非以传知识。道亦须知,而知识非即道。西方人凭知识向外求真理,中国人则内求之德性以明道。孟子告曹交,归而求之有余师,又曰:“尧舜先得吾心之同然”,则道在人心。中国人言道德若先天,西方人言知识则在后天。孔子之言道,有非人人之所知,但亦以先得人人之同然。故中国人言学,先德后知。西方人则知识为重,德性乃所不言。

人性亦喜自我表现,又喜高出人上。中国人教人表现高出人上者,亦在其德性,不在其知识。知识而违于德性,则亦同为小人。德性人所同有,知识则可独出。故德性乃平等,可自由,可独立。知识不平等,乃成为一权力。中国人只争在己之德性上,不争外在之权力,乃以成其和。

德性尤必见于群,如仁义忠信皆是,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必远离于权力财富举世所争之外乃能然。伯夷饿于首阳之山,而获万世之同情。孔子称伯夷为仁人,乃言其德性,非言其事业。其身独立于一世之外,而其心仍常存于万世之所同然,中国人称其人曰圣。西方则人世间无此等人之存在。

中国人重德性,亦可谓乃是另一种个人主义。德性天赋,此为大同。但亦因时因地而人各异。故子路、颜渊不能尽同于孔子,禽滑釐不能尽同于墨子,老子更不能尽同于庄子。故德性虽平等,可自由,而必有其独立性。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乃求独立以自成其一己。又曰:“为仁由己。”则己之处大群,求能为一君子,即多得与人相同处。又曰:“富不可求”,富则必求异于人以见。故德性乃为至广大至悠久之个人主义,而争财富争权力则为短暂狭小之个人主义。近代人务求之外面之财富权力,乃愈见己之不独立不平等不自由。尽力以争,所争仍在外。真所谓道在迩而求之远,南辕而北辙,其终将何所达而止。此以成当前之悲局。但反而求之,道固犹在,则亦无足悲观。

孔子常仁智并言。后儒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后起阴阳家乃以五常配五行。人生原始当先有仁,人生演进乃继有智。是仁在先智在后,有仁乃有智,不仁则智又何途之用。今大体言之,中国人尚仁,西方人尚智。故中国人重道义行为人物,西方人重物质功利事业。中国史圣贤迭起,辉煌照耀。“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其文化乃仁者之静而寿。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山巍然,屹立常在,万物滋生,蕴藏无穷,而山则仍然是一山。西方史如水流前进,“逝者如斯”。后浪推前浪,仅见波涛汹涌,而涓滴若无预。事业则愈变而愈新,功利则日扩而日大,其文化传统或可谓乃智者之动而乐。事业变,人物乃无足追忆。求其举世共尊,千古常在,则唯耶稣一人。但耶稣乃犹太人。抑且耶稣之见尊乃因其在天国,不在尘世。西方人物多以事业传,如哥仑布横渡大西洋,其平日为人,则无可称述。莎士比亚创为乐府,其人有无,尚难寻究。其他率类似。要之,重事不重人,即重功利不重德性。中国如大禹,治水乃其功业,其子方呱呱,三过其门而不入,乃其德性,功业无可详述,而其德性之一端,乃千古传诵不绝。又如关羽、岳飞,事业则失败,其品德则尊为圣。近代国人乃谓中国崇拜失败英雄。不知事业失败,乃其德性之完成。文天祥、史可法同然。孔子言“杀身成仁”,孟子则曰“舍身取义”。所取所成为仁义,所舍所弃则属其人之生命。中国人之教人有如此。

又如三国时曹操,政治武功之成就外,文学亦卓越。然后人则崇拜诸葛亮,不崇拜曹操。同时又有管宁,并无事业,而后人崇拜,或有尤超诸葛亮之上者。至如吴泰伯虞仲,伯夷、叔齐兄弟,则更不待言。中国女性,刘向列女传以下,历代正史所载,难以数计。皆无事业,而以德性见尊。故中国人生,宜可以寿称。一人之生,可传数千年,常在他人心头口头,笔下歌下,追忆不辍,称道无穷,岂不可谓之寿。即读百家姓家谱亦可见。若论乐,则寿即是乐。女性如孟母,欧阳修母,乃及其他节烈,就其景况言,岂不悲多乐少。然就其心情言,则仍是一乐。人不堪其忧,回亦不改其乐,此等处皆似之。中国人之乐,乐在其德性,不在其事业。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皆不在饮食起居生活上,亦不在事业上,而在其德性上。近人谓西方文学重悲剧,实则西方人仅在生活上寻乐,而悲剧则涉及德性,乃以补西方人生之不足,故西方人重之。在中国则偏重德性人生,全部历史人物,几乎无不具有悲剧性。唯此种悲哀,乃为真乐至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试问人生到此境界,究竟是悲是乐。当知孔颜乐处,亦正在此等境界中。人生自有其心向往之欲罢不能之一境,此即情味无穷,又何必强加分别其为悲为乐。真人生即真乐处,而勤劳操作,自在其中。即寻不到真乐处,而勤劳操作,仍不能免。故曰“民生在勤”,“君子无入不自得”,“小人闲居为不善”,其理亦在此。若谓西方历史多悲剧性,则中国历史实多喜剧性。寿即是乐,五千年相传不辍,生命日繁,非有喜乐何以得此。

中国人尚仁,亦兼重智。西方人尚智,则并不兼重仁。此如高山峙立,外观无水,内实涵水,不崩不裂,丛树灌木生焉。而且山静无争,水则流动有争。无堤防,则泛滥横越。故读中国史,实觉人生可乐。读西洋史,则时时有虞有防。孔子歌“梁木其摧,哲人其萎”,可为中国人写照。耶稣之上十字架,则为西方人写照。故孔子不言复活,非其悲。耶稣言复活,非其乐。

今日国人争慕西化,到处寻乐。独立平等自由,若为人生三大乐处。夫妇和合,何必争独立。父慈子孝,何必争平等。出门则警察林立,读报则罪案罗列,又何再争自由。不仁不智,人生乐处又何在。中国人言人伦,言相人偶,言人与人相处,乃不争独立平等自由。披阅一部中国史,广土众民,相生相长,以有今日,岂非人生一大乐事。其由道德,抑由权力来,幸吾国人其回头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