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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道义与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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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莫之能御。”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文本于自然,人类文化衍进亦自然之一途。天赋人性,有善有恶,但亦有由恶向善之可能。故三人行,此两人之善恶由比较而自见,第三人则于两人中择善去恶,即是人文衍进之大道。

尧舜为中国上古大圣。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然学问不限于书本,舜居深山之中,其闻善言,见善行,亦可有学有进。人文衍化如是。上引论孟子中庸三章,可谓尽之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章可谓乃孔子之人生哲学,如诗之赋而比。人生如水流,为善去恶,由是至彼,其前无已,其道不竭。中国文化自皇古有巢氏、燧人氏,下至牺农、黄帝、尧、舜,以至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循是以下五千年迄于今,传统不绝,如水流之逝,中国人称之曰治。率性而行,其心自安。长治久安,乃见人文衍进之无穷。细读一部中国二十五史即如是。

欧洲人天性若与中国有别,其文化衍进亦与中国异。希腊亡,有罗马,有中古时期之贵族堡垒,又有现代国家兴起,而有当前之美苏对立。同一水流,但非治水之流,乃属潮流,今称时代潮流。前潮后潮,波澜汹涌,起伏无常。自中国观念言,乃动乱,非治平。就西方现代国家兴起之一时期一阶段言,远自葡萄牙、西班牙远航大西洋,海外争霸,分全世界为两部分。荷、比继之,下迄英、法。陆上争霸,又迄于德、意、英、法。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迄于当前之美苏对垒。欧洲民族常此数十国并列,兵戈相争,迄无宁日。西方文化三四千年衍进率如此。此与中国之长为一民族国家,唯见生齿日繁,疆土日扩之大一统局势相比,岂非一人文衍进之大相异。

立国形势如是,其他学术思想之演进亦复类是。依照中国人观念,学术思想之进步,当在国家社会之长治久安太平无事中。故中国人言治学犹言治水,当和平前进。其进平则顺正通达,非如波澜之汹涌,潮流之起伏。

孔子一日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同坐。孔子言,平日言无知我,倘遇知者,当如何。子路言治军,冉有言理财,公西华言外交,各有所擅。曾点鼓瑟不言,询之,谓异乎三子者之擅。促之言,曾点舍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叹曰:“吾与点也。”孔子非不欣赏三子者之各有所擅,然既怀才不遇,其心已不平不安。一旦遇机得逞,又或有偏有激,不能达于平正和顺之境,非能如孔子之所谓游于艺。如水流有木石阻塞,下流即多激荡,失其平畅。故学者亦贵先正其心,其学乃得平正通达。有宋理学家,于孔子吾与点也之意深有契悟启发,可参究。

孔子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子之乐,乐在其能以孔子为师学孔子。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欲从末由之叹,实即其学而不厌之乐之所在。颜子又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如治军,如理财,如外交,皆孔门博文之一端,故能用之则行。约之以礼,则出处进退辞受之间,自有道义可循。孔子为鲁司寇,墮三都,不成而退。倘必欲行其志,则当如西方政客之反抗与革命,而中国人则谓之非礼。孔子之去鲁赴卫,仍求行其道。及其失志于卫,又困于陈蔡之间,乃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乃归鲁以老。然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子之居陋巷而不改其乐者,亦犹孔子之此心。

中国自古即以农立国,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其生勤劳,乃是道义,非属功利。其为学亦然。虽讲究治平之大道,其心有伊尹之任,而亦有伯夷之清与柳下惠之和。孔子圣之时,即任、清、和之随其时宜而互发。西方人自古即以商立国,功利观念充塞胸中,有功利无道义,影响及其学术,乃至于政事。自希腊人已然。衍进迄于今,人生唯多刺激多问题。一切学术思想,乃为消弭刺激解决问题,特富功利性。上引子路、冉有、公西华之志,略与相似。与曾点之意则大相背。换言之,亦可谓中国学术思想重情感,而西方则重理智。中国人乃本于其情感而生理智,西方则必排除情感乃见理智。

中国人非无刺激无问题,主要皆从内心情感来。西方人之刺激与问题,则主要多在外面物质对峙之形势上。故中国人言学,主要曰孝弟忠信。而西方人则曰富曰强。一重内情,一重外力,相互间大不同。

诸葛孔明教其子曰:“澹泊明志,宁静致远。”方其高卧隆中时,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谓澹泊宁静之至矣。刘先主三顾之于草庐之中,遂许以驰驱,及辅刘后主,乃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诸葛一生,皆由刘先主友情刺激所生动。

徐庶母被拘于曹操,徐庶告刘先主,本欲与君同事者乃此心,今此心已乱,请辞君别,遂去曹操营。终其生,乃再不见徐庶之一言与一行。如诸葛亮与徐庶之故事,大可发明孔子吾与点也之用心。倘诸葛亮徐庶专以讨伐曹操为其出仕用世之大业,则绝不如今传之诸葛亮与徐庶。

南宋岳飞,其母以“尽忠报国”四字刺其背,飞父子同死风波亭狱中。宋高宗所以一意信从秦桧谋和,乃为受金人威胁,将放纵钦宗南返,使其不得安于帝位。即岳飞死,国人莫不以为冤,高宗乃悔悟,让位于其子孝宗。故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其心。诸葛亮、徐庶、岳飞三人,事业皆无成,而此三人之心,则长在后世人心中。人心有清有和,如伯夷、柳下惠,岂必以伊尹之任为心。中国文化传统之杰出于其他民族之上者乃在此,五千年来之永为一民族国家之长存而日大者亦在此。此之谓道义心,非功利心。

若为功利心,企业家赢利,劳工即集体罢工求增薪。企业家歇业,诸劳工亦失业,则岂不以罢工求歇业。美国首先以核子武器战胜日本,今日乃受苏维埃核子武器之威胁。故富更富,强更强,吾道一以贯之,争富争强无止境,乃至无一日之安宁。以前然,以后当无不然。

今之日本,最为举世一富国,其要在于经商,出口胜于入口。然使举世经济不景气,入口皆减,日本之出口岂能独增。苏维埃以核子武器凌逼群敌,然使群敌尽屈服,核子武器亦无所用,又何以长此称强。罗马帝国征服四邻,而帝国亦随即崩溃。富者即败于其富,强者即败于其强。往迹昭然,岂不足戒。

今再约略言之,道义可从贫弱中转富强,功利转可从富强中转贫弱。中西史迹昭然,不烦缕举。不幸西方历代学术思想多具功利观而不悟。姑举宗教一项为例。耶稣一日讲道,听者告以其母其姊亦来听。耶稣谓,孰为吾母,孰为吾姊。女老者皆吾母,女长者皆吾姊。耶稣自称乃上帝独生子,则耶稣本不认己有父,此又不认己有母与姊。上帝教义本出犹太人,谓犹太人当有上帝相救。耶稣则谓上帝不独救犹太人,乃当救一世人。是则耶稣心中,不仅无家人特出,并又无其同族犹太人特出。耶稣心中,举世人尽皆一罪恶,信教得救,乃有世界末日。则其视举世人,亦有如其他犹太商人之视一切财货诸物,其无人与人之一番情感可知。故信耶教,崇拜上帝,仅求登天堂,仍是一种功利观。不如中国人,从尊天观念中生出一种人与人相处之道义观,而达于举世之治平。西方大学,最先即从教会来,则西方知识界之不重人生道义亦可知。

余有一美国友人卢定,本北欧瑞典人,移居美国,曾为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喜治非洲史,不直西方帝国主义。在香港酒席上告余,彼欲为一书,专写世界人类一切罪恶祸害,皆从人群社会中知识分子来。余告以中国殊不然,一切人类相处相安之治平大道,皆由学者发明提倡。尤其如儒家孔孟,更为特出。如西方史实,可如彼意著一书,特不当举以概中国。中西文化不同,主要正在此。而当前国内学术界则多主张西化,亦正如卢定所讥,多足以增祸乱,非可以期治平。青年从中学生起,其心中已不知积有若干刺激,若干问题。绝不问自己当如何对人,唯求他人当如何对我。亦知求知己,能赏自己长处。但不问如何亲近人,只求如何对付人。人生如陷群围中,只求自由平等独立,而无中国人积古相传家国天下父母、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之五伦观念。如此处世,自无道义可言,只有功利可商。

孔子曰:“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犹今人之言人文物质。中国重人文,西方重物质。中国人之视物,甚至亦尊之亲之同于人,故曰“衣冠文物”。衣冠亦物亦文。人为万物之灵,而禽兽中亦有麟凤龟龙四灵。诗与易涉及物者何限,西狩获麟,孔子乃以作春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邑山川,古迹名胜,天时地利人和,非有物,又何以成家国天下。大学言“格物致知”,横渠西铭言“民胞物与”。文质彬彬,乃人群和合大道,故曰然后君子。近人或讥中国为多神教,其实盈宇宙一自然,即一大神体。人文仍在自然中,宜其多神。岂如西方只上帝一神,凯撒事凯撒管,上帝弃置不管,则宜其祸乱相乘,而末日之终必降临矣。

西方之重物轻人,商场战场皆可见。英人之Civilization,德人之Culture,皆从物质方面言。最近发明之电脑机器人,岂不皆是物。故中国人对物皆论品,西方则论量。甚至治平大道,选举会议,亦论量重多数。中国则善钧始从众。如是则西方文化其重物精神,岂不仍上同于皇古原始野蛮人。而中国则为文化传统最悠久一史国,孔子之言可谓信而有征。

然则此下人类如何转移重点,能在人文方面著眼用力,其道则甚简。首当重人情,知率性之为道,知自然与人文之和合而无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加重人情,减轻物欲,则庶乎近之。

(二)

孔子言用行舍藏,儒家为学重在人群相处之治平大道,故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仕学兼营,乃有出处辞受进退之礼。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人文治平大道皆属文,如言夫子之文章。孔门四科最终为文学,治军、理财、外交、内政一切诸端皆属之。舍而藏,则称文学。师弟子相传如一家,可以永世不绝。战国时代称为家言。今称西方学者为专家,有行无藏,不待用于政治,与中国之家言大不同。如哲学,本其一人思想著书立说,即以行世。亚里斯多德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师柏拉图早亦著书立说行世,亚里斯多德承之,亦如其师。哲学非政治,故仅言真理。倘亦一守师说,依样葫芦,则不自成家。故西方专家之学,正如西方父子分财,各成一小家庭。非如中国大家庭制,子孙对其父祖以述以尊,世世相传,始谓成家。故中国贵守旧,西方贵开新,此为中西双方学术上一大异。

中国人之道,贵在用世。时代不同,则道亦有变。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故学道贵能用世,非为世用,故曰君子不器。孔子曰:“道之不行吾知之矣。”不行则藏,所藏乃其道。不用吾道,乃为舍我。西方人重才艺不重道,才艺乃方法技巧,仅求供人用,最要如科学。不适用不时髦,则为不成学。中国长生家言,实亦如西方之科学。但他人不信,己可独守独行。西方文学如小说剧本,乃亦如商品,必讨他人欢。不时髦则废弃,非可藏。中国文学则必藏有作者之生命与个性,故亦可谓以文学作品藏其己。如屈原离骚即是。宋玉则仅慕效其师之为文,非有藏,故不如其师之成家。扬雄早年为辞赋,晚而悔之,曰“壮夫不为”。乃为易传法言,始有己可藏。故曰:“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柳宗元虽不倡言如韩愈之愿为人师,但其为文亦有藏,与韩无大异。其他中国文学,上乘名作皆有所藏。

今言哲学思想,儒有用行舍藏之两端,墨家偏于用,故曰“非禹之道不足以为墨”。禹治洪水,十三年在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墨则视人之父若其父,用世之心太过偏切,非尽人所堪。道家则唯主藏。楚聘庄周为相,庄周辞以愿为涂中曳尾之龟,其不求用世有如此。老子则并其人之详而不知。易传中庸以道家言加入儒学,亦并其作者而不知。故此下中国传统,乃儒道兼融,儒为主而道辅之。

东汉如严子陵,垂钓富春江,其人应属儒,而大似道。三国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其人亦儒而道。西方之学非深本于人性,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所思所论,皆在其一身生命之外。读其书,非可得其人。全部西洋史,一切科学文学皆然。即如宗教,亦可谓耶稣信己为上帝独生子,实与耶稣之己无关,道在其父上帝,不在己。与中国人之言孝道,道即在子,大不同。并尚不如中国墨子,视人之父若其父,而孝道则仍在己。故非上十字架,即无以见耶稣精神。西方人重客观,全部西方史一切人事,皆依著于身外之物质上。即己身亦一物质。亦可谓有物无人。故其人生,乃有变无常,有行无藏。

中国社会之士精神,随时有进退。最堕落,在晚唐及五代十国时期。宋代士道复兴,已在开国后五六十年间。清代人著宋元学案,濂溪学案前诸人皆是。最先胡安定,次孙泰山,次范希文,而实当以希文为最要。范希文生已在宋开国后三十年,父早死,母再嫁,后父朱姓,希文年长复姓范,读书苏北长白山一僧寺中,断齑画粥,晨去暮归。考试得秀才,即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语见于严子陵祠堂记。是希文初未意获仕进,而已志在天下,亦可谓如伊尹之任。及其任宰辅,两子仅一袍,不得同出外。又创设义庄制,使同族中孤儿寡妇皆得育养。千年来此制遍行全中国,实为中国农业社会一共产制度,影响之大莫与比。

又有胡瑗读书泰山栖真观道院,在苏湖创办书院,其事已详于他著,此不赘。与希文两人,一仕一不仕。清儒为学案,首胡瑗及孙复,次乃及希文。实则希文长孙复三岁,胡瑗四岁,因看重隐退讲学者更过于出仕从政者之上,故如此。其实就当时情况论,则希文之贡献与影响,不亚于胡瑗。此下如司马光隐退十九年著资治通鉴,其对后世之贡献影响,又远胜于王安石之为相行新政。但其时贡献影响后世更大者,则莫如周濂溪,为一小县令,而著通书太极图说一小篇,又与二程兄弟短短作两夕之谈。此见用行舍藏,各适其时,相互间实无轻重高下之分,不必只以舍而藏者为高,以用而行者为下。亦不必以用而行者为幸,舍而藏者为不幸。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皆天道之流通,不须斤斤计较于其间。

唯如最近世之新会梁启超,不幸而幼年即从师于康有为,名满朝野,未及六十而死。其晚年实迭有契悟。其为国风报,实已远胜于其先之为新民丛报。初仅知有新民,次乃知有国风。其在抗袁运动中,又能知晚清曾国藩之足可师承处。其后又知在野为师,自称二十年不再有意于出仕,此则亦近于知舍之则藏之一途矣。其在南京讲演,有提倡中国崇尚礼治之说。及其为欧洲战役史论又欧游心影录两书,与其幼年之醉心欧化者大异。又能发老子不出孔子前之论,乃中国学术思想史一创古未有之大发明。唯其最后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仍未脱早年从师康氏之影响,此诚大可惋惜之事。但其为欧游心影录,则足可证明其思想之已有变。而惜其不寿,未能更有所深入。

以梁氏如是不世出之奇才,而惜其幼年从师康氏。此如韩非、李斯,亦误从师于荀卿。使颜渊不得孔子为师,则不知其成就当如何。师道之可尊乃在此。故千古人才,其性则赋于天,而其才则成于师。师道之可贵乃如此。然而即就梁氏之一生,已足开示吾人以无穷之契悟,则在吾人之善自反躬以求。如梁氏,其对当身则贡献小,而损折实大。近百年来之新风气新潮流,灾祸未知所终极者,则梁氏之影响实更大更广于康氏,此则诚近代史上一大堪惋惜嗟叹之事。

故中国社会之重士重在道,不重其为器。在能用世,不在其用于世。故曰“君子不器”,又曰“大器晚成”。此则其能藏终贵于其能行。其行于当身,终不如其更能行于后世。此则已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常识。所谓实至而名归,盖棺而论定,其中皆有精义,所当深究。

(三)

中国人常才德连言,犹其道器连言。德属形而上,才则形而下。德则相和通,才则相分别。德则藏之内,才则显之外。德为心对心,才则物对物。故尚道义则必言德,尚功利必言才。中西文化相异正在此。

余尝谓西方人重事,中国人重人。实则重事即重其才,重人乃重其德。如尧、舜、禹之世,禹为治水长才,但使无尧舜,禹何得自竭其才。禹亦非无德,其子启方生呱呱,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又其父殛于羽山,禹岂不孝不慈一意以功业自显之人。则其为德之厚,亦诚难言之矣。非有此德,亦无以自竭其才。而中国人志在尊德性,乃并薄功业而不谈。故多言尊尧舜,少言尊禹。

叔孙豹三不朽,立德在立功、立言之上,此为中国古人一绝大见识,并世其他民族莫能逮。孔门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才,公西华志在外交,皆分别专门之才。独曾点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无志事功,乃见其德,而孔子与之。孔门四科,德行为先,言语政事文学为副,此皆尚德次才之意。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即须才,而为己则见为德。自此以下,凡有为有迹可见,皆归入于才。而无为无迹可见,乃归本其德。诸葛亮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矣。而后世犹必以管宁为三国第一人才,则中国人重德轻才之证,由此可见矣。

孔子问子贡“汝与回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此正才与德之辨。闻一知二,乃其才。闻一知十,则其德。孔子自谓虽百世可知,乃即孔子之德。德在内,天之生人百世皆然。得之己,则百世可知矣。闻一知二,则对物之才。如知前则知后,知东则知西,能知成斯知败,能知直斯知曲。子贡在孔门,乃以才胜。而颜渊则以德胜。观于此章“回赐孰愈”之论,诚子贡评论人物方人之至言矣。今人则方震于西方人之才,又何以衡量测度中国人之德,则宜其读古书而全不知其所云矣。孔子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不为己尚德,则又何所信而述。信则当知反己以求。信即信其己,斯能信及人而有述。今人果知反之己,又认为要不得,必求变。则试问天之生我,又岂如今西方电脑之类之所能变。故古之学者为己,亦贵其能自信于己而不变。孔子之当其世而不变,宜亦于此求之。孔子又谓子贡亦器,但唯为瑚琏宗庙之器,非家常日用之器。又谓其不受命,义旨诚深矣。倘今人亦知畏天知命,则亦何有核子武器之发现。

当年美国两度投原子弹于日本,可以预知美日战事之胜败。但何能知四十年后之美、日,又何能知更四十年后之世界。则所谓闻一以知十者,岂今日自然科学之所谓知者之所能及。今日全世界方群惊于为西方自然科学之知,乃至举世人尽不知世界明日之究将为如何之世界。则孔子之所谓虽百世可知,岂非乃大愚欺人之妄言。

今再进一步言之。才实为一应付,而德则为一领导。事之来,必有才以资应付。事既过去,人生仍当向前。但外面事来则甚复杂,故才必分门别类,各尚专门,不相会合。西方人自古希腊起,即重才不重德。即如哲学文学,以至宗教,实亦皆重才不重德。故人生必分别相争,而不能和合成群,直至于今依然。中国人尚德,乃以一和通合一之性之才能来领导人,得于不知不觉中不断进步,乃有今日。故平天下观念,唯中国人有之。其他民族能事止于治国,而平天下则无其意想,其本亦在此。故中国人重视政治人物,重视帝王地位,而岂得以西方君主专制四字妄自菲薄。

举世人不忘禹往年之大德,而求有以报之,此亦子夏之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亦可以见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于一斑。而又岂权力一语所得羼列其中。是则不明人心,不尊古人之德,又乌足以谈前古之史事。即汤之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亦何尝不见当时中国国民性之厚德。今人必以秦代以后两千年为中国一帝王专制政治,亦见近代国人之德薄,不足以继承往古之传统。

法国人重拿破仑之事功,而忘其为人。凯旋门之雄峙于巴黎,斯即见东西方人心理之相异。倘以伦敦西敏寺较之法国凯旋门,亦见英国国民性,尚较厚于法国。而英、法两国在近代西方史上之成绩,亦据可见矣。

然则当今之世,欲跻一世于太平,得免武力兵火之争,得免贫富有无之争,而相和相安,以度此一世,其大本亦当建基于中国传统无为与为己尚德之学。改国民教育为普通教育,或人本教育,则使世人尽有志于为一人,不止为一国民,不止为一民族分子。必有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之观念,则庶乎近之。此则希有德者能畅发其大义,以待世人之共信,其庶或有福于世人。